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諷

反諷的意思是說此指彼，有時甚至是正話反說。普林斯頓大學法語教授克里斯蒂·沃波爾（ChristyWampole）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說：“如果說反諷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特質，那麼嬉皮士（Hipster）應該是反諷人生的典型了。小清新出沒於每個城市的街道和大學校園。這些當代都市丑角懷念那些他們從沒經歷過的時代，欣賞過時的風尚（鬍子、小短褲）、機械（死飛自行車、便攜錄音機）和嗜好（家庭釀酒、吹長號）。他們很容易遭到嘲諷。但嘲諷對嬉皮士來說是很微弱的痛苦，他們根本就是反諷人生的癥候和最極端的表現形式。

反諷原為希臘戲劇中的一種角色，即佯作無知者。他在自以為高明的對手面前說傻話，但最後卻被證明是正確的，迫使對方認輸。古希臘賢哲蘇格拉底在柏拉圖的《對話錄》中就扮演這種角色，大肆嘲弄自以為是的聰明者。反諷表現了一種矛盾的語義狀態：採取了旁敲側擊、聲東擊西的表現手法。它是從古希臘開始出現的，後來又不斷發展，並逐步成為修辭學中的一種修辭方法。

德國詩人海森畢特爾是德國具體主義詩派中一員，他的詩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具體主義詩派玩弄文字的弊病，不過不算是十分嚴重，《那又怎樣》這首詩基本上每句都是正反相悖的，在第一段中十二句，便是十二對悖論，表面很正派的人實際上卻是最腐敗的人，老實人卻令人難以置信地是告密者，活力與萎軟，貞節與縱慾，大度與小氣......這十二對悖論是對現實生活中的一些表面現象與現象背後的實際情況不相符的事實的揭示。這一些悖論例子的排列，本身看來並無很深的內涵，與蒲柏的那首充滿哲理思考的悖論詩《論人》相比（猶豫不決，要靈還是要肉，/生下只為死亡，思考只為犯錯；/他的理智如此，不管是/想多想少，一樣是無知......），甚至還有玩文字遊戲之嫌，可是，本詩的精彩之處卻是巧妙地運用了反諷手法，這反諷效果從何處而來呢？讓我們看看詩題吧----《so what》（那又怎樣），一邊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對糟糕的社會現象進行有力的揭示和強烈的批判，他唾沫橫飛，大義凜然，可是另一邊似乎一副難得糊塗，看穿世事的樣子，面對著大放厥詞的甲方輕描淡寫地說上一句"so what"――那又怎樣呢？言下之意即你能去改變這一現實嗎？又有誰會聽你的，你何苦這樣喋喋不休，不嫌累，不嫌煩？別一副"天下皆濁我獨清"的樣子，夥計，你還嫩著呢！從而詩人對待現實一正一反（批判與無所謂）的態度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產生了強烈的反諷效果，使這首本屬具體主義詩派的詩具有了新的審美意義，使本詩的主題意義有了多重表現，1．詩人並不想去揭露批判社會弊病，而只要對那些不知深淺的"激進派"以嘲諷，2．詩人在對"激進派"的作法"so what"否定后，卻實際上正是對黑暗現實進行了更深刻的揭露，從而形成了強烈的反諷效果。同樣，第二、三、四、五節卻能分別與詩題產生反諷效果，就不贅述了。

海森畢特爾的另一首詩《一九六五年德國製造的情節》也在幾個層面上使用了反諷手法：

1、俄狄浦斯情結，即戀母情結，而詩中卻沒有出現“媽媽”（mother）這個詞眼，映入眼帘的滿是"爸爸"這個詞眼。

2、爸爸希特勒統治的時代已經過去，可殘餘仍在。陰影依舊在，我們要求祛除一切希特勒的陰影，可原納粹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現在卻要掌權。

3、希特勒是個瘋子，"屠夫"，他的宣傳部長也是一樣，可現在他卻要以"理智者"的身份掌權，這就是一九六五年德國製造的俄狄浦斯情結。

這三個層面上的反諷手法的運用，表現出詩人對1965年德國政治的不滿與嘲諷。

中國古代詩歌中也有運用反諷的例子，如李商隱的《賈生》。《史記·.屈賈列傳》記載："賈生征見。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有坐席上移膝靠近對方）。既罷，上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詩人李商隱卻獨具匠心，寫出新意。

賈誼，西漢初期的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但由於受到守舊派的詆毀，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多年以後，文帝求賢訪臣，本應是探討國家大事，向賈誼詢問治國的方針策略，沒想到卻是問鬼神之事。李商隱抓住這一不為人們所注意"問鬼神"之事，運用反諷手法，造成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強烈的諷刺效果。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起筆從正面著手，絲毫不含貶意。首句特標"求""訪"，彷彿熱烈頌揚文帝求賢心意之切、之殷；待賢態度之誠、之謙，真所謂求賢若渴，虛懷若谷。"求賢"而至"訪逐臣"，更可見其網羅賢才已達到"野無遺賢"的程度。"賈生才調"用"更無倫"來讚歎，令人心儀賈生少年才俊、議論風發、華采照人的精神風貌。文帝與賈生探討不知不覺竟"夜半前席"，把文帝當時那種虛心垂詢、凝神傾聽以至"不自知膝之前於席"的情狀描繪得維妙維肖，使歷史陳跡變成了充滿生活氣息、鮮明可觸的畫面。通過這個細節的渲染，把文帝由"求"而"訪"而"贊"而對賈誼之才的推重推向最高點，但轉折的筆調也在之高潮之中開始了，不過，詩人並不露筋突骨，硬轉逆折，而是用詠嘆之筆輕輕撥轉，即在"夜半虛前席"前加了"可憐"兩字，可憐，即可惜。而之貌似輕描淡寫的"可憐"，好像比不上"可悲""可嘆"情感色彩來得更強烈，但與后一句"不問蒼生問鬼神"一起與前兩句形成強烈的反諷。一個帝王，如此鄭重求賢，虛心垂詢，對賈生推重嘆服，乃至"夜半前席"，讓我們以為是在商討治國安民之道，結果卻是為"問鬼神"的本源問題。這是怎樣的求賢？而賈誼滿腹經綸和安邦治國之道，王上不問他這些，大老遠地召來，卻是被問鬼神之事。這是帝王的悲哀，還是賈誼的悲哀？在這強烈的反諷之中，我們看到一個帝王一個臣子的悲哀，看到一個國家一個朝代的悲哀。

古典時期有三種含義：1．佯裝無知。在阿里斯托芳的喜劇里，總有一個這樣的角色，他在自以為高明的對手面前說傻話，但最後證明這些傻話是真理，從而使對手認輸。2．蘇格拉底式的反諷（對方在他的請教和追問下不自覺露出破綻）3．羅馬式反諷（字面意義與實指意義不符或相反），人們稱俄底浦斯王是"萬全的人主，聰慧的神明"，然而卻不知他處在何處，他是怎樣降生的。

19世紀上半葉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理論對反諷的概念進行了改造，使其從修辭學概念擴展為一種文學創作原則。德國文論家弗。施萊格里就宣稱，作為一種創作原則，反諷是"認識到一個事實：世界本質上是詭論式的，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體性"以及“幻想被故意拋到高空，是故意把它們重新拋到現實的地面”。

20世紀到新批評手裡，反諷得到了進一步闡發。艾略特、瑞恰茲、燕卜蓀都談到過反諷。布魯克斯對反諷作了比較詳備的解釋，他把反諷定義為"語境對一個陳述語的明顯的歪曲"。例如"陽光燦爛的日子"，這句話在一定的語境下可以與它的字面意義相反。語境能使一句話的含義顛倒，這就是反諷。

反諷最顯著的特徵：即言非所指，也就是一個陳述的實際內涵與它表面意義相互矛盾，而從詩學角度看，則正如瑞恰茲所說，反諷來自於"對立物的均衡"，即通常互相衝突，互相排斥，互相抵消的方面，在詩中結合為一種平衡狀態，反諷的這種詩學特徵，最終還是依賴語境的作用而完成。詩歌中的反諷首先是一種語言技巧，從語言技巧運用的角度反諷的類型可分為誇大敘述、正話反說、詩論等。在詩歌的文本解讀中，還有主題層面形成的反諷：即本文複雜的主題意義出現相反相成的兩重或多重表現，形成強烈的反諷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