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詞派

常州派發軔於嘉慶初年，“盛世”已去，風光不再，各種社會矛盾趨於尖銳激烈，朝野上下產生“殆將有變”的預感，濃重的憂患意識使學者眼光重又轉向於國計民生有用的實學。在詞的領域，陽羨末流淺率叫囂，浙派襞積，把詞引向淫鄙虛泛的死胡同，物極必反，曾致力經學研究的張惠言順應變化了的學術空氣和思想潮流，“開山采銅，創常州一派”。

常州詞論始於張氏編輯的《詞選》。其書成於嘉慶二年(1797)，所選唐﹑宋兩代詞，只錄44家，160首。與浙派相反，多選唐﹑五代﹐少取南宋，對浙派推尊的姜夔只取3首﹑張炎僅收1首。雖失之太苛，但其選錄的辛棄疾﹑張孝祥﹑王沂孫諸家作品，尚屬有現實意義之作﹐說明詞在文學上並非小道，以印證張惠言在《詞選序》里所申明的主張。他竭力推尊詞體，援引《說文》“意內言外”來論述，指出詞作近於“變風之義﹑騷人之歌”，用“敷衍古體以自貴其體”(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抬高詞的歷史地位。張氏比較注意詞作的內容，能尋繹詞作“感物而發”﹑“緣情造端”的意旨，剖析詞人“低徊要”的寄託用心。由此出發﹐他批評了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諸家詞作是“盪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可見其持論之嚴。但他亦有過分尋求前人詞作的微言大義而流於穿鑿附會的弊病。比如解說溫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是“感士不遇也，篇法彷彿《長門賦》”，還認為“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這種無根臆說曾遭到王國維的譏議，但是必須注意的是，這種解讀方式並非張惠言獨創，而是南宋鮦陽居士首創，張惠言只是模仿鮦陽居士解讀蘇軾《卜運算元》的方式解讀溫庭筠等人的詞作而已。他又勇於立論，疏於考史。對一些詞作的解釋有失實之處。儘管如此，張氏強調詞作比興寄託﹐較之浙派追求清空醇雅，顯然在格調上高出一籌。張惠言的同調者有張琦﹑董士錫﹑周濟﹑惲敬﹑左輔﹑錢季重﹑李兆洛﹑丁履恆﹑陸繼輅﹑金應珪﹑金式玉等人，彼此鼓吹，聲勢大盛。

以周濟為例

他撰定《詞辨》﹑《宋四家詞選》﹐“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譚獻《篋中詞》卷三)﹐但他並不囿於張氏的立論﹐“論詞則多獨到之語”(王國維《人間詞話》)﹐深化了張氏詞論。周濟在張氏推尊詞體的基礎上﹐著重提倡詞要有“論世”的作用。他認為“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飢﹐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介存齋論詞雜著》)。

品評詞作

這就證實了張氏提倡比興寄託的內容﹐要求詞作能反映現實生活﹐發揮其社會功能﹐而不僅僅是個人情思的抒寫﹐實為有識之見。另外﹐周濟還指明了詞作如何寄託的門徑﹐提出了“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之說﹐並且以精麗的語言﹐描繪了詞人在“觸類多通”以後﹐“驅心若遊絲之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蠅翼”(《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的構思﹑創作過程﹐使“萬感橫集﹐五中無主”的濃郁感情通過“鋪敘平淡﹐摹繢淺近”(同前)的藝術形像體現出來﹐所論也較精闢。但他實際品評詞作時﹐與其立論常有矛盾齟齬之處。

《詞辨》從他早年所著《詞辨》僅存的“正﹑變”兩捲來看﹐把周邦彥9首﹑史達祖1首﹑吳文英5首遣興﹑詠物﹑應歌之作﹐劃為“正”體﹐而將26(李煜^李煜)9首﹑辛棄疾10首﹑陸遊1首列在“變”體﹐就令人難以索解。晚年所著《宋四家詞選》﹐以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四家分領一代。並主張“問塗碧山(王沂孫)﹐歷夢窗(吳文英)﹑稼軒(辛棄疾)﹐以還清真(周邦彥)之渾化”﹐雖想博觀約取﹐仍不免囿於“婉約”一派。

張惠言（1761-1802）是學者，又是古文“陽湖三家”之一，更是著名詞人。他與兄弟張琦合編《詞選》（又名《宛鄰詞選》），選擇精嚴，並附當世常州詞人以垂示範，顯示一個在創作和批評兩方面均具特色、以地域集結起來的詞人群體的存在，因此，《詞選》成了一面開宗立派的旗幟。他所寫《詞選序》全面闡述自己詞學理論：主張尊詞體，要詞“與詩賦之流同類而諷誦”，提高詞的地位，倡導意內言外、比興寄託和“深美宏約”之致，對扭轉詞風和指導風氣起了積極作用。他的《茗柯詞》騁情愜意，細緻生動，語言凝練乾淨，無綺靡濃艷之藻，抒發懷才不遇、飄泊無依和羈縛受制等心緒，詞旨常在若隱若現之間。如《木蘭花慢·楊花》名為詠物，實為抒懷，借楊花吟詠身世之感，體物形神兼備，抒情物我合一，在描摹楊花里寄託追求、失望、游轉無定和歷經坎坷的心態，是以物寫情的傳世名作。

周濟（1781-1839），他以藝術審美眼光推尊詞體，突出詞的“史”性和與時代盛衰相關的政治感慨；對詞的比興寄託，從創作與接受角度上，闡明詞“非寄託不入”和“專寄託不出”，揭示最有普遍意義的美學命題，被認為“千古文章之能事盡矣，豈獨填詞為然”（譚獻《復堂日記》）。在正變理論上，他以宋四家周邦彥、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為學詞途徑，使學周邦彥、吳文英成了時尚，既糾正浙派淺滑甜熟，也使“常派”真正風靡開來，籠蓋晚清時期的詞壇。但周濟創作與理論脫節，對藝術審美和技巧認識較精密，個人詞作卻未盡如人意。

常州派詞人對於創作﹐態度比較嚴肅。比如張惠言〔木蘭花慢〕《楊花》和周濟〔蝶戀花〕“柳絮年年三月暮”﹐遣詞精密純正﹐似別有意蘊﹐但比較晦澀。實際上也並無十分深刻的思想內涵﹐與其立論尚有距離。這是他們詞作的主要傾向﹐也是整個常州派詞人的局限。

常州詞派對清詞發展影響甚大。近代譚獻﹑王鵬運﹑朱孝臧﹑況周頤這四大詞家﹐也是常州詞派的後勁。雖然他們創作同樣走向內容狹窄的道路﹐境界並不恢宏﹐但他們的詞學整理研究頗有成績。譚獻選輯清人詞為《篋中詞》﹔王鵬運\匯刻《花間集》以及宋元諸家詞為《四印齋所刻詞》﹔朱孝臧校刻唐宋金元人詞百六十餘家為《彊村叢書》﹐都收集了大量的詞學遺產。

近人龍榆生《論常州詞派》材料翔實﹐可資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