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國民黨的創建者是孫中山先生。從這位革命先行者的思想看，至少在理論上國民黨與中國傳統文化維持著深厚的淵源關係。中國文化中的“國”與“天下”是兩個概念。一姓的江山終結了，繼之而起的統治者並不能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準則，反而必須到其中去為自己的政權尋求合法性基礎。孫中山先生在與第三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的談話中強調，“中國有一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而發揚光大”。從其最重要的著作《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看，以三民主義為核心的孫文學說主要是通過引證儒家學說而得以論證闡揚的。

其論民族主義云：“民族主義的基礎是以仁愛為中心的道德”，並“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去感化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他的民權主義也異於西方文化中以個體為本位的天賦人權論。他認為民權的真義是一種通過法律達成的社會公正，把天生的不平等（體力智力的差異）與人為的不平等（貧富貴賤）在法律上平等。他的民生主義既不同於否定私有制的共產主義，也區別於完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而是主張“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追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東方社會理想。

這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是中國傳統文化“致中和”的哲學思維和“求大同”的仁愛精神在特定時代的具體體現和落實。正統的性善論實際是以文化為人的本質。孫氏的基本認知亦是如此：“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於是“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因為“民生是社會一切活動的原動力”，故民生主義在三民主義中佔據核心地位。《禮記·禮運篇》所描述的大同社會是儒家的理想，亦是孫氏唯生論的完滿體現。

孫氏對東西方文化的分野十分清楚，他有著堅強的民族自信心，反對全盤西化。在一次講演中他指出：西方文化是一種主張功利強權的霸道文化；東方化則是講仁義道德的王道文化。儒家的文化理想表達的是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平民的願望，因而總是寄望於聖賢將它付諸實現，政治上表現為精英主義或賢人政治。孫氏十分欣賞行井田的王莽和行新法的王安石，認為這些“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但二十世紀初期的內憂外患使這位臨時大總統有名無實，無所施其仁。

著名學者艾森斯塔特在《傳統、變革與現代性》中將國民黨1927—1937這十年的工作特點概括為“新傳統主義”。說它“仍是按照傳統主義的方式來定義社會、政治和文化秩序中的中心象徵，並將由革新性群體所形成的新象徵和取向的內部整合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這時的艾氏是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單線進化論者，他所謂的“新象徵和取向”即是歐美文化。所以，他的貶評正說明了國民黨不僅在理論上，同時在實踐上與傳統文化確是頗有淵源。

1952年，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體代表大會，把“保衛中國文化”，“實行民主憲政”，“平均社會財富”作為“復興基地”建設的工作重點。當然，這一切者是在“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專制政體下實施。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交，台灣的經濟已趨穩定。但經濟發展並不等於社會發展。現代性是社會的穩定因素，現代化過程卻因導致社會結構的重組而常常引起社會動蕩。台灣社會的危機來自以歐美社會為發展參照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極端的地方勢力“台獨派”。

以胡適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西化派曾經是國民黨的忠實盟友。但當他們對當局的政治批評發展到與地方勢力全作組建“在野黨”時，這種盟友關係也就走向了反面。由於這個群體本身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隨著當局對《自由中國》雜誌的查封，他們也就基本銷聲匿跡了。

《文星》雜誌可視為這個群體的回聲或餘響。其主角李敖把這一種思想或思路發展到了極端，即全盤西化，否定自身的文化傳統。李敖的激烈言辭風動一時，反映了經濟強壯，文化貧血的台灣社會思想的迷惘。當時世界上風頭正勁的將傳統與現代作二元劃分的現代化理論，為這種思想提供了認知上的基礎。依此理論，工業化過程即是西化過程。在相當長時間內，它誤導著第二次工業化浪潮中的國家和地區。

但更為嚴峻的挑戰來自“台獨”勢力。由於歷史的原因，台島近代以來長期孤懸海外，殖民文化有一定影響。“二·二八事件”和國民黨政權的大播遷使台灣的人口自然地劃分為台灣人和外省人兩大塊。土地贖買政策使台灣本地人在工商經濟格局中佔有重要地位，市場經濟的發展更增加強了他們表達自己意願的渴望和能力。以彭明敏、廖文毅等為代表的“台獨”運動在美國、日本等國際勢力的支持鼓勵下，將內部的政治矛盾放大為一般的文化乃至種族衝突。他們鼓吹：“台灣與大陸分離太久，文化習俗不同，已不同於中國人”；“台灣應由台籍人執政”，“台灣前途由1800萬台灣人決定”等等。

凡此種種不能不激發以中華文化衛道者自居的國民黨當局的警覺：經濟起飛已經開始，但它將把所謂“中華民國”帶向何方？從內部說，這種警醒和自覺乃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以發起的最深刻的動因（從外部說，還有大陸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作用）。

（一）以倫理道德為淑世之本。其最具體的行為表徵，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其最重要的哲學基礎是“仁”字。

（二）以民主自由為福國之則，有全國共同遵守的大法即“中華民國憲法”，使政治舉措有常軌。要國會能自由行使其職權，使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歸於民治，樹立法治。

（三）以科學技術為正德利用厚生之實，其終極目的，在於養民。養民之道，不外衣、食、住、行、育、樂六項，故特以此六項科學化之建設，為正德、利用、厚生之張本。

蔣中正不僅為這場運動制定了思想綱領，還親自出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會長。他說：“中華文化之基礎，一為倫理；故日‘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其始也，固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且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棄者皆有所養’。二為民主；故日：‘民為貴’，‘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乃日‘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三為科學，此即正德、利用、厚生之道，故孔子以為政之急者，莫大於使民富且壽。而致富且壽道，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耳。余篤信倫理、民主、科學乃三民主義思想之本質，亦即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基石也。”

傳統文化包羅萬象，有經有權，有常有變。孔孟荀所稱道的三代禮樂文化，內聖與外王之道是統一的。但到宋明理學之後，二者漸趨分離，使儒學僅僅成為一種心性修養功夫。孫中山先生以革命先行者的膽識和氣魄，勾勒出了孔子以仁愛為哲學基礎，以大同為社會理想的新形象，為儒學在現代的復興開闢了廣闊前景。但是，作為其政治綱領的三民主義，最初只是三個十分具體的目標（“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缺少理論的超越性。稍後，將它們定義為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則又完全失去了中華文化自身的特徵。

蔣中正的這一段講話的意義即在於，在孫氏的三民主義思想框架里，把東方和西方的文化精華整合到一起，從而將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文化展模式落實為貫通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同時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綱領。蔣氏據此綱領，提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基本路線是“守經知常，創新應變”，表明復興不是復古，一方面要發揚傳統，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外來文化之積極因素。它的前途是“吸收中西文化的精髓，融合一種新型的第三種文化。”由蔣氏親自掛帥，黨政要員擔綱的文復會從“發揚倫理道德，培養法治觀念，促進生產建設”三個層面展開工作。這裡的倫理道德較之“三綱五常”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包括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孫中山嘗謂，“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文復會秘書長谷鳳翔則說，“要健全社會，必須以孝弟仁愛的精神維護家庭倫常關係”，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愛精神建設互助盡已的大同社會。所謂“促進生產建設”，也不只是單純經濟發展，而是指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即“實施充分就業，做到均富安和”。至於“培養法治觀念”，主要是指促進社會由“訓政”向“憲政”的過渡。

儘管倫理建設表現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重頭戲，但實際並不表現為“運動”形式的民生主義經濟實踐，才是這一運動更為本質的內容。同是儒教資本主義，在日本，儒學是作為一種社會資源，在民間促成了東方式的管理文化的形成；在台灣，卻是通過三民主義而被最高當局當作社會發展的價值標準，自覺追求“東方式現代化”。這自然要“先立乎其大者”。在運動的領導者乃至孫中山先生看來，“大者”就是中庸之德，以大同社會為終極目標的民生主義經濟。

中國歷史上沒有個體本位的自由主義傳統。“均富安和”的文化理想決定了執政當局必然在市場經濟的生產和分配過程扮演某種解色，來發揮協調和均衡的作用，而不可能象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鼓吹的那樣，放縱個人行為，相信物競天擇即可自然而然形成合理的制度格局。台灣官方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政策是根據民生主義而制定的，是計劃性自由經濟”。所謂自由，是指允許民營經濟的自由發展；所謂計劃則是指公營經濟以社會責任為動作軸心，二者公私相協互補，共同促進。從均富安和的社會發展目標出發，對自由的民營經濟並不完全放任。當局一方面節制個人資本，防止兩極分化，一方面又平均地權，使“耕者有其田”。有學者將此民生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經濟進行對照，認為：資本主義偏於個體和自由，社會主義偏於群體和公平，民生主義則同時兼顧二者。換言之，在解決公平與效率這背反之二律的問題上，民生主義是取其中道，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

這種思想有著傳統文化的背景依託。《易傳·繫辭》謂：“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及萬民。”“富民”與“教民”是政府的本分和義務。孫中山從“正德、利用、厚生”的人文主義出發，提出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1）個人企業；2）國家經營。他特彆強調，“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要解決生產問題，分配問題也是要同時注意的”。毫無疑問，孫氏“實業計劃”中的“分配社會化”，必須以相當規模之分營經濟的存在為前提。1958年，台灣分營企業產值為全部工業產值的50%。隨著民營企業的飛速發展，這個比率逐漸下降，但是在70年代降至20%左右時，便穩定下來。

他認為，“政治的內容，綜合起來講，就不外國計民生四個字”。但他並沒據此即認為政治家即等於經濟管理之專門人才。傅高義注意到，從表面上講，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是經濟政策的最高決策機關。但在實際上，1949年後的幾十年中，一部分受到技術訓練的官員們被賦予極大的權力，指導工業的發展。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台灣的44位最高層經濟計劃官員中，有43位是大學畢業；其中52%在美國取得學位，9%在歐洲取得學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官員中工程師的比例較經濟學家為高。因為民生主義並不崇拜市場，而注重社會系統工程的協調，強調政府在獲得科技成果，為重點項目分配資金和指導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此，有研究者將尹仲容、李國鼎這樣的專家比作傳統的儒家謀士。

正是由於這種儒家謀士的存在，才使政府投資中公營事業的高投資比率得到維持，才使台灣經濟的民生主義性質得到組織上的保證。在石油危機和世界範圍內經濟衰退的1974年和1975年，台灣經濟大幅下跌，外貿出現巨額逆差。但十分注重協調就業增長率與收入增長率關係的台灣決策機構並沒象一般資主本義國家那樣，用裁減員工的手段以保證收入的增長，也沒有通過壓低工資以維持充分就業，而是通過由政府採取財政與金融措施，動用公營經濟力量，保證老百姓在困難時期亦能爭取就業率與收入的同步增加。

改革開放后，大陸主流典籍和辭書都以肯定的態度作詮釋：“台灣當局開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實際結果是關注和思考中華歷史文化作的行為，運動促進了台灣同胞越來越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與前途。”台灣文化人在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工作上是付出努力的，至少強調了一個完整的中國是不能分割的。

文復會設有眾多專門機構，各司其職，如學術出版促進委員會負責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輕一代普及學術精華。負責倫理道德之發揚工作的是國民生活輔導委員會。1967年，文復會即發起了“復興中華文化青年實踐運動，”制定出“青年生活規範”三十條。“規範”包括通則、食、衣、住、行五大部分，斟古酌今，均是按照可行性原則，以培養健全優秀的國民為目的。此後，文復會又制定了“國民生活須知”，對全體國民在食、衣、住、行、育、樂諸日常生活方面出了基本要求。1970年，經過修訂的“國民禮儀範例”正式頒行，把對青年的培養目標擴展為全社會的生活理想。

重視教育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台灣當局對教育實行經費保證和法律保證。1969年，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至九年。這不僅有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同時也有助於中國文化在社會生根。孫中山認為語文教育是統一國家，團結民族的重要工具。蔣介石亦指示“國文是一國文化的根基，無論學習文科和理科的學生，都要特別注意”。亡國先亡史。日據時期，台灣的學校禁讀中國史，光復以後，台灣地區教育事務主管部門為增強民族認同，培養民族自信心，堅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為重的政策，自小學至大專院校，均講授《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及《國民思想》等課程，冀使中國文化和道德“得以生根闡揚”。

台灣經濟獲得長足的發展后，1986年文復會又通過“現代國民生活綱要”，指出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的目標是；“提升現代化的國民素質，建立現代化的幸福家庭，締造現代化的社會國家”。針對工商社會物質主義對人的精神生活的侵蝕，這場“現代國民生活運動”重點推行孝弟、勤儉、禮節、秩序與整潔諸德日，希望藉此使人們確立生活準則，注意身心修持，重視家庭倫理，增進社會和諧。尤其是希望能通過發揚孝道，由孝親而推廣為愛人，以至於愛國愛民族，“使世界人類認識中華文化的精神價值，鼓舞群倫，相與為善”。

著名社會學家金耀基先生指出：“中國文化傳統之落根處在家，中國文化復興之著力處亦必在家”。工商社會使人與人的關係日趨理性化，人文資源日漸稀缺。東方式的現代社會應該具有經濟與倫理二元合一的特徵。文復會將蔣介石去世的四月定為“教孝月”，以促進家庭的和睦，社會的和諧，民族的團結，堪稱為中華文化培根固本之舉。文復會的具體措施有評選孝行楷模、編印《孝行傳真》、鼓勵三代同堂制度，建宗祠修族譜等等。八十年代，又會同台灣地區教育事務主管部門推出了“加強家庭教育的五年計劃”。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台灣幾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國學基礎，在島上培植出豐富的文化土壤。在台灣不但每逢孔子誕辰島內孔廟要舉行慶典，其他一些節日社會名流均要舉辦詩歌雅集，普通百姓酒酣耳熱時還常常吟詩唱和。

也因為有這樣的氛圍，才有錢穆、徐復觀、牟宗三等這些國學大家在台灣開館收徒，帶出一批批國學傳人；才培養出林懷民和“雲門舞集”，演繹出《薪傳》、《九歌》、《水月》這樣現代和古典完美結合的作品；才孕育出李安這樣的著名導演，拍攝出《卧虎藏龍》這樣意蘊悠長的電影；才滋養出方文山等著名詞曲作者，創作出《東風破》、《菊花台》、《青花瓷》這樣宋詞小令般典雅凄艷的歌曲，引領華語樂壇的中國風。

然而，台灣社會同樣也遭遇了現代化和全球化衝擊，傳統文化很大程度上被橫行而來的西方文化頂替掉，其殘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浪潮進一步侵蝕。李登輝、陳水扁上台後，大力推行“去中國化”與“去蔣化”，主張“非斷奶不可”。歷經浮沉后，傳統文化在台灣影響日漸式微。

國民黨元老陳立夫：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推行，迄今已十三年，成績如何？社會人士自有公正之定評；惟在此有必要一言者：第一，文化復興導向了正確的路線，倫理、民主、科學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基石，亦為三民主義思想的本質；復興中華文化，即須切實的實踐三民主義。

第二，文化復興促進了文化的蓬勃，過去國際人士謂台灣是文化沙漠，現在台灣各種文物活動，各種書刊印行、各種演講會、座談會、觀摩會、展覽會…的舉辦，幾乎每日都有，隨時可見，造成國家一普遍中興景象。

第三，文化復興抬高了我國台灣地區的文化聲譽和地位，在國際上，台灣被認為是保存中國優良傳統文化最豐富的地方，增加了國際學者仰慕台灣，崇敬台灣，甚至熱愛台灣而增加了來台觀光人士的數量，改變了國際學者對台灣的觀感。

負責倫理道德發揚工作的國民生活輔導委員會，則發起了“復興中華文化青年實踐運動”，制定出“國民生活須知”，對人們的衣食住行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揚禮儀之邦的文明。經過修訂的“國民禮儀範例”蔣中正非常重視“國文”和歷史教育。日據時期台灣的學校禁讀中國史，光復以後為了增強民族認同和民族自信，學校堅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並重政策。島內各級學校都必須開設《生活與倫理》、《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視學生的古文訓練和傳統文化的熏陶。蔣中正給各個學校共同校訓幾乎都是“禮義廉恥”，冀使傳統文化生根發芽。

蔣中正在台灣倡導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客觀上促進了台灣地區中華文明的發展傳承，但也將一些封建糟粕保留了下來，另外國民黨台灣當局沒有處理好中華文化各個要素之間的關係，對“山胞”（原住民）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壞，也激化了台灣本省人、外省人之間的本不存在的族群矛盾，為“台獨”勢力的發展提供了土壤，作為反制新當局大力推行“去中國化”與“去蔣化”，不能不說是蔣介石的台灣當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