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珩

曹珩，生於1891年，他從小勤奮好學，熟讀詩書，本擬求學兩湖書院深造，但社會現實促使他投筆從戎。13歲跟隨叔祖父加入湖北新軍，始任正目(班長)、排長等職。時值晚清末年，清政府腐敗無能，經歷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長驅直入，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帝國淪落為任人宰割的俎上肉。各地仁人志士熱血青年紛紛探索救亡圖存之道，父親曹珩受當時新思潮感召，早年參加湖北新軍中的革命團體“群治學社”;稍後又與蔣翊武等十二人共同發起組織了領導辛亥首義的最主要革命團體———“文學社”,擔任文學社交通、書記員和營代表等職，聯絡下層官兵，起草文稿，與蔣翊武等人一道，籌劃舉義旗。在起事的關鍵時刻，親歷第一線目睹革命組織慘遭破壞，革命志士被抓被殺。1911年10月10日，熊秉坤意外打響第一槍觸發起事之後，父親在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率領41標士兵積極響應，迅速佔領藩台衙署並保護金庫，為首義成功提供了強有力的財政資源。辛亥首義獲得各省響應，起義隊伍人員龐雜，良莠不齊，父親又積極投身於起義軍隊的組織建設中，擔任起義軍戰時總指揮部參謀、參議、鄂都督府督戰官、上校軍械處長等職。

曹珩1904年加入湖北新軍，到1911年參加辛亥首義，這六七年時間正是他的思想觀念形成的關鍵時期。在李長齡老師引薦下,曹振武(曹珩叔父)、曹珩等人與劉靜庵、曹亞伯、張難先、蔡濟民等交往密切，這些人經常在一起探討救國救民之道，交換新觀點新思想，曹珩深受其影響。當時國家處於大革命前奏,1905年同盟會宣告成立，孫中山先生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16字綱領和“三民主義”的口號。這些新思想在湖北新軍中就像落入乾柴的火星，迅速蔓延，在青年曹珩心中打下了深刻的思想烙印，成為他終身的思想指南。

1908年新年後(光緒三十四年正月),黃申薌等人在湖北新軍中組織革命團體“群治學社”。他們在曹進所在41標3營左隊講堂，以結義金蘭為名，策劃發展革命組織，曹珩也成為“群治學社”一員。1909年陰曆正月初九，經過反覆醞釀,張廷輔、劉復基、蔣翊武、李擎甫、沈廷楨、張筱溪、唐子洪、商旭旦、謝鳴岐、蕭良才、曹珩和黃季修等12人，在武昌黃鶴樓發起成立著名革命組織“文學社”,他們宣誓“興漢排滿，推翻專制，驅逐滿奴，奪回漢室江山”的決心，契結金蘭，推舉蔣翊武、劉復基為正副社長。社址設在武昌小朝街85號。

“文學社”為發動辛亥武昌首義的兩個核心團體之一，在組織策劃發動起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起義前已發展到400多人，與共進會聯合籌備起事時，兩個團體共有5000餘人。作為12名發起人之一的曹珩，當時的任務是擔任文學社交通和書記員，他負責起草文學社的一些機密文稿，保管各種機密資料與情報，經常穿梭於散駐在武漢三鎮的各部隊之間，負責聯絡革命志士、傳遞各種情報命令和機密，常用明礬化水在信紙邊緣書寫密信，這些信件用水浸濕或用火烤之後才能看到字跡。曹珩有時還將機密文件藏在母親的床底下。

1911年9月，發動辛亥首義兩個最重要的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同盟會的分支共進會實現了聯合，在文學社舊址武昌小朝街85號成立了起義總指揮部。20歲的曹珩作為文學社交通兼文書，以湖北新軍第41標和起義總指揮部為兩個大本營，在各新軍革命黨人中組織聯絡，參與布置起義行動計劃，親身經歷了策劃首義的重要過程。曹珩80歲時撰寫了客觀記述首義史實、不耀功名、嚴謹簡短的文字資料———他此生惟一公開發表的《辛亥武昌首義回憶錄》,追述了當時情形。

起義前夕，清政府已是風聲鶴唳，加緊了對起義團體的清剿與鎮壓，不斷傳出參與策劃起義的人員被逮捕，機關遭破壞的消息。為了分散革命志士，防止大規模暴動，湖北總督瑞澂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將軍隊換防，省內只留零星官兵。曹珩所在的第41標全標駐地分散，上至宜昌，下到新堤。此時，部隊氣氛十分緊張，人人擔心機密被泄，大禍臨頭。10月8日，起義軍總指揮部在小朝街85號密室再次召開會議，具體落實行動計劃，決定：曹珩所在的41標留守官兵攻佔藩台衙署，兼守鳳凰山；炮隊佔據蛇山、鳳凰山、洪山;42標駐漢陽，堅守兵工廠，佔領龜山。

因起義前數日南湖炮隊暴動，清軍緊張，中秋節戒備嚴密，軍隊大規模調防，遂決定將起義擬延至10月11日。但總指揮部參謀長、共進會軍事部長孫武10月9日在漢口寶善里製造炸彈不慎發生意外爆炸。清廷逮捕了孫武等人，並查抄了全部革命黨人名冊、旗幟、符號，稍後又逮捕了張廷輔夫婦等文學社骨幹。清軍震撼，革命黨人的全部機關和人員幾乎完全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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