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而患不均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顓臾是魯君（先王）封的‘東蒙主”，如果季氏搶佔來，必然引起社會動蕩，就要“不安”。接著，孔子批評冉有和季路，“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是錯誤的。文章結尾一句“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表現了孔子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見地。孔子已經看穿季氏討伐顓臾的最終目的其實是要削弱魯國的實力，以至篡奪魯國的政權，從這個意義上看，季氏的行為只是一種試探性的武力示威，因而最後一句道破了季氏的陰謀，一語中的。

我聽說，對於諸侯和大夫，不擔心貧窮，而擔心財富不均；不擔心人口少，而擔心不安定。由於財富均了，也就沒有所謂貧窮；大家和睦，就不會感到人少；安定了，也就沒有傾覆的危險了。因為這樣，所以如果遠方的人還不歸服，就用仁、義、禮、樂招徠他們；已經來了，就讓他們安心住下去。

反映出孔子的反戰思想。他不主張通過軍事手段解決國際、國內的問題，而希望採用仁、義、禮、樂的方式解決問題，這是孔子的一貫思想。孔子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朱熹對此句的解釋是：“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這種思想對後代人的影響很大，甚至成為人們的社會心理。就今天而言，其仍有適應現代社會的一面，現代社會的穩定實際上也是要靠一定的平均，如果貧富差距過於懸殊，社會便有可能分崩離析。且“不患寡而患不均”也符合社會主義的公平和正義的思想。

《論語集解義疏》中孔安國和苞氏的解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安國曰：“國，諸侯也；家，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也。”

不患貧而患不安。

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苞氏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大小安寧，不傾危也。“

按孔安國的解釋，”寡“是指土地和人民之少，特別是人民的寡少，而不均則是政治之不平均。苞氏也持大體相同的看法，認為孔子主張的”均“應是”政教均平“。

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中，也對孔子的話做出了解釋。他說：”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這句”均謂各得其分“大概是最得要領的解釋了。朱熹認為，孔子批評季氏的為政不均，就是”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是時，作為魯國大夫的季氏實際上僭越與魯君之上，超出了他應得的禮法名分，是無道而不均。

經學家所言的“寡”是土地和人民的寡少，而其不均則是政治的不平均，是君臣之間的不能各安其分，違背了禮之大法。這是中國古代解釋孔子語最正統的一條思維路徑。他們使用的是訓詁學的方法，其思想方法儘可能忠實於孔子的思想原意，對照了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語言背景。

《周書》〈蘇綽傳〉載，北周是蘇綽為太祖擬革易時弊的六條詔書，其第六條是均賦役，其中談到了孔子的“均無貧”說。原文曰：

夫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征貧弱，不縱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

然財貨之主，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起於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使織紝，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復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己過，捶撲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

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系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成戌，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蘇綽的所謂均賦役，就是”不舍豪強而征貧弱，不縱奸巧而困愚拙“，無論豪富之家，還是閭閻細民，都一律按一定的法式，”斟酌貧富，差次先後“，合理徵收，依法均攤，不能憑權勢而逃避賦稅和徭役，而將其轉嫁到細民百姓身上。很顯然，蘇綽將孔子的”均無貧“用到了經濟制度的問題，講的是賦稅徭役的平均問題。

宋代仁宗皇帝時，張平方的一封奏議中，也涉及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問題。奏曰：

昔者明王保邦，預備之道，惟於平世，始可為謀。及其已弊，敕日不暇，雖有賢智，豈遑經久。今內外無事，賦入有經，而民家壁立，野無青草，設有橫出之調，緩急之率，不及均，遠應近求具則必扶老攜幼，轉死溝壑，雖峻刑嚴禁，不能止流亡播跡之患矣。夫致理之本，在乎制度，制民之產，在乎均平。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亡貧。且都城之內，大商富賈，坐列販賣，積貯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穡之艱難，而梁肉常余。乘堅策肥，履絲曳彩，羞具居室，過於侯王，淫侈之俗，日以清僭。賦調所不加，百役所不及，悠遊逸豫，專事驕靡。而農人侵貓寒暑，服田力穡以供租稅，已給徭役，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同為王民，而都門內外，勞逸之殊如此，此豈抑末敦本之道乎？

張方平將富商大賈的驕靡奢侈，與”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的農人的狀況作了鮮明的比照，以示其不平和不均，強調”制民之產，在乎均平“。正是在表述這樣的思想理念的時候，他引用了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亡貧。“的說教。可見張方平也是從財富平均的角度，把孔子的話當作一種經濟平均思想的聖人遺訓。

明代劉寅《三略直解》云：”治民要使之平均。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詩》云：“赫赫師尹，不平謂何？”故治民必欲使之平均也。致民之均平，當清其心而纖毫私慾之染，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安寧。“劉寅把平均的對象解釋為”民“，用”治民要使之平均“來闡釋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而對於民的平均，則主要是經濟上的，是平均土地、平均租稅、平均徭役等等，與經學家所謂孔子譴責季氏僭越魯君而造成政治不平均的說法有根本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