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寶鈞

1945年12月，被聘為河大文史系考古專業教授。他在我校任教三年間，仍利用業餘時間研究考古和史學，發表多篇論文，引起中外考古界重視。新中國成立后，調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首屆中國史學會理事，兼任北京大學研究生導師。

郭寶鈞著有《中國的青銅器時代》、《關於新鄭蓮鶴方壺的研究》、《洛陽西郊漢代居住遺跡》、《陶器與文化》、《殷周車器研究》、《殷周的青銅武器》、《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等.

郭寶鈞字子衡，祖籍山西汾陽，生於河南南陽，1893年12月25日生，其父在他出生前二十日逝世，留下年僅38歲的祖母及22歲的母親，兩世嬬居，五服之內無可依者。為遺腹子的郭寶鈞熟知家境清寒及祖母、母親撫育之難苦，自幼生活簡樸，勤奮求學，不敢怠惰。

1922年郭寶鈞從大學卒業后，返回故鄉，邀約友人創辦了南陽中學。數年後，他被調至開封河南省政府教育廳任職。1928年他以河南省教育廳代表身份，協助摯友董作賓先生首次的殷墟考古發掘。1931年春殷墟第四次發掘時，他和梁思永同時加入史語所考古組，當時殷墟領導李濟對他們非常器重，曾表示梁思永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訓練的考古家，對考古組的組成和方法上均有極重要的貢獻；郭寶鈞是同仁中最不怕困難，最能想辦法的人。是年秋天，他又參加殷墟第五次發掘，他吸取了山東歷城縣龍山鎮城子崖發掘城牆的經驗，並且結合文獻，肯定了殷墟「文化層內的聚凹紋」及是版築遺跡，推翻了“水波浪遺痕”的殷墟水淹說。此外，他提出殷人居住的兩種形式，即地下的居穴及地面上的宮室，認為殷代末期是由居穴到修建宮室的過渡期。他又探討了“覆穴竇窖”和“黃土堂基”的問題，這對殷虛建築基址的研究提供了具啟發性見解。

郭寶鈞分別主持了殷墟第八次及第十三次的發掘，在第十三次發掘中，他採用大面積翻的方法，這不僅可研究遺址的層位關係，還可研究各種遺址的平面分佈情況，由於方法的改進，發掘收穫遠超以往諸次發掘。這種方法是考古工作者結合殷墟的實際情況逐漸摸索出來，而非接西方考古學中直接搬過來的。1950年春郭寶鈞以年過半百之齡，重返河南安陽發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及其附近的排葬坑，在曾多次遭盜的遺址中發現了不少遺跡和珍貴的文化遺物，包括可證明當時是處奴隸社會的被殉殺者人骨，及中國現存上古石磬中最精緻的虎形大石磬。

郭寶鈞先後兩次參加了史語所在東城縣龍山鎮城子崖的發掘，並與梁思永等人合編《城子崖》，在報告中首次命名為“龍山文化”。他重於古器物考證，是命名龍山文化中常見之陶(規)(鬲)之第一人。

1932至1933年，郭寶鈞主持了河南浚縣辛村的四次發掘，清理了從西周早期至春秋初年的墓葬82座。浚縣辛村的發掘不僅給研究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也擴展了史語所考古組的發掘範圍，而且在時代上由殷延續到西周，開創了周代考古。他在《山彪鎮與琉璃閣》報告中，首次提出“列鼎”問題，並對衛國及魏國墓地作詳細的考證，而且還對其隨葬銅器的年代作出具體的分期。

七七事變，郭寶鈞在輝縣琉璃閣的第二次發掘被迫停工。1954年春郭寶鈞主持洛陽西郊的發掘，雖然他已過花甲之年，但依然每天到工地去指揮工作。他結合了文獻，在考古上首創了對洛陽“王城”的位置進行探索。

除了在考古發掘外，郭寶鈞在青銅研究上也有顯著的貢獻。在他的最大著作《商周銅群綜合研究》，他在郭沫若對青銅的分期基礎上，配合了出土物，使青銅的分期研究大大提高了一步。此外，他還處理了以往學術缺乏專門論述的青銅鑄造技術，獨創把鑄銅技術的進展作為研究青銅器分期的標準。他以親眼目睹了諸多殷周車馬坑現場的經驗，結合文獻進行對比研究，制定了許多殷周車制上的定名，並且以車制的發展及演變來看殷周車制的變化，使殷周車制的研究達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郭寶鈞沒有隨史語所遷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曾擔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郭寶鈞於1971年於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