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忞

曾志忞[mǐn]在我國近現代音樂史上，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曾志忞，字澤民，又號澤霖，1879年生於上海，1929年病故，終年50歲。他是20世紀初最早一批赴日本留學的熱血青年，是我國近現代新音樂啟蒙時代———“學堂樂歌”時期的音樂活動家，也是我國近現代音樂史上最早的音樂理論家之一，嘗試創辦近現代音樂學校的先行者和少年音樂教育事業的先驅。

曾志忞的父親曾鑄，是有維新思想的愛國商人，曾任上海總商會會長，他對曾志忞後來走上倡導新音樂之路產生了重要影響。曾志忞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小學任教。1901年，他和夫人曹汝錦去日本留學。按照父親的要求，他在早稻田大學主攻法律，並畢業於該校。曹汝錦則在女子實踐學校學習繪畫和音樂，是我國早期留日學習小提琴的女留學生。

留日期間，曾志忞對日本明治維新后的新音樂很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萌發了學習西洋音樂的念頭。1902年，他加入了沈心工在東京發起組織的“音樂講習會”，成為最積極的成員。1903年，他進入東京音樂學校學習，開始在日本開展廣泛的音樂活動。同年，曾志忞發表了以簡譜和五線譜對照的由他自己填詞的樂歌《練兵》、《游春》、《揚子江》、《海戰》、《新》、《秋蟲》等。這些樂歌是我國目前發現的較早公開發表的“學堂樂歌”，也是現在能見到的中國人正式使用簡譜的早期記錄之一。

1904年5月，曾又在沈心工所創立的“音樂講習會”基礎上，重新發起組織“亞雅音樂會”，這是我國近代第一個新式的音樂社團。曾的夫人曹汝錦是我國最早留日學習小提琴的女生。該會以“發達學校社會音樂，鼓舞國民精神”為宗旨。在這一年為“卒業生送別”的音樂會上，曾氏夫婦的鋼琴合奏成為最引人注目的表演，被當時的報道盛讚為“幽閑勇健，如入歐洲音樂界，使人耳目一清，精神一振”。同年7月，曾譯補出版《樂典教科書》（上海廣智書局發行），是當時出版最早的一本較完備的樂理教科書。

1905年，《醒獅》第二期上刊出了由發起人朱少屏、曾志署名的“國民音樂會廣告”，宣告“國民音樂會”“以修養高尚技術，探求本源，擴張國民音樂思想，提倡國民音樂精神為宗旨”，設立“軍樂科”、“管弦合奏科”和“普通科”，儼然已是一所業餘音樂學校。

1907年，曾志忞[mǐn]從日本回到祖國。當時正值辛亥革命前夕，腐朽的清王朝搖搖欲墜，革命浪潮風起雲湧。一些進步知識分子編寫樂歌，傳播愛國革命思想，喚起民眾推翻專制王朝。革命黨人秋瑾英勇就義前夕，在1907年的《中國女報》（秋瑾主編）上，登載了自己撰寫的樂歌《勉女權》（署名“鑒湖女俠”），號召婦女掙脫封建壓迫的枷鎖，勇敢地投入推翻清王朝、“恢復江山”的革命鬥爭中去。

曾志忞回國后的當年暑期，就與高硯耘、馮亞雄等人在上海創辦了“夏季音樂講習會”，這是一個利用暑假傳授西洋音樂的組織。講習會的講習科目有樂典、和聲學、風琴、洋琴、喇叭、直笛、橫笛、大鼓、小鼓等。曾志忞把在日本創辦“國民音樂會”的教育方式，引進到國內來開展我國的音樂教育。對曾志在日本學習音樂，回國後繼續從事音樂活動，他的父親認為這是“不務正業”，但曾志並沒有因此而改變自己的志趣。

曾志忞並不滿足於創辦講習會，他的理想是辦一所正式的音樂學校。據馮亞雄在1959年的一次談話中回憶，他們從日本回國后就想辦音樂學堂，但由於當時辦音樂學堂的社會氛圍尚未形成，未能如願。1908年，曾志忞得到了一個實現願望的機會。他遵照父親的臨終遺囑，創辦了“上海貧兒院”，地址設在當時的上海江南製造局（今江南造船廠）附近。1909年，曾志忞在貧兒院創辦了管弦樂隊，由馮亞雄、高硯耘負責教習。這是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第一支完全由中國人自己組織的管弦樂隊。1910年6月3日，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在紀念曾鑄病逝二周年懇親暨紀念會上首次公開亮相，演出了許多節目。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演奏了亨德爾的管弦樂《進行曲》、莫扎特的歌劇《魔笛》選段等作品。貧兒院管弦樂隊在成立后不長的時間裡，能演奏像《魔笛》這樣的世界名曲，應該說是一個奇迹。1910年的“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合影，也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圖片資料。從這張珍貴的照片上可以看出，該樂隊共39人，樂隊前手執指揮棒者是曾志，左側持小提琴的是他的夫人曹汝錦。

在曾志忞等人的努力下，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很快發展成為一支規模較大的管弦樂隊，從1909年底樂隊正式組建時約20人，到1911年9月時已發展到81人。1915年，在美國舊金山舉辦巴拿馬世界博覽會，上海貧兒院的弦樂隊組織法榮獲特獎金牌。

曾志忞還在梁啟超創辦並主編的《新民叢報》上發表了《音樂教育論》，該文是我國最早的一篇系統闡述近代音樂教育問題的論文。另外，他編著或翻譯的書籍還有《和聲略意》、《國民唱歌集》、《風琴練習法》、《簡易進行曲》等等。由以上這些不完全的統計，已不難看出多才多藝的曾志忞，在日本的五年間為近代音樂事業所做出的貢獻。所以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有這樣的評價：“上海曾志忞，留學東京音樂學校有年，此實我國此學先登第一人也。”

繼而發表的《音樂教育論》，是我國最早一篇系統闡述近代音樂教育問題的論文。后在《醒獅》雜誌上連續發表的《和聲略意》一文，是中國人寫作的講述西洋和聲學知識的第一篇文章，成為我國引進西洋和聲學的先驅。

1903年，在“江蘇同鄉會”於東京編印出版的《江蘇》雜誌上，曾志忞發表了《樂理大意》和《唱歌及教授法》，並同時以五線譜和簡譜對照的形式刊印了六首歌曲：《練兵》、《游春》、《揚子江》、《海戰》、《新》、《秋蟲》，這是迄今所見到的最早公開發表的學堂樂歌。第二年又發表了譯自美國羅普亞的《教授音樂初步》。同年四月編著出版了《教育唱歌集》，這是一本相當完備的樂歌教科書，與沈心工的《學校唱歌集》幾乎同步刊行，二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1904年5月，曾志忞在沈心工所創建的“音樂講習會”的基礎上，發起組建了中國近代音樂史上的第一個新式音樂社團--“亞雅音樂會”，其宗旨是“發達學校社會音樂，鼓舞國民精神”。同年，在為“卒業生送別”的音樂會上，有一個最引人注目的表演是“曾志忞夫婦之洋琴合奏”，當時的《新民叢報》曾報道並盛讚他們的表演是“幽閑勇健，如入歐洲音樂界，使人耳目一清，精神一振”。評論所舉之例是否恰當尚值得商榷，但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他夫婦二人的洋琴（鋼琴）演奏技藝，確實不同凡俗。也是在這一年，他從日文轉譯了英國人編著的《樂典教科書》，這是我國近代音樂史上最早的一本較為完備的樂理教科書，書前有“飲冰室主人”即梁啟超所做的“敘”。

對學堂樂歌的創作觀念和創作方法也有精深獨到的見解：“今吾國之所謂學校歌曲，其文之高深，十倍於讀本；甚有一字一句，即用數十行講義而幼稚仍不知者。”他反對那些以“寒燈暮雨”、“血淚冰心”之類的陳詞濫調學“戀窮狂怨之態”，或以“微妙幽深之語”賺“淵博奇特之名”的舊詞章，“皆非教育的音樂者也”。他指出“學校歌詞不難於協雅，而難於協稚”，要以“適於教育之理論實際”為目標，“通俗上口又蘊涵深意”，“質直如話而又神味雋永”，“以小見大，激發志氣”，“求其和平爽美、勃勃有生氣者”。要使“童稚習之，淺而有味”。他認為學堂樂歌的創作原則，是要“以最淺之文學，存以深意，發為文章。與其文也寧俗，與其曲也寧直，與其填砌也寧自然，與其高古也寧流利。辭欲嚴而義欲正，氣欲旺而神欲流，語欲短而心欲長，品欲高而行欲潔。”他還針對當時的學堂樂歌創作主要是用外來的曲調填詞而存在的弊端，進一步提出了“曲與歌不可離”、“歌與曲不相背”的要求，認為“背與離，音樂之大患也”。

1913年夏，因滬南兵災等原因，曾志忞全家移居北平，以律師為業，同時仍從事音樂活動。這時，他的興趣轉向研究中國傳統的民族音樂，關心京劇音樂的改良。他在北京舉辦過一個“中西音樂會”，試圖改良中國戲曲（京劇）音樂，採用中西樂器為戲曲伴奏。兩年後，該會因經費缺乏等原因而停辦。

晚年的曾志忞脫離了音樂活動，性情也變得冷傲孤僻，常常借酒消愁，意志日益消沉。曾志忞在當時是同情革命的進步知識分子，是有雄心壯志的，但在理想沒能實現時心灰意冷，變得消極，這可以說是當時某些音樂家的無奈和悲劇。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這不是個別現象。

曾志忞認為，“以為凡事物之行於今世界者，考之我古國，無不畢具”的保守自持思想，是中國近代音樂落後的原因。曾志忞主張：“一事而不脫出泥古、自恃的性質，欲理想之發達，社會之進步，不亦難乎。夫音樂亦然。”凡此都使我們認為，在中國近代音樂史上，曾志忞作為一個頗有成就的音樂教育家、音樂理論家和音樂活動家，是不應被遺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