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全集

『第一卷』 論行為哲學、審美活動中的作者與主人公、文學作品的內容材料與形式問題、弗洛伊德主義批判綱要

『第二卷』 生活話語與藝術話語、文藝學中的形式主義方法、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

『第三卷』 長篇小說話語、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長篇小說話語的發端、史詩與小說

『第四卷』 言語體裁問題、文本問題、人文科學方法論

『第五卷』 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巴赫金訪談錄

『第六卷』 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

巴赫金

一、巴赫金生平：

巴赫金 M.M. Bakhtin (1895～1975），蘇聯文學理論家，批評家。1895年11月17日生於奧勒爾市一銀行職員家庭，1975年5月16日卒於莫斯科。1918年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文史系。后曾在維爾城一中學任教，1920年秋轉往維捷布斯克教授文學和美學。從這時期開始了哲學和人文科學諸多領域的研究工作。1923年因病辭職治療。 1924年去彼得格勒供職。

他前期著作有《藝術與責任》、《語言創作的方法問題》等。1929年發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問題》（1963年修訂版更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是他的主要力作，內中提出“復調小說”理論，為他獲得世界性聲望奠定了基礎。他在1929年政治運動時曾遭到監禁和流放，此後境遇坎坷，但仍以頑強毅力堅持研究工作。30年代寫成《拉伯雷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的民間文化》。1945年起應邀到摩爾達維亞師範學院任俄羅斯和外國文學史教研室主任，1961年退休。其間同時進行他所稱的“元語言學”研究。1969年起定居於莫斯科。

他的研究成果死後被編成論文集《美學和文學問題》和《語言創作美學》出版。

二、巴赫金的主要成果：

（一）巴赫金對話理論對后結構主義互文本概念的啟發。巴赫金把對話看是人類基本的生存方式，一個人的“言談”總是帶有某種觀點和價值觀的表達，但這種表達不是固定的立場而是一個過程，是在和潛在對象的對話中完成其功能的，並且和其他“言談”一起構建了話語的公共空間，各種差異和不同的聲音藉此匯成一個充滿張力的複合體。后結構主義的文本間性理論把主體對話的概念引入了文本之間，后結構主義的文本概念不再局限於一個固定的文本及其結構之中而具有了一種歷時性的分析，闡釋對象也不再是一套固定不變的文本而是文本之間變化不定的功能和關係，文本之間也象言談主體一樣不斷對話，文本的意義從自足走向了開放的歷史維度。

（二）從巴赫金復調小說理論中對作者決定權的逐漸削弱到結構主義的寫作主體的完全出場也存在著一條合理的邏輯線條。巴赫金和結構主義都反對把文本看成是作家經驗的表現或社會生活的簡單反映，在復調小說中，作品主人公是和作者平起平坐的主體，他有自己自主的聲音而不會淪為作者意識的傳聲筒，在結構主義那裡，作家的地位和功能僅僅體現在為文本中的意識和聲音提供發言和交匯的場地。這種作者的消隱過程反映了巴赫金和結構主義一樣的反對話語獨白的立場，獨白話語在唯一的作者內心或社會生活中尋求文本的語義空間，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強調了意義的復調性，沒有誰獨自佔有意義，意義體現為對話的過程，而結構主義更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強調文本的自足意義，從而不為任何獨語策略留下餘地。

（三）巴赫金的歷史詩學對語言背後的社會意識形態和歷史關係的注重也影響了後期的結構主義從文本的結構分析轉向了文化符碼的結構分析。在巴赫金深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哲學》一書中，修正了索緒爾的共時性的語言學，巴赫金認為要理解話語的含義不僅需要沿著話語之間的關係軸，而且應當放到話語產生的社會語境中。後期結構主義走出了純粹的文本的能指分析，把更多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現象納入了分析的範圍，或者說，后結構主義者把更多的社會歷史因素給文本化了，結構主義的語言中心沒有變，但把文化符碼平面和意識形態的平面結合了起來，開始關注文化符碼背後的社會學含義，這對前期的結構主義明顯是一種有意識的突破。

（四）巴赫金的對話理論非常重視一個概念，那就是“未完成性”，這個概念深深地影響了結構主義關於“動態美學”的觀念。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強調對話的不可完成性，也就是說，對話永遠是指向未來的，是指向尚待完成的區域的，在小說里，作者和主人公的對話是不會完成的，而正因為不可完成，突出了審美活動的“事件性”特徵，作者不是創造文本而是參與文本這一事件，因此審美的意義是不斷生成的，沒有被任何外在因素所壟斷。“未完成性”在後結構主義那裡成了文本的開放性，文學是一種設問活動，沒有誰包括作者能給予最後的解答，作家只能給予部分的解答，解答又提出了新的問題，文學就是這樣循環地自我實現的，它的意義的不是靜態的而具有了動力學和發生學的特徵，未完成性的和動力學性質的美學都給讀者留下了審美參與的地位。

以上幾條線索反映了巴赫金的思想和結構主義在理論觀念上某種程度的親近性，其實任何一種新理論的提出都有其複雜的原因，也必定帶有其發展的具體的階段性特徵，所以不能說是巴赫金的理論完全影響了后結構主義的這些變化和特徵，但我們應該看到，巴赫金和后結構主義在哲學和美學上很多時候面對了同一問題，並且呈現了相似的理論思路，還有不能忽視的也正如許多后結構主義者所承認的那樣，他們確確實實借鑒了巴赫金的許多思想資源，這都是以巴赫金的思想的廣博性和開放性為基礎的。理清巴赫金和后結構的關係為我們提供了認識巴赫金的一個新的角度，而且也有助於我們認識結構主義的發展脈絡和後期的一些突出的變化。

同時，巴赫金的理論和後期結構主義的努力表明了一種把文學變化的內在機制和外在推動力結合起來的理論方向，任何一種理論形態都應該有它的中心視點，這是理論創新和獨立的需要，象巴赫金把語言問題作為關注的中心一樣，但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忽視中心視點以外的東西，現在的文論應該在綜合的基礎上實現創新，這也就是巴赫金的理論和后結構主義後期一些有益的變化對現時期文藝理論研究一點重要的啟示。

三、巴赫金的貢獻：

巴赫金的理論貢獻主要在兩方面：一、他建立了以他的“超語言哲學”為基礎的歷史詩學，這種歷史詩學秉承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以來對語言中心的關注，同時根據語言實踐的社會基礎和歷史變化來解釋語言符號系統所確立的形式和意義統一的特殊性。二、在對具體藝術形式的分析和探討中巴赫金集中闡述了他的一系列理論如對話理論、狂歡化、復調小說和話語雜多等，而且如在對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小說的研究中，巴赫金並不局限在對敘事形式和結構的微觀分析上，而用他的小說理論強化了他的語言實踐觀。

關注巴赫金我們必須看到本世紀初西方哲學所謂的“語言學轉向”，這個轉向挑戰了西方思想傳統的認識論和本體論模式，而把哲學的關注中心放到了人類的語言結構，並以此解構了傳統的二元論和本質主義。巴赫金在對二元論和本質主義的獨語策略的輕蔑上和這個語言學思潮體現了同樣的哲學氣質，但巴赫金又和純粹的語言論者不同，他更關心語言背後的語義空間，在這一點上，他應用了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把語言作為有具體語境和社會環境背景的一種實踐，在對任何一種藝術形式的研究中，巴赫金都沒有把文學藝術看成是自足的文本結構的共時體（如新批評、形式主義和前期的結構主義所做的那樣），而始終將他們納入歷史和社會詩學的範疇。

以上都決定了巴赫金的理論的開放性，這種開放性也要求我們應該把巴赫金放到他所反對的庸俗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比較中，同時也要求我們把巴赫金放到和他有同樣背景但又被他所超越的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比較中去研究他的思想。巴赫金作為哲學家和文論家的地位不是孤立地取得的，而是同各種思想和理論交鋒和融合的結果，而且這種交鋒並不都是直接的，有時會以一種歷史迴響的方式發生。

結構主義和巴赫金的關係可能就屬於這種歷史迴響的方式，而且在和巴赫金的思想有關各種理論當中，最值得研究的恐怕就是他和結構主義的關係，這裡可以找到歷史的和邏輯的兩方面的依據，在史實上，因為巴赫金在西方的被發現實際上是由法國結構主義的一些人物來完成的，70年代，法國結構主義符號學家托羅多夫和克里斯蒂娃首先把巴赫金的對話和小說理論作為與傳統結構主義的抗衡推向了西方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興趣，這兩位結構主義者和包括羅蘭·巴特在內的其他一些結構主義者都承認受到過巴赫金的影響。在邏輯上，如前所述，巴赫金和結構主義者都面對了索緒爾語言學理論以來的同一問題——語言中心，更重要的是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和“超語言哲學”影響了結構主義的後期發展，後期的結構主義對巴赫金的思想進行了吸收和改造，呈現出和前期的結構主義的不同的理論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