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時代

公元前6世紀中葉，波斯吞併小亞細亞，該地區的希臘城邦被迫向居魯士稱臣納貢。

公元前500年以米利都為首的愛奧尼亞諸城邦發動起義。首義之城米利都向斯巴達和雅典等邦求援，雅典和埃列特里亞同意出兵，斯巴達卻拒絕了米利都人的要求。雅典當時並不了解波斯帝國的情況，對西亞形勢的變化所知甚少，只因米利都代表在雅典大講波斯的富裕與波斯人的不堪一擊而受到誘惑，再加上雅典人與米利都人有同族人的情感，於是派出20艘三列槳艦前往小亞援助。埃列特里亞出兵則因為米利都曾軍援過它，此次是為了回報，象徵性地派出5條戰艦。

公元前499年，起義軍被波斯軍擊潰，雅典等援軍見勢不妙，迅速脫離戰場，返回本國，丟下起義者孤軍奮戰。面對波斯重兵，小亞起義各邦組建起一支353艘三列槳艦的聯合艦隊，堅持了5年戰爭，終被波斯軍各個擊破。

公元前494年，波斯重新統治小亞細亞諸邦，但是波斯對於雅典的介入懷恨在心。

因此，希波戰爭的直接原因在於波斯對小亞希臘人的壓迫以及因此引起的反抗和雅典等邦的干預，較深層的原因在於波斯統治者拓疆闢土的野心。

希波戰爭從公元前492年開始，公元前449年止，大體分作兩個階段：前期（至公元前479年）為波斯的進攻階段，後期（公元前479年以後）為希臘人的反攻和相持的階段。

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一世遣大軍水陸並進，殺向希臘，中途遭受風暴襲擊。陸軍在征服馬其頓后受色雷斯人打擊，損失慘重，因而退兵。

公元前490年，波斯軍在雅典流亡僭主希庇亞斯引導下，以大將阿爾弗塔涅斯為指揮官，乘艦600艘，取海路二度侵略希臘。先破埃列特里亞，將居民盡數擄往波斯，同年9月在隔海相望的阿提卡東北部馬拉松平原登陸。

雅典獲悉波斯軍登陸后，傾全部重裝步兵1萬人和少量輕裝步兵開往馬拉松迎戰。同時，派出使者向軍事強國斯巴達求援。斯巴達雖應允援助，但因刻板的習慣，必須月圓時方可發兵。雅典只得到鄰近小邦普拉提亞1千重裝步兵的協助，便首先發起攻擊。主帥米爾提泰加厚方陣兩翼的厚度，意在重點打擊敵方兩翼，以局部優勢克服人數上的劣勢。雙方激烈肉搏了很長時間，波軍突破對方中央，兩翼卻被敵擊垮。雅典人和普拉提亞人在兩翼得手后迅即返身夾擊中路敵軍，迫敵大敗而逃。是役雅典軍陣亡192人，波軍亡6400人。大流士一世發動的第二次入侵又告失敗。

雅典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希臘人的鬥爭，原先已向波斯表示臣服的許多城邦鼓起了抗戰的勇氣。當公元前480年波斯第三次入侵希臘時，31個不甘屈服的城邦在斯巴達的領導下聯合起來，組成10餘萬將士、400艘戰艘的多國部隊，嚴陣以待。

波斯軍由國王薛西斯親自率領，總數約50萬。首戰發生在進入中希臘的隘口鐵爾摩披萊（又譯作溫泉關）。希臘守軍僅7200人，由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統帥，血戰兩日，未讓敵人前進一步。但波軍得一彼奧提亞農民引路，迂迴到希臘守軍側后，迫使大部聯軍撤退。堅持踞守的只有李奧尼達和300斯巴達戰士以及1100名底比斯人和特斯皮亞人，結果包括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幾乎全部戰死。

突破溫泉關后，波斯人長驅直入中希臘。雅典將軍鐵米斯托克里說服雅典人撤出城市，3萬丁壯登上戰艘，家屬避往鄰邦。聯軍陸軍撤至科林斯地峽，試圖扼守進入南希臘的通道；海軍集結在阿提卡附近的薩拉米斯灣，被迫同波斯海軍展開古代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殊死決戰。

戰鬥持續了整整一個白天，波斯海軍統帥陣亡，加之士卒出自不同民族，語言不通，號令不齊，大批艦隻在狹窄的海灣中難以調動，漸漸在以雅典海軍為主的多國艦隊反覆打擊下處於劣勢，最終退出海灣。希臘人以損失40艦的代價取得殲敵艦200艘的戰績。在附近觀戰的薛西斯見大勢已去，恐希臘人乘勝直搗赫倫斯滂，斷其退路，遂留下部分軍馬，倉惶返回亞洲。

公元前479年8月，聯軍11萬與波軍15萬在中希臘普拉提亞展開陸上會戰，斯巴達重裝步兵擊斃敵統帥，致使波軍陣勢崩潰，傷亡達10萬之多，被徹底趕出歐洲。在陸戰開始時，希臘海軍遠渡愛琴海，向停泊在小亞的波斯海軍殘部發起攻擊，在米卡列海角附近全殲敵艦隊。自此，希臘軍從防禦轉入進攻，戰爭進入第二階段。

公元前478年，斯巴達因戰火遠離家園，歷史上又和小亞細亞沒有密切聯繫，同時怕將領長期在外，易染上與斯巴達道德準則格格不入的腐化作風，便退出戰爭，把領導權讓於雅典。

同年冬，主張繼續作戰的小亞、愛琴海島嶼、色雷斯沿岸諸邦代表與雅典代表會聚提洛島，正式結盟，史稱提洛同盟。入盟各邦原則上一律平等，在盟會上各有一票表決權。但由於雅典擁有絕對軍事優勢，掌握盟軍指揮權，實際控制了同盟。為了共同利益，同盟在提洛島的阿波羅神廟設立共同金庫，入盟各邦依本邦歲入的多少以及承擔同盟義務的大小交納盟金。不願出軍艦的城邦應納附加捐款。各邦所交盟金總額460塔蘭特，由司庫官（雅典人）保管。動用盟金需經同盟大會批准。

公元前476年，提洛同盟艦隊在雅典將軍客蒙率領下拔除波斯在色雷斯的據點埃昂，展開了新同盟建立以來的第一次軍事行動。隨後雙方角逐愛琴海霸權，互有勝負。公元前454年，盟軍海軍在尼羅河口損失軍艦200餘艘，提洛島暴露在波軍威脅之下。雅典把同盟金庫從提洛島移到本國衛城。在此期間，一些城邦試圖退出同盟；遭到雅典鎮壓。同盟至此成為雅典控制外邦的工具，盟金轉變為雅典的財政收入。

公元前449年，雅典與波斯都苦於難以徹底戰勝對方，不得不握手言和，簽署協定。波斯放棄對愛琴海的霸權，允許小亞希臘城邦獨立，即承認雅典的勢力範圍。作為回報，雅典不干預波斯對其屬地的統治，不再插足埃及事務。因雅典談判代表是卡利阿斯，因此這次和平協定又稱“卡利阿斯和平”。希波戰爭實際以希臘、尤其是雅典的勝利而告終結。

希臘所以取得戰爭的勝利首先是因在戰爭的初期階段，希臘人為自己的自由和獨立而戰，敢於鬥爭，敢於勝利；而波斯軍的大多數是被征服、被壓迫民族，因脅迫或雇傭而參戰，故作戰消極。希臘軍在士氣上勝過波斯軍。另外，在幾次大會戰中，希臘將領在指揮、布陣方面具有優勢，希臘士兵的重武裝較波斯軍的輕裝更適於集團肉搏戰。波斯軍勞師遠征，天時多次不順，後勤供應困難。總之，波斯的失敗有著必然性和偶然性。

希波戰爭對波斯帝國來說是衰落的轉折點，從此帝國失去了擴張能力。但戰爭為希臘一些城邦創造了大量使用奴隸勞動的資金、勞動力來源和社會需求，使希臘的經濟和政治趨向極盛。戰爭還極大地改變了希臘邦際政治關係。斯巴達一家稱霸的局面被打破，雅典從一個屢受斯巴達干涉的二等國家發展成為與之相競爭的地區霸主，其附屬國遍布愛琴海和希臘本土，最多時達200多個。戰爭還促進了希臘城邦政治的發展，雅典第四等級公民廣泛在海軍服役，為戰爭做出巨大貢獻，從而提高了政治地位，促使民主政治進一步完善。隨著雅典霸權的確定，雅典式的民主政體在其附屬國廣泛傳播，對寡頭制和貴族制以沉重打擊。

古典時代希臘社會經濟的突出特點是發展的極不平衡。一方面，在少數城邦中手工業和商業得到相對高度的發展，奴隸勞動被廣泛應用於生產領域；另一方面，多數城邦仍保持著古風時代的面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繼續佔有優勢地位。

城邦保持著農本的特徵，農業在古典時代仍是經濟的主導部門，土地所有權和公民權繼續保持著必然的聯繫，大多數公民居住在農村，這點在北希臘的帖撒利、中希臘的彼奧提亞、南希臘的大部地區最為明顯。在一些手工業和商業得到高度發展的城邦，如雅典、科林斯等，情況也如此，只是程度有所差別而已。

在土地關係方面，中小土地所有制仍佔壓倒優勢，所以古典時代的大部分時期是城邦的上升和穩定期。以雅典為例，由於希波戰爭的勝利，海外軍事殖民點的開闢以及國家經濟條件的改善，生活小康的第三等級公民的人數由戰爭初期的約1萬人增加到公元前430年的2萬人，在工商業較發達的城邦，土地私有制也相對發展，因此形成了一些相對大的地產，如雅典著名政治家客蒙和伯利克里都是比較大的土地所有者。在經濟落後地區，土地所有的情況不盡相同。斯巴達和克里特的一些由多利安人統治的城邦保持地產基本平均的狀態，在北希臘帖撒利則流行著貴族的大地產。除了大小不等的私有土地之外，希臘許多城邦還存在一定數量的公有地。如雅典國家直接控制著林地和草場。每個村落也有自己的小片公有地。

在規模不等的公民土地上實行不同經營方式。在帖撒利的大地產上，類似斯巴達希洛人式的依附農民（派奈斯塔依）以家庭為單位進行耕作。他們是被征服者，每年需向地產主交納部分收入，並負有隨主人出征的義務。在雅典，擁有較大地產的公民多是舊貴族後裔。他們的經營方式不詳。從現有史料看，有的所有者住在自己的地產上，直接管理地產上的經濟活動，如客蒙。也有的交給奴隸管家經營，如伯利克里的地產便由其奴隸埃萬格爾管理，產品運往城市出售，但產量和收入並不多，甚至不夠伯利克里政治活動的需要。至於其地產上的直接生產者的性質，目前並不清楚。當時雅典農業領域既使用奴隸也使用僱工以及承租人的勞動，因而這三種形式均可能存在。

獨立的公民小塊地產的經營方式因國家的具體條件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在斯巴達、克里特等地，小地產主仍然是小奴隸主，殘酷地剝削耕奴的勞動。在雅典和多數城邦中，獨立的小生產者及其家庭成員是辛勤的耕耘者。

國有土地通常用於出租。比如雅典的公有地是國家財政收入的經常來源之一。承租期一般為10年，承租人在每年第九屆五百人議事會主席團任期里上交租金。村級單位所有的土地也可出租，承租期限有長有短。長期承租期可達40年不變。租約的簽定有一定的程式，承租人需交納押金或某些個人財產作為抵押，租佃者應負的義務至少包括按時交租、不得砍伐承租地上的樹木、照料承租地上的建築等。對不能按時交租者，土地所有者有權廢除租約，沒收地里的產品，甚至可剝奪承租人的公民權。國家的牧場也用於出租，承租一方可以是集體或個人，甚至外邦人。

土地的私有制在古典時代得到了發展，但任何城邦都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可以任意支配、買賣、轉讓的私有權概念。在私有制發展緩慢的邦，長期保留了公民土地不得轉讓的禁令，斯巴達的土地制度是其典型。在雅典，私有制發展較快，早在梭倫改革之前，土地的轉讓即已發生。

就農作物的品種和耕作技術而言，古典時代和古風時代基本沒有什麼區別。只有在工商業較發展的城邦，由於城市人口的增加，商品性農產品的需求增多，促使農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傳統作物的播種面積以及產品的處理方式，更多地種植可以帶來較多收入的橄欖、葡萄、無花果等經濟作物，並把剩餘的產品商品化，運往城市市場上銷售。在阿里斯多芬的喜劇中，經常能遇到直接出售產品的小農。

古典時代的工商業獲得長足進步，手工業內部的分工日益深化，地方性的集市貿易市場已經形成。在一些經濟發展快的城邦，已完成了城市由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向手工業、商業中心的轉化。

制陶業是古典時代發展很快的手工業部門。陶器一直是古代人最通用的必需品，不僅對人們的日常生活不可缺少，而且還被用於保存和長途運輸產品。古典時代隨著城市的繁榮，商貿的活躍，陶器的需求加大，導致制陶業的興盛。雅典、科林斯、帖撒利地區、愛琴海島嶼、黑海沿岸、西西里、南義大利的希臘城邦中，都具有自己的陶器製造業，滿足當地居民的需要。制陶業以手工業者個體經營為主。但在一些城市中也出現較大規模的作坊，使用幾十個奴隸工匠。在制陶作坊中，已有相當細密的內部分工，有成型、彩繪、燒制工序。奴隸通常完成一些標準化的產品，需要較高工藝水平的彩陶多由來自外邦的匠人製作。公元前5世紀陶器上最流行的裝飾形式是黑底紅色的圖象，雅典在這方面領陶器製作工藝之首，其匠人製作的所謂“紅色線條風格”的陶器堪稱古典彩陶的極品。

手工業分工的深化不只表現在制陶業中，與居民生活相關的各個手工業部門都有類似的進步，出現專業化的傾向。在阿里斯多芬的喜劇里可以看到多種多樣的手工匠人，如鐵匠、石匠、鞋匠、鞣革匠、珠寶匠、織匠、地毯匠、擀呢匠、梳毛匠、木匠、制磚匠、乾酪師、麵包師、磨面師等等。有的鐵匠專門製作武器，有的專門製作農具。除陶器作坊外，還有武器作坊、傢具作坊等。

古典時代城市的發展帶動了建築業，雅典在這方面的發展特別顯著。在伯利克里當政時，為了給貧苦的公民製造就業機會和美化城市，國家撥巨資從事大量公共建築，如宏大的衛城城門、帕特嫩神廟、奏樂館等等眾多建築物。建築方式採用承包制，即先由國家有關負責部門將建築設計分成若干塊，交各個承包的公民承建。承包人可雇傭工匠、租賃他人奴隸直接施工，也可再分段轉租給其他承包人間接施工。在一個大型工地上，可以看到公民、外邦人和奴隸在一起勞動的場面。

採礦業是古代容納勞動力最多的手工業部門。雅典的勞洛溫銀礦在古典時代得到廣泛開採。國家把礦山划整為零，租給公民個人。承租人則利用自己的奴隸或租用他人奴隸、雇傭貧困公民進行采剝、篩洗、冶鍊。礦坑內的勞動由奴隸擔任，坑上的工作則不排除公民僱工的勞動。該銀礦在旺盛時的開採人數多達2—3萬人。

手工業的發展和商業的發展是同步進行的。人口在城市中的集中，財富在城市中積累，導致商品交換的頻繁。日用品中除糧食、水果、蜂蜜、酒、蛋、禽、紡織品外，還有魚、油、醋、蔥、木炭、木材、鞋、服裝、刀矛、盾、地毯、鎖頭、乳酪等五花八門的產品。由於城市日常生活同交換日益緊密結合，在公元前5—4世紀之交希臘出現了用於找零的更小型的青銅鑄幣。在各地城市商業發展的同時，少數有較多剩餘的城邦開展了積極的對外貿易。但希臘城邦的外貿都是私人的事務，國家只給鼓勵性政策。雅典、科林斯、開俄斯、墨加拉、厄吉納、敘拉古等邦的對外貿易都很繁榮。各邦流散出一些精明的商人奔走於各地，收購、轉運、出售可以贏利的貨物。在國際間的商業往來中，雅典因在希波戰爭后確立了海上霸權而佔有明顯的優勢，它控制了愛琴海的商路。對某些它需要而又稀少的物品，如開俄斯島的紅鉛、則實行壟斷，規定經營者只能將產品輸往雅典。

商品交換關係的發展造成各國貨幣兌換的困難。複雜的兌換值很難為商人們所掌握。於是在那些交易頻繁的城市中應運而生了一批貨幣兌換商，人稱“坐在桌子旁的人”。因為他們總是在市場上擺一張桌子，坐在那裡做生意。在雅典、西具昂、底比斯等邦還出現專門的錢莊，從事貨幣兌換和存寄業務。這些最早的金融人員熟悉各國的貨幣和交易行情，在與顧客兌換貨幣時收取一定酬金，並且兼營高利貸事業。借貸人需用自己的財產作為抵押。利律最高的是用於海外貿易的借貸，因風險較大。

由於商業和市場的活躍，致使國家成立特殊的市場管理人員負責維持交易的正常進行。雅典就設有市場監督官、衡器監督官、穀物貿易監督和港口監督等公職。

城邦工商業者的成分是多樣的。以史料最充分的雅典為例，大多數從業者是沒有公民權的異邦移民，希臘語稱“邁提克”（metics）。從身分上講，邁提克並不是指在非母國暫時居住和經商的人，而是指在雅典或雅典國的另一城市派里厄斯居住了較長時間的外國人，特別是指業已定居下來的外邦移民。比如雅典最大的手工作坊主就是邁提克，那些原始金融業者都是邁提克，專業商人也多是邁提克。他們在雅典的社會地位較低。具有邁提克身分的人必須得到雅典政府批准，在有關名冊上登記，負有特殊的義務，如交納人頭稅、經商稅、服兵役。富裕的邁提克還需像公民富人一樣交納特殊財產稅——社會捐獻，用於建造軍艦，舉辦節慶活動等。邁提克的權益只受到政府的有限保護。比如公民殺害邁提克，僅被判為非有意殺人，量刑以非有意殺人罪為準。相反，如果邁提克違反雅典法律，則會被賣為奴隸，財產充公。此外，邁提克必須在雅典有一名公民保人，為其處理可能發生的法律糾紛。對雅典國家有重大貢獻的邁提克，經公民大會討論通過，可以授予公民權。古典時代的外邦移民在雅典的人數並不清楚，但公元前4世紀末有一個數字是1萬人。推測在古典時代的城邦繁榮階段可能要比這個數字大。

總的說來，希臘這時的經濟是一種農工商混合的共生型經濟，其中農業佔有壓倒的優勢。各邦均有自己的手工業和商業，但依歷史條件的不同這兩者在經濟中所佔的比重有多有少。希臘最大的國家斯巴達的工商業最落後。該國僅在庇里阿西人的村鎮中擁有僅供本國消費的工商業。而雅典的工商業最發達。但它也沒有脫離古代經濟以農為本的道路。

在希波戰爭期間和戰後，由於戰爭對武器裝備的需求，城市人口增多和個人財富、尤其是貨幣財產的較快積累，刺激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一些城邦利用戰爭勝利的有利條件，開始把奴隸勞動廣泛應用於商品生產領域，希臘奴隸制進入了繁盛階段，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奴隸數量激增和來源廣泛。公元前5世紀中葉以後，奴隸人數在少數工商業發展突出的城邦，如雅典、科林斯、開俄斯等邦，有顯著增長。雖然古代沒有留下確切的人口統計材料，但從各種數字存留較多的雅典看，奴隸總人數至少在7—9萬之間，即和公民及其家屬總數幾近相等。古代世界尚無一個國家的奴隸與自由人有如此高的人口比例。並且奴隸的來源明顯多樣化，經常化。債務奴隸在希臘已被禁止，流行的是戰俘奴隸、奴隸貿易和奴隸的自然生殖這三條主要渠道。希臘人崇信勝者為主、敗者為奴的原則。在和平期間，奴隸貿易更為經常。希臘從周邊地區購進大批奴隸，尤其是從黑海沿岸、色雷斯和伊利里亞地區，那裡的部落領袖常把本氏族部落成員賣為奴隸。此外，小亞細亞流行債務奴隸制，該地是希臘奴隸的另一穩定供應地。希臘奴隸主還很重視奴隸的自然生殖，他們沒有禁止奴隸結婚生育的規定。許多家生奴隸經過技能和修養訓練能給主人帶來豐厚的收入。

隨著奴隸制的發展，在諸如雅典、開俄斯、提洛島等地出現了較大的奴隸市場。奴隸交易的方式同其它商品交易的方式相同，奴隸販子將奴隸裸體陳列，向買主介紹奴隸的性情、年齡，讓買主察看，同買主討價還價。男奴價格70—100德拉克馬，女奴135—220德拉克馬。一名奴隸的價錢相當於一個成年人一年的飯錢。擁有奴隸不僅是體面的象徵，而且是創收的源泉。

2、奴隸勞動的普遍應用。在這一時期，奴隸勞動廣泛應用於一些城邦的各個生產部門。使用奴隸最集中的部門是採礦業，在雅典勞洛溫銀礦的礦坑中，最多時約有2至3萬奴隸勞動。第二個容納大量奴隸勞動的是雅典、科林斯、墨加拉、敘拉古等城市的奴隸手工作坊，最大的奴隸手工作坊使用多達120名奴隸工匠。至於建築業、航海業等手工業、商業部門也容納著許多奴隸。奴隸勞動還越來越多地滲入到農業的領域。除一向以耕奴勞動為主的斯巴達、帖撒利和克里特外，在公民勞動佔優勢的雅典等邦的農業中，也出現了奴隸制農場。由於奴隸制的深入發展，少數奴隸主開始把自己的部分財產交給奴隸經營以調動奴隸勞動的積極性，坐收奴隸創造的收入。這樣的奴隸可以有家庭和相對獨立的生活，境況較在農業和礦坑中的奴隸為好。與他們情況相似的是大量家內奴隸。他們在主人家中充任看門人、清潔工、廚子、理髮匠、歌舞伎、使女等。較高級的奴隸是奴隸主的管家、文書、教師、醫生等知識奴隸。在象雅典這樣的奴隸制性質明顯的國家中，還有一些特殊的奴隸，即國家機器中的奴隸，如下級公務人員、獄卒、街道清潔工、造幣工人和警察。擔負公共事務的奴隸約700人。

3、奴隸的社會地位。希臘思想家把奴隸定義為“一種有生命的財產”，“是一切工具中最完善的工具”。由於奴隸是物品、工具，所以希臘人一般把他們排除於法律保護範圍之外，不把奴隸當人看。如對不聽話的奴隸可施以刑罰：戴鐐銬、拷打、扭關節、灌醋、火燒、直至殺死。但個別地區，如克里特的哥爾金法則允許奴隸與自由人通婚，婚生子女可成為自由人。雅典奴隸可在街上同公民一樣行走，不必給自由人讓路，奴隸主沒有任意殺死奴隸的權力。奴隸在不同的城邦雖然在地位上有些許差別，卻不能改變奴隸是社會最低下、最受壓迫和剝削的階級這一事實。由於奴隸制滲入到城邦生活的各個領域，給整個希臘社會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希波戰爭第一階段結束后，無論是提洛同盟成員還是非提洛同盟的城邦，都有許多擺脫了本國的貴族統治，建立起民主政府，如影響較大的底比斯、阿爾哥斯、敘拉古等邦。希臘民主政治因此進入了繁榮時期。在眾多實行民主政體的國家中，最為典型、留給後人材料最多、在世界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的是雅典。克里斯提尼確立民主制之後，雅典的政治生活進一步民主化。公元前487年，雅典對選舉法進行改革，預選執政官的方法由投票改為抽籤，當選執政官的資格下移到第二等級公民。公元前461年，平民領袖厄菲阿爾特的民主改革法案獲公民大會通過，剝奪了貴族會議的參政職能，只給這個曾經權傾雅典的機構保留了個別司法權力。至此，雅典三個民主機構，即公民大會、500人議事會和民眾法庭完全擺脫了貴族會議和執政官會議的制約，獨立負起管理國家的責任。公元前457年，在平民政治家伯利克里倡導下，執政官當選資格進一步下移到第三等級公民。公元前443年，伯利克里成為首席將軍，並連選連任此職多年。在他的領導下，民主制更加完善。雖然當選高級公職的財產資格限制未正式廢除，但實際已失去意義。歷史上把雅典的這一時期稱作“伯利克里時代”。

雅典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曾對民主制度做過經典的闡述：“我們的制度被稱作民主制度……因為政權不是在少數人手裡。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決他們私人糾紛方面都是平等的。就人的價值而言，無論何人以何種方式顯露頭角，優於他人棄任一些榮耀的公職，那不是因為他屬於特殊的階級，而是由於他個人的才能。”這段話中的“一切人”當然只是指公民集體的成員，而非其他社員成員，民主對後部分人始終是一種壓迫。但在古代君主專制盛行的條件下，雅典等希臘城邦把國家的管理權交給了社會上相當多的成員，而不問其出身、門第和財產所有權的多少，一切公職對所有公民開放，通過抽籤選舉產生（將軍職用舉手錶決），實現了古希臘人“輪番而治”、既是統治者又是被統治者的思想，這是古希臘人的偉大創舉。

在雅典民主機構中，凌駕一切的是公民大會。它具有立法、行政、司法多重職能，每年召開40次，大會由500人議事會主席團主持。議事會依部落分為10個主席團，通常每個主席團一年主持4次公民大會，主持的次序是由抽籤決定的，而且4次公民大會的議程和基本議題是固定的。如第一次大會的頭項議程一定是對現任公職人員的工作進行民意調查，就其去留問題實行表決。這意味著雅典公職人員在其一年任期內要經受10次任職審查，在每個主席團任期內均有可能被解職。公民大會在太陽升起后舉行。年滿20歲的守法公民均可參加。遇到難以決定的議題時要進行大會辯論，凡沒有嚴重道德缺陷的與會者都可上台發言。主席團根據辯論的情況最終把議案交大會表決。

500人議事會是大會的常設機構，除為大會準備議案外，10個主席團還輪流值班，處理日常重大事務。主席團還抽籤選出一名主席，任職一天，負責召集會議和保管國璽及國庫、檔案庫的鑰匙，實際是這個民主國家的最高領導人。

民眾法庭是第三個重要民主機構，成員由30歲以上的公民通過抽籤選舉產生，負責審理絕大部分刑事和所有民事案件。為了避免以權謀私，10個民眾法庭分別由抽籤決定，判決則由每庭的500名審判員通過秘密投票產生，這就從制度上保證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即便再有權勢的人物也無法干預法庭的審判。例如，在伯里克里擔任首席將軍的時代，他的好友菲迪亞斯曾受到民眾法庭的審訊。伯利克里出庭為朋友作證，甚至在申訴時聲淚俱下，但法庭仍判菲迪亞斯有罪。

雅典還有多達數百人的各級具體主管部門，每個單位由10人組成，通常自10部落抽籤產生，如司庫官、公賣官、城市監督、市場監督、港口監督等。其中10將軍會議是最重要的機構，在公元前5世紀下半葉，這個機構不僅具有軍事職能，而且還有行政職能。執政官則失去了過去的權威，變成只是參與民眾法庭審理活動和組織各種宗教、節慶、比賽活動的官員。

雅典民主政治的積極意義與局限 民主政治為雅典公民的主觀能動性和聰明才智提供了盡情發揮的可能，使雅典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方面成為全希臘的學校和樣板，產生出大批彪炳史冊的政治家、哲學家、戲劇家、歷史家、美術家、修辭家……為人類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然而，雅典民主政治雖較君主專制、貴族寡頭制的基礎寬大，但也只寬大至社會上一部分有血緣關係的同胞之間。其目的在於把公民集合成一個在國內享有特權、在國外控制附屬國的統治階級。因而它在盡情發揮自己偉大歷史作用、促成雅典政治、經濟、文化極盛的同時，又殘忍地窒息了社會另一部分成員，即奴隸和外邦人自由發展的能力。它還剝奪了本邦婦女參政的權利。所以它既是人類文明的催化劑，又是奴役和罪惡的淵藪。它給世界文明寶庫帶進無價之寶，又招致屬國屬民的怨恨。這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最大局限。此外，雅典民主是一種直接民主制，同近現代的代議制民主不同，它只能在一個小邦範圍內實行，而且直接民主很易滑入極端民主的泥淖。

戰爭起因於雅典與斯巴達爭霸希臘，從而導致分別以兩國為首的提洛同盟與伯羅奔尼撒同盟的激烈對抗。早在希波戰爭期間，兩國在聯合抗波之中便存在著利益衝突。希波戰爭後期，雅典勢力的急劇擴張更加引起斯巴達不安。公元前457年，兩國在中希臘發生公開武裝衝突，雖締結了30年和約，但矛盾沒有根本解決。後起的霸主雅典四處伸手，欲攫取對全希臘的霸權。公元前435年，伯羅奔尼撒同盟成員國科林斯與位於希臘西部的科西拉邦發生爭端。雅典認為這是插足西部的機會，因而兵援科西拉，擊敗科林斯，使原科林斯的殖民城邦科西拉加入提洛同盟。公元前432年，雅典出兵色雷斯沿岸的一個重要據點波提狄亞，要求驅逐科林斯派駐該地的人員，禁止波提狄亞退出提洛同盟。同年，雅典與鄰近城邦墨加拉產生爭執，封鎖墨加拉港口。墨加拉是科林斯盟友，科林斯不能坐視。在同年秋召開的伯羅奔尼同盟會議上，科林斯力主向雅典宣戰。斯巴達作為盟主，再三權衡利弊之後決定發動戰爭。公元前431年，斯巴達向雅典發出最後通牒：放逐主戰的領導人伯利克里，允許雅典盟邦獨立，取消墨加拉禁令，解除對波提狄亞的圍困。雅典當然不能接受。戰爭旋即展開。

經過這場戰爭斷斷續續進行了27年之久，戰火幾乎遍及整個希臘世界。戰爭分為三個階段：公元前431—421年為第一階段，史稱“十年戰爭”，這是戰爭的相持階段。公元前415—413年為戰爭的轉折階段，雅典趨於劣勢。公元前413—404年，斯巴達的進攻和全面勝利階段。

戰爭初期，雅典正值伯利克里當政，政治清明。在他建議之下，雅典取陸上防禦、海上進攻的戰略。因此斯巴達陸軍順利進逼雅典城下。雅典農民實行堅壁清野，居民轉移到城中。雅典海軍頻頻出擊，襲掠伯羅奔尼撒半島沿岸。公元前430年夏，雅典因居民過於密集，衛生狀況惡化，引起瘟疫，約1/4的居民病亡，伯利克里亦染病去世。雅典人捱過瘟疫的惡夢後於公元前429年冬拿下波提狄亞，獲開戰以來第一次有較大意義的勝利。但斯巴達隨後毀滅雅典忠實的盟邦普拉提亞，回敬了雅典。公元前425年，雅典佔領伯羅奔尼撒半島美塞尼亞地區的一處叫作派羅斯的海角，建起要塞，成為插入斯巴達腹部的一把利刃。美塞尼亞的希洛人因此騷動不安，動搖了斯巴達的統治。斯巴達急忙調兵遣將，企圖趕走雅典駐軍，但遭到失敗，292名公民被俘，被迫向雅典求和。但雅典未予應允，戰爭繼續下去。斯巴達驅兵北上，對雅典造船木材的產地和運糧船必經之地色雷斯沿岸實行一系列打擊，頗為成功。雙方在戰爭中都受到很大損失，需要喘息，便於公元前421年締結五十年休戰條約。雅典參加和談的代表是尼西阿斯，故和約在史書中又稱“尼西阿斯和約”。

公元前415年，雅典人為西西里的財富所吸引，在政治蠱惑家亞西比德的煽動下，公民大會貿然議決遠征西西里島。遠征軍由136艘軍艦、3萬餘人組成，亞西比德、尼西阿斯等三人為統帥。但遠征軍剛在西西里登陸，亞西比德的政敵便在國內控告他“褻瀆神明”，派通訊船召他回國受審。亞西比德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便叛逃斯巴達，鼓動斯巴達趁機出兵，置雅典於死地。雅典遠征軍在西西里苦戰兩年，雖一再得到國內增援的艦隻和人員，但在斯巴達軍、敘拉古軍的聯合打擊以及主帥尼西阿斯的錯誤指揮之下，竟全軍覆沒，5萬軍人（包括同盟國的部隊）幾乎無一生還。

自此，雅典陷入被動，附屬國叛離接踵而來，造成雅典兵源和財源的緊張。斯巴達改變過去的戰術，派軍長駐阿提卡，引起雅典2萬奴隸大逃亡。在困難形勢下，雅典國內局勢動蕩，貴族寡頭派乘機發動政變，奪取了政權。正在愛琴海與斯巴達角逐的雅典海軍聞訊，拒絕承認寡頭政府，並迎回亞西比德擔任統帥，奪回在東部戰場的主動權。國內民主派受到鼓舞，一舉推翻寡頭政權，民主政體失而復得。

公元前405年，得到波斯資助的斯巴達艦隊在羊河戰役中殲滅雅典艦隊，使雅典喪失了有生力量，其附屬國幾乎全部獨立。公元前404年，伯羅奔尼撒同盟的軍隊從海陸兩個方面封鎖雅典。在內外交困、糧草斷絕的情況下，雅典被迫投降。斯巴達拒絕了科林斯毀滅雅典的要求，為人類保留了這座城市及其代表的燦爛文化。但斯巴達迫使雅典同意解散提洛同盟，交出殘餘艦隊，只保留12艘巡邏船。雅典同時需拆毀城牆，加入伯羅奔尼撒同盟，讓流亡的反民主的貴族返國。伯羅奔尼撒戰爭因此結束。

這場戰爭的性質與希波戰爭截然不同，對交戰雙方來說都是非正義的。雅典失敗的原因一方面由於提洛同盟內部的矛盾較伯羅奔尼撒同盟的尖銳複雜；另一方面由於雅典軍在幾次重大會戰中指揮失誤。就戰爭的後果而言，這場戰爭沒有一個真正的勝利者。各邦都在戰爭中加劇了本國的社會矛盾，破壞了公民集體的團結，特別是戰爭災難對各國小農經濟予以沉重打擊，造成小農的大量破產，而獨立的小農經濟是城邦的經濟基礎。從此，希臘的一些主要城邦，包括雅典和斯巴達，均陷入經久不斷的危機之中，這就為後起的國家統一希臘創造了條件。因此，伯羅奔尼撒戰爭是希臘城邦歷史的轉折點。

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后，希臘參戰的城邦均相繼陷入危機。危機的表現為邦際之間的戰爭頻仍，霸權旋起旋仆，各邦喪失充分自衛能力，公民兵越來越明顯地被雇傭兵所代替。在此起彼伏的戰爭中，各城邦的人力和物力都加快消耗，小農經濟無法經受戰爭和富人的擠壓，大批破產。少部分人靠戰爭和犧牲小農的利益成為巨富。貧者與富者的矛盾因此尖銳化，社會衝突加劇，重分土地和財產這類古風時代的口號重新在希臘出現，君主制的特殊形式僭主制在混亂之中再次流行。這一切雖然不是同時出現的，也不是所有希臘城邦都經歷了同樣的危機，但各邦的發展趨勢卻是完全一致的。這預示一個統一的、能切實保護富有奴隸主階級利益的君主專制政權即將在希臘出現。希臘城邦危機最先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勝利者斯巴達出現。

一向守貧的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后獲得前所未有的榮譽、金錢和權力。斯巴達統帥來山德曾一次從小亞運回2000塔蘭特巨款。當雅典投降后他凱旋迴國時，又帶回整車的黃金。他本人和他的許多將領都發了橫財，從窮漢變為富翁。由於財富和經濟先進國家的文化象洪流一樣湧入這個國家，來庫古改革創立的公民平等原則和艱苦奮鬥的傳統被迅速衝垮：人們瘋狂地追逐錢財，積蓄家產。一些強者通過犧牲弱者的利益更加富足，一些弱者越發貧困。不同的財產伴生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產生不同的集團，平等者不再平等，公平的原則被拋棄，斯巴達開始了無可挽回的衰落過程。公元前4世初，原屬國有的公民份地可正式轉讓，公開承認土地私有化。斯巴達的富人越發肆無忌憚地并吞小農的土地，短短時間，斯巴達公民人數就減少到1900人左右，而到公元前4世紀下半葉，公民則僅剩下1000人。公元前399年，以基那敦為首的“下等者”預謀起義，企圖推翻斯巴達貴族統治。他們甚至串連皮里阿西人和希洛人，因為只要向這些人提到斯巴達人，他們就表示出要生吞活剝斯巴達人的心情。只是由於叛徒出賣，起義才被遏止。然而，曾經令人羨慕不已的斯巴達的穩定已一去不返了。

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後，雅典元氣大損，公民人數由戰前的4萬減至約2萬。經過一段休養生息，雅典的政治、經濟有所恢復，民主制進一步發展，公民大會至高無上的地位得到加強，主持公民大會的權力和主持500人議事會的權力分離。大會執行主席由非值班的9個主席團各出一人組成，不再由值班主席團主席擔任。這就進一步削弱了地方主義對大會決議的影響。公民大會的講台不再由出身名門望族的人所主導，一批出自各種家庭的政治家、演說家脫穎而出，這是民主生活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新人，是民主制度的熱情謳歌者。公民參加公共活動得到的津貼項目增多，金額越來越大，不僅出席公民大會享受津貼福利（起初1奧波爾，逐漸增至1德拉克馬），而且觀看戲劇也發放津貼。這些福利雖然鼓勵了貧苦公民參政的積極性，但也同在公民兵中引入津貼一樣，使過去自覺的奉獻變為有償的服務，自覺的義務變為有償的交換。公民熱衷於個人創收，寧願雇外邦人當兵打仗，而不願自己服兵役義務。公民兵在對外戰爭中的作用越來越弱，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日益淡薄。

在經濟方面，少數富人的財產明顯增多，在最富有的1200人中間，財產大多在5塔蘭特左右，多的高達數百塔蘭特，少的也有2塔蘭特。他們的收入來源已不再局限於地產。一些人經營起過去由外邦人經營的手工作坊、銀錢兌換業務，有的通過為外邦統治者服務賺取報酬，有的還經營澡堂、妓院、酒館、房地產。每人均擁有大量奴隸，奴隸與公民人數的比例顯然加大。外邦人在雅典經濟活動的主要領域仍然是手工業、商業，雅典兩家最大的奴隸作坊主均是外邦人。私有經濟的進步使雅典在喪失了附屬國的巨額貢款之後仍然能得到大量收入，公民的福利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有所增加。這有利於小農經濟的相對穩定，所以雅典貧富的差距雖然拉大，但失地的公民人數遠比斯巴達要少，其危機主要表現為公民兵的衰落和個人主義的膨脹。

在這種情況下，公元前4世紀的思想家多對雅典民主政治持批評態度，謂之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統治，窮人對富人的剝削。他們的認識反映了一部分奴隸主富人的意見，但這種理論上的批評並未導致實踐上對民主制的顛覆。自從民主政治恢復直到公元前322年外來勢力將它扼殺為止，過去習見的貴族與貧民的政體之爭不復再現，民主體製作為一種完整的體系已為富人和窮人所普遍接受。雅典內部的相對穩定使它得以恢復積極的對外活動。公元前378年，雅典成功地拉到一些利益相同的國家建立起第二次海上同盟。然而參加國比提洛同盟少得多，且雅典只是其中一個平等的夥伴。隨著第二次海上同盟的建立，希臘的暫時和平被破壞，雅典艦隊大敗伯羅奔尼撒同盟的艦隊，洗雪了羊河之戰的恥辱。

雅典的勝利得到底比斯的呼應。底比斯重建曾被斯巴達強迫解散的彼奧提亞同盟，引起斯巴達的強烈反應。雙方在留克特拉展開激烈會戰。斯巴達投入約11000同盟軍，底比斯投入約6000本國公民兵，由將軍埃帕米儂達率領。埃帕米儂達布下著名的“楔形”方陣，置主力於左翼，縱深厚達50列，一舉突破斯軍右翼，致使敵全線敗逃。斯巴達國王克萊昂伯羅圖斯及400公民戰死，其重裝步兵統治希臘戰場的局面被徹底打破。留克特拉之戰成為斯巴達眾叛親離、伯羅奔尼撒同盟崩潰的起點。一些國家的民主派趁機推翻親斯巴達的寡頭政權，一些國家退盟。公元前370年冬，埃帕米儂達應原伯羅奔尼撒同盟成員國的邀請，率軍殺入伯羅奔尼撒，在斯巴達如入無人之境，大肆擄掠。美塞尼亞的希洛人獲得解放，建立起完全獨立的國家。這對斯巴達人是致命打擊，斷絕了許多公民的生活來源，加速了平等者公社的破產。底比斯軍在伯羅奔尼撒引起的震蕩不僅如此。阿爾哥斯平民“棍棒派”藉機暴動，打死貴族1200人並沒收他們的財產，連試圖平息暴動的民主派領袖也被棒殺。

底比斯的勃興引起雅典的憂慮，轉而與斯巴達結盟。底比斯為同雅典在愛琴海競爭，於公元前364年建起一支海軍，將雅典在愛琴海的一些盟友拉到自己一邊。公元前362年，因南希臘局勢發生不利於底比斯的變化，埃帕米儂達驅軍再入伯羅奔尼撒，和雅典、斯巴達等邦聯軍會戰於曼丁尼亞，再次獲勝。但埃帕米儂達在指揮追擊時被敵人標槍擊中，雅典等敗軍得以逃生。埃帕米儂達臨終前囑咐與敵締結和約，參戰各邦均求之不得。美塞尼亞的獨立在和會上得到除斯巴達之外的所有與會城邦的承認。斯巴達儘管抗議，但無人理會。戰後它已淪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地方國家。

底比斯的興起與希臘混亂的國際形勢以及傑出人物的努力有關。埃帕米儂達對此起了決定作用。隨著他肉體的消失，神話般的底比斯霸權立即破滅。這樣，在公元前362年以後，希臘實際上既找不到一支能左右邦際關係的力量，也找不到克服城邦內部危機的出路，各國都在不斷摩擦和自耗中加速衰落，這就為馬其頓的征服創造了條件。

面對馬其頓的崛起，希臘諸邦有所警惕，以雅典為首，分成了反馬其頓和親馬其頓兩派。反馬其頓主要以民主派的工商業奴隸主，以德摩斯梯尼為首，由於商業傳統，該派不願與馬其頓為伍。親馬其頓派為城邦上層的奴隸主，由於城邦內部奴隸和平民的不斷反抗，因此上層奴隸主寄希望於馬其頓國王腓力來改變城邦狀況。、

前355年，“神聖戰爭”爆發，前350 年，德摩斯梯尼發表了反馬其頓的演講，前349年，馬其頓佔領了卡爾息狄斯半島，雅典被迫議和。前348年，唯一阻擋馬其頓南下的奧林托斯城邦被毀。前344年秋，帖撒利為馬其頓所控制。前339年，腓力發動戰爭，再次進入希臘。前338年，喀羅尼亞戰役爆發，雅典——底比斯聯軍戰敗，希臘各邦實際上失去了獨立。前337年，腓力組成了“希臘同盟”，控制了希臘諸邦。

前5世紀的希臘哲學發展了唯物主義的傳統，其中最早的是西西里島的恩培多克勒和伯里克利的老師阿納克薩哥拉斯。前者主張事物的客觀存在和獨立，並不斷運動，主張認識來源於感覺，事物是通過流射的形式來引發人的感覺，是一種樸素的反映論。同時，他認為世界是由水、火、氣、土形成的，開啟了後來的原子論。而後者則是認為事物可以通過不斷的分割而分割的微粒子，是後來的原子論的直接啟發者。

繼二人之後的是德謨克利特，德謨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論”，指出事物是由原子組成，而原子是不斷運動的。其認識論主張，人的感覺和認知都是來自於外在事物，所以人若沒有外部事物，就沒有思想和認識。

繼德謨克利特之後的就是古希臘最著名的三位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

蘇格拉底主張知性和德性是要統一的，而關鍵在於教育。主張人要通過不斷的思辨來破除舊的認識達到認識上的進步和德性的完全化。

柏拉圖則是唯心主義者，認為理念和觀念才是真實的，是一切事物的本質。而柏拉圖同時也是一位文筆優美的文學家。

亞里士多德以知識淵博著稱，他認為柏拉圖的概念不合情理，客觀上觀念的世界不存在。同時，亞里士多德在唯物論上陷入了二元論中，認為物質客觀存在，但同時又受精神世界的支配即形式的支配。亞里士多德在其他領域也頗多建樹。

恩培多克勒首先解釋了日食的過程：月亮走在地日之間，而阿納克薩哥拉斯則解釋了月食：地球走在日月之間，而且銀河是遠處許多星星的光，月亮上有高山溝壑，太陽是灼熱的熔岩之石，太陽神不存在。

至前4世紀，歐多克索斯第一次利用幾何原理來解釋宇宙，雖然其解釋方式是錯誤的。但是是人類對宇宙的認知上第一次試圖解釋天文學現象。

在畢達哥拉斯之後，希臘的數學家們已經提出了三角形、圓形、多邊形、球體的許多定理。而希波克拉底也致力於化圓為方的解答。

歐多克索斯的學生美尼克慕斯又對圓錐曲線頗有研究。

希波克拉底不僅對數學有所貢獻，在醫學上也是建樹頗多。他認為人的疾病都是外界因素和內部因素互相作用所致。強調病因一定要明確，並且要徹底治癒病人。他制定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仍被西醫奉為職業操守的原則。

古希臘的史學在古典時期當推三位著名史學家：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

希羅多德被譽為“西方歷史學之父”，所著《歷史》是西方歷史學的經典著作，以希波戰爭為主要時間軸。詳細記述了巴比倫、波斯、埃及等地的歷史，更為重要的是，希羅多德注意核實史料的真實性，奠定了後世歷史學的記敘法則。

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曾任雅典將軍的他後來被流放，專心編寫史書。修昔底德注意對史料的篩選和辨別，具有高可信度，是西方歷史學的楷模。

色諾芬的著作為《希臘史》及《長征記》，他不僅富于軍政和歷史，還有文學，因此其記敘的方式比較富有文學性。

文學方面，古典時代產生了三位悲劇詩人和一位喜劇詩人

悲劇詩人為愛斯奇里斯、索福克里斯、幼里披底斯。愛斯奇里斯被封為“悲劇之父”，其作品慷慨激昂，索福克里斯的作品莊重而平和，幼里披底斯則側重寫實和激情的爆發，而阿里斯托芬作為古希臘的喜劇之父，取材於平民生活，幽默詼諧。

藝術方面，古典時期的三位雕塑家：米隆、波呂克里特、菲狄亞斯。米隆的作品擲鐵餅者像和波呂克里特的持矛者像以及菲狄亞斯設計的雅典衛城，堪稱不朽的古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