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

《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是一部以記言為主的語錄體散文集，主要以語錄和對話文體的形式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審美、道德倫理和功利等價值思想。《論語》內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學、哲學以及立身處世的道理等多方面。早在春秋後期孔子設壇講學時期，其主體內容就已初始創成；孔子去世以後，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代代傳授他的言論，並逐漸將這些口頭記誦的語錄言行記錄下來，因此稱為“論”；《論語》主要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稱為“語”。清朝趙翼解釋說：“語者，聖人之語言，論者，諸儒之討論也。”其實，“論”又有纂的意思，所謂《論語》，是指將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記載下來編纂成書。現存《論語》20篇，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作為儒家經典的《論語》，其內容博大精深，包羅萬象，《論語》的思想主要有三個既各自獨立又緊密相依的範疇：倫理道德範疇——仁，社會政治範疇——禮，認識方法論範疇——中庸。仁，首先是人內心深處的一種真實的狀態，折中真的極致必然是善的，這種真和善的全體狀態就是“仁”。孔子確立的仁的範疇，進而將禮闡述為適應於仁、表達仁的一種合理的社會關係與待人接物的規範，進而明確“中庸”的系統方法論原則。“仁”是《論語》的思想核心。

《論語》的篇名通常取開篇前兩個字作為篇名；若開篇前兩個字是“子曰”，則跳過取句中的前兩個字；若開篇三個字是一個詞，則取前三個字。篇名與其中的各章沒有意義上的邏輯關係，僅可當作頁碼看待。

東漢永平元年（58年）徐防上書雲“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是漢人於七十子重子夏，故以《毛詩》直承子夏。

清代學者崔述則對《論語》的成書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論語》前後十篇在文體和稱謂上存在差異，前十篇記孔子答定公、哀公之問，皆變文稱“孔子對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問則稱“子曰”，表示有別於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後十篇中的《先進》《顏淵》等篇，答大夫之問也皆作“孔子對曰”，故懷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門人所記，去聖未遠，禮制方明；后十篇則後人所續記，其時卿位益尊，卿權益重，蓋有習於當世所稱而未嘗詳考其體例者，故不能無異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稱“子”不稱“孔子”，門人問學也不作“問於孔子”。而後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稱孔子，《陽貨》篇子張問仁，《堯曰》篇子張問政，皆稱“問於孔子”，與《論語》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遺書明甚，蓋皆後人采之他書者”。受崔述的影響，以後學者繼續從《論語》前後十篇用語、稱謂的差異對其成書作出判斷，有學者甚至認為《論語》最初只有單獨的篇，其編定成書，要在漢代以後。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轉引鄭玄注云：《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撰。”這一說法在郭店簡中得到旁證。郭店一號墓不晚於公元前300年。郭店簡“《語叢·三》簡引述《論語》，更確證該書之早”。《語叢·一》引用子思子《坊記》內容，而《坊記》還引用過《論語》的內容。“《語叢》摘錄《坊記》，證明《坊記》早於戰國中期之末，而《坊記》又引述《論語》，看來《論語》為孔子門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說還是可信的。”孔子弟子中，有子代孔子，以所事孔子事之，稱子並不奇怪，子指老師，對儒家學子除了師承之外亦有掌門人之意。除了孔子，有子，曾子，冉子、閔子亦稱子，冉子、閔子早逝，故師承的儒家掌門，只能是曾參，故代有子者只剩曾子有可能。顏回，雖然被尊奉，但由於早死，沒來得及收徒，不是弟子記載，故不稱子，可能是家人所記。原憲，膝雕開，雖然收徒，世稱子思子，膝雕子，但論語所記，亦不是弟子記載，故亦不稱子，多半是師兄弟偶而提及。

《論語》既是語錄體又是若干斷片的篇章集合體。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麼道理；就是前後兩章間，也不一定有什麼關聯。而且這些斷片的篇章絕不是一個人的手筆。《論語》一書，篇幅不多，卻出現了不少次的重複的章節。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先見於《學而篇第一》，又重出於《陽貨篇第十七》；“博學於文”一章，先見於《雍也篇第六》，又重出於《顏淵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複只是詳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載“主忠信”以下的十四個字；“父在觀其志”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載“三年”以下的十二字。還有一個意思，卻有各種記載的，如《里仁篇第四》說：“不患莫己知，求可為也。”《憲問篇第十四》又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衛靈公篇第十五》又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學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便是重複四次。這種現象只能作一個合理的推論：孔子的言論，當時弟子各有記載，後來才彙集成書。所以《論語》一書絕不能看成某一個人的著作。

《論語》的作者中當然有孔子的學生。《論語》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學生之手，而且還出自他不同的再傳弟子之手。這裡面不少是曾參的學生的記載。像《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又如《子張篇第十九》：“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這一段又像子張或者子夏的學生的記載。

又如《先進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孔子稱學生從來直呼其名，獨獨這裡對閔損稱字，不能不啟人疑竇。有人說，這是“孔子述時人之言”，從上下文意來看，這一解釋不可憑信，崔述在《論語余說》中加以駁斥是正確的。這一章可能就是閔損的學生所追記的，因而有這一不經意的失實，至於《閔子侍側》一章，不但閔子騫稱“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貢三人之前，都是難以理解的，以年齡而論，子路最長；以仕宦而論，閔子更趕不上這三人。他憑什麼能在這一段記載上居於首位而且得著“子”的尊稱呢？合理的推論是，這也是閔子騫的學生把平日聞於老師之言追記下來而成的。《論語》一書有孔子弟子的筆墨，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筆墨，那麼，著作年代便有先後了。這一點，從詞義的運用上也適當地反映了出來，譬如“夫子”一詞，在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當於“他老人家”，直到戰國，才普遍用為第二人稱的表敬代詞，相當於“你老人家”。《論語》的一般用法都是相當於“他老人家”的，孔子學生當面稱孔子為“子”，背後才稱“夫子”，別人對孔子也是背後才稱“夫子”，孔子稱別人也是背面才稱“夫子”。只是《陽貨篇第十七》中有兩處例外，言偃對孔子說，“昔者偃也聞諸夫子”；子路對孔子也說，“昔者由也聞諸於夫子”，都城是當面稱“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開戰國時運用“夫子”一詞的詞義之端。崔述在《洙泗信錄》據此斷定《論語》的少數篇章的“駁雜”，固然未免武斷；但《論語》的著筆有先有后，其間相距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窺測得到。

《論語》多為語錄，但都辭約義富，有些語句、篇章形象生動。

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徵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回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記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的表現之一為克己復禮，有所不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己與人之間的關係，以欲施做答，欲是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之取捨，施是個人主觀能動性的實踐，用好心壞心來說，要防止好心辦壞事，就要慎施。）答司馬牛“仁者其言也訒”。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牛則答以細目。又如，”孔子答子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論語》的主要特點是語言簡練，用意深遠，有一種雍容和順、紆徐含蓄的風格。還有就是在簡單的對話和行動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時語言淺近易懂，接近口語，也是一個特點。

西漢劉向《別錄》：“《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

西漢匡衡：“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旨，則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東漢王充《論衡·正說篇》：“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

東漢趙岐《孟子章句題辭》：“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

東漢劉熙《釋名·釋典藝》：“《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

唐代薛放：“論語者，六經之精華。”

北宋趙普：“《論語》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古今源流至論》）

北宋程顥、程頤：“於語、孟二書，知其要旨所在，可以觀五經矣。”

北宋邢昺《論語集解序·疏》：“直言曰言，答述曰語，散則言語可通，故此論夫子之語而謂之善言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

南宋朱熹：“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

宋末元初何異孫《十一經問對》：“《論語》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時人相言者，有臣對君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

清代焦循：“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為五經之錧鎋也”，“衿為交領交衽之通名，此與喉並言，則正以為領人之一身。內則轄之以喉，外則鍵之以領，謂論語為六藝之總領也。”

清代陳澧：“經學之要，皆在論語之中。”

清代李元度：“論語所言之義理，精且粹矣。即以文論，非諸經所能及也。易、詩、書、禮、春秋之文，各造其極，亦各不相謀，而簡括處終不及論語。論語之文，能以數語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氣，如化工之肖物，各無遁形。”

清末唐晏：“群經之鎖鑰，百代之權衡。”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略無華飾，取足達意而已。”

《論語》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被尊為“五經之輨轄，六藝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資料。南宋時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使之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元代延祐年間，科舉開始以“四書”開科取士。此後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務運動，廢除科舉之前，《論語》一直是學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論語》進入經書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春秋有《左傳》《公羊》《穀梁》，加上《論語》《爾雅》《孝經》，這樣是十三經。”

北宋政治家趙普曾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書在中國古代社會所發揮的作用與影響之大。

《論語》成書於戰國初期。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古時稱為方術士，擅長祭祀，算命等），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三種不同的本子：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二十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魯論語》相同，但是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文論語》（《古論語》）二十一篇，也沒有《問王》和《知道》兩篇，但是把《堯曰篇》的“子張問”另分為一篇，於是有了兩個《子張篇》，篇次也和《齊論》《魯論》不一樣，文字不同的計四百多字。

《魯論語》和《齊論語》最初各有師傳，到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先學習了《魯論語》，後來又講習《齊論語》，於是把兩個本子融合為一，但是篇目以《魯論語》為根據，“採獲所安”，另成一論，稱為《張侯論》。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其時極為尊貴，所以他的這一個本子便為當時一般儒生所尊奉，後漢靈帝時所刻的《熹平石經》就是用的《張侯論》。此本成為當時的權威讀本，據《漢書·張禹傳》記載：“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東漢末鄭玄又以“張侯論”為底本，參照《齊論》、《古論》作《論語注》，遂為《論語》定本。

孔壁中書本《論語》由孔安國隸古定。當孔安國向武帝獻書時，正值“巫蠱事件”，朝廷將這批書退還給孔氏，“其學於是在孔家流傳。”

《古文論語》是在漢景帝時由魯恭王劉余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的，當時並沒有傳授。何晏《論語集解·序》說：“《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論語集解》並經常引用了孔安國的《注》。但孔安國是否曾為《論語》作訓解，《集解》中的孔安國說是否偽作，陳鱣的《論語古訓·自序》已有懷疑，沈濤的《論語孔注辨偽》認為就是何晏自己的偽造品，丁晏的《論語孔注證偽》又認為出於王肅之手。直到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論語注》以《張侯論》為依據，參照《齊論》、《古論》，作了《論語注》。在殘存的鄭玄《論語注》中還可以窺見魯、齊、古三種《論語》本子的異同，然而，今天所用的《論語》本子，基本上就是《張侯論》。張禹這個人實際上夠不上說是一位“經師”，只是一個無恥的政客，附會王氏，保全富貴，當時便被斥為“佞臣”，所以崔述在《論語源流附考》中竟說：“《公山》《佛肸》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話縱然不為無理，而《論語》的篇章仍然不能說有後人所杜撰的東西在內，頂多只是說有摻雜著孔門弟子以及再傳弟子之中的不同傳說而已。

如果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論語》為最可信賴的材料。《論語》的版本之爭實際上就是真偽之辯。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出土有竹簡《論語》。2016年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了約5000枚竹簡，考古人員在這些竹簡中發現了失傳已久的《論語·知道》篇，並初步斷定屬《論語》的《齊論》版本。

自漢代以來，便有不少人註解《論語》。它與《孝經》都是漢初學習者必讀之書，是漢人啟蒙書的一種。漢朝人所注《論語》，已亡佚殆盡，今日所殘存的，以鄭玄注為較多，因為敦煌和日本發現了一些唐寫本的殘卷，估計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論語集解》以後，就多半只存於《論語集解》中。《十三經註疏·論語註疏》就是用的何晏《集解》，宋人邢昺的《疏》。至於何晏、邢昺前後還有不少專註《論語》的書，可以參看清人朱彝尊《經義考》，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和吳檢齋（承仕）《疏證》。

關於《論語》的書，真是汗牛充棟，舉不勝舉。以下列舉一部分：

1.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註疏》——在《十三經註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襲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記》，可以參考，基本文文字出現於《校勘記》的，便在那文字句右側用小圈作標識，便於查考，非今人之註疏可比。

2.朱熹《論語集注》——朱熹從《禮記》中抽出《大學》和《中庸》，合《論語》、《孟子》為《四書》，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論，朱熹本人也是個客觀唯心主義者。但一則自明朝以至清末，科舉考試，題目都從《四書》中出，所做文章的義理，也不能違背朱熹的見解，這叫做“代聖人立言”，影響很大。二則朱熹對於《論語》，不但講“義理”，也注意訓詁。所以這書是論語註疏中的重中之重，非今人之註疏可比。

3.劉寶楠《論語正義》——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滿意於唐、宋人的註疏，所以陳奐（1786—1863年）作《毛詩傳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義》。劉寶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義》之法，作《論語正義》，因病而停筆，由他的兒子劉恭冕（1821—1880年）繼續寫定。所以這書實際是劉寶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徵引廣博，折中大體恰當。

4.程樹德《論語集釋》。

5.楊樹達《論語疏證》。這書把三國以前所有徵引《論語》或者和《論語》的有關資料都依《論語》原文疏列，有時出己意，加案語。

6.錢遜《論語淺解》。

7.馮夢龍《論語指月》

8.敦煌版《論語注》

9.錢穆《論語文解》《論語新解》（三聯書店）

10.李炳南《論語講要》（長江文藝出版社）

11.楊伯峻《論語譯註》 （中華書局）

《論語》與《孝經》都是漢初學習者必讀之書，是漢人啟蒙書的一種。自漢代以來，便有不少人註解《論語》。漢朝人所注《論語》，已亡佚殆盡，今日所殘存的，以鄭玄注為較多，因為敦煌和日本發現了一些唐寫本的殘卷，估計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論語集解》以後，就多半只存於《論語集解》中。《十三經註疏·論語註疏》就是用三國何晏的《集解》和宋人邢昺的《疏》。至於何晏、邢昺前後還有不少專註《論語》的書，可以參看清人朱彝尊《經義考》、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和吳檢齋（承仕）《疏證》。

兩千年來，為《論語》作註釋的書籍不勝枚舉。據統計，歷代研治《論語》的專著不下三千餘種。可惜的是，這些古籍亡佚者居多。流傳有序且影響較大者有：一、漢鄭玄《論語注》；二、魏何晏《論語集解》；三、梁皇侃《論語義疏》；四、宋朱熹《論語集注》；五、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六、民國程樹德《論語集釋》。

專家指出，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關於《論語》的註釋性著作有四部書最為重要。一是魏何晏等編纂的《論語集解》，它是兩漢、三國時期經學家研究《論語》的結晶；二是梁皇侃的《論語義疏》，它囊括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家對《論語》的發揮；三是南宋朱熹的《論語集注》，它是兩宋時期理學家《論語》精義的薈粹；四是清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集清代考據學《論語》研究成果之大成。上述四部《論語》註釋代表了《論語》研究的四個階段，同時也代表了四種研究方法，是現代研究《論語》基本資料。

《論語》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語錄結集，由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編寫而成。孔子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相傳他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了儒家經典《論語》。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即孔丘，字仲尼，出生於魯國陬邑（今山東省濟寧市曲阜市尼山鎮境內），東周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其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

孔子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了《六經》。孔子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相傳他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了儒家經典《論語》。《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其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