儂智高起兵反宋是正義的戰爭

儂智高是中國北宋中期廣西廣源州（今靖西、田東一帶）壯族首領，儂智高起事的發動者。在壯族歷史上，儂智高是受壯族人民世代崇敬的英雄。在當今壯族地區，紀念儂智高的神廟、頌揚儂智高的傳說、追悼儂智高的活動比比皆是。儂智高死後，歷代史料皆將他視為“叛逆”或“蠻寇”。1962年4月2日，壯族名史家黃現璠在《廣西日報》上發表《儂智高起兵反宋是正義的戰爭》一文，第一次以史料為據，從學術上論證了儂智高起兵反宋的正義性。作者於文中對廣西歷史上著名的壯族人物儂智高及其起兵反宋的問題作了精闢的論述和深入研究，科學地評價了儂智高起義的性質和影響，修證了國內外史學界對儂智高的國籍、起兵性質及歷史作用等問題上的偏頗之說。這是中國現代歷史學界第一篇從正面立場評價壯族英雄儂智高的論文，作者於文中最早確立的儂智高起兵反宋正義性的史觀，已經成為壯學界的定說或通說。

黃現璠對於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的研究始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於1936年分別在《食貨半月刊》第三卷第五期與《文化建設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發表過兩篇論文《北宋亡后北方的義軍》和《南宋末年河北山東義軍》，算是研究農民戰爭問題較早的學者。其後，在1949年後至1979年前的唯物史觀派史學發展歷程中，“五朵金花”問題是史學界關心的重要課題。所謂“五朵金花”，指的是當時史學界圍繞著五大基本理論問題而展開的爭鳴，這五個基本理論問題分別指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其中，農民戰爭史研究的意識形態政治味在“五朵金花”中體現得最為濃烈。關於農民戰爭的性質、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是否具有反封建制度和地主階級的性質，哪些是正義的？哪些是非正義的？成為農民戰爭史討論中存在重大分歧的問題之一。在這個背景之下，一些人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廣西日報》先後發表了文章，對儂智高起兵的性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黃現璠於1949年後，對“五朵金花”問題，分別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對於非學術的意識形態的討論，興趣不大，完全沒有參與。而且，對於唯物史觀的作品，黃現璠曾說道：“唯物史觀之歷史作品，除少數稍具價值外，大多都是以新思想和新方法，公式化的套用於歷史，對於實際材料，並未親自去搜集，而多采自觀念論之。著作犯了重理論而輕事實的公式病。甚至有人，對於馬恩著作，只事涉獵，就謬為鮮事者。” 1962年，黃現璠剛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久，出於史學家的責任，以史料為基，對於一些人認為隋唐以來桂西僮族地區是奴隸社會以及儂智高起兵反宋是為掠奪奴隸而進行的非正義的戰爭等觀點提出了置疑和批駁，可說是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撰寫這篇論文，正如陳吉生教授明確指出：“眾所周知，60年代，正是我國民族學界‘禁區’森嚴壁壘，‘框框’層出不窮，民族學研究稍有越‘雷池’一步就‘帽子’橫飛，所謂‘研究社會科學危險，研究民族學就更危險’盛行於世的時期。黃現璠先生不怕戴上‘政治帽子’而敢於‘闖禁區’、‘跳火坑’的膽識，絕非源於他曾被劃為右派的‘結果不滿’，而是完全出於自己終身信仰的‘治學貴疑辨誤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以及對於學術界一些‘鄉曲之士’觀點的深感不滿。”

有些同志認為，隋唐以來，桂西僮族地區是奴隸社會，儂起兵反宋是為掠奪奴隸而進行的非正義的戰爭。用以闡明上述論點的，是以隋唐書所載，嶺南西原諸酋長有生口，掠生口為奴隸為例。並舉馮盎有“奴婢萬令人”，邕、柳二州唐宋時代發生典質買賣奴婢；左右江酋長，往往剽攻山僚為家奴，以及儂智高起兵到處掠人為奴等等來說明，我認為這些都是值得商討的。馮盎是隋代高洲良德人，高州為今廣東茂名縣，離廣西遠，離儂住地廣源州或安德州更遠，若說廣東高州少數民族，在隋代為奴隸社會，舉它為例，尚有可說，舉之以說明桂西地區當時是奴隸社會，就未免離題太遠了。邕州、柳州，在唐、宋二代，確有典質買賣奴婢之事。但僅就此事，不能證實桂西，特別是儂智高根據地之左右兩江地區是奴隸社會。在舊社會，每遇天災人禍，買賣人為奴婢，歷史上可謂無代無之，無處無之，可舉之例甚多。如《日知錄》卷十三奴僕條說“人奴之多，吳中為甚。原註：史言呂不韋家僮萬人，繆毒家僮數千人，今（明朝）吳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又註：戰國秦以後，平民始有相買為奴。”據此，相買為奴，時代甚古，蓄奴之多，甚至萬人數千不等。我們能說戰國時呂不韋，繆毒所處之秦國是奴隸社會嗎？又能說明代的吳中（江蘇）也是奴隸社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