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雷斯人

其實，在古代世界各民族或人群彼此交往不多的情況下，對於其它族群的冠名往往會出現此類泛化的現象，亦即將對一個族群局部的認識或稱謂，擴大成為更廣闊範圍內的乃至全局性的族群的稱呼。譬如，中世紀的穆斯林世界就將信奉天主教的西歐人均通稱為“法蘭克人”；而當時歐洲人也泛稱阿拉伯人以及中近東所有穆斯林民族為“薩拉森人”，而薩拉森人起初只不過是西奈半島上一個阿拉伯部落的名稱；歐洲還以“韃靼”作為中世紀入侵東歐的蒙古人的一種別稱，該詞實際上也只是淵源於蒙古人中的一個叫作塔塔爾的部落；如此等等。這種古代族名或習慣稱謂由泛化而得的現 象，可說是並不鮮見的。

色雷斯人的起源不詳，究為巴爾幹土著，還是來自多瑙河以北的外來移居者，尚無確 鑿材料可證，但一般肯定其屬印歐語系族群。如果我們確認古印歐人的故土大致可圈定在黑海北岸南俄草原一帶的話，那麼不妨認為最早的色雷斯先民可能就是從南俄草原輾轉遷入巴爾幹的游牧部落。

有關色雷斯人的文字記載，起初主要出自古希臘人。希臘人從公元前7世紀起開始在色雷斯沿海地區建立殖民地，同色雷斯人漸多接觸。活動於前7世紀中葉前後的阿爾基洛科斯，被認為是最早在作品中提到色雷斯人的希臘作家之一。當時他參加了帕羅斯居民赴色雷斯沿海薩索斯島移民的遠征隊，在那裡同色雷斯人發生過衝突。大概比他更早一些時候的詩人赫西俄德（約前8世紀），也已知道了遠在北方的色雷斯，把它看成是刮到希臘的凜冽寒風的策源地。希臘神話中的北風神玻雷阿斯（Boreas），相傳即居於色雷斯的薩爾密得索斯，這位諸風之王的形象是滿臉鬍鬚，長有翅膀，身強力壯，並穿著引人矚目的禦寒衣服（顯然與一般希臘人的裝束相異）。荷馬史詩曾分別從地名或民族稱謂的角度，數度提及色雷斯，而且，《伊利亞特》中提到的色雷斯人，常常是以特洛伊人同盟者的面目而出現的。從公元前5世紀希羅多德的著述中可見，希臘人對色雷斯人的認識更進一步深化了，色雷斯人已成為他們所熟知的最重要的蠻族之一。

色雷斯人世代居住的色雷斯地區（Thrace或Thracia/Thrakia），位於巴爾幹半島的東部，其歷史界線曾歷經變動。除了龐蓬尼·梅拉以外，古代作家對當時色雷斯的地域範圍似乎並沒有給予明確的界定，大致是以伊斯特河（今多瑙河）之南今保加利亞一帶為中心 區域，向南延伸至愛琴海沿岸地區，並包括薩索斯島、薩摩色雷斯島乃至累姆諾斯島，朝北兼及多瑙河以北的達西亞人地區，直抵喀爾巴阡山和蒂薩河上游，東瀕攸克辛海（今黑海）、普羅滂提斯海（今馬爾馬拉海），西鄰斯特里蒙河，與馬其頓人、伊利里亞人地域相接。

但在更為邈遠的歷史時期，色雷斯人的居住地域曾比上述範圍要寬泛得多，“一度佔有過從攸克辛海到亞得里亞海的整個巴爾幹半島”，甚至一直向東延伸到密俄提斯湖（今亞速海）和辛梅里亞海峽（今刻赤海峽）。這就是說，色雷斯人的活動區域不限於古典時代所見的今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希臘東北部、土耳其西北端、匈牙利東部一帶，甚至還涵蓋了今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很大的一部分及烏克蘭南部沿海地帶。在巴爾幹西部，隨著伊利里亞人沿亞得里亞海岸的急速南下，色雷斯人為其壓力所迫，不得不向東退往巴爾幹中部地區。據有人推測，伊利里亞人往東驅逐色雷斯人的時間，約當公元前1300年左右，起碼公元前1100年以前，阿克修斯河以西地區已被伊利里亞人所佔據。後來馬其頓人勢力興起，又進一步將色雷斯人繼續向東推壓，迄公元前480年之後，斯特里蒙河以西土地便已納入馬其頓版圖。這樣就大體形成了上述色雷斯地區的西部界線，從而奠定了巴爾幹半島古代族群的基本分佈格局：伊利里亞人位居西部，色雷斯人居東部，希臘人居南部，而三者之間的內陸腹地則夾居有混融型的馬其頓人。色雷斯人在巴爾幹 西部一帶的歷史性居留，似乎多少仍遺下了一些痕迹，據說其後裔曾一度殘留於阿爾巴尼亞沿海的個別島嶼，同伊利里亞人雜居，直至最終被後者同化；色雷斯語言的某些因素也還對日後阿爾巴尼亞語的形成產生過影響。

需要一提的是，色雷斯的地理範圍有時也被引伸到了小亞細亞的西北部一帶，按色諾芬的說法，這裡稱作“色雷斯的亞洲部分”，其範圍從攸克辛海口開始，一直延伸到赫拉克里亞（約當今土耳其埃雷利一帶），亦稱比提尼亞。在龐蓬尼·梅拉筆下，博斯普魯斯海峽本身就被稱作“色雷斯海峽”。在地名學史上，則素有“色雷斯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之稱，正如海峽西端凸吻部的拜占庭（今伊斯坦布爾）周邊地區古稱“色雷斯的三角地帶”（Thracian delta）一樣。總之，從歷史上看，小亞西北部一帶可能曾經是來自巴爾幹的色雷斯移民的一塊留居地，狹窄的博斯普魯斯與赫勒斯滂（今達達尼爾）兩海峽從未成為過歷史上移民運動的障礙。相傳早在大約公元前1200～1000年期間就有色雷斯人跨越海峽進入小亞西北部，後來似乎又一直不斷有來自巴爾幹方向的移民遷入，在小亞以充任雇傭兵為業。可見，色雷斯的地域範圍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是伴隨色雷斯人活動的變遷而在空間上有所進退、移易的。

色雷斯人人口眾多，依照希羅多德的說法，是除印度人之外人口最多的民族。如果不是因為缺乏一位強有力的統治者，或是萬眾一心地團結起來，色雷斯人就會無敵於天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而不 至於依舊處在軟弱狀態。色雷斯族群的人口總數並沒有確切的統計數目，所以當代學者的研究，大體上只能憑藉推測。卡扎勞曾在其撰寫的《劍橋古代史》有關章節中，引用了一些有關色雷斯人軍隊數量的零星材料，再據此而對族群人口數進行估測。色雷斯的奧德里西亞國王西塔爾塞斯（Sitalces）擁有一支大約15萬人的軍隊，其中約1/3是騎兵，其餘多為步兵。卡扎勞以奧德里西亞王國約5萬平方英裡面積可以負擔15萬人軍隊的能力推算，認為其全國人口至少已達60萬。多瑙河以北蓋塔人（葛特人）與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作戰時，也動用過一支由4000騎兵、1萬步兵組成的軍隊。公元前323年，奧德里西亞王子塞奧底斯三世（Seuthes Ⅲ）能夠調集起來對抗馬其頓的利西馬科斯的兵力，也有2萬步兵、8000騎兵。而斯特拉博指出，色雷斯人總體上可為戰爭提供的軍隊數量約達1.5萬騎兵，20萬步兵。今保加利亞學者認為，公元前第1000紀時，僅色雷斯族群中心地帶（即多瑙河與愛琴海之間地區）各部落的人口，估計就有百萬之眾。另據羅馬尼亞學者估計，達西亞－蓋塔人口可能已達200～250萬，或250～300萬；而達西亞國王布雷比斯塔（Burebista）即曾擁有一支20萬人的軍隊。考慮到整個色雷斯族群本身十分龐雜，支系繁多，如此看來，其總人口數即使在古代也應該是頗具規模的了，或當在數百萬左右。

色雷斯人的武器品類很多。常見的裝備有希臘式反曲劍、匕首、普通短劍、長矛、雙面斧、標槍和弓箭。其中，反曲劍的威力極大，讓日後的羅馬士兵都心有餘悸。儘管多數人以輕裝步兵形象出現，但部分偏游牧部落也有騎射手部隊。在斯基泰文化的影響下，使用反曲弓、釘鎚等馬戰武器。他們還常在其箭鏃頂端塗以毒藥，用來增加殺敵效果。

護具方面，色雷斯平民一般習慣於赤裸上身，只有貴族們則可以有希臘式鎧甲。但是他們卻比希臘人有著更厚的亞麻內襯，專門應對寒冷氣候。他們還有輕巧的月牙狀盾牌，使用木材或柳條編織製成的。外層蒙上皮革，有時在皮革上再飾以鐵質或青銅質的環狀浮雕，繪製眼睛或者彎月的形狀。這也成為外人辨識色雷斯籍士兵的重要符號。

在戰術上，色雷斯人習慣於將其軍隊排成四列。第一列放置較為薄弱的輕裝部隊，第二列則安排精銳重裝士兵，第三列才是預備騎兵。至於全軍最末的第四列，主要由鼓動男人勇敢出擊的婦女組成。在亞歷山大出征色雷斯時，當地人在山間狹道設防，集結了許多車輛組成屏障。最後因無計可施，還將車輛從山坡上推滾下來，企圖砸死仰攻的敵人。傳統的色雷斯輕步兵，是善於襲擾重步兵和騎兵的好手。他們非常能適應複雜地形，經常以不近身的方式作戰。除了神出鬼沒的透支標槍，也懂得切斷水源、夜襲等謀略手段。作為回應，希臘人就發展出了自己的輕裝投槍手，用來保護重裝部隊側翼。但只要條件允許，希臘軍隊就會直接從色雷斯部族中徵召相關人才。尤其是在不涉及雙方的衝突中，色雷斯輕步兵就幾乎是希臘重裝部隊的標配。

由於和斯基泰人接觸，色雷斯也學會了騎兵楔型陣。貴族往往有自己的重騎兵護衛隊，和斯基泰人一樣裝備鱗甲與護腿。後來色雷斯人還將這種陣型傳給了馬其頓人，側成後者的騎兵強國地位崛起。在馬其頓王國滅亡的遷徙，又是色雷斯士兵組成了被重建起來的夥伴騎兵隊伍。

色雷斯的北方支系達西亞人擅長建築防禦工事，其用材都比較因地制宜。平原地帶則就地掘壕，再壘造土牆並樹立木柵。在山區則採用石塊砌築堡壘。當今在羅馬尼亞境內許多地方，仍可見到從色雷斯-達西亞時代留存下來的工事遺跡。

色雷斯人的內部究竟涵括多少個支系或部落，歷來眾說不一。希羅多德主張為19個，而依照斯特拉博的說法，僅多瑙河以南色雷斯即有22個，嗣後拜占庭的斯特凡努斯則列舉出了43個。這個數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顯然是有變化的。卡扎勞將其歸因於在持續不斷的長期相互爭鬥中，許多較小的部落被最終消滅，或是被較大的部落所吞併。但若全是如此的話，部落數量理應愈趨減少，怎會反倒增多？所 以，也還有可能是由於色雷斯族群內部關係過於複雜，古代不同時期的學者未必都能親歷其境，直接掌握全面情況，特別是那些與周邊民族發生過混融的族團，其真實面目往往撲朔迷離，亦此亦彼，莫說古代作家難辨其詳，後世學者就更因隔靴搔癢、不得要領而不免掩卷浩嘆了。例如，一般已被列為伊利里亞族系的培奧尼亞人（Paeonians），現代學者中即仍有人以其含有色雷斯成份而寧願將其划入色雷斯族系。據希羅多德所述，在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方面與色雷斯人頗為相似的阿伽杜爾索伊人（Agathyrsi），卻被現代學者划入了自南俄草原西遷而來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Scythians）或薩爾馬特人（Sarmathians）族系。此外，作為現代羅馬尼亞民族先祖的蓋塔人和達西亞人，今多已確認其色雷斯族屬，但學術界亦曾長期對此存有過爭議，見仁見智，莫衷一是。因此，對色雷斯族群的具體成員及其實際數量要真正達成共識，恐怕並非一樁易事。

根據我們現今獲取的材料，屬於色雷斯人族群的大致包括以下支系或部落：居住在赫布魯斯河（今馬里查河）支流阿爾提斯庫斯河兩岸的奧德里西亞人（Odrysae/Odrysian）；居於馬其頓東南海岸狹長地帶的皮埃里亞人（Pieres/Pierian）；居住在奈斯托斯河與斯特里蒙河之間的埃多尼亞人（Edoni/Edones）、薩特萊人（Satrae）；棲居在卡爾息狄斯的錫索尼亞半島的錫索尼亞人（Sithonii/Sithonian），或為埃多尼亞人的一個分支。身份尚存爭議的培西人（Bessi），曾被希羅多德稱為薩特萊人的支系。還有居於斯特里蒙河以西馬其頓地區的比薩爾提亞人（Bisaltae/Bisaltian）；位於阿克修斯河右岸的波提亞人（Bottiaei/ Bottiaean）。居於阿克修斯河與斯特里蒙河之間的克列斯通尼亞人（Crestonaei/Crestonii）；位於埃諾斯河附近平原的阿普辛提安人（Apsinthii/Apsinthian）。在刻爾松涅斯（今蓋利博盧）半島的多洛科伊人（Dolonkoi/Dolonci）；世居羅多彼山東南一帶的特勞索伊人（Trausi）；位於赫布魯斯河以西沿海地帶的奇科涅斯人（Cicones/Ciconian）。居住在馬其頓東部、接近塞爾邁灣一帶的米哥多尼亞人（Mygdones）；居於羅多彼山和愛琴海之間、阿布德拉城附近的比斯托尼亞人（Bistones）；位居潘加歐斯山一帶的撒帕伊亞人（Sapaei/Sapaeans）。曾被視為累姆諾斯島古老居民、後來移居馬其頓的辛提亞人（Sinti/Sintian）；位於斯特里蒙河西岸、斯科米烏斯山南坡的密底人（Maedi/Maedian）。在赫布魯斯河與邁拉斯灣之間的科埃拉勒泰人（Coelaletae/Coeletae）；在今保加利亞索非亞一帶居住的塞爾迪人（Serdi）。

色雷斯人的北支包括蓋塔人（Getae,一譯葛特人）、達西亞人（Daci/Dacian）。希羅多德曾稱譽蓋塔人為“一切色雷斯人當中最勇敢、也最公正守法的” ，他們棲居於哈伊莫斯山（今巴爾幹山）以北、多瑙河下游及黑海沿岸、直至南俄一帶。達西亞人住在喀爾巴阡山、特蘭西瓦尼亞及巴納特、克里沙納、馬拉穆列什地區。兩者關係十分密切，常被合稱為達西亞－蓋塔人；斯特拉博更明確 指出，達西亞人和蓋塔人操的是“同樣的語言”。托勒密的記載中提到過的達西亞部落據說不下於12個，其中包括：居住在達西亞西部約當今克里沙納、巴納特一帶的普雷達文西人（Predavensii）、比耶菲人（Biefii）、阿爾伯森西人（Albocensii）、和薩爾登西人（Saldensii）；在今達西亞中部地區，從北特蘭西瓦尼亞、特爾納瓦 河地區，向南直達多瑙河畔的奧爾泰尼亞、西瓦拉幾亞一帶的拉塔森西或拉卡坦西人（Ratacensii/Racatensii）、布里達文西人（Buridavensii）、波圖拉坦西人（Potulatensii）及凱亞基西人（Keiagisii）；還有居於達西亞東部，即今摩爾多瓦和東瓦拉幾亞一帶的科斯托博契人（Costoboci）、考科恩西人（Caucoensii）、錫恩西人（Siensii）和皮耶菲吉人（Piefigii）。除了托勒密提及的那些部落以外，達西亞人內部也包含居住在摩爾多瓦的卡爾皮人（Carpi）、居於奧爾特河口的蘇契人（Suci）、索梅什河一帶的安薩門西人（Ansamensii）以及阿普利人（Apuli）諸部落。甚至達西亞人本身的屬名Daci、Dai或許也是起源於他們之中的一個重要部落。蓋塔人當中則包括科拉利人（Coralli）、居處多布羅加南部的蒂里齊人(Tirizians)、克羅比齊人（Crobyzi/Crobizians）等部落。曾因被亞歷山大大帝擊敗而聞名的特里巴利人（Triballi），亦說可能是蓋塔人的一個分支，

此外，色雷斯族群還包括生活在多瑙河以南、今塞爾維亞東部及保加利亞一帶的默西亞人（Moesi/Moesian），赫布魯斯河平原產麥區的彼洛格里人（Pyrogeri），居住在多瑙河流域的巴斯塔內人（Bastarnae），其下也許還包括皮歐西尼人（Peucini）。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分別 或共同提到過的色雷斯人部落另有帕埃托伊人（Paeti）、德西亞人（Dersaei/Dersaean）、奧多曼蒂人(Odomanti/Odomantes）、迪伊人（Dii）、德羅伊人（Droi）、培尼亞人（Panaean）、第安人（Dian）。色諾芬記載過的一些色雷斯部落名稱，則見有米蘭狄泰人（Melanditae）、麥林諾法基人（Melinophagi）、特蘭尼普賽人（Tranipsae）、蒂尼亞人（Thyni/Thynians）等。其它古代作家提及的色雷斯人部落又有阿斯提人（Astii/Astae）、卡埃尼人（Caeni）、馬杜阿特尼人（Maduateni）、科皮萊人（Corpili/Corpilaes）、凱布雷尼人（Cebreni）、斯卡埃博耶人（Scaeboae）、德爾洛尼人（Derroni）、奧雷西伊人（Orrescii）、泰恩特尼人（Tynteni）、布倫納伊人（Brenae），等等，可能還包括萊吉里人（Ligyri）。

希波戰爭時期仍留居馬其頓北部一帶的布利吉人（Brygi/Bryges），亦曾被看成是一個色雷斯部落。希羅多德認為，居住在小亞西北部的弗里吉亞人（Phryges/Phrygians），即源自於歐洲巴爾幹鄰近馬其頓地區的Briges（此或即布利吉人的另一譯法）。當他們中的一部分早年移居亞洲時，便改變名稱而為弗里吉亞人了。在希臘神話里，弗里吉亞是一個同擁有點金術的彌達斯國王和戈爾迪烏斯之結一類神奇故事聯繫在一起的民族與國家。斯特拉博也說到過Briges曾有部分渡越海峽進入亞洲而改名為Phryges之事。布利吉人和弗里吉亞人的希臘文表達形式，分別為Βρυγοι/Β1 ριγεζ和Φρυγεζ，從語源上看兩者似乎相當接近，或系同名異讀。另一位歷史學家桑索斯在肯定弗里吉亞人起源於歐洲的時候，曾詳細述及其先祖在斯卡曼德留斯的率領下，自攸克辛海西邊遷移而來的一幕。可以推知，弗里吉亞人與布利吉人、以至更大的色雷斯族群間可能存在著較為密切的歷史淵源關係。至於弗里吉亞人由色雷斯地區進入小亞的時間，有謂公元前第2000紀晚期，也有則具體到了大約公元前12世紀左右特洛伊戰爭時期。以語言背景而論，弗里吉亞語是比較複雜的，常被一些學者視作“與色雷斯語有關係”。

一般認為，小亞細亞西部沿海地區的比提尼亞人（Bithyni/Bithynian）和密細亞人（Mysi/Mysian）大概也是從巴爾幹跨越海峽而來的色雷斯移民的後裔，抵達移居地后可能又發生過與本地土著居民的混融。根據阿庇安的記述，比提尼亞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參加特洛伊戰爭后逃亡的色雷斯人殘部，他們大概不是因為找不到船隻橫渡海峽返回色雷斯而被迫留居小亞，就是回歸色雷斯以後因不堪忍受饑饉遂又掉頭重返小亞的。希羅多德主張，比提尼亞人的前身是原居斯特里蒙河畔的斯特里蒙人（Strymonii），被逐出色雷斯故土移居小亞之後才改稱現名的。色諾芬則直接稱之為“比提尼亞色雷斯人”。蒂尼亞人（Thyni）同樣也是從色雷斯遷入小亞的。“蒂尼亞人”和“比提尼亞人”以希臘文標示分別為Θυνοι和Βιθυνοι，除前綴外，完全相同。為同名異讀，抑或兩個單獨的族團，尚不能確定，但至少表明他們可能存有密切的親緣關係。所以，小亞西北隅的比提尼亞地名，又有蒂尼亞（Thynia）之稱。據說，比提尼亞人的遷移，大約是在早年弗里吉亞人入侵小亞以後接踵而至的。密細亞人的先民也被認為可能源於色雷斯，但古代作家對其文化特徵和源流沿革的描述卻語焉不詳。克羅斯蘭認為，密細亞人[最早曾以“穆什基人”（Muski）的名義出現在亞述人的史料文獻中]可能比弗里吉亞人更早進入安納托利亞，後來才作為一種民族的殘餘形式而見存於密細亞地區。密細亞人大概操一種呂底亞語（Lydian）和弗里吉亞語的混合語言，顯然帶有民族交融后形成的色彩，不過，這也給其原始身份的辨識造成了相當的難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歐亞大陸之間這些遷移活動的出現，在時間上似乎都與傳說中的特洛伊戰爭（約前12世紀左右）相關聯，弗里吉亞人、密細亞人與色雷斯人（諸如著名國王瑞索斯帶著白色神馬助陣的傳說）在《荷馬史詩》中同被描述為特洛伊人的盟友，這也許不一定純屬巧合。撥開荷馬及後人給這場遠古戰爭罩上的富有傳奇色彩的薄紗，我們是否可以設想，那曾是一個愛琴海周邊地區形勢經歷了劇烈動蕩的真實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民族為著奪取各自的生存空間，特別是希臘人為了突入黑海控制其有利可圖的貿易而同扼據海峽通道的特洛伊人進行過十分劇烈的交鋒和爭鬥（大約未必全如史詩所言單純的美女海倫之爭），各種力量出現顯著的分化與重組，形成了以希臘各邦為一方、以特洛伊及其小亞、色雷斯各族盟友為另一方的兩大陣營間的對峙之勢。從當時的利益格局來看，希臘人處在力圖改變現狀的進攻態勢，而特洛伊人及色雷斯諸部則可能極欲維持現狀，這也就決定了色雷斯人在戰爭中的立場和價值取向。其間風雲際會、潮起潮落，或許還曾伴隨著頻 繁的人群移徙、流動，族邦版圖的變遷、進退。恐怕也就在此前後，色雷斯族群本身同樣歷經著分化流轉，引發了其中的幾個分支（如弗里吉亞人、比提尼亞人、蒂尼亞人的先民）自巴爾幹向小亞細亞的遷徙，甚至不排除也曾出現過某種反方向的移動。這無論從對古代作家留下的片斷記載的分析，還是就邏輯推理的一般意義而言，都是不無可能的。

大概正是因為有過如此大範圍的遷動，我們才能看到色雷斯族群及其相關支系或裔脈在古典時代巴爾幹和小亞西北部呈現的廣泛分佈的格局。

如果我們將視野再作進一步延伸的話，就會發現，甚至早自遠古時代起即活躍於黑海、亞速海乃至高加索山以北一帶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集團，其語言及民族文化背景，據說可能亦與色雷斯－弗里吉亞人種或色雷斯語相關。果若如此，那麼，關涉到色雷斯屬性的人群及其活動範圍也許就比人們想像的還要寬泛得多。

對於古代民族狀況的描摹和復原，常須藉助於對其語言的了解，語言在民族構成的諸要素中，往往佔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古代語言的內部結構及與其它語種相互關係的性質，甚至可能潛隱著古代人群遷移方向和路線的某些重要信息，所以，語言資料是進行古代民族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個指示標尺或參照系。如果我們獲取的語言學信息愈是充分，那麼，對於特定民族性質的判定及其總體情況的把握就將愈是完整、準確。反之，則會令研究困難重重。

古代色雷斯人的語言，是一種直至公元6世紀時尚在使用的活語言，卻無相應的文字。一般來說，有關色雷斯人的語言史料是比較稀缺的，用有些學者的話說，“迄今只留下了一些無足輕重的痕迹”，大體上僅為希臘文手稿中殘留的少量簡短銘文，其年代可溯自大約公元前5世紀，對這些銘文的解讀和詞義闡釋仍存在不小的歧異之處。其它史料來源還有某些希臘作家著述里發現的邊注，包括若干專名語詞。而色雷斯語的人名、地名材料則屢有發現，據說，其中僅作為人名的Βιθυζ就有360例，Τηρηζ的132例，Ζευθηζ的115例。

色雷斯語本身十分複雜，與其說是一個方言集團，不如將之視為二或三種緊密相關的語言混融而成的語言，除了嚴格意義上的“色雷斯語”以外，還有位於多瑙河南北的“達西亞－默西亞語（Daco_Moesian）”。它們在辭彙、語詞形式及某些輔助語音特點上可能多少存有一點差異，只是這種差別大約尚未分化成為完全獨立的語言。也就是說，依然存在一個頗具包容性的較大的“泛色雷斯語”集團。直至1957年，色雷斯語包含達西亞語在內的這一認識才被正式確定下來，人們亦漸習於廣泛採用色雷斯－達西亞語（Thraco_Dacian）這一專門術語。

公元前5世紀初，一部分先進部落的社會經濟愈益成熟，正在孕育著突破固有的氏族公社制模式。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在波斯帝國征服和佔領（前514～前480年）這一外來壓力的促動下，南部赫布魯斯河流域的色雷斯部落逐漸走向統一，這樣，“氏族制度的機關便必須轉化為國家機關，”從而形成了以奧德里西亞部落為核心的國家組織，特雷斯一世（TeresⅠ,約前480～約前450年在位）成為該王國的創建者。其子西塔爾塞斯執政期間（約前450～前424年在位），奧德里西亞王國國力興盛，廣拓疆土，先後降服羅多彼山區諸部落、培奧尼亞人一部，其勢力擴至斯特里蒙河與哈伊莫斯山以北的蓋塔人地區，還進抵馬其頓南部平原和阿克修斯河谷一帶。王國的海岸線從愛琴海的阿布德拉，延伸至黑海沿岸的多瑙河口，甚至連黑海西岸的一些希臘人城邦也不得不承認其霸權，並對之繳納貢金。迄塞奧底斯一世（SeuthesⅠ）治下，奧德里西亞國王乃自稱“色雷斯人之王”，其王國每年向內地土著部落和沿海希臘人城市徵收的貢賦總額約達400塔蘭特4，一度成為亞得里亞海與黑海之間最強大的一個政治實體。人們至今還不太清楚色雷斯人當時如何具體稱謂他們的國王，王國究竟是否一直擁有固定的首邑，但可肯定的是，前4世紀時的統治中心是在塞普瑟拉。作為早期國家組織，奧德里西亞王國的統治結構尚頗鬆散，無常備軍，兵力主要靠臨時徵召。王室的權力通常很大，但國王死後，國土往往由王的諸子加以分割。王室的威權之下，有較低層級的部落權貴，一般直接管轄幾塊領地，由他們的代表組成議事會，協助國王進行統治。而當王權處於弱勢之時，部落權貴往往各自為政，彼此相爭。這種局面常為周鄰強邦所利用，乘虛而入，釀成分裂。公元前5世紀末阿瑪托科斯（Amatokos）為王時，色雷斯人的奧德里西亞王國轉而趨衰，前359年終致碎裂為三個不大的部落聯盟，其中以塞奧波利斯（在今保加利亞卡贊勒克附近）為首邑的那個聯盟存續時間較久。但色雷斯的土地最後仍相繼落入馬其頓人之手。

卡扎勞提到，奧德里西亞王國衰敗之後，在蓋塔人中可能還出現過某些王國，大概是因為其地理位置在斯基泰人入侵浪潮的面前顯得過於突出，首當其衝，結果未能持久。公元前2世紀興起的一個達西亞人王國，亦因被迫對付日耳曼族系巴斯塔奈人的進攻而沒有留下多少歷史印痕。

古代色雷斯人國家真正取得重要影響的另一例證，便是其北支達西亞人－蓋塔人建立的達西亞王國。這個王國的形成，也不外乎內因成熟、外因推動一類的歷史條件，由於面臨羅馬擴張、欲圖染指巴爾幹的危急之勢，而在公元前70年由達西亞人首領布雷比斯塔創立而成。達西亞王國的統治中心位於特蘭西瓦尼亞一帶，後期首都即在該地區的薩爾米澤傑圖薩。國勢全盛時的版圖曾西及潘諾尼亞（今匈牙利）平原，東臨布格河口，南抵哈伊莫斯山，北達今斯洛伐克山脈。古代銘文曾稱譽布雷比斯塔為“所有色雷斯國王當中名列第一的最偉大的國王”，他以大司祭德凱尼烏為自己最重要的首席助手。據信達西亞王國已經擁有法律和法庭、賦稅制度。貴族和祭司享有免稅、免服兵役的特權。由於戰事頻仍，它已擁有一支具常備軍特徵的武裝力量。然而，達西亞王國的性質似乎依然顯露出某種初級的、原始的痕迹，比較近似於前述奧德里西亞式的歐洲“蠻族”國家，有人稱之 為“地域型國家”，謂其本質特徵在於行使對遼闊疆域的統治。也有人認為它應屬“初期奴隸制國家”，因為奴隸制在社會生產中所佔比重仍不大。布雷比斯塔死後，達西亞王國一度中衰，裂解為幾個小邦。迄公元85年（或87年）德西巴盧斯(Decebalus)執政后，達西亞王國勢力重振，針對羅馬帝國的強權壓境，進行了頑強不屈的抗擊。雖在89年挫敗了皇帝圖密善的入侵，但最終在101～102年和105～106年的兩次達西亞戰爭中為皇帝圖拉真所敗，達西亞王國遂告滅亡。畢竟，這也稱得上是古代色雷斯族群社會歷史演變進程中富有特殊意義的煌煌篇章。

典型的色雷斯語地名成份有：_dava（“城鎮”）、_bria（“城鎮”）、_para（“村落、定居地”）、_diza（“設防城鎮”）、_sara（“河流”）、_upa（“水”）等。由於語言背景仍存差異，這些地名的分佈在不同地域則是不均衡的。例如，帶有_dava後綴的Acidava、Burridava、Sacidaba等，基本上是達西亞所特有的，在默西亞和色雷斯地區則難於見到。在多瑙河以南地區，_bria被用於象Μεσημβρια、Πολυμβρια、Σηλυμβρια一類複合詞。而帶有_para後綴的地能見到潘加歐斯山一帶由奧多曼蒂人、皮埃里亞人和薩特萊人諸部落開發經營的金銀礦。在諸如赫布魯斯河一類河流中，也一直在採用原始的淘金法由泥沙中採掘零散的沙金。雖則古代文獻的某些統計數字難免有誇大之嫌，但從不少色雷斯部落大量存在銀質鑄幣這一事實來看，當地礦山開採業的活躍、金屬加工技術的嫻熟，恐怕已是毋庸置疑的了。而地處北邊的特蘭西瓦尼亞一帶，達西亞人也在開發金礦，由其製作大量錢幣、飾物而可推知，大概也已採掘銀礦資源了。由於內陸地區多不產鹽，色雷斯人為了獲取對鹽的基本需求，不得不倚靠向沿海的希臘人購買，以出售本族奴隸來換取鹽。貿易活動的範圍，還涉及向希臘人地區輸出木材、糧食、酒類、礦產品，這就構成了古代色雷斯人社會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色雷斯不同部落之間的商品交換，大都在年度定期集市上進行。在色雷斯，與繁榮的貿易和手工業生產相聯繫的城市生活，至少在羅馬時代以前還沒有得到較為充分的發展。

不過，自公元前7世紀以降，希臘移民則已開始在愛琴海與黑海的色雷斯沿岸一帶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城市，譬如，今希臘境內的阿布德拉（奈斯托斯河口附近）、今羅馬尼亞境內的伊斯特洛斯（羅馬人稱希斯特里亞，瀕臨錫諾耶灣）、卡拉提斯（今曼加利亞）、托米（今康斯坦察）、位於今保加利亞境內的奧德索斯（今瓦爾納）、阿波羅尼亞（今索佐波爾）、麥森布里亞（今內塞伯爾）、昂恰盧斯（今波莫里埃）、在今土耳其境內的埃內茲（赫布魯斯河口）及拜占庭（今伊斯坦布爾）等。這些希臘人的沿海城市與近旁的色雷斯部落相毗鄰，不但成為了這一帶的經濟貿易中心，同時也對當地居民起著一種文化示範的作用。色雷斯人同希臘人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常常就是經由這些殖民城市而展開的。儘管色雷斯人大部分依然散居於各處山地、平原鄉村，落後的多布羅加地區居民中甚至還有不少“穴居人”存在，但至古典時代，他們亦開始興建起一些設防的城鎮。由保加利亞考古學家發掘的原修梭波利斯城遺址，城牆已厚達2米，牆上並築有防守的角樓。其它知名的色雷斯城鎮還有：塞普瑟拉、多里斯庫斯、克桑瑟亞（今希臘克桑西）、彼齊耶等。此外，在今羅馬尼亞境內則發掘了一些達西亞人的城鎮或要塞，象科斯特什蒂、格拉迪什泰、蒙塞魯盧伊等。它們往往建在便於防衛的小山頂上，得以俯臨、控扼通衢大道；並砌有高大的圍牆，木石結構的牆基，泥磚作牆體，隔一段距離就矗立起一座方形塔樓，最高一層平台上所立的塔樓，多系酋長的居所。這種設防定居地的出現，一般預示著色雷斯人的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正開始趨於穩定化。

色雷斯人各部落的社會發展水平各自呈現不平衡狀態，但其內部發生不同程度的分化已是不爭的事實。色雷斯人流行文身刺青的風習，希羅多德指出，刺青被認為是高貴的標誌，身上無刺青者則被目為下賤之人。凡無所事事或靠打仗、劫掠為生的人，被認為是最具尊榮地位的，而以農耕為業的勞動者，則受到蔑視。顯然，這同塔西佗筆下日耳曼人軍事民主制的社會風貌頗相類似。色雷斯人的某些群體中已經形成了貴族和平民階級，色雷斯語里稱貴族為zibythides。達西亞人的貴族即有tarabostesei(戴帽者)之謂，亦稱pilleati,因為只有貴族才有資格頭戴這種顯示特殊身份的皮帽（pilleati），而普通平民一般卻無權戴帽，遂稱comati或capillati，意即“蓄長發者”。貴族可出任國王、祭司，大多充任武士，平民則只能從事低賤的農耕勞作。在一些色雷斯部落（例如凱布雷尼人、斯卡埃博耶人）中，國王的身份和祭司的權力有時是二者合一的，最高統治者亦即祭司本人；而另一些部落（象達西亞人）的國王權力卻又是與祭司區分開來的。

在色雷斯人里奴隸制可能已然流行，希羅多德說他們有時將兒童出賣為奴。擄獲戰俘、誘拐和奴隸貿易的活躍，使得大批色雷斯人流入希臘及後來的羅馬奴隸市場。在雅典戲劇人物中，Davus、Geta一類往往是色雷斯男奴、女奴慣用的名字。羅馬人致力於從驍勇的色雷斯奴隸當中選拔角鬥士，著名的羅馬奴隸大起義領袖斯巴達克斯，就是其中的一員，他可能來自色雷斯的密底人部落。顯然，這些色雷斯奴隸是作為希臘羅馬典型奴隸制的一部分、以其附屬品的面目而出現的，但色雷斯人各部本身奴隸制的發展卻不十分清楚，大概也程度不一。據羅馬尼亞學者的看法，在其北支的達西亞人－蓋塔人之中，大概只存在一種宗法制類型的奴隸，經濟上不佔重要地位，僅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才進入市場。

儘管古代色雷斯人社會經濟的總體狀況仍然不高，大都處在原始社會晚期階段，然而同上述發展不平衡的事實相適應，在他們的一部分成員當中其實已經開始萌發了早期的國家組織類型。

古代色雷斯人極富特色的精神生活，是與他們社會經濟生活的特定性質及發展程度相適應的。色雷斯人的宗教屬多神教，以各種自然力為崇拜對象，並賦之以人的形貌性格，體現了古代宗教中常見的神人同形同性的特徵。

色雷斯人似乎也象其他印歐語系民族一樣，崇奉共同的天空之神帝奧斯（Dios），那些帶有dio、deo或deos字頭的人名和部落名稱可資佐證。他們尊奉的次一等的神祇有茲貝耳蘇爾德（Sbelsurdos或Zibelsurdos），大概是雷電之神。有的色雷斯部落還祀奉一位類似於希臘神話中天后赫拉（Hera）那樣的女神，色雷斯內地發現的許多羅馬時代祭壇的雕像，即為赫拉。其實色雷斯人崇拜女神的傳統由來已久，P.德特夫早先曾提及發掘到的許多孕婦的塑像，據認為，可能這同地中海地區古遠的對“偉大母親”（或稱大母神）的崇拜（母性崇拜）風習有關。

色雷斯人也祭奉近似於希臘神祇赫利俄斯（Helios）一類的太陽神，相傳赫利俄斯每日清晨駕馭著由四匹噴火神馬曳引的太陽車，從東方冉冉升現，巡遊蒼穹，及至傍晚時分才消失於西方的大洋河裡。這位神祇是同馬匹、車輛聯繫在一起的，凸現了自很早時候起即使用馬車的印歐民族的文化表徵。希臘戲劇大師索福克利斯就曾將赫利俄斯稱作為“愛馬的色雷斯人的主神”。與色雷斯人同源的比提尼亞人，曾習慣於在光天化日之下舉行法庭審判，他們面朝太陽，以便神能從旁直接觀察其審判的過程，於是太陽神便又具備了主持公正的審判之神的身份和功能。色雷斯人對赫利俄斯的祭拜后被俄耳甫斯教（Orphism,一譯奧菲士教）所吸納，在此赫利俄斯已被視同於狄奧尼索斯（Dionysus）了。俄耳甫斯教與色雷斯傳統是有關聯的，傳說該教由色雷斯王與繆斯女神之子、英雄和游吟詩人俄耳甫斯創立，為一種出現於公元前8～6世紀的秘傳宗教。相傳俄耳甫斯最終在一次祭奉酒神的儀式上遇害，屍體被撕裂成碎片。俄耳甫斯教十分強調軀體死亡后的因果報應和靈魂轉生。在其神秘祭禮中，往往以動物代表神的形象，信徒撕裂動物而活剝吞食，諭示著將神體攝入自身，從而獲取神性。但另一方面，俄耳甫斯教又力主節制飲酒、肉食及性行為，亦即通過某種程度的禁慾而對粗野的酒神崇拜作以一定的改良。

酒神崇拜的主要對象是狄奧尼索斯，亦即羅馬人的巴克科斯（Bacchus）。狄奧尼索斯是古代希臘諸神中最負盛名的神祇之一，他的形象不是被塑造成一個俊俏的美少年，就是一個抱在畜牧、商旅之神赫爾梅斯（Hermes）手中的男嬰。然而，他又常被人與薩巴齊奧斯（Sabazios）相混同。其實追本溯源，狄奧尼索斯和薩巴齊奧斯都是最初出自色雷斯－弗里吉亞人的神祇，同屬色雷斯人的名字。對狄奧尼索斯的祭拜起初大概僅在哈伊莫斯山、羅多彼山和皮林山地區，后漸擴展。以往認為，公元前第1000紀初期，對狄奧尼索斯的崇拜即已傳入希臘5，其具體傳播路徑大概是經由小亞 細亞的希臘人居住地區而來的。後來的研究表明，希臘人接受狄奧尼索斯崇拜的時間可能還要比之早得多6。希臘人似乎先是經過激烈的反對，爾後才接受對他的崇拜，據說雅典更是在得悉德爾斐的神諭之後始將其祭儀列入城邦正統儀式的7。狄奧尼索斯神象許多古代神祇一樣，具有多重的屬性，他起初是植物神、豐產神，爾後更以葡萄種植和釀酒業的保護神而聞名。相傳狄奧尼索斯為宙斯之子，曾被交由倪薩山的神女們撫養。他的顯現形式之一是常春藤，色雷斯人常用它來纏繞在武器上。有時狄奧尼索斯又被賦予了動物、尤其是公牛的形象，相傳他是在變作公牛外形、以躲避提坦諸神的攻殺時遇害的，被剁成了碎塊。狄奧尼索斯祭拜是一種以男性生殖器崇拜為主要內容、祈求豐產的祭典。祭儀舉行之時，參加者（多系婦女）往往頭戴常春藤冠或面具，有的還戴上牛角，模仿其形象，手執酒神杖及陽物模型，身披獸皮，載歌載舞，用笛子吹奏出刺耳的樂聲，一路遊行一路呼喚著神的名字，喧囂恣縱，狀若癲狂，也有隨後撕裂并吞食用作祭物的活牛。他們認為，只有經過這番祭禮之後，方可獲得神力，感到自己與神結合到了一起。這種狂野的祭禮甚至也同古老的人祭風俗相涉。據希臘傳說，底比斯王彭修斯和色雷斯的埃多尼亞王萊克爾加斯因反對狄奧尼索斯祭禮，最終竟被其瘋狂的信徒所殺，屍體撕裂成碎塊，按習俗撒入地里肥田，大約是意在求得狄奧尼索斯神降賜豐收。遠古時期的部落酋長或國王似乎經常扮演這種奇特的神的角色，后又往往以神的身份、神的象徵而被處死肢解，重又回祭給神祇，這在許多民族的古老神話中都是不乏其例的。對狄奧尼索斯的崇拜，在東地中海地區曾經頗為流行，其遺跡在色雷斯、希臘和小亞細亞各地均不難尋覓。能得以如此廣泛的流布，恐怕也是由於這種古代宗教本身“對於熱愛神秘並自然地傾向於復返原始狀態的大多數人都很有吸引力”的緣故，此外，或許還在於它流露出的某種不拘陳規、敢於同專制而正統的希臘奧林波斯山神系相抗衡的鮮明色彩。

與狄奧尼索斯一起從色雷斯傳入希臘的，還有她的母親、女神塞墨勒（Seleme），或即色雷斯－弗里吉亞人古老的大地女神（Earth_goddess）。塞墨勒與宙斯的結合，誕生了狄奧尼索斯，這大約不過是印歐諸族神話里屢見不鮮的天神與地母婚配這一模式流行於色雷斯人中的一個翻版而已。

希臘神話中著名的狩獵和生育之神阿耳忒彌斯（Artemis），也是一位被看作來自色雷斯的重要女神。希羅多德早已提到了她同色雷斯人之間的關係，並言及色雷斯人和培奧尼亞人婦女習於向她呈奉用麥草包起來的貢品。由此可見，阿耳忒彌斯也具有明顯的豐產女神的寓意。同時，她又是一位狩獵女神和動物的保護者，典型的阿耳忒彌斯顯現為一襲獵裝、背負箭筒的少女形象，身旁伴有一頭赤牝鹿。很自然地，她被視作“一位豐產保護神”，一位與母性及所有其它同佑護生命、促進土地豐產一類的行為相關的神祇。阿耳忒彌斯最初在色雷斯時是否有過其他色雷斯名字？不見載錄。以希羅多德的廣博見識和有聞必錄的行文風格，在他的著述中是應該會提及的。但阿耳忒彌斯又確曾在很多地方受人膜拜，有過各種別名，譬如俄耳提吉亞（Ortygia）、庫忒蕾亞（Cytherea）、鏗提亞（Cynthia）等，這大約意味著她的形象原本或許就是一個糅合了不少地方性神祇在內的綜合體。似乎從很早時候起，阿耳忒彌斯即同色雷斯人的戰爭和狩獵女神、或是弗里吉亞人的月神本狄斯（Bendis，亦稱本狄達Bendida）混為一體了，與之相混的還有古老的司魔法和魅力女神赫卡忒（Hecate）。赫卡忒的靈獸是狗，在薩摩色雷斯島6澤林西亞的山洞和與該島相對的色雷斯沿海一帶，此島名稱Samothrace,意即“色雷斯人的高島”，因島上有愛琴海一帶最高峻的山峰，沿岸自古即為色雷斯人居住之地（參閱邵獻圖等編：《外國地名語源詞典》，第373頁“薩莫色雷斯”條）。

就流行著以狗作犧牲向她獻祭的風俗。對本狄斯的祭奉習俗，至少在伯里克利時代已經被引入希臘雅典，柏拉圖曾提到過比雷埃夫斯港本狄斯神廟的首次節慶（據說當於公元前429年薩爾蓋里月19日），從中可見由雅典公民、特別是定居在比雷埃夫斯的色雷斯人參加的獻祭、賽會和火炬賽馬等活動。在希臘的淺浮雕作品里，本狄斯被描繪作一身色雷斯人裝束。據說她也曾受到北方達西亞人的祭拜。本狄斯具有的某些特性，事實上還會使人將她同希臘家灶女神赫斯蒂婭（Hestia）聯繫起來。與本狄斯或阿耳忒彌斯關係密切的另一位色雷斯女神是科提斯（Cotys，或科提托Cotytto），她也是色雷斯埃多尼亞人的女神。對科提斯的祭拜，大概是沿著貿易商路一線而輾轉傳入希臘的，在雅典、科林斯均曾流行過這種秘密祭禮。當秘祭舉行時，往往伴以狂舞淫樂，男人身被女裝登場，極富恣肆放蕩的色彩，其狂歡氣氛足可與祭祀狄奧尼索斯的酒神節慶典相比擬。

依照斯特拉博的記述，對科提斯的狂歡秘祭與在雅典的對弗里吉亞人大母神賽比利（Cybele,一譯庫柏勒）的祭儀相似，亦即具有祭奉眾神之母、豐產女神的性質。其實，弗里吉亞的賽比利崇拜在上古地中海世界諸民族的生活中曾經盛極一時，從很早時期起，便同希臘人對母神瑞亞（Rhea）、羅馬人對播種和豐饒女神俄普斯（Ops）的崇拜混合在了一起。這種賽比利崇拜很有可能同前已述及的色雷斯人中間廣為流行的“母性崇拜”古老風習存在著文化上一定的關聯。

色雷斯人自古擅長音樂、舞蹈和詩歌，希臘文化深受其濡染。在希臘神話里，繆斯（Muses）是一群司藝術、詩歌與科學的女神，形貌姣好，多才多藝。據認為，希臘對繆斯女神的崇拜肇始於奧林波斯山麓皮埃里亞一帶，在此建有最早的祭奉神廟，其早期信徒源於一些色雷斯人歌手。

不同民族古代宗教中神祇形象與功能的混融及彼此借鑒，揭示了他們之間曾經擁有過相近的神話傳說和歷史記憶，至少體現了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關係。帶有色雷斯色彩的除了那些名號各異的女神外，也還有別的一些男性神祇值得關注。希臘神話中的戰神阿瑞斯（Ares），常與羅馬戰神瑪爾斯（Mars）相對應，在古代藝術家的雕塑作品里多以一個身強力壯的青年男子的形象出現。他也被認為是可能源自色雷斯的，有的學者乾脆直呼其為“色雷斯所奉之神”。在埃多尼亞人和比薩爾提亞人的部落系譜中，阿瑞斯即扮演著某種角色。不清楚的是，色雷斯人本身供奉的戰神真實名字究竟為何？有人猜測，希羅多德提到的阿普辛提安人的普雷斯托洛斯神（Pleistoros），或許就是該部落的一位戰神。而克列斯通尼亞人的戰神，則名為坎達翁（Kandaon）。阿瑞斯之引進希臘，大概是沒有太多疑問的，一般認為，他至少在荷馬時代已經傳入，躋身於奧林波斯山諸神之列了。需要一提的是，阿瑞斯在希臘不太受歡迎，對他的崇拜也不流行。其原因看來不光在於戰神原本即為兇殘暴戾的化身、令人生厭這一點上，恐怕更是由於荷馬史詩述及的阿瑞斯幫助特洛伊人參戰，曾與希臘人為敵。不過，如前所述，這倒恰恰體現了特洛伊戰爭中色雷斯人諸部通行的政策取向，印證了殘留在阿瑞斯神像側背的色雷斯遺痕。

在色雷斯人傾注了濃重宗教情感的諸神當中，蓋塔人的冥神扎爾莫克西斯（Zalmoxis）是頗富特色的。後人對其的了解，主要得益於希羅多德的生動描述。蓋塔人自認為是長生不死的，凡死者都不過是到扎爾莫克西斯神那裡去了。每隔四年，他們就會以抽籤的方式挑選一個人作為信使，派去面見扎爾莫克西斯，以便通過他向神陳述他們的需求。派遣的具體作法是，將這位使者抬起拋向空中，而讓另一些手執尖矛的人在下面接住。若使者落下時被豎立的矛尖戳死，則意味著他被神所接受；若僥倖未死，卻被看作是一個神不予接納的壞人，須另換一人去代替他。顯然，這種血淋淋的向神派遣使者的風習，實質上不外是一種以活人獻祭的古老習俗的殘留。起初，這種人祭儀式大概是每年舉行的，後來則間隔期漸趨延長。古代社會曾流行定期殺死所謂植物精靈、以求得土地豐產的原始之俗，從這個意義上，扎爾莫克西斯似乎可被視作蓋塔人的植物神。而另一方面，扎爾莫克西斯也自然地充任了司掌陰間事務的冥神角色，尤其還被看成是向人發布預言和啟示的神或藍色明朗的天空之神（a sky_god），這位天空之神的別名或許又叫蓋培列齊斯（Gebeleïzis）。關於這位扎爾莫克西斯的身世，曾頗多傳聞。據說他因一出生即披著熊皮（Ζαλμοζ），而由此得名。希羅多德還提到，扎爾莫克西斯原是一名希臘人的奴隸，后獲釋並得到財富與知識，返回色雷斯始行傳教，應允給予人們永生和幸福，深受色雷斯人的尊崇。對扎爾莫克西斯神的崇奉，不僅在色雷斯人里有影響，而且據說還殘留至歐洲其他一些民族的傳統之中。

如果說，在色雷斯諸部的原始信仰中尚難以找到比較成熟的宗教組織的話，那麼蓋塔人的扎爾莫克西斯崇拜倒似乎已然形成了某種系統性的東西。達西亞－蓋塔人里有極具地位的祭司階層，他們既是占卜者，又是醫生，照例要過一種簡樸的生活方式，食用特定的食品，祭司們還給自己制定了一套謹奉遵行的禁慾式則律。在普通祭司之上，又以大祭司為首，他對於人們來說幾同於神，因而須得服從其旨意。大祭司通常住在高峻的科蓋奧農山（約當今羅馬尼亞巴納特、特蘭西瓦尼亞和奧爾泰尼亞交界處一帶的古古山）的一個岩洞里，而高山之巔一般被認為可能是最接近於上天的地方。祭儀通常包括祝禱、禮儀、誦念符咒。舉行祭祀扎爾莫克西斯神的儀式往往就選擇這樣的高山絕頂，在一矩形或圓形的祭壇內進行。在今薩爾米澤傑圖薩發現的矩形祭壇，由一連串石柱或圓木柱構成；圓形祭壇則由排列成環形的石柱構成，此外，還見有一種象徵太陽的安山岩祭壇，即以一塊圓形石板為中心，四周排列著十塊象徵光芒的石板。在原始宗教中，其組織及儀規都有些與凱爾特人的德魯伊德教相類，亦顯得頗具程式化了。

此外，色雷斯諸神中還有一位地位顯要的成員，希臘化時期的色雷斯人稱之為“赫洛斯”（Heros），可能就是後人從羅馬帝國遺物里獲知的那位色雷斯的“騎馬者”（Horseman），其石雕像和青銅塑像僅在保加利亞境內就多有發現。他具有冥間之神的性質，另外也是植物神以及所有自然產品的賜贈者，以致於在約公元前2世紀的奧德索斯城錢幣上便將他刻畫成了有著象徵豐饒的羊角狀飾物的形象。此神出現在碑銘中的色雷斯語名字大概是德爾澤拉斯（Derzelas）。在托米、伊斯特洛斯、卡拉提斯等黑海沿岸希臘人城邦里，這位色雷斯神一般被視同為希臘人的冥神，他也被當作是賦予人們健康、保證其房舍和行旅安全、以免遭災禍的保護神，還常常以狩獵之神的身份而出現。據推測，色雷斯人中可能也曾有過類似於希臘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的醫神，與希臘山林水澤仙女相對應的泉水女神，等等。由於時光流轉，過於久遠，色雷斯人的固有宗教在歷史的溪流中漸至湮沒無聞，其神祇意象模糊，不少要素竟最終被希臘人的宗教所容納。因此，探究色雷斯人的精神生活，是離不開對古希臘宗教的深入挖掘的。

至於色雷斯人與神交往的方式，實際上也還帶有十分顯明的原始色彩。據希羅多德介紹，蓋塔人有一種奇特的風習，雷暴雨時他們會對著空中射箭，以威嚇帶來雷鳴電閃的那個敵對之神。他們企盼藍色明朗的晴空，不願面對雷電交加這一可怖情景而又試圖予以制止，於是只得將它歸咎於不可捉摸的神在作祟，從中折射出的正是其畏懼自然卻又不肯甘心就範的心態。以威嚇或警告的方式表達意願，是否意味著他們與神之間存在著某種無法通過祭奉而達到彼此溝通的交往上的障礙呢？當原始人的意識里充斥了無所不在的“邪魔”而倍感困擾的時候，誠如弗雷澤所歸納的，他們往往 會採取種種不可思議乃至荒謬絕倫的“強力的驅邪形式”，他們此刻或許並不在意其真實的效用，而更注重於形式的本身。

這種思維和行為上的原始性，從色雷斯人依舊保持人祭習俗的記錄里也不難窺得。希羅多德已經描述過蓋塔人祭奉扎爾莫克西斯神時那種使人毛骨悚然的祭儀，另外，他還列舉了希波戰爭期間阿普辛提安人將波斯戰俘當作犧牲向他們的神獻祭之事。其實在世界諸民族童年時期的宗教生活中，幾乎都曾經歷過這個盛行人祭的階段，用伏爾泰的話說，那時人祭“幾乎血染整個地球”。

與人祭現象同以人的生命作為代價的，還有嗜血的人殉習俗。據希羅多德記載，在實行一夫多妻制的色雷斯人中，尚殘留著將已死男子的某個寵妻殺死在墓旁以作殉葬的風氣，甚至還會因此而在死者眾多的妻子之間引起誰是最得寵於丈夫的爭論，其他未被入選陪葬的妻子竟會以此為恥。這種近乎不可理喻的漠視生命的態度，可以說，是同當時流行靈魂不滅、主張人能長生不死的觀念聯繫在一起的。出於同樣的信念，特勞索伊人對待生死的態度也是頗堪玩味的。當孩子出生時，親戚們卻圍坐在一起悲嘆不已，曆數著孩子未來一生將要遭遇的種種災禍；而當他們為死者送葬之時，卻反而表現得輕鬆欣喜，因為在他們看來，死者總算從生活中所有的不幸里解脫出來，達到了完滿幸福的境地。死亡對於他們，並非生命的終結，不過是人生途程中走向一個新階段的轉換而已。

希羅多德記述過色雷斯人上層社會的葬俗，反映的恐怕也還是類似的觀念。一般是將死者遺體陳放在外供人哀悼三日，繼則獻以動物犧牲，再舉行飲宴。遺體或付之火葬，或不加火化而直接葬入地下，築起墓丘后，還舉行一種類似喪葬遊戲的競賽，競賽最難者則被授以最高的獎賞。上個世紀在保加利亞各處所作的考古發掘已證實，色雷斯人的墓葬中確有相當部分屬火葬性質，其餘的則為土葬，不少墓內都發現有隨葬品，不但包括一般的生活器皿、武器之類，還有以死者生前馬匹隨葬的，倒是頗與其南俄草原鄰居斯基泰人的葬俗相近。

作為巴爾幹地區一支古老的印歐語系族群，色雷斯人具有自己極富特色的民族性格、語言、習俗和歷史傳統，形成了大體統一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儘管就總體發展水平而言，古色雷斯人尚未脫古樸稚拙的原始文明範疇，無難同希臘羅馬比肩，但在地中海世界諸種文明林立、互見融匯與競爭的環境里，仍有其獨具魅力的一席之地，也給周鄰民族尤其是希臘人的文化以富有價值的影響。

從上古時期起，迄於中古，色雷斯族群在與不同外部勢力的交往和衝突中，逐漸發生了分化、裂變。居住在今保加利亞境內的色雷斯人先是淪入馬其頓－希臘帝國的統治之下，公元前2世紀后該地區又為羅馬所征服，成為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在希臘和羅馬文化的熏染下，直至拜占庭時期。公元7世紀末，由於斯拉夫人和保加爾人的相繼入侵，本地的色雷斯人遂被同化，共同熔鑄為後來斯拉夫化的保加利亞人。早年殘留在巴爾幹西部的少量色雷斯人，則在大約公元前5世紀左右就同佔優勢的伊利里亞人漸相混化，至中古時孕育出了阿爾巴尼亞民族。而色雷斯人北方支系的達西亞人－蓋塔人，自公元2世紀初其王國滅亡時起，即被納入了羅馬帝國的版圖，后與入居當地的羅馬移民發生融合，實現了羅馬－拉丁化，由此形成羅馬－達西亞人，亦即後來羅馬尼亞人的先民。一般認為，近現代民族往往是在古代民族分衍、重組與再融聚的基礎上形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古代色雷斯人的成員主要參與了近現代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民族的形成過程，也部分地對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馬其頓乃至希臘、土耳其民族的形成施加了影響。如果說，當今的巴爾幹諸民族是在漫長的歷史中分別由不同成份、不同色調的古代民族因子依循不同的比例調和、混融起來的，那麼，色雷斯人大概就構成了積澱在這塊巴爾幹民族文化調色盤中的為數不多的幾片底色之一了。研究巴爾幹和歐洲的民族歷史，恐怕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夠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