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綉

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2年），清統治已搖搖欲墜，文人士子們想以科考求得一官半職已不大可能了。15歲的朱綉，輟止學業，來到西寧，在“錢泰茂”商行當學徒。朱綉雖棄學從商，但其求學進取之心未泯，一有閑暇便孜孜讀書。不久，他在店裡當了會計，有了更多的學習時間。同時，京津一帶的商客前來西北經商的不少，他們將各種新思想、新觀念帶到甘青，使朱綉對青海以外的世界益感興趣，想儘快獲得一些新知識，來彌補所學之不足。於是，他託人先從天津訂購了《益世報》，以後又從上海訂購了《申報》和《大公報》，這些聞名全國、代表一時思想文化潮流的報紙，成為朱綉了解西方新思想、新文化的啟蒙教材。其中介紹、宣揚的“救國救民”的新思想、歐美資產階級的新式教育、西方近代文化知識等新概念、新事物使朱綉耳目為之一新，思想大受啟迪。這些作法在現在人看來，有些不可理解，但在當時，青海地處邊遠，交通不便，消息閉塞，經濟文化落後，朱綉則率先從外省訂購趕緊物，關心時事，了解信息，成為青海近代知識界中較早訂閱新式報刊，接觸新思想的學人。

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朱綉24歲時，爆發了孫中山等人領導的辛亥革命，革命浪潮迅速波及全國。當時青海歸甘肅管轄，時任青海西寧總兵的馬麒為發展自己的勢力，附庸風雅地攏絡四方社會賢達。一日，馬麒智囊黎丹前往“錢泰茂”商行購物，見朱綉閱讀報紙，很感驚奇，上前搭話，方知朱綉藏有許多種新式刊物，且學識廣博，通曉古今，胸懷大志，氣度不凡，遠非一般商人。於是二人結為摯皮，過往甚篤。不久，便推薦朱綉為西寧道尹公府隨員。

民國四年（公元1915年），已近而立之年的朱綉以西寧道屬參議會議員的身份，先後到蘭州、西寧、洛陽、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考察學習。每到一處，朱綉都注重實際察訪，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以學問廣其見，以遊歷作為證明”。在各地考察時，朱綉還注意搜購一些有新思想內容的書刊，結交一批社會名流。《京報》主編邵飄萍就是他在遊歷中結識的。邵飄萍稱他“乃今世奇地異能之士”，引“為刎頸之交”。

邵飄萍思想傾向革命，反對北洋軍閥統治（后與李大釗等人在北京遇害）。朱綉受邵飄萍影響很深，加之在遊歷中目睹了中國軍閥混戰，外患如故，內亂不息的局勢。認為國體已改，政治不良的關鍵在於無適當人才以補救。只有草除庸碌，獨求真識，為國求才，方可挽狂瀾於既倒。通過遊歷比較。朱綉更深感青海文化經濟的落後，決意以開發青海為已任，立志獻身邊疆事業。

民國初年的青海地區，仍是一個被人們視為“幽荒絕域”、“蠻夷不化之邦”。在這種狀況下，要開辦新式教育，有相當的難度。這些困難並未使朱綉氣餒，他偕同黎丹、周希武等人奔走呼籲。很快在青海掀起了開辦新式教育的熱潮。朱綉親自動員湟源富戶捐資辦學，還將原蒙藏學校擴充為寧海蒙番師範學校，朱綉出任校長，培養蒙藏師資。以後呈准甘肅教育廳，附設職業科，添招中學生一班，分教育、墾殖二科，以造就實用人才。學校開辦后，由於宗教和社會習俗等因素，蒙藏子弟自願入學者極少，生源又遇到麻煩。對此，朱綉建議地方政府，責令青海蒙古二十九旗選送王公子入校，於是其附小的蒙古學生，逐漸曾至50多名。民國十五年（公元1926年），學校改名為“青海籌邊學校”，同時，又招收師範科學生一個班，其所設的課程，都以培養開發青海實業人才為宗旨，包括藏語、英語、國語、養羊學、森林學、礦物學等新型實業學科，並聘請內地部分專業教育人才講學，教育內容和形式都有很大改革，為開發青海培養了一批新式的殖邊人才。促成了解放前青海蒙藏教育的一個極盛時期。

民國十七年（公元1928年）青海建省。青海籌邊學校被改名為省立第一中學。民國十九年（公元1930年），為使青海民族教育事業不致中斷，又附設了蒙藏師範科一班，繼續培養造就蒙藏師資。後來青海許多從事教育工作者，多出自此校。朱綉功不可沒。

朱綉在擔任寧海籌邊學校校長后，又將民國初年西寧縣立第一女子初等小學加以擴大，改為女子師範學校，並在湟源等地設辦女校，倡導實行女子教育。朱綉興辦青海教育時期，還擔任過甘肅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校長，並和周希武等人一起組織了西寧道屬研究新學制聯合會，革新學制，廢除讀經，改訂各級學校課程。同時，積極推行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朱綉等人還捐資舉辦巡迴文庫。開設講演所，設立閱報室、圖書室等。在朱繡的倡導努力下，各縣官紳、名流以及各地天主教、福音堂，也紛紛捐資辦學，各地私立學校共有百餘處。

西藏問題，是民國初年西北邊陲史上的一件大事。民國二至三年（1913一1914），中英雙方在印度西姆拉召開會議，西藏地方政府也派代表參加。會上，英方單方面擬定了一個《西姆拉條約》，劃分出內、外藏，要求西藏獨立，中國不設官，不駐兵。依此，不僅西藏完全脫離中國，而且青海、新疆、雲南、四川大片土地也會被划入外藏而喪失。消息傳出后，遭到國人一致反對，馬麒首先通電全國，表示堅決反對。北洋政府懾於國內壓力，未敢在條約上簽字。民國七年（公元1918年）五月，英方再次提出劃分內、外藏界限問題，擬將當拉嶺以北，崑崙以南的青海南部地區和川西南及雲南藏區劃為“內藏”，要求中國不設官駐兵。同時，英國又煽動和支持西藏親英勢力再次向四川、西康方面進軍。面對藏軍內犯，馬麒認為青海是進入西藏的門戶，牽一髮而動全局。遂上書甘肅都督張廣建和北洋政府，建議遣使入藏，進行和平談判。

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北洋政府同意入藏談判，青海方面以朱綉為入藏特使，同時派青海紅教（寧瑪派）領袖古浪倉活佛和甘肅督軍公府諮議李業青等前往西藏與達賴喇嘛談判。在拉薩，朱綉等談判代表與達賴、班禪數次會晤，敦促達賴堅持愛國立場，主持正義，勸息兵事。同時，朱綉等人還與西藏上層各界人士廣泛接觸，以求西藏事態和平解決。朱綉等談判代表幾經努力，最終與達賴達成協議。談判獲得圓滿成功。同時，朱綉還在西藏詳細調查了川藏前後戰爭情況，多方搜購英國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各種協議、密約文本和藏方官府文書的原件，立志為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作出自己的貢獻。第二年四月，朱綉等談代表離藏回青。達賴讓朱綉帶回漢藏合璧正式公文一件。

朱綉回到青海后，將入藏情形、藏方公文連同在西藏期間草擬的《經營西藏計劃書》一同交都督張廣建轉呈中央。在計劃中朱綉提到，歷代以來對蒙藏實行的羈縻政策，只能“使各部落酋長自相統屬，習尚不改蠻荒之舊，人民依然之風。結果給外人造成可乘之機。朱綉還總結歷代經營青海得失，主張“東墾青海，經營西藏”，極力主張在少數民族聚集區“宜速設道尹”，實現理事向縣治的逐漸過渡。主張“兼事屯墾畜牧之業，選用富於邊事智識，並優於兵機方略者充之”等等。但這邊事專家對經營邊疆，特別是針對蒙藏邊地問題的研究，並未得到北洋政府的重視，使朱綉大為失望，深感一腔愛國之情無處可報。但他並未為此而消沉，而是書於筆頭。朱綉愛國之心，表現在其所編寫的《西藏六十年大事記》一書。該書詳細記述了上自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下迄民國九年（公元1920年）九月的西藏地區受英國侵略、控制的始末，揭露了英國侵略中國的罪惡行徑，是一部極好的反映歷史事實的書籍。

當時西北著名學者慕壽祺評價此書是“杜牧罪言書，賈生痛苦聲，王朴安邊策”。與此同時，朱綉就西藏問題還著有《海藏紀行》和《拉薩見聞錄》等書稿。《海藏紀行》一書在朱綉去世以後，經他的後嗣整理在《新青海》雜誌上刊出。朱綉平素著述的日記、詩稿也很多，但大多毀於馬仲英湟源屠城之時。

民國九年（公元1920年）馬福祥，馬麒掀起了“甘人治甘”的運動，朱綉首先積極奔走，他以鎮守使參軍的名義，親自前往北京，為馬麒升任護軍使一職進行活動。還到洛陽晉見吳佩孚，希望能將青海劃為特區。民國十四年（公元1925年），朱綉作為馬麒的代表前往北京參加段祺瑞主持召開的藏後會議，並面謁了病中的孫中山。此後，朱綉開始信仰三民正義，並加入了中國國民黨，為國民黨在青海的發展積極工作，先後三次擔任國民黨西寧縣黨部委員。為振興實業，他還擔任青海墾務局會辦，積極推廣墾務。朱綉還最早發起組織過“西北問題研究會”。

民國十五年（公元1926年），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參加北伐，不久率國民革命軍西進，準備接管青海軍政大權，使馬氏家族在青海的統治受到威脅。其權力核心內部就歡迎還是拒絕國民軍入青問題展開激烈爭論。朱綉等人主張和平交權，但下層軍官抵觸情緒很大，主張以武力相抗衡。馬麒接受朱綉等人的主張，決定派朱綉、周希武等人前往蘭州接洽歡迎國民軍入青事宜，並派其弟馬勛臣率馬隊護衛隨行。

民國十七年（公元1928年）七月二十五日，朱綉一行五人從西寧出發，行至老鴉峽蓮花台時，遭到伏擊，朱綉中彈身亡，念恨謝世蓮花台，西寧各界人士為他舉行公葬。以後人們將他多年收藏的部分書籍加以整理，在省立第一中學建起了“錦屏圖書館”，以示紀念。《西寧府續志》也為朱綉列傳，歸入烈士墓。

朱綉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名士，一生積極倡導創辦實業，興辦文化教育，曾不顧個人安危，赴藏談判，促成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為維護民族團結、安定邊陲作出了貢獻，有“邊事專家”之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