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經濟學

激進經濟學是二十世紀60年代後期，主要在美國形成的一個經濟學流派的理論，也稱為激進政治經濟學派。該學派提出一些大體上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觀點為依據，或與之相接近的論點，來批判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和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問題。事實上，觀點屬於這個流派並具有相當影響的，還有一些老一輩經濟學家，如巴蘭、斯威齊等，人們習慣地把他們稱為“老左派”，而把60年代後期出現的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稱為“新左派”，這是當前西方“左派經濟學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激進政治經濟學派正式打出“激進”旗號，是1969年在美國成立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當時，在美國各大城市爆發的黑人抗暴鬥爭，美國人民反對侵越戰爭的浪潮和美國大學中興起的進步運動，促使美國部分人民的思想趨向革命化。於是，在美國西部以加利福尼亞大學為基地，不少具有激進思想的大學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師等組織起來，成立了這個組織，其宗旨是“研究發展和應用激進政治經濟學，作為美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工具”。

最初，激進政治經濟學派與黑人鬥爭和學生運動相結合，採用群眾運動的形式，在大學校園或市區廣場上宣講自己的激進觀點或散發傳單和小冊子。不久，他們的作品流傳到全國，聯盟有些成員成為較有影響的大學教師，編寫了教材和論著出版。聯盟還定期出版《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季刊和不定期的附刊。到70年代，聯盟有成員2000多人。

聯盟成員在政治上批判資本主義，一般都推崇馬克思主義。他們認為人類的行為和社會經濟制度不是以人類本性或技術特點為基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而後者在不斷演變之中，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根本的變化；任何具體存在的“社會-經濟環境”又以“社會-經濟階級”的特殊結構為其特徵。

而在過去和現在，幾乎所有社會中這種“社會-經濟階級”結構都是極不平等的；為了走向更符合人性的社會秩序，必須對這種環境進行根本改造。因此，激進政治經濟學者在政治上將儘力支持被支配階級所發動的改革運動。

激進派認為對於人的經濟行為，不能通過概括普遍性的人的傾向，並在形式上用最優化模式來進行分析，而必須研究具體的社會經濟制度對人的行為的影響；在經濟活動中，個人、家庭和企業都不是最主要的決策單位，決定經濟成果的關鍵是形成相互衝突關係的人群或階級所產生的集體力量；不能從基礎結構以及各種經濟運動趨於均衡的假設出發，制訂反映一個社會的經濟過程發展的模式，相反，應該在“社會-經濟階級”的相互衝突中考察基礎結構的不斷變化，並用動態的不均衡模式來探索經濟過程發展中的辯證的和矛盾的特點。

謝爾曼關於當代激進經濟學的產生的社會根源，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在上世紀50年代，謝爾曼認為，美國是一個較為穩定的社會，黑人安於擁有支付最低報酬的主要職位及教育很少的“地位”。婦女也安於從事炊事、清掃和照料孩子而獲取低工資的工作的“地位”。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情況慢慢地發生了變化。 “揭露”貧困、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核戰爭的危險和環境的破壞，是這個時期的最暢銷的書。要求黑人平等權利的民權運動變得越來越重要了——部分地是因為黑人離開了南方農業區域進入南方和北方的城市。

謝爾曼指出，約翰遜政府使美國捲入越南的一場不尋常的戰爭。結果，便出現了巨大的覺醒和強有力的日益增長的反對越南戰爭的運動。而黑人運動則變成了更具戰鬥性的、要求黑人權利的運動。同時，要求婦女解放的婦女運動也開始活躍起來——部分地是基於日益增多的婦女躋身於雇傭勞動者的行列，現在，有50%以上的婦女變成雇傭勞動者。

謝爾曼概括地說，由於反戰運動集中在大學校園，像黑人運動和婦女運動作為運動的一部分一樣，大學受到了所有這些運動的影響。從20世紀60年代的大學生和某些青年教師中，在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和經濟學領域形成了一些激進的觀點，但很難把這些觀點歸於個人的名下。在經濟學中，激進經濟學家形成了一個被稱作激進政治經濟學協會（Union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的組織——當時它包含——現在仍然如此——整個激進政治的和理論的觀點。

激進派的共同立場和基本觀點實際上反映了激進經濟學家對主流派經濟學的不滿，有人把激進經濟學家評論主流派經濟學的理論缺陷，概括為五點：對收入分配問題的重要性重視不夠，並用邊際生產率、供需模式等方法來分析這個問題，迴避了在各階級間分配收入的基本問題；用消費者愛好來分析資源配置問題，而消費者愛好又被看作已知的或特定的；不注意人們的生活質量問題，只重視在數量上分析每個人如何根據自己的愛好對消費品和閑暇的選擇所得到的滿足，並不考慮勞動群眾的勞動條件如何，生活環境是否惡化，以及集體福利的供應是否充分；重視在經濟制度下的邊際變動，不注意較大的數量上的變化，更不研究整個經濟制度的歷史性變動問題；忽視經濟與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迴避經濟中權力分配問題，主流派經濟學摒棄了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所用的“政治經濟學”名稱，並自詡採用與政治脫離的較具有“科學性”的“經濟學”名稱。但激進經濟學家堅持把這門經濟學科稱作“政治經濟學”。

激進經濟學家認為這門學科應著重研究社會上收入、財富和權力的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在微觀和宏觀背景下階級衝突的機制，當代階級社會走向危機的趨向，以及一種“社會-經濟體系”向另一種“社會-經濟體系”的過渡問題。

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成員對具體的理論問題或現實問題，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張，這些看法和主張也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而有所變動。至今，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思想可以說還沒有定型，沒有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但自聯盟成立后的十多年來，激進經濟學者已發表了不少論著，其中包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在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對美國當前的一些經濟問題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並提出了值得注意的個人看法。

例如愛德華茲的《誰在福利國家獲得好處？》一文，對美國各級政府的福利開支作了詳細的調查，指出政府的福利項目並不隨著經濟增長而增長，福利補助並投有改變全國人民收入不均的狀況，福利開支有一部分來自貧苦階層所繳納的稅金，總之，福利制度只是使貧窮者避免陷入過度貧窮狀態，也就是不使貧窮者起來反抗；謝爾曼、韋斯科普夫、沙依等提出了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如何發生的三種論點，即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論、勞動後備軍消失論和現代工人階級消費不足論，他們引用利潤率的升降、投資額的增減等大量統計數字來考察導致資本主義周期各階段交替的機制，做了細緻、深入的研究工作；海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跨國公司的發展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種質變，因為它意味著資本的跨國化、資本積累的跨國化，因而導致國際工人階級的貧困化；還有一些激進經濟學者進一步發揮海默的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發展還意味著壟斷資本佔有剩餘價值的不同過程的一體化，從而國際分工也趨於兩極分化。

總的看來，美國許多主流派經濟學家輕視激進派學說，認為它僅是政治態度的表達，而不是認真追求真理。但也有一些主流派經濟學家認為激進派提出的一些論點可以作為傳統經濟學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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