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集昆

楊集昆，1925年8月16日出生於湖北省宜昌縣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祖籍河北省香河縣。他少年時期，就對漂亮的蝴蝶、美麗的甲蟲以及歌聲嘹亮的知了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輔仁大學附屬中學讀書時，就閱讀了不少昆蟲學書籍，並採集製作了很多昆蟲標本；夢想著以後繼續深造，將來成為一個職業昆蟲學家。然而，家道的中落，使他1944年高中畢業后就不得不忍痛輟學謀生；窮困使他失學，卻沒有使他失志，他仍在工作之餘採集昆蟲，仍然在做昆蟲學家的夢。機會終於來了，1946年楊集昆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清華大學昆蟲系練習生；在清華，他除了野外採集、製作標本、養蟲、繪圖、準備教學、管理圖書和儀器外，還要送信、找人……超負荷的工作使這個20歲的青年練就了一身昆蟲學研究的好基礎；他勤奮的工作、驚人的毅力、聰明的才智及赤誠的心地博得了劉崇樂教授的賞識與器重；但是，文憑卻像座座大山阻擋著楊集昆的提升；僅練習生到助教一級就用了8年的時程；他就像亂石堆下的幼苗鑽過重重障礙，層層都充滿了艱辛、憂患與苦痛。

1952年以來，楊集昆先後任北京農業大學昆蟲系、植物保護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併兼任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貴州省科學院生物研究所特約研究員、西北林學院名譽教授、中國昆蟲學會理事、北京昆蟲學會常務理事、《昆蟲世界》和《北京昆蟲學會通訊》主編、《昆蟲分類學報》副主編、《動物分類學報》和《動物世界》編委等職。

昆蟲標本是分類工作最重要的物質基礎，標本的採集是一項辛苦的科學勞動，可以說每一個珍貴的標本都是用血汗換來的。楊集昆的大名在中國昆蟲和植保學界無人不曉；集昆，採集昆蟲也；是偶然的巧合？還是因采蟲而易名？這對於不少後學是一個謎。原來，楊集昆叫楊濟焜，是其父親據算命先生說楊集昆命中缺火而取的；“焜”字意大火光明，旨在以此補救“命中的缺陷”，而楊集昆則不信這些，他心中的“火”就是無數的昆蟲。1951年楊濟焜正式更名為楊集昆，並親自治印一枚，上刻一個英文字母C，C內有篆體的<蟲蟲>字，C既是英文collect（採集）的第一個字母，又是英文China（中國）的第一個字母；這枚印章的寓意是“在中華大地上採集昆蟲，在神州沃土上集蟲學之大成”。愛蟲而易名，海內唯楊翁。

幾十年來，幾乎每一個暑假，他都背起行李，揮動著捕蟲網，奔走在川澤草林間。白天網捕，夜晚燈誘；晴天採集，雨天整理……沒有一天清閑。除台灣、西藏外全國各省（區）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僅貴州他就去了六次之多；1974年的一次採集歷時百餘天，跨六個省（區），行程萬餘里，得蟲數萬枚。

按照三十四目的昆蟲分類系統，中國已經記載了三十三個目。其中有一個目，即原尾目，是楊集昆於1956年在陝西省華山發現的，其論文《我找到了原尾蟲》引起了中國昆蟲學界的震驚。1964年他和周堯合作的論文《原尾目昆蟲之研究》震動了世界昆蟲學界，打破了“中國沒原尾蟲”的結論，使昆蟲學家們不得不重新考慮原尾目昆蟲的分佈。

截至目前，楊集昆親自採集昆蟲標本達二十五萬餘號，其中有大量的新階元和中國新紀錄。這為中國農業大學昆蟲標本館的建設奠定了基礎，為中國昆蟲的採集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

楊集昆不僅是採集的神手，而且他還把採集方法和技巧上升到理論高度。1958年，楊集昆在自己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國內外學者的見解，出版了中國迄今最完善的採集專著——《昆蟲的採集》。在該書的結尾，楊集昆寫道：“以上3個尚無記載的目（指重舌目、蛩蠊目和缺翅目），除重舌目外其他2目在國內一定有其分佈，我們不但要找到中國的蛩蠊目和缺翅目昆蟲，而且還可能發現其他更多的昆蟲類群。”他的科學預言，指導和鼓舞了中國的昆蟲採集家和分類學家，終於於1974年和1986年分別在西藏和吉林長白山發現了缺翅目和蛩蠊目昆蟲。

據估計，中國昆蟲至少有50萬種，而已知的種類僅有7萬種左右，尚有40餘萬種需要發現與命名。這與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在已知的中國昆蟲中，由國內學者所命名的種類僅約10%，而其他90%的種類是外國人命名的。改變我國昆蟲分類的面貌成了擺在中國昆蟲學家面前的嚴峻任務和奮鬥目標；楊集昆就是終生為實現這一崇高目標而衝鋒陷陣的昆蟲分類工作者之一。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害蟲問題在歷史上一直是影響作物產量和質量的重要因子，這可以從漢語的“農”字源於除蟲而管窺一斑。農田中有很多昆蟲；有的是害蟲，有的是益蟲；有的是世界性分佈，有的只分佈在中國；只有正確地識別它們才能有的放矢地管理它們。由於歷史原因，我國有一些重要害蟲的學名存在著以訛傳訛、一誤再誤的現象，影響了對其生物學習性和生態學規律的研究，影響了防治效果。如粘蟲Leucania separata Walker是一種世界性的害蟲，對我國農作物的為害十分嚴重，是測報和防治的主要對象。但數十年中，我國學者對這種害蟲的學名一直沒搞清楚，以美洲的一種粘蟲Cirphis unipuncta Haworth來套用我國的種，以國外的經驗來防治我國的粘蟲，結果可想而知。1959年經楊集昆鑒定，才把混淆了幾十年的粘蟲種類弄清。我國主要地下害蟲之一 ——東方螻蛄Gryllotalpa orientalis Burmeister的鑒定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幾十年來，我國的昆蟲學工作者都錯誤地認為這一害蟲是非洲螻蛄G. africana Palisot de Beauvois，1990年楊集昆詳細的研究終於澄清了這一問題。再如梨木虱的種類，1936年起我國就將它列為果樹害蟲，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沿用歐洲木虱的學名Psylla pyrisuga Forster，楊集昆和李法聖1981年全面比較了北方八省的2000餘件“梨木虱”標本，證明沒有一個是歐洲種，而包括了八個種，除一種為中國新紀錄外，其餘全是新種，我國最常見的種類是P. chinensis Yang et Li。

，填補了許多國內空白

脈翅目昆蟲全為肉食性，是一類重要的天敵益蟲。如大草蛉Chrysopa septempunctata Wesmael的一頭幼蟲可捕食蚜蟲677頭，成蟲能食蚜488頭，一生平均消滅千餘頭蚜蟲。我國過去對這類益蟲的調查不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其保護與利用。20世紀40年代始楊集昆就注意收集有關資料和標本，1950年正式開始了分類研究；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使我國脈翅目昆蟲由原來的10科250種增加至14科512種，為充分利用這類天敵資源提供了必要的參考資料。中國學者命名的種類由空白升至44.3%。

捻翅目則是昆蟲綱中的一個小類群，全世界僅知400餘種，全部為寄生性，幼蟲期寄生於蜂類、葉蟬、蝽類、蚤螻等其它目的昆蟲，成蟲期雌雄兩性的形態和習性很不相同，其形態、進化及系統發育一直是昆蟲學家們關注的熱點之一。中國的該目昆蟲在1955年以前僅知6種，經楊集昆的研究，目前已知15種，是以前所知種類的2.5倍，豐富了世界捻翅目區系知識。

木虱是農、林、牧業中一類重要的害蟲，因體小、隱蔽，大部分種類很少被人注意。至1980年，我國大陸僅記載24種，經過楊集昆及其合作者李法聖的致力研究，使大陸木虱種類增至415種，使我國已知種類達590種，居世界各國之冠；使我國已知木虱種類佔世界已知種類的1/5左右，遠遠超過了我國動物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動物種類約佔世界種類1/10的估計；使國人（更準確地說由楊集昆和李法聖）定名的中國木虱種類已逾80%。使我國木虱研究步入了世界先進之林。

楊集昆對雙翅目的研究更是具有代表性。他曾從事過該目35個科的分類。幾十年來，他先後發現新記錄科6個，描述新種數百個，其中舞虻科和眼蕈蚊科的新種均在百種以上；僅《中國蠅類》中他就記述了14科，包括4個新屬和118個新種。

目前，楊集昆的研究類群已達18目110餘科，發表論著700篇，命名兩千多個新種及一些新科、新屬，是目前國內昆蟲分類學家中涉及面最廣、發表文章最多、命名新種數最多的學者。據《光明日報》1990年3月8日報道，楊集昆是全國科技工作者在1988～1990年中發表論文最多的五位學者之一。但這三年對楊集昆來說並不是最豐產的年份，1993年他的論文高達44篇。

楊集昆主持或參加的許多科研項目均獲得了省部級以上的獎勵。他主持的“農業昆蟲分類”於1979年獲農業部技術改進一等獎；主持木虱研究分別於1986年和1994年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和農業部科技進步二等獎；主持的“中國眼蕈蚊科昆蟲分類研究”和“中國舞虻科區系分類研究”分別於1990年和1991年獲農業部科技進步三等獎和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三等獎。他參加的“西藏昆蟲科學考察”於1986年獲中國科學院、國家計委綜合考察特等獎；參加的“梵凈山昆蟲資源考察”分別於1989年和1992年獲貴州省科技進步三等獎和貴州科學院科技進步二等獎；參加的“西藏南迦巴瓦峰地區昆蟲”考察於1991年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二等獎；參加的“中國嚙蟲目昆蟲分類”獲教育部提名國家科學技術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眾所周知，昆蟲分類中最困難的是標本的積累，而採集標本不僅需要跋山涉水、風餐露宿，有時亦難免要忍飢挨餓，甚至遭受蛇咬獸襲。但這些絲毫沒有影響楊集昆獻身事業的雄心，並沒有嚇退我們的英雄，即便在他幾次與死神及病魔作鬥爭的時候，也忘不了昆蟲。文化大革命中北京農業大學曾被搬到陝西甘泉縣，克山病無情地襲擊了楊集昆，最後，他不得不回京治病。返京時，楊集昆把傢具丟下了，行李丟下了，唯獨沒丟下他放牛時偷偷採集的一竹籃昆蟲。從陝北回來后，他全家三代六口人住在破舊的養蟲室，只有一間房，還得隔出一半作為工作室，一住就是十年，苦了全家，也苦了他個人。但楊集昆卻不顧個人的得失，日以繼夜地研究昆蟲。他曾擬聯自勉，“室養小蟲何須大，卷藏古今中外；人生雙手不在多，胸袒天地縱橫。”可見其大志雄風。

的確，苦與累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被理解和經費短缺。文革中，昆蟲分類工作被視為脫離生產實際，昆蟲分類學者被視為追逐名利的白專典型，楊集昆亦未能逃脫這場政治劫難。他曾兩次被下放，經歷過多次“反醒”，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中他必須挑選一頂戴上……

曾有很長一段時間，楊集昆科研經費不足，為了省錢，他和同行的年輕人一樣坐硬座車廂，行李不託運，三四十斤重的行李自己背；有時連出差的路費也沒有，他們就自己掏腰包，各人墊支出差費用，等來年批了經費再去報賬。“超巧婦試做無米之炊，暫且畫餅充饑；效愚公繼續挖山不止，或許感動上帝”就是他在科研工作的“揭不開鍋”時自擬的一副對聯。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浪潮衝擊到學術界，一些從事科研教學的年輕人，甚至部分中老年業務骨幹紛紛下海經商，昆蟲分類隊伍再一次受到影響。楊集昆看到這些后心中非常憂慮，為此，他多次耐心與研究生和年輕教師促膝談心，以革命先烈黃興同志的名言“無我”來互勉。楊集昆說：“在功成名就時應做到‘有我之時要無我’；而在艱難困苦，甚至生死存亡之際則應‘無我之時要有我’！如果我們不能堅持下去，昆蟲分類事業衰敗的責任則大部分要歸諸於我們自身……”。楊集昆以自己的親身體會來教育後輩，“不當萬元戶，要做千蟲戶”不僅是他自勉之訣，亦是他激勵青年昆蟲分類工作者的肺腑之言。

集昆蟲工藝之精品 奏昆蟲文化之強音。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延續最長、影響最大的文化，中國昆蟲文化歷史悠久、沉積深厚，為了開墾這一處女地，楊集昆無論走到哪裡，總要尋覓昆蟲在文化各方面所留下的烙印。幾十年來，他搜集到有關昆蟲的工藝品、兒童玩具、衣飾、日用品等多達四千餘件，涉及昆蟲綱八個目幾十個科，是全國最豐富的昆蟲藝術品之收藏，可謂無價之寶，這無疑是對國家、對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貢獻。為了這些，楊集昆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不知花去了多少自己的積蓄。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化昆蟲學（cultural entomology）的研究在世界各地逐漸展開。楊集昆於1984、1985、1986、1987、1988年連續發表了蟲與中國十二生肖動物中鼠、牛、虎、兔、龍的史事趣聞，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濃厚興趣，促進了我國文化昆蟲學研究的深入。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楊集昆為樹蟲學之人，已在農業高等教育戰線上工作了60多個春秋，為祖國培養了大批高級農業科技人才，僅研究生就有20名，不少已成為所在單位的業務骨幹。楊集昆在講課中，很注意教書育人，寓愛國主義於教學中。在講授專業知識的過程中，他經常聯繫到我國昆蟲學界的老前輩的成就、為人及他們為祖國昆蟲學事業的繁榮而獻身的可歌可泣之事迹，以生動的事例來激勵學生對昆蟲學的熱愛，培養他們勤奮、嚴謹之學風。同時，楊集昆積極進行教學內容與方法的改革與創新，講課時生動活潑、深入淺出、舉一反三，使學生在輕鬆之中牢固地掌握了昆蟲學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昆蟲分類學本來是一門內容枯燥的課程，楊集昆為了使學生牢記各目之特徵，創作了三十三首以20～28字概括每一目昆蟲的“科普詩”，其詩不僅合轍壓韻易於記誦，而且提綱挈領便於聯憶，很快便在國內廣為傳抄翻印，深受大專院校師生及社會上的歡迎。他與周堯先生合作以筆名“楊暨周”發表的“中國昆蟲分類工作者名錄”后附有一聯：“鞘鱗膜雙同半直，四翅六足均為昆蟲綱目，存共求異細分科屬種；陳李趙范周蕭夏，八方一統俱是炎黃子孫，取長補短團結老中青”。該聯簡明而具體地概括了昆蟲分類的內涵、方法及中國各主要類群的帶頭人。

楊集昆還熱心於科普事業，撰寫了大量的昆蟲科普文章和書籍，結識了無數的青少年昆蟲學愛好者。受他的影響和感染，一些後輩相繼獻身於昆蟲事業，成為跨世紀的人才。

楊集昆謙遜、和藹、克己待人，被昆蟲學界的同行視為良師益友。每天下午，他的書房內幾乎總是賓客滿座，有時，一天要接待幾批來自全國各地的來訪者。有位老教授幽默地稱楊集昆的家為“昆蟲大使館”，語中充滿了大家對楊集昆的愛戴與尊敬。

由於在教書育人和科學研究等方面成績突出，1985年楊集昆教授光榮地被評為農牧漁業部屬高等院校優秀教師，1997年被評為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

昆蟲分類研究三個重要的積累是標本、文獻與經驗的積累。楊集昆教授所採集的標本早已成為中國農業大學昆蟲博物館的主要組成部分。楊集昆教授畢生積累的研究經驗六十年來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無數的學子們。楊集昆教授嗜書如命，對古今中外的昆蟲學資料等積累頗豐，作為學者一生所積累的11600餘冊專業書籍與4000餘件文化昆蟲藏品是他最珍愛的寶貝和惟有的家產。2005年在中國農業大學百年華誕期間他又把這兩份收藏無償地捐贈給中國農業大學昆蟲博物館。其厚重的捐贈對中國農業大學昆蟲博物館的發展與昆蟲學學科建設將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遺體捐獻是崇尚科學、奉獻自我、造福人類的高尚行為，自願無償捐獻遺體是無私奉獻的慈善行為，也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楊集昆教授在有病住院期間了解到目前我國雖然有意進行遺體捐獻的人數不少，但由於種種原因，實現的人卻微乎其微。在我國的醫學院校里缺乏遺體用於教學是普遍現象，已成為醫學教育的潛在危機。楊集昆教授認為人的生命都會有終點，人死後能繼續為社會做的貢獻就是把遺體捐獻出來供科學研究之用。根據楊集昆教授的生前願望，他逝世後由其家人將楊集昆教授的遺體全部捐獻給了祖國的醫學科學事業。其無私作為與高尚情操真可謂“業績、學問與日月同輝，道德、愛心與天地共存”。

楊老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奮鬥的一生，奉獻的一生，不愧是廣大科技工作者的榜樣。楊集昆教授雖然離我們而去，但他嚴謹的治學態度，開拓進取、腳踏實地、獻身科學的高尚品德，將激勵我們為祖國的昆蟲分類學事業與農業教育事業和解決好“三農”問題而不懈奮鬥。楊集昆教授的豐功偉績、慷慨之舉與高風亮節將永遠銘刻在後人的心目中，鼓舞和激勵一代代學子們努力攀登科學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