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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煤生產交易而暴富的群體
- 王湛國創作小說
煤老闆
以煤生產交易而暴富的群體
煤老闆——這個全中國最能體現暴富奇迹的群體——正在經歷“天堂”到“地獄”一樣的轉變。煤老闆這個詞註定將會進入歷史。但煤老闆們的發跡暴富及其並非完美的轉行或謝幕,曾經改變了人們對許多事情的認知。另外有同名書籍《煤老闆》。
山西省所有登記在冊的中小煤礦都將被兼并。由於其在全國煤老闆中佔據絕對比例,因此外界普遍認為,作為一個群體,煤老闆將退出歷史舞台。在這個存亡交替的一瞬,煤老闆最後時刻的悲歡沉浮、各施手段。而煤老闆並不會全軍覆沒,它極少數的倖存者,極有可能從千萬、億萬富翁變成財富以數十上百億計的煤炭大亨,超級富豪將越來越多地從倖存者中誕生。
初涉“非煤”產業,有點甜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煤炭焦炭等能源產業形勢發生了“由沸點到冰點”的逆轉,山西省地方中小煤礦紛紛限產停產,謀求轉產轉型。一些煤焦領域的民營企業家在農業、旅遊服務業、金融、信息甚至高新產業又打開了一扇門,初嘗非煤產業“反危機”逆勢而上的甜頭。
靠承包煤礦發家轉投農產品深加工
銘信公司曾是孝義市第一家對煤焦油進行規模化、精細化深加工的企業,資本積累迅速。“原來那種高污染、高耗能的模式肯定不會長久,資源必有枯竭的一天,還有來自環保和社會的壓力……”董事長薛宇銘說。2006年孝義市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勵煤炭企業轉產,薛宇銘將目標鎖在了農產品深加工上,“本地玉米種植量大,可以作為旱鴨的飼料;土地多,發展養殖小區的條件好;政府也承諾了優惠條件。”
2008年9月,投資2.1億元、年產1000萬隻生態肉鴨的養殖及深加工項目一期工程完工,建成了全國第四、山西最大的生態肉鴨養殖加工基地。
薛宇銘說:“煤礦、洗煤廠、焦化廠,金融危機一來,全部是減人減薪,但咱們公司現在不僅不減人不減薪,到目前為止還在招人,還帶動了一大部分養殖戶、種植戶。”
150多億元民資注入小額金融領域
房產開發商看好煤老闆的實力
山西省科技廳長廉毅敏介紹說,不斷有煤焦領域的民營企業家到廳里和科技協會諮詢,尋找投資高新技術的項目。
進入非煤產業,有多難
“煤老闆”轉型的路並非一帆風順,“煤老闆”們進入非煤產業,也有不少現實的門檻和瓶頸。政府運用財政、金融、產業政策給予引導和推動是必要的,但因為“煤老闆”本身素質能力所限、產業轉型所需市場環境不成熟等因素,專家提醒轉型要循序漸進,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
轉型面臨的壁壘和瓶頸很多
山西各地“煤老闆”手中大約有3000億元的資金,而國內資本市場低迷、投資渠道狹窄,“煤老闆”的巨額資金將投向何方亟須政策引導。
“主要問題還在於經營管理和老闆素質。”孝義市中小企業局一位負責人分析,“小煤礦利潤大,但屬於粗放式管理,技術含量也不高;但高科技農業和服務業,既要求精細管理,更有技術門檻;人才、管理技術跟不上顯然具有很大經營風險。”
山西省中小企業局局長周明定說,民營企業投資受到的制約和瓶頸很多,土地、資金、人才、管理、技術、信息缺一不可,這些要素的取得,對於國企可能容易一些,但民營企業獲取成本依然很高。
同時,“煤老闆”所具備的文化知識背景和經營素質,也是一道“玻璃門檻”。據介紹說,山西省小型煤炭企業主大多數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相當多數的只有初中文化水平。
“山西煤老闆是歷史現象,隨著時代發展將淡出歷史舞台。”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在“新晉商、新形象、新境界”民企座談會上表示,再次提出煤老闆以後的長遠發展方向必須要轉型。
如果過急過快一些企業一轉就死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考察了山西民營企業轉型后認為,我們有些地方提出要加快企業的轉移,中西部包括山西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企業的轉移,如果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水到渠成的轉移當然是好事情;如果過急、過快,一些企業一轉就死。龍永圖分析說,因為整個企業已與周邊企業發展的生態環境形成了一個產業鏈,它離開了那個生態環境就無法生存。當我們中部、西部地區具備了適應企業發展的環境,轉移才可以大規模地進行。所以我們提出要穩步進行,循序漸進,按市場經濟辦事。
多名專家也認為,“煤老闆”要進軍高新產業,不是不可以,但要實行委託代理經營,由專業團隊去打理更適宜。山西省已經成立了科技創投引導基金,省政府和國家開發行各拿出4億元資金。在基金下成立不同的子基金,就可以吸引民間資本加盟。
山西“煤老闆”的轉型之路,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資源型經濟的轉型之路,是我國資源經濟的一道“典型命題”,在太原召開的2009年晉商品牌文化發展高峰論壇上,這道命題再次成為熱點。通過深入採訪,我們發現,制約“煤老闆”轉型的最大問題就是“路徑依賴”,這一點正在成為各界有識之士的“所見略同”。
山西焦炭協會副會長李鎮西等人曾經指出,產業路徑依賴說到底,就是在資源地區往往形成一種固化的發展思維、僵化的產業體制。多年來,山西民營煤焦企業通過煤炭的產運、煉焦化工完成了原始的資本積累,也形成了對煤焦產業的深度依賴。
山西財經大學景普秋認為,礦業經濟由於其前期投入大、設備專用性和產品的“中間性”,產生了“鎖定效應”和“粘滯效應”,所以產業退出、轉型難度較大。
專家們為克服這種路徑依賴開出了藥方,那就是“創新、創新、再創新、不斷創新”。
創新包括多方面,首先就是發展思維的創新,核心就是培養企業家精神。西方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等人所說的企業家精神,實質上就是創新,敢於嘗試和冒險,尤其是管理的創新,經營方式的創新。有了這些創新,才能為產業進步、產業轉型打開閘門。
其次是金融的創新,核心是資本運作。現代產業的靈魂是金融,資源只有實現了資本化,以資本和產權為紐帶,才能打破所有制和時空的界限,打破產業產品形態的隔閡,實現多元化兼業發展。
而以上的創新,都離不開政府的制度創新。政府在產權制度、要素供給制度、監管制度和產業政策上的創新,是民營經濟轉型發展的外在環境。
至今未領到補償資金
年關將近,翼城縣8家因“0.8”政策被關閉的煤老闆聽說政府可能放棄在資源整合中對他們進行補償。這一消息迅速在8家煤老闆中炸開了鍋。山西全省因“0.8”政策被關閉的煤礦有670餘座,按每座5000萬元投入計算,約有335億元,這相當于山西2009年財政收入的22%。
8家過去“只聞其人,未見其人”的礦主們在年關臨近之際選擇聚集在一起,找到當地一名“民間訴師”寫了一封長信,準備找省政府申訴。這份所謂的“訴狀”中說,他們成了“縣裡不問、陽煤不管的‘遺棄兒’”。這些礦主們還未領到補償的資金,“據說縣裡連工資都發不開了”。
煤老闆轉行養豬賣保健品
這個不同尋常的春節,也並非毫無輕鬆的事情。在受訪的一些煤老闆看來,這個年關不用再陪客、送禮了。以往,中秋、春節送禮都是不成文的規定。為了避免礦難之後的頻繁停產整頓,煤老闆們一年中幾乎半數以上時間用來應酬各路檢查隊伍。
以前,為了防止各路檢查隊伍認出自己的車,他們一度換掉醒目的“霸道”車,改掉車號,甚至將車窗換成“裡面看見外面,外面看不見裡面”的玻璃。煤炭資源整合之後,“煤礦不是關閉就是歸了大集團”,一切清凈了許多,“霸道”車也可以再次開回來了。“只要把餘款套現”,過年不是去海南就是去國外,平時還可以在茶館評頭論足。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艷羨那些在此輪煤炭資源整合中“鹹魚翻身”者。
比如,2008年9月8日,臨汾國土資源局曾查獲了4座超層越界開採的煤礦,並公開宣稱4座煤礦“在國務院督查組的監督下被依法強制關閉”,但這次整合中,這些煤礦竟然奇迹般參與整合,一些老闆還成了合資公司的股東。
這個年關,這些煤老闆被選為村長的越來越多。在山西煤炭資源整合之後,山西經濟陷入蕭條之際,顯然只有這些煤老闆可以給村民們修路、蓋橋、修建房屋,甚至是發錢。當然,這些煤老闆還要支持那些陷入困境的鄉鎮政府。
更多的煤老闆在成功套現后,決定徹底離開煤炭行業,甚至決定讓子孫不沾煤炭。他們或轉型建築商,或選擇養豬、養牛等農副業。然而長期的資源依賴形成的思維定勢決定,煤老闆的轉型之路異常艱辛。臨汾的一個煤老闆經營保健品,結果一直用賣煤的方法賣保健品,始終未有建樹。
未來一年,究竟有多少殘存的煤老闆能挺過去,正如虎年忽冷忽熱的天氣一樣,一切是未知數。
多名煤老闆選擇自殺
相比躲債者、申訴者,那些在年關附近自殺、鋃鐺入獄的煤老闆則讓人唏噓不已。
和楊存旦一樣,沒有等來虎年的還有臨縣白家峁煤礦礦長石金山。這名煤老闆在一場煤礦血腥衝突之後,選擇自殺的方式離開人世。
村民符日伍說,楊存旦參加完煤炭運銷集團的會議之後,晚上就在辦公室自殺。他留給世間的只有一份遺書,大致內容是“別人欠我多少錢,我欠別人多少錢”。
寒冷隨著虎年來臨的大雪瀰漫在這個山區村莊。即使村裡的過冬用煤也在這個寒冬異常緊張,“每戶三噸,還是去年的存煤”。而那些曾經叱吒風雲,左右一方的煤礦巨頭,也在此時或選擇逃亡,或已身在獄中。
山西大同的溫州籍煤老闆李克偉就沒能躲過這個年關,2009年其事涉一起重大責任事故案,成為公安部門通緝的B級通緝犯。此人在大同南郊和左雲擁有多座煤礦,且干過房地產生意。按此前山西本地媒體的描述,此人“能吃苦且腦子靈活”。
每人身後數百個債主
電話那頭的段南峰,說話小心翼翼,幾經詢問記者,不斷變更接電話的地點,才承認自己的身份。此時,他已在西安躲債兩個多月。
臘月二十三,春節氛圍漸濃,段南峰唉聲嘆氣。他說,一聽電話聲響就頭皮發麻,心想怎麼也不回山西侯馬老家過年了,到處是討債的人。
一向信譽良好的他甚至發現自己已經上了農信社的“黑名單”。去年年底,四處借款無望的段南峰去陽泉信用社貸款。信用社一輸入段的名字和身份證號,結果發現他已上了“黑名單”,900萬元的貸款利率已被罰息到了1分5厘。山西民間借貸利息高達3至5分,一名侯馬放高利貸的人士說,年關將近,他們放貸的利息有時論天算,有時論月算,“煤老闆現在都想著辦法拆東牆補西牆”。
幾年前的煤炭產權制度改革之時,段南峰買下了翼城縣中衛鄉東佛村蟆溝煤礦,自此之後,擁有1100多萬元自有資產的他開始了“不斷往裡陷,最後被套牢”的資金投入——技術改造。這些資金全部來自高利貸、親戚朋友借款以及農信社貸款。
在山西,一名銀行系統的人士證實,只有六證齊全的民營煤礦才能從銀行貸到款,而成功者少之又少。正因如此,山西絕大部分煤老闆只能靠民間高利貸擴大產能。一名山西銀監系統官員告訴記者,雖然尚無數據統計,然而大部分煤老闆的身後都跟著數以百計的追債者卻是不爭事實。
以翼城為例,和段南峰一樣因“井田面積小於0.8平方公里或儲量少於200萬噸”政策關閉的煤礦總計8座,當事煤老闆稱,投資額高達4.9億元,其中2.8億元屬3至5分的高利貸。即使按3分利息計算,這8座煤礦每年產生1億多元的利息。
時至今日,人們似乎已經忘了這些煤老闆們當初是怎麼“混”進這種關乎國計民生的資源性行業的,而躋身煤炭領域的他們其富奢程度早已超出了人們的想象。
“煤老闆”的巨額財富如何攫取,各種關節如何打通,既定環境如何生存求發展,他們本身就是一個個耐人考證的謎。通過對煤老闆及其群體的全景式展示,以窺視特殊行業、群體、圈子的潛規則,透析世態人情,探秘官商勾結牟利、官場腐敗的黑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