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文化

京杭大運河是“中國第二條黃金水道（張友茂說）”，由人工河道、部分河流、湖泊共同組成運河文化區域---分七塊：燕趙通惠文化區、北運河文化區、南運河文化區、齊魯運河文化、中運河文化區、里運河文化區、江南運河文化區(秦始皇在嘉興境內開鑿的一條重要河道，奠定以後江南運河走向。據《越絕書》記載，秦始皇從嘉興“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

大運河文化，上承春秋周敬王三十四年，下至清宣統末年，續以當代公元兩千之初。大運河是流動的文化，以物態文化創造出的流動的歷史。因此大運河文化史---時間至少有2400多年，比中國的封建王朝還要長，跨越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等四種社會形態。而長城則是凝固的歷史。“大運河和長城在遺產名錄上應該是姊妹篇”劉楓說；“如果將京杭大運河的歷史價值、文化內涵和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貢獻相加，在某種程度上說可以與長城媲美。”權威專家鄭孝燮和羅哲文說。大運河與萬里長城，被列為世界最宏偉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和一大批水利專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偉大創造。大運河是世界上開鑿時間最早、流程最長的人工運河，開鑿於春秋-吳王夫差開鑿的從江都（今揚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溝，完成於隋，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疏通於明清，距今已2400多年的歷史。清中葉后，南北海運興起，津浦鐵路通車，加之黃河遷徙后，山東境內水源不足，河道淤淺，南北斷航，大運河作用逐漸縮小。

大運河文化是一部囊括了中國社會古代內容的最主要的發展史，其文化地位顯然比長城重要：

a.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吳王夫差開鑿；

b.公元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完成-杭京南北人工大運河；

c.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四省二市；

d.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

e.比“巴、蘇”運河開鑿早二千多年；

f.大運河全長1782公里（東西向浙東運河及局部小運河未計）；

g.巴拿馬運河（1914年竣工，全長81.3公里）長度的21倍；

h.蘇伊士運河（1869年竣工，全長172.5公里）長度的10倍。

大運河文化，是“運河城市群域性文化”，是綜合性質的，中國古代農業創造出來的城市群文化。大運河的開鑿出了一個新的大環境，把若干小的割據的自然環境貫通成為一個體系，轉化成人文環境。其中包括：新自然環境、新生態環境、新生產環境、新文化、新物流環境等等，形成了著名的發達的“運河社會區域經濟”。如：古代“南糧北運”、“鹽運”通道、現在的“北煤南運”幹線、當代防洪灌溉幹流。具體原因如下：（1）隋唐后，運河導致南北方農業技術交流、作物品種改良，農業經濟的“商品化流通”覆蓋了運河流域和流域之外的最廣大的中國村莊。（2）明中後期，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運河區域，蘇杭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萌芽---直接刺激“運河商業城市群”興起：北京、天津、滄州、德州、臨清、聊城、濟寧、徐州、淮安、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嘉興、杭州、紹興、寧波---工商、客商、貨商、易商，集散著商品---在這個線形的城市帶上。隋唐：長安、洛陽；北宋：開封；南宋：杭州；元明清：北京---乃國之樞紐也。運河經濟是“形”，運河文化是“神”，形神並備，相互交融，推進運河的魂。

大運河文化，“是民族融合的產物（潘承祥語）”。大運河文化，可分為三個層次：高級文化，包括建築、文學等；大眾文化，指沿途習俗、儀式、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等；深層文化，指價值觀取向，即黃河文化延伸出來的那種民族精神，早已滲透在大運河文化深處。那麼，大運河文化作為一種活化石文化，其精必然把大運河精神回歸成一種活化石。因為她與中華民族精神同根同脈。運河高級文化，是沒落的封建時代的產物，而運河大眾文化卻植根於運河深層文化里。運河深層文化概念，則以一種習俗或生活方式，依舊存活運河民間、運河文化遺址、理想地理位置、優越的經濟條件、人文環境之中：

（1）大運河為歷代皇朝最重要的區域---大一統局面的政治紐帶。駕馭南北，政局總攬全國，維繫中央集權。隋唐政權北移，到元明清，大分裂始終未出現，證明了大運河文化的同化作用，是存在的。大運河文化，作為歷代各個地域相互關係的整體而呈現出一體化的趨勢。

（2）大運河文化、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相互推動作用。大運河文化具有包容性、統一性、擴散性、開放性、凝聚性、向心性。大運河在溝通物質交換的同時，大大削去了地域文化的不平衡，以黃河文明為中心，同化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差別。由此，把東南文化、嶺南文化、江南文化、齊魯文化、中土文化、江淮文化、黃河文化、燕北文化、西部文化等等幾乎全部，錯綜融會在中國傳統思想悠久的時空里。同時，也形成了獨特的大運河文化。大運河文化，與其周遍文化，始終以：長安、洛陽、開封、杭州、北京為文化中。換言之，大運河文化脫離不開其母體---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大一統文化。

（3）大運河文化，是“中國漕運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張友茂語）”。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制度和漕運機構，使大運河文化成為意識形態的文化，在古代政治和經濟是有深刻反映的。運河生產力促進了運河文化的繁榮，但運河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性，並與那個時代的民族矛盾與其相適應。比如：元代，是蒙古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權，其不善農耕，便漕運江南之米以運河。再如，北宋滅亡，金進攻南宋，就以運河漕渡糧草南來。無論怎樣？大運河文化，總隨著封建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大運河文化始終保持了發展的連續性、歷史繼承性。因為運河生產力發展的連續性，決定了其上層建築發展的連續性。

（4）大運河文化，各個時代與中華各民族是共有的概念、價值觀體系。大運河文化與哪個時代的社會生活是密切相關的，沒有那個時代的社會就不會有大運河文化。在大運河文化所包容的同一社會內部，文化呈現多元，具有不一致性，“也存在著‘亞文化差異’,才是大運河文化發生的原動力之一（金學孟語）”。例如：京杭大運河兩岸上的宗教文化景觀，是元朝修建的，因為元朝以藏傳佛教為國教。運河文化，就成為一個龐大複雜的文化象徵體系。運河文化的象徵基礎---最重要的是共同的漢族語言文字，包含圖像圖騰、生活習慣、禮儀風尚等象徵符號體系。所以，大運河文化的實質意義，是國學和漢學等社會學科重要的研究領域。大運河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向外傳播的窗口，擴大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例如：

a.大運河開通，東南沿海與全國各地的聯繫更為直接而緊密；

b.運河區域經濟文化的繁榮，為對外交往和中外交流的前沿地區；

c.中國鄰近國家和地區以及西亞、歐洲、東非各國遣使團、商隊來中國；

d.在各沿海港口泊岸，沿運河達京師各地，頻繁經濟文化交流；

e.直接遷居運河區，成為內遷各民族、外國使者、商人、學問僧、留學生、各方人士集中地；

f.國外文化傳播到中國，豐富了運河區域文化的內容；

g.新中國成立，國家將京杭大運河列為重點內河航運主幹線之一；

h.改革開放，運河建設的步伐進一步加快。運輸繁忙，防洪灌溉供水旅遊等多種綜合效益。

大運河文化，屬於獨一無二的“活”的文化遺產，跳出“點”的概念，以層絡劃分之---包括大運河物質文化和大運河非物質文化（文學、地理學、水利學、藝術學、歷史學、制度學、政治學，民俗學、民族學、衣食住行、生活方式、行為規範等等）。物質文化是指在開鑿大運河過程之中創造的種種物質文明，是一種可見的顯性文化；大運河非物質文化，屬於不可見的隱性文化。大運河文化，蘊藏著豐富的古代信息，對研究古代中國社會、地理、歷史、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外交、民族等等領域，是一部《大運河百科全書》；對研究各個民族的生活方式、行為習慣、文化態度、審美價值等傳統文化概念，是一部“運河博物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最新版《行動指南》把大運河文化特點歸結“它代表了人類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了多維度的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互惠和持續不斷的交流，並代表了因此產生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流與相互滋養。”。總之，大運河文化，是大運河遺址文化蓄藏著的活化石文化。大運河文化內部結構包括下列幾個層次：物態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心態文化層：

a.物態文化層：物質生產活動在大運河存留的財富總和，可觸知的大運河文化物質實體；

b.制度文化層：因為運河經濟實踐約定俗成的社會行為規範，有可持續性，例如-當代運河還在通航；

c.行為文化層：大運河是在人際交往，以禮俗、民俗、風俗等形態表現出來的文化區域模型；

d.心態文化層：大運河文化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精神文化、社會意識等概念，是大運河文化靈魂。

2018年8月15日，“千年韻·萬象河”大運河文化之旅在北京市通州區 文化館啟動。活動將跨越八省市，通過全媒體、多形式、多渠道深入挖掘大運河歷史文化內涵，傾力打造大運河文化品牌。活動通過大運河故事徵集評選、大運河知識競賽以及大運河點亮計劃等活動，著力講好運河故事。

中央網信辦、北京市委宣傳部代表，以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等運河沿線八省市網信辦代表，中央及北京市各類媒體及以及40餘家網際網路站相關負責人200餘人參加啟動儀式。

啟動儀式現場，一段尋找非遺傳承人的故事讓歷史上著名的運河船工號子重新響徹運河兩岸。情景劇《運河情》通過運河人家幾代人的喜怒哀樂，折射出大運河延續千年的歷史和蓬勃發展的今天。現場還舉辦了首場大運河知識競賽，來自首都運河沿線各區的各行業代表，圍繞大運河文化知識進行了競賽比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