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轉向

語言學轉向，亦稱語言轉向（ the Linguistic Turn)

作為一個術語，"語言學轉向"最早由維也納學派的古斯塔夫·伯格曼在《邏輯與實在》（Logic and Reality，1964）一書中提出的。他認為，所有的語言論哲學家都通過敘述確切的語言來敘述世界，構成了語言學的轉向，語言成為日常語言哲學家與理想語言哲學家在方法上的基本出發點。

但使這個說法得到廣泛流傳和認同的，則主要緣於理查德·羅蒂所編的《語言學轉向——哲學方法論文集》（The Lingu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1967）一書的出版。

總體來看，兩位學者對哲學新動向的總結針對的主要是英美分析哲學，其中包括作為先行者的弗雷格、羅素，在一定程度上受他們影響的牛津日常語言學派和維也納學派，以及後來的邏輯實用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他們共同展示了哲學研究中語言分析的不同方法和階段。

分析哲學家大多是數理方面的科學家，在追求科學性方面承襲了實用主義的傳統，即力圖在語言、意義和實在之間達到統一，受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那些無法為經驗證實的語言命題被宣告為非科學的和無意義的命題。形而上學作為一種追求普遍有效性的真理言說系統，其語言必然包含超越於經驗的指向，因此分析哲學的科學性要求最終劃分兩個世界，也即可以用可靠語言或有意義的命題進行表達的部分，和無法進行表達的“無意義的”部分。

我們看到，"語言學轉向"雖然在狹義上講的是與分析哲學和語言學直接相關的部分；但是從廣義上看，它的深度已經涉及到符號和表意系統整體，而廣度上則包括了歐美現代哲學的整體趨勢，因此這一轉向也可以認為是西方哲學整體的"語言轉向"，對後來的哲學研究影響深遠。今天的哲學家已經很難直接去探討純粹的哲學運思，而是必須面對各種文化意義領域與語言學或者其他指意符號系統之間的密切關係。事實上，美國哲學家皮爾斯早就認為，使用符號的能力乃是思想的根本要素，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皮爾斯應該是最早預言了"語言學轉向"的一位哲學家。

從橫向看，"語言學轉向"直接源自數理科學和語言學的發展；從縱向看，"語言學轉向"實際上是現代哲學方法論轉向的一個結果，無論是第一、第二代實證主義的經驗歸納還是現象學的本質直觀，都首先意味著現代哲學的方法論轉換，其次才是語言在這一轉換過程中的出台並取得中心地位。

由於語言聯繫著主體與客體、本體論領域和認識論領域，因此這一轉向並非真正與傳統哲學異質，而只是從一種新視角來重新探討傳統哲學面臨的各種問題，其初衷很難說是對形而上學問題的真正拒絕。只不過在結果上，"語言學轉向"展示了把形而上學科學化的不可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對傳統形而上學的“終結”。但樂觀地看，"語言學轉向"也反過來標明了人類語言與科學化表達對於形而上學的無力，因此它恰恰更為鮮明而突出了形而上學獨立和超越於人類經驗範式的價值和意義。

從古希臘開始，哲學家們最開始所關注和思考的問題是：萬物的本源是什麼？世界的本質是什麼？比如泰勒斯說萬物的本源是水，赫拉克利特說世界的本源是火，阿那克西美尼說是氣，恩培多克勒說是水火土氣，德謨克利特說萬物是由原子和虛空構成的，這也算是最早的唯物論了。直到畢達哥拉斯從世界萬物的背後發現一個抽象規律即數，以及巴門尼德提出永恆不變的“存在”這個概念，這二位對柏拉圖的理念說產生了重要影響，也為西方的形而上學奠定了基礎。從巴門尼德開始，以後的西方哲學關於“存在”的學說都被稱為“本體論”（Ontology）。

柏拉圖認為我們現實世界的背後還存在一個理念的世界，現實世界中的可感事物都是對於理念的分有和模仿，就好像盜版不如正版一樣，現實世界總是不如理念世界那麼完美。人的靈魂最開始活在理念世界里，靈魂降生為人後就遺忘了這些理念，我們所謂的學習就是對於理念的回憶（這裡已經有了認識論的問題：知識如何可能）。理念世界也可以看做是基督教世界觀的一個濫觴（尼采的上帝死了所一起顛覆的）。

亞里士多德認為事物的存在方式可分為十個範疇：實體、數量、性質、關係、地點、時間、姿勢、所有、主動、被動（後來康德的先驗範疇表也是在亞里士多德的基礎上補充和改造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實體。實體就是事物去除了一切屬性、一切範疇之後最後的剩餘物。只有實體才是真正獨立的存在，其他屬性、範疇（或者說形式、理念)只有依附實體才能存在。實體是具體的個別的東西，是“這一個”，而不是抽象普遍的東西（這裡能看出他對柏拉圖理念說的一種反叛）。在語言上實體處於主詞的位置，而不能做謂詞（這裡就涉及到後來的語言哲學了）。比如“蘇格拉底是人是哲學家是柏拉圖的老師是被毒死的”這個句子，“蘇格拉底”是實體是主語，人、哲學家、某某的老師、毒死的是一系列的屬性是謂語，謂語不能脫離主語而獨立存在。謂語可以述說主語，主語不能述說謂語（羅素由此發展出摹狀詞理論）。亞里士多德對於實體的學說比較複雜和矛盾，對柏拉圖有反叛也有復辟，在此不述。

到了中世紀，教父哲學和經院哲學興起，哲學淪為了神學的婢女。但柏拉圖的理念說和亞里士多德的實體說還是引起了經院哲學實在論與唯名論的爭辯。他們爭論的焦點主要在“共相（形式、種屬）”是否客觀存在上（“共相”的問題涉及到了上帝“三位一體”的教義問題，因此很重要）。這也為後來的唯理論與經驗論之爭埋下了伏筆。

到了近代笛卡爾把哲學家們的關注點從“世界的本質是什麼？”、“什麼是存在？”轉向了“我們能夠認識什麼？”、“我們如何能夠認識？”即從“本體論”轉向了“認識論”。這是哲學史上的第一次轉向（其實近代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已經關注到了認識論問題，再往前柏拉圖的回憶說、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都也涉及到了認識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