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

“四書”，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馬積高在《重印四書集注前言》里講：“南宋朱熹寫了讀余隱之尊孔孟辯，並將孟子編入四書”，之中的“四書”，即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四書，也即《四書集注.朱熹集注》中的“四書”。

今天所看到的“四書”，其內容不止《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其中還被加入了程子、朱熹的文章。這體現了中華文化傳承方式。程子、朱熹等人的註疏，本有單行本，如嶽麓書社出版的《四書集注·朱熹集注》。

“四書”中所含文章，實則八篇。其中，《論語》記載孔子及其主要門弟子的言行。《孟子》記述孟子言論。大學章句中之“大學”，在大學章句開頭明確指出：“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而大學之章句，在大學章句中明言是朱熹之語。中庸章句中之中庸，在中庸章句開頭也明確指出，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受孟子。”也就是說，中庸乃子思所著。而中庸之章句，在中庸章句中同樣明確註明為朱熹之言。

需要說明的是《大學》 ，雖然是“孔氏之遺書”，但並非孔子親手所著。朱熹在大學章句中講，“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四書的成書是集大成之作。其作書時間跨度達一千八百年，作者先後有孔子及其弟子、子思、孟子及其弟子和程子、朱熹。

《論語序說》中介紹孔子，其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孔子卒，年七十三。《孟子序說》中介紹孟軻，其騶人也，授業子思之門人。論語序說和中庸章句講，子思，乃孔子之孫，伯魚之子；授業於曾子；傳道於孟子。曾子，孔子之門人，得孔子之真傳。程子和朱熹都是理學家，南宋之鴻儒。朱熹曾向程子學習儒學。

作為儒家學派經書的《四書》，不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體現出早期儒學形成的嬗遞軌跡。它蘊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是儒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其在中國思想史上產生過深遠的影響。至今讀來，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義和啟迪價值，堪稱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精華。但《四書》中也存在著先人思想的的局限性。

《大學》原本是《禮記》中一篇，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傳為孔子弟子曾參（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大學》（與《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中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學者程頤的看法，《大學》是孔子及其門徒留下來的遺書，是儒學的入門讀物。所以，朱熹把它列為“四書”之首。

原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至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勿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琴兮僴兮，赫兮咺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琴兮僴兮者詢栗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兮，終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是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中庸》原來也是《禮記》中一篇，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一般認為它出於孔子的孫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記·孔子世家》稱“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中庸》（與《大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認為《中庸》是“孔門傳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從《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觀點來看，也大體上相同的。現存的《中庸》，已經經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寫定於秦統一全國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於《大學》，不是取正文開頭的兩個字為題，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內容為題了。

《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由其學生編輯而成。內容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內容非常豐富，是儒學最主要的經典。在表達上，《論語》語言精鍊而形象生動，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在編排上，《論語》沒有嚴格的編纂體例，每一條就是一章，集章為篇，篇、章之間並無緊密聯繫，只是大致歸類，並有重複章節出現。到漢代時，有《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古文論語（21篇）》三種《論語》版本流傳。東漢末年，鄭玄以《魯論語》為底本，參考《齊論語》和《古文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並加以註釋。鄭玄的注本流傳后，《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便逐漸亡佚了。以後各代註釋《論語》的版本主要有：三國時魏國何晏《論語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宋代邢晏《論語註疏》、朱熹《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等。

《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孟子（約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今山東鄒城東南）人，離孔子的故鄉曲阜不遠。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曾帶領學生遊歷魏、齊、宋、魯、滕、薛等國，並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由於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的一樣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鄉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趙岐在《孟子題辭》中把《孟子》與《論語》相比,認為《孟子》是“擬聖而作”。所以，儘管《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但實際上在漢代人的心目中已經把它看作輔助“經書”的“傳”書了。漢文帝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各置博士，便叫“傳記博士”。到五代后蜀時，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南宋孝宗時，朱熹編《四書》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推到了與《大學》、《論語》等同的地位。元、明以後又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更是讀書人的必讀書了。南宋孝宗時，朱熹編注的《四書》收錄了《孟子》，把《孟子》正式推到了與《大學》、《論語》等同的地位。元、明以後，《孟子》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之一，是科舉者必讀之書。

《四書》是儒家的重要經典，也是中華文化的寶典。《論語》在漢代即是婦孺必讀的書，《四書》自宋代以來是中國人必讀的書，作為當時人們的基本信仰與信念，成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戶誦之學，哪怕是鄉間識字不多甚至不識字的勞動者，也是通過口耳相傳，蒙學讀物與民間文藝，接受並自覺實踐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愛”“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僅是中國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類文明中最光輝、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儒家核心價值，《四書》的主要內容，又通過私塾鄉校、教書先生，通過唱戲的、說書的，從各種渠道流向社會，影響世道人心。

《四書》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四書》里很多內容告訴人們做人的尊嚴，人格的力量,，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宋代張載(橫渠)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對儒學精義的概括。按梁啟超先生的說法，《論語》《孟子》等是兩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著中國人的內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早已在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台灣著名心理學家楊國樞認為，以儒家文化為基底的中國文化其實是形塑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資源。

曾子(前505～前436)：即曾參，字子輿，春秋末年魯國南武城(今山東嘉祥縣)人。生於公元前505年(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死於公元前435年(周考王五年，魯悼公三十二年)，生於東魯，移居武城，十六歲拜孔子為師，他勤奮好學，頗得孔子真傳。積極推行儒家主張，傳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孫子孔汲(子思子)師從參公，又傳授給孟子。因之，曾參上承孔子之道，下啟思孟學派，對孔子的儒學學派思想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和建樹。他的修齊治平的政治觀，省身、慎獨的修養觀，以孝為本,孝道為先的孝道觀影響中國兩千多年，至今仍具有及其寶貴的的社會意義和實用價值，是當今建立和諧社會的豐富思想道德營養。曾參是孔子學說的主要繼承人和傳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居有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曾參以他的建樹，終於走進大儒殿堂，與孔子、孟子、顏子(顏回)、子思比肩共稱為五大聖人。他著述有《大學》、《孝經》等儒家經典，後世儒家尊他為“宗聖”。唐開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郕侯”(一作瑕丘侯)。元至順初年，加封為“郕國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在山東省濟寧市嘉祥縣南建有曾子廟、曾林(曾子墓)。

孔子(前551-前479)：即孔丘，華夏族，字仲尼，英文Confucius。兄弟排行第二，亦稱孔老二。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曆八月二十七日)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魯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農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他的祖先是宋國貴族，大約在孔子前幾世就沒落了。孔子年輕時做過幾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從事教育，相傳收弟子多達三千人，教出不少有知識有才能的學生。孔子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學學派的創始人，任魯國司寇；后攜弟子周遊列國；最終返魯，專心執教。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千古聖人”，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並且被後世尊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文聖、萬世師表。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於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學說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十大歷史名人之一。在我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孔子一直享有“至聖先師”的美譽，直到今天，還依然為世人所尊敬與推崇。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山東鄒城人，華夏族。名軻，字子輿，又字子車、子居。父名激，母鄒氏。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孟子》一書，屬語錄體散文集。《孟子》一書是孟子的言論彙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記錄了孟子的語言、政治觀點和政治行動的儒家經典著作。孟子師承孔伋（孔子之孫一般來說是師承自孔伋的學生），繼承併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於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有“亞聖”之稱，與孔子並稱為“孔孟”，孟子曾仿效孔子，帶領門徒遊說各國。但不被當時各國所接受，退隱與弟子一起著書。有《孟子》七篇傳世：《梁惠王》上下；《公孫丑》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德治。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從此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孟子的文章說理暢達，氣勢充沛並長於論辯。孟子遠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后家道衰微，從魯國遷居鄒國。孟子三歲喪父，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成人，孟母管束甚嚴，其“孟母三遷”、“孟母斷織”等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是後世母教之典範。

孔伋：華夏族，字子思，魯國曲阜(今屬山東省)人。孔子嫡孫。尊稱子思子。生於東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於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終年八十二歲。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於孔子的高足曾參，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參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參，下啟孟子，在孔孟“道統”的傳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記·孔子世家》記子思年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而不詳其生卒年。案子思之父孔鯉，死於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當跟孔子的年代相當。子思在儒家學派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又被追封為“述聖公”，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

“四書五經”是中國人熟悉的一個片語，甚至已經成為簡單描述中國文化的一個基本符號。“四書”相對於“五經”是較晚出現的。這個晚，不是文本創作得晚，晚的是“四書”一稱。南宋時期的大儒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糾合到一起，與千年前就有了的“五經”雙峰並峙，共同成為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基礎柱石。四書是文言文寫成的，今天人們用的卻是白話文，傳播起來多了一個門檻。粗看上去，文言文和白話文畢竟是屬於同一語言的古今差異，難度應該不大。然而，相近的語言更易產生誤解，同時，還容易產生一種目標上的偏差——令人覺得能用當代語言表達書中的內容就萬事大吉了，理解其意、付諸實踐的關鍵步驟就這樣不知不覺被丟棄了。如果只是將其內容從一種表達方式轉換為另一種表達方式，那可真是買櫝還珠了。這是讀四書的第二步，選擇方法。消除文言文的障礙不是最終目的，卻是一個不得不做的步驟，而且，這個障礙不僅現代人有，古代人也有。所以，朱熹做了一套完整的註解，稱之為《四書章句集注》。朱熹是一代大儒，是行家，這套註解簡單、明確又不失準確，即便今天讀來也能基本掃清文字障礙。同時，最難能可貴的是，他的註解在整體上富於啟發性，這和後來不少學者把《論語》、《孟子》當作研究訓詁學的素材而作注、作箋的旨趣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想嘗試接受儒家思想，從四書入手就對了；如果想從四書開始接受儒家思想，從朱熹入手就對了。

現代人文言文的底子終究偏弱，沿著朱熹開的路走，實際上並不輕鬆。再作進一步的努力通常有兩種方式，一是拋開朱熹的注另作合乎時宜的闡說，猶如僧院中的講經；二是沿著朱熹的注作更深入淺出的講解。前一種方式對說者和聽者都有一定的要求，說者功力不到就容易流於瞎掰的野狐禪，美其名曰個性化闡釋；聽者基礎不紮實，則容易專揀有興趣的話頭而忽視正題。后一種方式則要麼太過艱深，要麼流於瑣碎，很難讓人保持必要的閱讀興趣。若將兩種方式的長處結合起來，便能得到效果更好的第三種，那就是跟著前人讀四書，即參詳前人詩文中運用相關詞句的地方。所謂運用，抽取辭彙是運用，化作典故是運用，辯駁詰難是運用，插科打諢也是運用。千百古人的片言隻語組合起來，正保留了第一種方式的長處，又盡量避免了其不足。而各種詩文中搜羅所得，其源頭本有各自的話題和語境，不過是他們正好都和四書中的某一詞句有著密切的關聯，這又最大限度地保證了詮釋的多樣性，從而迴避了第二種方式的不足。

《四書》是公認的儒學經典，它原來並不是一本書，而是由《論語》《孟子》這兩部書和《大學》《中庸》兩篇文章合輯在一起的統稱，由南宋大儒朱熹彙輯刊刻，從此廣為流傳，名聲鵲起。

《四書》蘊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是儒學認識論和方法的集中體現，記載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體現出早期儒學形成的嬗遞軌跡。其在中國思想史上產有深遠的影響。在二十一世紀讀來，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義和啟迪價值，堪稱為源遠流長的民族文化精華。

毋庸諱言，《四書》中也夾雜著一些先人的思想的局限，這些局限已成為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包袱，這無疑是需要加以揚棄的。

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為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其幾與耶教有聖經、伊教有古蘭經相似。如果說今日學子不知四書為何物，恐怕會是件難堪的事。人們只要談到中國傳統文化，必然得提到它。《四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載體，更是中國歷史文化古籍中的寶典。儒家經典《四書》包含內容極其廣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極高的地位。

《四書》翔實的記載了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發展史上最活躍時期的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實資料及影響中國文化幾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學思想。歷代科舉選仕，試卷命題無他，必出自《四書》足見其對為官從政之道、為人處世之道的重要程度。時至今日，《四書》所載內容及哲學思想仍對我們現代人具有積極的意義和極強的參考價值。《四書》在社會規範、人際交流，社會文化等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其影響播於海內外，福蔭子孫萬代。《四書》延續中華文化的千古名篇，人類文明的共同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