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迪羅

拉美獨立戰爭拉開了考迪羅制的序幕。許多獨立運動的領導人本身出生於大地主家庭，在反對殖民者的鬥爭中控制了軍隊，並在獨立后以軍隊支持為基礎掌握了政權，從而主導了獨立后的政治進程。18世紀末以來，拉美反抗殖民統治的鬥爭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帶有社會抗爭性質的鬥爭。這些起義的主要原因是殖民當局對印第安人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出於對殖民統治的不滿，部分克里奧爾人也參與到起義之中。但在殖民者的嚴厲鎮壓之下，起義均遭失敗。二是抗稅鬥爭。包括庫斯科的銀匠起義、拉巴斯抗稅鬥爭、索克羅公社起義等。三是以爭取獨立為目標的政治鬥爭。包括委內瑞拉的早期獨立鬥爭、海地獨立起義和巴西“拔牙者”（Tiradentes）起義等。

1808年，拿破崙入侵西班牙、葡萄牙。西班牙王室被俘、葡萄牙王室流亡巴西。這一事件正式引發了拉美獨立運動。隨後，各殖民地普遍成立了帶有臨時自治政府性質的“洪達”（Junta，意即執政委員會），拒絕承認拿破崙控制下的宗主國政府。拿破崙失敗后，西班牙國王費爾南德七世復辟，開始對殖民地獨立運動進行鎮壓。1824年，起義軍在阿亞庫巧戰役中最終戰勝殖民軍。獨立戰爭以起義軍的勝利宣告結束。整個獨立戰爭過程可以分為兩大階段。1808年—1817年為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各主要殖民地均成立了“洪達”。各“洪達”成立之初仍宣稱效忠西班牙國王費爾南德七世。在克里奧爾人控制了“洪達”之後，這一機構逐步變成獨立鬥爭的領導機關。各地紛紛組織了起義軍。但在西班牙殖民者的強力鎮壓下，起義軍遭到挫敗。到1816年—1817年間，殖民當局控制了絕大多數地區，獨立運動進入低潮。第二階段為1817年—1824年。在經歷了低潮之後，殖民地獨立力量進行了整合，大批印第安人和獲釋黑奴加入起義軍，形成了墨西哥、南美洲北部和南美洲南部幾個主要戰場。特別是在南美地區，玻利瓦爾與聖馬丁領導的起義軍形成了南北呼應的局面。1824年，隨著西班牙殖民者殘餘部隊被擊潰，獨立戰爭宣告結束。至此，在原西班牙殖民地的基礎上誕生了6個獨立的國家，即墨西哥帝國、大哥倫比亞共和國、拉普拉塔聯合省、智利、秘魯和玻利維亞。

相對於西班牙美洲的獨立進程，葡萄牙殖民地巴西通過較為和平的方式獲得了獨立。1808年拿破崙入侵葡萄牙，王室流亡巴西。拿破崙失敗后，國王於1821年返回宗主國，由王子佩德羅留守巴西。1822年，巴西正式脫離葡萄牙獨立，成立巴西帝國，王子佩德羅被加冕為佩德羅一世。

戰爭結束后，軍隊在新生國家中的分量大為增強，成為左右各國政局走向的關鍵力量。龐大的軍事開支也成為各個新生國家最主要的公共支出，常常使各國政府的財政處於破產的邊緣。作為軍隊的領袖，考迪羅自然地在政治上獲得了舉足輕重的發言權。他們中的一些人依靠軍隊的支持登上政治舞台，成為國家領袖。一些人則在幕後操控政局，以非正常的方式廢立政府，成為實際上的統治者。這樣，獨立戰爭的結束也就意味著考迪羅時代的開始。

在殖民地時期形成的二元結構中，以工商階層為主體的城市精英佔據著優勢地位和政治話語權，而農村的地主階層則處於次要的依附地位。隨著獨立戰爭的勝利，西班牙殖民統治被推翻，拉美西班牙語國家迅即出現了政治真空。在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由於拉丁美洲地區土地遼闊，地形複雜，交通不便，加之資本主義經濟不發達等原因，西班牙各總督區之間，各總督區之內的各地區之間，均缺乏一種橫向聯繫，殖民統治者主要是通過上自西班牙王室下至市政委員會縱向聯繫的方式進行其統治。隨著殖民統治的相繼垮台，傳統式的縱向聯繫的統治方式迅速中斷，於是拉丁美洲上層出現了“政治真空”，下層形成了一盤散沙的混亂局面。在這種形勢下，由誰來填補這個政治真空，明顯地擺到了拉丁美洲西班牙語各國的各階級、各集團代表人物的面前，在缺乏政治調節機制下，以暴力奪取政權，就成為勢所必然。可見，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地區出現政治真空對考迪羅出現有多麼重要的關係。正如美國著名學者西爾斯指出：“從其歷史觀念來說，考迪羅主義只有在中央政權消失或倒台時才能出現”，它是“一種社會消亡時的政治產物”。

拉丁美洲長期以來存在著自給自足的封建大莊園制。長期以來，農業是拉丁美洲社會的經濟基礎，而大莊園則是農業的主要生產方式。大莊園主嚴格控制家族、總管、僕人、債役農、佃農等，享有絕對權威，實行家長式的統治；大莊園主可以聽取下屬的申訴，執行法律，一般還可以開庭審判，儼然是國中之國的君主；大莊園一方面有大量耕地、牲畜和各式農具，從事農牧業生產，另方面還有木工、鐵工、麵包師、裁縫和蠟燭匠等手工業者，專門從事手工業生產，其產品幾乎可以滿足整個莊園的需求，一般只有少量貴重物品和奢侈品需從國外購買，是一種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典型的自給自足經濟形態。莊園同外界聯繫很少，只有一條小路連接鄰近的莊園、村落和城鎮。大莊園主在19世紀初動亂的年代里，為了財產和生命的安全，或請求考迪羅保護，或自己組織私人武裝，保護莊園並擴大自己勢力，成為考迪羅式的人物。拉丁美洲的大莊園是19世紀初產生考迪羅的溫床，也是考迪羅獲得支持、賴以生存的基礎。

拉丁美洲存在嚴重的宗教勢力，主要是羅馬天主教勢力。天主教會是拉丁美洲封建統治制度中重要的構成部分。天主教不僅是拉丁美洲精神意識上的統治者，而且在羅馬教皇的支持下，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獲得了重大權益。它在政治上是一個封建堡壘，在經濟上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大土地所有者。在19世紀初葉革命烽火燃遍拉丁美洲的關鍵時刻，他們同考迪羅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指出：“毫無疑問，在獨立戰爭期間和以後混亂的年代里……教會是同軍人和土地貴族站在一起，以反對進步立法和民主政府”。

考迪羅大致有3個主要來源，一是殖民地民團軍官，二是原殖民地的市政委員會的官員（憑藉軍人力量），三是獨立時期出現的革命軍軍官。原殖民地民團軍官主要是出身在拉丁美洲地主家庭，根據記載，“在地區民團中，一個地區有聲望和權威的主要人物，通常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戴有相當於上校的民團司令頭銜”。

後來，“他們往往成為地方的強人或考迪羅”原殖民地市政委員會官員亦與殖民地民團軍官一樣，一般是地主家庭出身。“市政會議員起初由擁有土地的市民選舉產生，以後越來越多的成員通過購買或世襲得到職位，或由國王任命”。能夠通過“購買”和被國王任命的當然基本上是地主家庭的成員。而在獨立運動中能擔任革命軍軍官的，亦不例外。不過必須指出，這裡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是出身於地主家庭，但接受了資產階級思想，逐漸成為革命領袖，例如玻利瓦爾等等；另一種則像桑坦德爾那樣出身於地主家庭，並代表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後來變成了考迪羅。除此之外，還有像派斯一類人物，雖然出身寒微，但他後來背叛了自己的家庭，站到了地主階級的一邊，也成為考迪羅。

除墨西哥短時間實行過君主制之外，原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均選擇了共和制，原葡屬殖民地巴西則選擇了君主制。這種政體選擇上的差別與各國獲得獨立方式不同有關。西屬殖民地是通過戰爭的方式推翻了殖民統治，獲得獨立。出於對西班牙王室長期殖民統治的仇恨和近鄰美國的示範效應，共和製成為原西班牙屬地的一致選擇。而通過和平的方式獲得獨立使君主製得以在巴西延續，當也引入了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制度成份。放眼當時的世界，採取共和制的國家並不多見，而西屬拉美作為一個地區大規模的引入共和，不能不說具有先進性，甚至在一定意義上走在了世界政治發展進程的前列。因此，學界也把獨立后拉美各共和國的成立稱為“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在國家結構的選擇方面則出現了聯邦制和集權制（單一制）兩大潮流。集權來自西班牙殖民統治的專制傳統。正如前一章中所指出的，殖民者在拉美建立了等級森嚴的官僚機構和金字塔式的垂直管理系統。關於殖民地重大事務的最終決策權始終掌握在王室手中。

這種集權傳統深刻地影響了獨立后拉美各國的政治制度取向，成為多數國家的選擇。另一方面，殖民地之間彼此分割，相互之間缺乏密切的經濟聯繫，這也導致了直接與海外市場相聯繫的地方經濟勢力逐步形成。此外，克里奧爾人長期被殖民者排斥在最高統治機構之外，只能通過市鎮委員會等地方機構參政，進而形成了盤踞一方的地方勢力。獨立后，這些地方分離勢力便匯聚在聯邦制的大旗下，主張地方擁有更多的自主權，與集權主義者分庭抗禮。這兩派勢力之間的鬥爭決定著獨立后拉美各國國家結構的選擇。19世紀上半葉，集權主義者似乎在多數國家佔據了上風。即使在採取聯邦制的墨西哥，集權主義者通過制定帶有憲法性質的《七部法》也獲得了事實上的勝利。而拉普拉塔聯合省制定的1819年和1826年兩部憲法均帶有中央集權的性質。由於保守派大都支持集權制，而自由派則更傾向於聯邦制。因此，19世紀上半葉，保守派在各國政壇上佔據著更大的優勢，實現了較長時間的執政。

拉美獨立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均參考了英、美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設計，從表面上看似乎並無顯著不同。如西屬拉美殖民地大都採用了以美國政治制度為藍本的共和制，而葡屬殖民地巴西則參照英國模式選擇了君主立憲制。此外，各國也大都引入了當時較為先進的三權分立原則，並建立了相應的選舉程序和制度。但拉美的政治制度仍然帶有很強的本土特徵。首先，在三權分立的架構下，各權之間的關係並不平衡，行政權往往凌駕於其它兩權之上。以總統為代表的行政長官在政治體系中擁有近乎絕對的權威，其所受到的制約更多來自派系之爭，而非其它兩權的制約。其次，軍隊與政治的關係密不可分。由軍隊領袖出任政治首腦成為普遍現象，軍人干政問題突出。儘管各國憲法均明確規定了選舉程序和制度，但並未得到真正遵守。通過兵變等非憲法方式上台的做法十分普遍。如墨西哥在1824年—1848年期間，曾發生250次兵變，更換了31個總統。再次，廣大人民被排除在政治安排之外。儘管各國均聲稱主權在民。但所謂的人民實際上只是極少數上層精英。各國憲法均將財產、教育程度、性別、種族作為政治參與的條件。而無法滿足這些條件的絕大部分人民被自然排除在政治安排之外，政治體制的寡頭特徵十分突出。因此，拉美各國獨立后建立的政治制度本質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形式掩蓋下的考迪羅寡頭統治。

19世紀中葉以來，第二代考迪羅紛紛登上拉美政治舞台。這一時期，儘管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齟齬不斷，甚至在許多國家爆發了內戰，但隨著自由派逐步佔據上風，各國政治發展的總的方向是不斷趨於穩定。經濟上初級產品出口模式的形成也為政治穩定提供了物質基礎。儘管自由派的上台並未從根本上改變考迪羅獨裁製度的實質，但其推動出台的憲法和措施或多或少地具有一些進步性，增強了拉美政治發展進程中的“法治”成份。相比第一代考迪羅，第二代考迪羅在進行獨裁統治的過程中更加註重合法性偽裝，在維護大地主階級利益的同時也採取了一些鼓勵本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措施。有的國家的早期的現代化努力甚至是在考迪羅的領導下得到有序推進。考迪羅制也因此進入鞏固發展的階段，並達到頂峰。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戰爭創傷的恢復和經濟的不斷發展，拉美政治也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

（一）政局趨於穩定。到19世紀中後期，拉美各國圍繞單一制和聯邦制的紛爭陸續得到解決，並通過憲法的形式加以確定。今天實行聯邦制的4個拉美國家（墨西哥1857年、巴西1891年、阿根廷1853年、委內瑞拉1864年）的聯邦制國家結構均是在這一時期得到確立的。這也反映出在經歷了獨立后相互爭奪的混亂局面之後，各國統治階級的不同派別逐步實現了某種程度的均衡。

（二）頒布了一批反映自由派訴求的進步憲法。在墨西哥，自由派通過改革運動奪取了政權，並頒布了1857年憲法。該憲法確定了墨西哥的國家結構為聯邦制，全國由24個州和1個地區組成，各州擁有自治權。政體為共和制，實施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行政權由總統行使，總統任期4年，通過間接選舉產生。立法權由一院制的國會行使，司法權歸最高法院。此外，該憲法還對公民的基本政治、經濟權利進行了規定。這部憲法具有進步意義，以法律形式肯定了改革運動的成果。儘管在隨後的迪亞斯獨裁統治期間，該憲法名存實亡，但大部分內容又被墨西哥憲法(1917)所繼承，延續至今。阿根廷則頒布了1853年憲法。這部憲法規定了聯邦制和單一制相結合的國家結構，既授予各省相當程度的立法權和行政自治權，也強調了中央政府的集權性。在政體方面，採取了總統制和議會制混合的模式。一方面，授予總統相當大的行政權。另一方面，也規定議會有權對內閣部長進行質詢。此外，該憲法還對政府和私人部門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進行了原則性的規定，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訴求。

（三）政黨政治逐步形成。獨立之後，拉美各國大都跟隨美國模式建立了由保守黨和自由黨組成的兩黨體制。19世紀上半葉，各國掌權的基本為保守黨人。從19世紀中葉開始，自由派逐步開始在各國執政，兩黨輪流交替執政的政黨政治得到形成和發展。如巴西從1844年—1889年期間，保守黨共執政24年，自由黨執政17年，兩黨共同執政4年。一般而言，保守派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主張中央集權和天主教會的權威性，而自由派則代表開明地主、早期民族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傾向於實行聯邦制和削弱教會影響。但在實際上，兩派在大地產制、選舉權等問題上並沒有明顯的分歧，更多的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派系之爭。巴西阿爾布開克子爵說：“什麼也比不了保守主義分子以自由主義者的身份在掌權” 。

拉美各國考迪羅統治從19世紀末開始瓦解。整個過程延續至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大致通過幾種方式展開，包括暴力革命、選舉、政變等。

暴力革命發生在墨西哥。在長達34年的獨裁統治之後，大考迪羅迪亞斯政權的反動性日益突出。作為第二代考迪羅的代表人物，迪亞斯推動了墨西哥的“秩序”與“進步”。但“秩序”導致了僵化，堵塞了新興資產階級分享政權的渠道和空間，“進步”僅有利於本國寡頭大地主、以“科學家”派為代表的買辦階層，以及外國資本家，犧牲了農民和工人階級的利益，並招致中產階級的強烈不滿。這樣，當迪亞斯第七次宣布當選總統時，革命突然爆發。雖然革命的最終勝利者是資產階級，但墨西哥社會的各個階層均參與了推翻考迪羅統治的革命進程。

阿根廷在十九到二十世紀之間發生的政權更迭則是以相對緩和的選舉方式實現的。19世紀中期以來，以各類考迪羅為代表的寡頭地主階級長期把持政權，大力實施以穀物、肉類出口為主的初級產品出口模式。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資產階級蓬勃興起，國家進行工業化的需求也日益高漲。大量外國移民的湧入更是進一步壯大了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力量。而封閉、保守的考迪羅寡頭政權也日益成為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障礙。1891年，激進公民聯盟成立，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擁有了自己的政黨組織。19世紀末，激進公民聯盟先後策動了兩次起義。雖然均遭到失敗，但充分顯示了自身的力量，並迫使政府於1912年出台《薩恩思·培尼亞法》，允許成年男性不受財產和文化程度限制，通過秘密投票（此前的選舉均採取高聲唱票的方式）選舉總統。1916年，代表激進公民聯盟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當選總統，開啟了阿根廷歷史上的“憲政時代”。伊里戈延政府採取了有利於新興資產階級發展的措施，並頒布了一些保護勞工權益的法令。他的當選象徵著阿根廷的資產階級正式登台執政。

巴西政治制度轉換的過程是通過政變的方式實現的。在巴西帝國時期，奴隸制盛行，建立在剝削非洲黑奴基礎上的蔗糖和棉花出口成為主導的經濟模式，為東北地區的寡頭地主階級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19世紀中後期，東南部咖啡種植園不斷發展。到1889年，咖啡占巴西出口總值的66.5%，巴西的咖啡產量佔全世界的57%。與蔗糖和棉花種植園不同的是，咖啡經濟引入了租佃制和合同制，帶有半資本主義的性質。此外，19世紀中後期以來，巴西的工業也獲得了初步發展，民族資產階級力量不斷增強。咖啡種植園主集團、民族資產階級與東北傳統寡頭地主階層的矛盾日益激化。1889年，豐塞卡將軍發動軍事政變，廢除君主制，成立了巴西合眾國。1891 年，巴西頒布的新憲法明確提出保障資產階級權益，並對三權分立、選舉制度等內容進行了規定。但該憲法仍然將受教育程度作為選民的條件，從而將大多數底層勞動人民排除在外，具有顯著的資產階級性質。然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並未因此而得到真正確立。廢除君主制后，形成了帶有半資產階級性質的咖啡種植園主和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執政、且前者佔據絕對優勢的局面。總統長期由東南部聖保羅州和米納斯格里斯州人選輪流出任。

大地產制、軍隊和天主教會是考迪羅統治秩序的三大制度支柱。獨立戰爭摧毀了舊秩序，建立了新秩序。軍隊在除舊布新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軍隊及其領袖考迪羅也因此在新的統治秩序中毫無疑問地居於核心地位。依附於政權的天主教會主張對權威的絕對服從，對現有秩序的無條件遵守，自然成為考迪羅統治的重要工具和盟友。由於考迪羅本身就是大地主、而教會的主要財富也來自土地佔有，考迪羅制在本質上就是大地主階級的寡頭統治體制。這一制度的首要目標必然是維護和發展大地產制，具有很強的封建主義性質。

獨立后，拉美國家在國家組織形式上有的採取了聯邦制，有的採取了單一制；在政體上有的採取了共和制，有的採取了君主立憲制。儘管從這個角度上看，帶有英、美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特點的制度安排成為了各國的一致選擇，但實際上真正掌握著政局走向的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各色考迪羅。這些考迪羅及其所代表的大地主階層才是新國家的真正主人。表面上，他們在政治制度的既定框架內行事，扮演著總統、省長和部長等各種角色。但只要政治安排與自身所代表的大地主階層的利益發生衝突，他們便會毫不猶豫地通過非憲法方式廢立政府，重新制定規則。

第一，它具有極端個人主義的自私性和貪婪性。考迪羅頒布憲法，但從不執行，缺乏明確的政治思想原則。考迪羅把奪取政權視為最大的戰利品。在奪取政權之前就想方設法地奪取它，奪取以後就千方百計地維護它。政權一旦到手，考迪羅就與大地主和教會結合起來，通過徵稅、納貢、直接剝奪以及向各國貸款等方式，鯨吞人民財富。在考迪羅執政期間，墨西哥教會在農村的地產和在城市的財產佔全國房地產總值的一半。

在阿根廷，總統羅薩斯在1832年發布命令，就把大約9萬公頃的土地全部給了他的家族、親戚和獲得羅薩斯信任的軍事人員。考迪羅還大批提升軍人官銜，以使軍人們獲得更大的榮譽和賞賜。在1873年，僅委內瑞拉的卡拉波波一省就有將軍449名、上校627名、少校867名、上尉818名、中尉504名和少尉85名，委任的軍官不少於3450名，約佔當時該省現役軍人的15%以上。拉丁美洲軍隊獲得的國家預算平均在50%以上。從1812至1845年，墨西哥軍隊開支有14次超過政府的總收入。這一時期，拉丁美洲國家財富更加集中，貧富更加懸殊。

第二，在政治組織上具有嚴重的地區性、宗派性和鬆散性。考迪羅組織黨派，但缺乏像資產階級政黨或其他政黨那樣的嚴密組織原則。考迪羅往往憑藉個人魅力和聲譽，組織家庭、親戚或同一地區的地主、流氓、冒險家和其他亡命徒為核心，脅迫債役農、佃農等農民組成私人性質的地主武裝。考迪羅與追隨者之間，貫徹一種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原則。考迪羅要求追隨者們絕對服從自己。正如一位考迪羅所說：“我既不要，也不喜歡那些進行思考的大臣們。我只想要寫的大臣，因為唯一能思考的是我，唯一能進行思考的也是我。在同一國家內，考迪羅彼此卻視為仇敵，佔地為王，稱王稱霸。

考迪羅一般屬於保守派，有些亦屬於自由派。有些考迪羅此時屬於保守派，彼時屬於自由派。有些考迪羅表面唱的是自由派的調子，實際上做的是保守派的事情。一位智利作者曾生動地描寫道：“保守黨人稱自己是進步分子。自由黨人堅決聲明自己是一個皇家大主教徒。天主教徒對自由起誓。民主黨人祈求獨裁，並要維護奴隸制度”。“保守黨人、紅黨人，自由黨人，民主黨人，中央統一派人，聯邦黨人，他們全部與獨裁製度相擁抱。”可見，考迪羅結成的各種黨派組織，是類似一種缺乏定見的地區、宗親的派別組織。

第三，其統治手段具有殘酷性和恐怖性。考迪羅實行統治的手段極其殘酷恐怖。一般來說，考迪羅總是依恃暴力、通過“宮廷政變”的方式進行奪權，並依恃暴力來維護其政權。考迪羅統治期間，始終實行暴力加恐怖的政策。有的考迪羅建立特務組織，設立告密制度。實行“意見統計”，將反對自己的人列入黑名單，並將黑名單交給反動組織，進行鎮壓；或羅織各種罪名，予以流放、監禁和驅逐出境。據統計，羅薩斯從1839年至1843年期間就消滅反對派2萬人以上，其中有200名是知識分子代表人物。

在考迪羅統治期間，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經常發生考迪羅之間的相互廝殺和格鬥。勝者總是要把敗者斬盡殺絕。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充滿著暴力和一片白色恐怖。克羅在其《拉丁美洲史詩》一書中曾這樣地描寫阿根廷獨立初期的情況：“每一個地區都在一個考迪羅統治之下，而每一個考迪羅又都是至高無上的。地區與地區之間的血腥戰爭成為了每日的生活規律。持帶著長矛、大刀和短刀的兇猛牧民，活象一群猛虎，互相殘殺。被俘者則像野獸一樣被割裂喉管。假若一個`考迪羅’被俘，他的頭會被砍掉，置於長竿上放在最近城內示眾。”

第四，在其政局上出現歷史上罕見的不穩定性。考迪羅既定的奪權政策和殘酷統治，一則必定要引起國內人民的反抗，激起無數次暴動和革命；另外又必然引起考迪羅之間爭奪政權的爭鬥，導致政權的頻繁更迭，從而引起國內政局動蕩和不穩。各個考迪羅統治時間長短不一，有些只有幾小時，有些幾天、有些幾月和幾年，能統治十幾年或幾十年不被推翻的屬於罕見現象。在墨西哥，從獨立到19世紀末葉有72位執政者，其中有60個是通過考迪羅式政變上台的。多米尼加1844年宣布獨立后的40年間，差不多每隔一年，即有一次暴亂髮生，歷次執政者和各次暴動的領導者都是將軍。秘魯從1829年至1845年更換了5位總統。委內瑞拉1830年以後的70年間，共發生50次暴動，其中有12次暴動更替了原政權。據統計，從獨立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拉丁美洲共和國共發生115次成功的“革命”，很明顯還有更多的不成功的“暴動”。對這種現象，玻利瓦爾獨立初期曾試圖加以克服，但亦力不能及，為此他曾悲痛萬分地說：“我確實看到確保國家穩定是不可能的”。“這一代人已無法挽救哥倫比亞和整個美洲了”。考迪羅統治拉丁美洲期間的暴動之多，政權更迭之頻繁，是世界歷史上少見的。

對考迪羅進行客觀的評價，首先必須把它們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來進行考察。從當時世界發展的態勢來看，世界已進入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正蒸蒸日上，封建主義正日落西山。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拉丁美洲新興資產階級在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巨大影響下，趁西班牙一葡萄牙宗主國危難之機，發動了震驚世界的獨立運動，推翻了宗主國的殖民統治，充分顯示了新興資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力量。而經濟上實力較強、政治上長期處於被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迅即依恃既得權益，糾集隊伍，企圖填補政治真空。在缺乏政治調節的機制下，就支持考迪羅採取暴力方式，與資產階級和人民群眾進行較量。與此同時可以看到，考迪羅是19世紀初期至70年代拉丁美洲特定條件下登上政治舞台的地主階級的幫凶和劊子手，而考迪羅主義則充分反映了考迪羅剛登上拉丁美洲政治舞台的地主階級那種極端個人主義的自私性和貪婪性、統治手段的殘酷性和恐怖性、組織上的渙散性和宗派性以及政局的不穩定性。可以說，考迪羅是獨立后拉丁美洲歷史上最兇殘的反動軍人，而考迪羅主義則是拉丁美洲政治制度史上最壞的一種制度。正因為如此，考迪羅和考迪羅主義理所當然要被人們所否定，要被人民所唾棄。

有些考迪羅由於這種或那種原因，特別是那些被人們稱之為“平民考迪羅”的考迪羅，他們曾做過一些好事。例如巴拉圭的弗朗西亞、海地的布瓦耶等等。他們有的沒收一部分天主教會和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們耕種；有的制定發展工業、交通運輸等政策，發展民族經濟；有的為了民族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同外國侵略勢力進行過一定鬥爭，如此等等。對於這些考迪羅功績，應該予以肯定。但肯定這些，並不能由此得出考迪羅和考迪羅主義既不能“褒”亦不能“貶”的結論，更不能否定我們對考迪羅和考迪羅主義的總的評價。

拉丁美洲國家不需要考迪羅和考迪羅主義。考迪羅們一出現，獨立戰爭的領導人就看到了考迪羅的危害性，並同其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聖馬丁曾提出過這樣著名的論斷：“軍隊是一隻獅子，必須把它關進籠子，直到戰爭爆發才能把它放出來。”而玻利瓦爾亦早就指出：“讓獨裁者習慣於獨斷專行，就必然會使人民習慣於唯命是從”，所以他主張建立一種“民權基礎上”的新政體，並同派斯和桑坦德爾展開了尖銳的鬥爭。與考迪羅同時代的領袖們的這些指示，人民群眾對考迪羅和考迪羅主義的態度就顯而易見了。考迪羅和考迪羅主義在拉丁美洲存在較短時間而逐漸開始消失，正是人民群眾堅決反對考迪羅和考迪羅主義的結果。

考迪羅的出現對於剛剛獨立的拉美諸國來說，起到了一定的穩定作用。但是長遠來看，卻是阻礙了拉美國家近代化的發展。而且拉美的考迪羅制度一直影響到20世紀拉美諸國的政治走向。

秘魯自然資源十分豐富，初級產品出口導向的模式長期居於主導地位，與出口部門聯繫的考迪羅寡頭政權，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不斷阻撓發展模式的轉換，延緩了秘魯向工業化國家的轉型，而地理、種族和社會的長期分裂使得秘魯難以凝聚改革力量推翻考迪羅寡頭政治。直到1968年貝拉斯科將軍上台以非常形式推翻了考迪羅寡頭政權，秘魯現代化才揭開了新的一頁。由於秘魯現代化的被考迪羅獨裁統治延緩，直到20世紀末，秘魯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仍低於拉美國家的平均值，被世界銀行列入“下中等收入國家”。

徠世界經濟大蕭條使得原有的初級產品出口模式為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所取代。強調“政治主權、經濟獨立和社會正義”的庇隆主義也應運而生。庇隆的軍事獨裁也是拉美傳統考迪羅的一種形式。由於阿根廷傳統的出口集團和與之聯繫的外國資本實力的強大，在阿根廷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出現了“庇隆主義與反庇隆主義博弈”，在經濟領域表現為進口替代工業化的深入發展與農牧業出口部門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政治領域表現為民眾主義與官僚威權主義的循環抉擇，阿根廷社會的“斷裂”阻礙了現代化進程的順利發展。馬島戰爭的失敗、債務危機以及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失誤，接二連三地打擊了阿根廷。在20世紀初還是世界富裕國家的阿根廷，到20世紀末卻變得相對貧困和落後了。

智利早在1833年就確立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體制，當其他主要拉美國家還處於考迪羅主義紛爭之時，智利已經開始了第一輪的初級產品出口。“太平洋戰爭”之後，智利又迎來了“硝石時代”。智利的多黨政治體制也在尋求解決危機的過程中逐漸走向極端化。從1958年到1973年的15年，右、中、左三派力量輪流執政，依次歷經了“民主自由主義”、“基督教民主改良主義”以及“民主社會主義”的改革實驗。1973年皮諾切特軍政權開始了一個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政府積極推進民主化進程，堅持市場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並不斷提高民眾的社會福利水平。到2012年，智利已經被世界銀行列為“高收入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成員國”，成為拉美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

查韋斯主張政治權力的獨佔化。迅速打破了由民主行動黨與基督教社會黨長期輪流執政的局面。查韋斯終身崇拜的偶像是玻利瓦爾，而政治集權則是玻利瓦爾所推崇的不二法則。1999年8月他授意制憲會議在制憲之前採取兩項特別措施：設立“緊急司法委員會“取代原來的司法機構；宣布緊急狀態，設立“緊急立法委員會”，取代原來的立法機構。同年12月查韋斯順利制定了“玻利瓦爾憲法“。這部憲法，將1961年憲法規定的兩院制改為一院制，同時大大削弱了立法權和司法權，巧妙地突破了分權制衡機制，將國家主要權力集中於總統和行政之手，實際上由查韋斯個人獨佔。2001年11月11日，在該法案期滿前一個月，查韋斯一下子頒布了49項法律，包括石油法、土地和農村發展法、合作社特別法、銀行部門改革法、漁業法、科技創新法等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法律。在執政14年內，查韋斯四次獲得國會授予委任立法權，時間長達四年半之久。不少備受爭議的法律都是查韋斯利用這種權力頒布的。

2007年12月舉行的修憲公投被選民否決，是查韋斯執政期間唯一的一次選舉和公投失敗。為了爭取官僚集團的支持，他改變策略，將所有由選舉產生的公務員的任期都改為無限任期，第二次修憲公投終於在他的操控下反敗為勝。從此以後，查韋斯就成為可以無限期連任的總統，也是權勢最大的總統。他一手創建民粹主義的威權體制將委內瑞拉的民主法治逼到了懸崖邊上。有學者指出：行動上，查韋斯是“喬裝在21世紀的19世紀的考迪羅“。

阿斯圖里亞斯的《總統先生》、羅亞·巴斯托斯的《我，至高無上者》、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家長的沒落》、巴爾加斯·略薩的《公羊的節日》等。這些小說將筆觸伸向國家高層權力內幕，予以大膽的揭露和鞭撻，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