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學派

在思想史上，很少有象思孟學派這樣既有著顯赫的地位，又產生不斷的爭議。說它地位顯赫，是因為至少從宋代起，它已被看作是得孔子真傳，居儒學大宗；說它爭議不斷，乃是因為對於“思孟學派”具體何指，其特色為何，甚或在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都一直是個存有爭議的問題。歷史學家說，我們所知道的只能是流傳下來的歷史。

我們說思孟學派在歷史上爭議不斷，決不僅僅是因為《漢書·藝文志》中的“《子思子》二十三篇”在唐代以後已經失傳，更重要的，乃是因為後代學者在爭論中往往摻雜了自己的意志、觀念，他們真正關注的也許並不是思孟學派的真實面貌，而是思孟到底從夫子那裡傳下了什麼樣的“道”。在這種情況下，典籍的遺失、缺乏固然會影響到人們的理解、判斷，但又何嘗不會為後人的借題發揮、“六經注我”提供了便利；而這種借題發揮、“六經注我”雖然不無其自身價值，但它終歸已不是思孟學派的原貌。首先要從春秋戰國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探究思孟學派的演變、發展；同時更要將其原有的內容與後人的發揮區別開來，終歸我們探討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思孟學派，而不是作為“道統”化身的思孟學派。

那麼，思孟學派是如何提出來的呢，它在思想史上又經歷了怎樣的演變？讓我們首先對這些問題作一番探討吧。在先秦典籍中，明確把思、孟作為學派看待的應該是戰國後期的韓非子，他在《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這裡雖然提到“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但似乎只是把它們看作“儒分為八”中的兩派，對於二者關係如何，則根本沒有提到。不過韓非子“儒分為八”的說法也有一些讓人費解的地方。比如，它所說的八派並不處於同一時期，最早的子張、漆雕氏（漆雕開）等屬於孔門的七十二子，約生活在春秋末期，最晚的孟氏（孟子）、孫氏(荀子)則已到了戰國後期，前後相差約二百餘年，所以韓非所說的“儒分為八”顯然不能僅僅作為並列的學派看待。又比如，八派中有“顏氏之儒”，孔門弟子中除顏回外，還有顏無繇、顏幸、顏高、顏祖、顏之仆、顏何、顏濁鄒等人（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及《孔子世家》），但多數學者還是傾向認為是指顏回一派。如果是這樣，那麼顏氏之儒就應該是由顏回弟子創立，但又尊奉顏回；因顏回先於孔子而卒，根本不可能立派。八派中又有“樂正氏之儒”，先秦儒家為樂正氏者有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和孟子弟子樂正克，前人考訂樂正氏之儒也不外乎此二人。如果是前者，那麼，“儒分為八”中有曾子弟子創立的樂正氏之儒，卻沒有曾子；如果是後者，則孟子與其弟子分別創立了兩個學派。此外，韓非所提到的八派似乎也並不能概括孔門後學的全部。象《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賤儒”共有“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三家，而韓非所提到的只有“子張氏”一家；還有，《孟子·離婁下》所提到的率弟子“七十人”的曾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提到的“從弟子百人，設取予去就”的澹臺滅明等，顯然也都是開宗立派的大師，但均沒有被韓非列入八派之中。所有這些都讓人感到費解，搞不清韓非分派的根據是什麼。與此不同，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將則思、孟前後相續，認為二者具有內在的聯繫。

略法先王而不知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按照荀子的說法，子思、孟軻不僅前唱后和，主張一種五行說，而且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受到一批俗儒的支持、擁護。荀子是戰國後期儒學的代表人物，他的說法自然有一定根據，所以後世所謂的思孟學派實際也就是由這條材料而來。那麼，如何看待韓非與荀子不同的說法呢？我們認為這可能同二者的著眼點不同有關，韓非所說的可能是歷史上產生的具體學派，而荀子強調的則是學派間的歸屬和聯繫。

我們知道，孔子創立儒家學派主要是通過收徒設教的形式，據劉向《新序》，“孔子年二十三歲，始教於闕里，顏路、曾點、琴張之徒，往受學焉。”是孔子第一次收徒設教，后不斷通過這種形式，孔子在其門下匯聚了龐大的弟子徒眾，形成了最早的儒家學派。從《論語》、《禮記》等典籍來看，孔子與其弟子的關係往往是寬鬆、自由的，弟子由於信奉孔子的思想，推崇孔子的人格，來到孔子門下；也可能由於某種原因離孔子而去，儒家內部似乎始終沒有形成嚴格的組織系統，更沒有對學派的傳授作出明確規定，體現了儒家不同於一般宗教的特點。所以孔子以後，儒家內部雖然出現分化，但各家立派依然是通過收徒設教的形式。當儒家的某一人物，在門下聚集了一定數量的弟子，在社會上產生一定的影響，甚或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張，便形成所謂的“派”。這種“派”的數量自然會是很多，遠遠不止於八家，韓非的“儒分為八”只是後人一種籠統、模糊的印象，並不能以此為據。同時，由於韓非乃法家人物，對儒家情況不可能十分了解，他只注意到子思、孟子都曾立派，故從旁觀者的立場將其分為兩派，至於二者關係如何，自然不是他所關心的了。荀子的情況則不同，他主要是從儒家內部的派別劃分來看待思、孟的關係，認為二者在儒家內部處於同一思想路線。在十二子之外，荀子又提出仲尼、子弓，稱讚其為“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是“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認為自己即是出於仲尼、子弓之後。因此，子思、孟軻與仲尼、子弓實際代表了荀子所理解的儒家內部的兩條不同路線，他將思、孟聯繫在一起，並給予批判，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就荀子而言，他也並沒有肯定思、孟就是一個學派。

荀子在批判思、孟時，特別說到“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表明思、孟一系曾自認為出於仲尼、子游之後。對於這個子游，有學者認為可能是子弓之誤，理由是荀子“屢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后雲‘子游氏之賤儒’，與子張、子夏同譏，則此子游必子弓之誤”（王先謙《荀子集解》引）。但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說，“別處之所以屢言‘仲尼子弓’者，是荀子自述其師承；本處之所以獨言‘仲尼子游’者，乃子思孟子的道統。這是絲毫也不足怪的。”所以按照荀子的記載，子游應該是對思、孟產生過影響的重要人物。子思與孔子年齡相差較大，不可能接受孔子的教誨，子思的父親孔鯉也早卒，說子思受到孔子弟子的影響，完全符合情理。不過從思、孟的言論來看，他們似乎較少談到子游，而是更多地談到孔子的另一個弟子曾子。如在《禮記》中，子思常與曾子討論孝親執喪；孟子也常將曾子、子思並舉：“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離婁下》）這裡的“同道”是說曾子、子思具有相同的思想方法，而並不是說在傳授“道統”，但也說明在孟子眼裡，二人確實具有某種聯繫。此外，《孟子》一書提到曾子九次，對曾子十分推崇。在孟子筆下，曾子常常被描繪成剛強、弘毅，具有獨立精神的人物：

昔者曾子謂子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捨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公孫丑上》）

曾子曰：“普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公孫丑下》）

這裡的曾子顯然就是孟子的化身了。孟子在思想上也受到曾子的影響，“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上》）與曾子以“忠恕”釋“一以貫之”相同。正因為如此，所以後人往往認為思、孟實際是出於曾子一派。不過仔細分析，以上兩種觀點其實也並不矛盾。前面說過，子思雖為孔子之後，但他既未及遇孔子的垂教，又經幼年喪父的變故，主要是在孔子弟子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這樣一來，與其發生聯繫的人物自然不在少數，而曾子、子游可能是其中較為重要者，子思與其二者在思想上也具有某種一致性。所以荀子說思、孟一系曾經推崇子游，應該是有根據的。至於曾子，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則較為複雜，除了對思、孟產生影響外，可能與荀子也具有某種聯繫。據筆者統計，《荀子》一書多引曾子的言論，對曾子似乎也十分重視（詳見第三章）；而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吳起乃早期法家人物，竟然也曾受學於曾子門下，這樣看來，曾子便是思想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從曾子的思想來看，孟子雖然稱其“守約”，突出了其重視內在精神的一面，但史書也不乏曾子有關論禮的記載，說明他對於外在禮儀同樣十分關注，這樣以後的孟、荀實際都有可能與他發生聯繫，產生共鳴。而可能正是這個原因，當荀子在對儒家各派進行批判總結時，便從自身的立場出發，只將子游劃歸思、孟一系而不談及曾子，但就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可能曾子、子游都對思、孟產生過共鳴。

孔子死後，儒家分裂為八派。據韓非說，他們是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為首的八派。①其中孟氏即孟子，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而樂正氏即孟子的弟子樂正子。如此說來，子思、孟氏與樂正氏三派儒者當是一派，即思孟學派。這一學派在中國思想史上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荀子·非十二子》把子思與孟子合在一起來評論，已經把子思與孟子作為一個學派來對待。荀子離孟子的時代那麼近，他的話當是可以相信的。西漢的史學家司馬遷也說，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②與荀子之說是一致的。當然在歷史上，孟子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子思。

子思（約公元前492-前431年）姓孔名伋，他是孔子的孫子，一般認為他是曾子的弟子，也有人說子思出於子游氏之儒。《中庸》是子思思想的代表作。

子思提出的"誠"和與此緊密相連的五行說，是思孟學派思想的重要內容。"誠"是其思想體系的最高範疇，也是道德準則。子思說，"誠者天之道"，③即"誠"就是"天道"，而"天道"即是"天命"。他還認為，天命就是"性"，遵循"性"就是"道"。也就是說，"誠"既是"天命"，也是"性"，也是"道"。子思在《中庸》二十五章還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就是說，"誠"是產生萬物的本源。如果沒有"誠"，也就沒有萬物。也就是說，主觀上"誠"是第一性的，而客觀上存在的"物"是第二性的。以"誠"這種主觀精神來說明世界的產生和發展的學說，當然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思想。

子思的思想具有一大特色，那就是神秘性。《中庸》二十四章說："至誠如神"。達到"誠"便具有無比神奇的威力。甚至還認為，只要"至誠"，就可以預卜凶吉。國家將要興旺，就一定有禎祥的預兆。而國家將滅亡，就一定有妖孽出現。可見"誠"與天、鬼神是一脈相通的，即是"天人合一"的。子思認為，達到"誠"的途徑，是要"盡其性"，進而"盡人之性"，再進到"盡物之性"，這就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達到"與天地參矣"。①這一過程，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盡心"、"知性"、"知天"，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這種思想對漢代的董仲舒和宋儒都有較大的影響。

子思提出的"誠"，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知道，殷代滅亡之後，為了說明周為什麼能夠取代殷，周公提出"敬德"來修補天命思想；春秋後期，天命思想搖搖欲墜，孔子提出"仁"這種道德規範，企圖用來調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仁"本身雖然沒有上帝的成分，但孔子思想中仍保留了上帝的地位。"誠"的提出，則是為了取代上帝的地位，並把上帝泛神化。這種思想是將孔子倫理思想擴大化，從而成為更廣泛、更唯心主義化，以至趨向宗教性的思想。這是思孟學派對儒家

①《左傳》襄公十年。

②《左傳》襄公三十年。

③《中庸》二十七章。

①《左傳》哀公十七年。

思想的重大發展，從而為儒家思想奠定了哲學的基礎。

子思的"誠"與五行說有密切的關係。鄭玄注《中庸》一章"天命之謂性"時，說："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即是說，"天命之謂性"，包含了五行的內容。章太炎的《章氏叢書·子思孟軻五行說》，認為這是子思的思想。這兒需要說明的是，《中庸》里的"誠"就是"信"。子思說："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①由此可見，"誠"就是"中道"，也就是"中庸之道"、五行的"土神則信"的土居中央。可見"信"也就是"中道"。因此，"誠"就是"信"。就《中庸》而言，用"誠"來代替"信"更說明問題，更易使人理解。子思的著作中雖然沒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字樣，但其中五行說的內容確是存在的。

《孟子》中的五行說，從表面上看難以發現，但事實上是存在的。

據龐朴研究，《孟子·盡心下》所說的"仁"、"義"、"禮"、"智"、"聖"就是五行。因為從1973年12月湖南長沙馬王堆第三號漢墓出土《老子》甲本卷后的古佚書中，提到"聰"、"聖"、"義"、"明"、"智"、"仁"、"禮"、"樂"等幾種道德規範，並用"五行"和"四行"加以概括：稱"仁"、"義"、"禮"、"智"為"四行"，以"仁"、"義"、"禮"、"智"、"聖"為五行。上述八種道德規範，正是《莊子·在宥》所反對的。賈誼《新書·六術》說："人亦有仁、義、禮、智、聖之行。"這正好是五行，再加上樂即是六行。根據以上材料，則《孟子·盡心下》所說，"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人"字衍）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段話就容易理解了。這裡所說的"仁"、"義"、"禮"、"智"、"聖"，與前面《老子》甲本卷后的古佚書和《新書·六術》所說的"五行"是一樣的。可見，《孟子》中的"仁"、"義"、"禮"、"智"、"聖"，正是孟子五行說的內容。②"聖"是什麼呢？應該就是"誠"。孟子說，"聖人（"人"字衍）

之於天道也"，與孟子在另一個地方所說"誠者天之道也，"①聯繫起來看，"誠"就是"天道"，因"誠"與"聖"處於相同的地位。《中庸》說"從容中道，聖人也。"與《孟子·離婁上》所說"聖人之於天道也"，意思是相同的。可見，"聖"就是"誠"，就是中道。它在五行中所處的地位，相當於"土神則信"的中央。事實上，"誠"就是"信"。

從這裡可以看到思孟學派五行說的發展變化：子思首先提出"誠"

的哲學概念，它是居於五行之中央位置的。孟子繼承子思的思想，把"誠"發展為"聖"，並使思孟學派的五行說定型為"仁"、"義"、"禮"、"智"、"聖"，以至於為西漢以後的人所沿用。

思孟學派的五行為"仁"、"義"、"禮"、"智"、"聖"，這些概念本是儒家經常使用的。那麼荀子為什麼要批評它"甚僻違無類。

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呢？關鍵在於思孟把這五個概念不顧其"類"的不同，加以排列為"仁、義、禮、智、聖"的五行順序，而成為閉約的體系，並將其納入人心（即"仁、義、禮、智根於心"），歸入人性

①《左傳》襄公二十二年。

①《左傳》昭公十九年、二十年。

（人性的四端），委諸於命（形成"盡心"--"知性"--"知天"

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系），這就賦予了五行說以幽隱的內容，從而成了他們的"按往舊造說"。

思孟學派還認為，在"仁、義、禮、智、聖"這五行之中，"仁、義"是一組，而其中"仁"又是根本的。"智、聖"是一組，而其中"聖"更高明。這兩組中，前者又是根本，後者是對前者的理解和力行。"禮"處於兩者之間，正合於《禮記·仲尼燕居》所說的"禮所以制中"的原則，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仁、義、禮、智"四行，以人為對象，而"聖"獨以天道為對象。這些確實是"幽隱"、"閉約"的。荀子有如此批評，就不奇怪了。①總之，思孟學派的五行說，把構成世界的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賦予了倫理道德的內容，於是就把過去具有樸素唯物主義的五行說唯心主義化了。而這種思想對陰陽家鄒衍有很大的影響。

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李學勤先生在2005年8月青島“易學與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布：“孔子不僅開創了儒學，也確實開創了易學。”其專著又引證清儒孫詒讓的話說：“從現存儒家作品看，《禮記·表記》、《坊記》、《緇衣》均引孔子語，證以《易》文，這幾篇出於《子思子》，說明子思也常於易學。”子思如此，孟子亦然。清儒杭辛齋獨具慧眼，他認為：懂得易學並不在於口道乾坤坎離，關鍵在於心法天道德義：“孟子繼孔子之後，七篇之首，即揭明仁義大旨，而歸體於性善及經正。孔子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及繼善成性之嫡系也。安見孟子之不知《易》哉！”

有了上述考據，我們便不難理解思孟學派“性與天道”學說、“性善論”學說、“民貴君輕”學說和“五行學說”的真諦和來源。

孔子“老而好易”，在會通人道與天道、地道之後開始大談“性與天道”，以至於他的高足弟子都想不明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認為自己“學問不高，老師給我們講性與天道的那些話我們聽不懂，聽不著”。《中庸》中的性與天道論就是對孔子有關論述的繼承和發展。孟子的“性善論”來自於《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論斷；其高舉的“義”旗，就是依據孔子提出的仁、義，禮、智對舉思想，對其仁學的節度，對墨家“兼愛”思想的反制；孟子民貴君輕思想是對孔子“革命理論的發展（《易傳·彖·革》講：“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思孟學派對易學也有貢獻，就是解決了大易醫人的問題。我們知道，易經號稱帝王之學，“群經之首”。其醫國問題由《易傳》基本解決；醫病問題由《黃帝內經》基本解決，醫人的問題，則由思孟學派提出的德性論《五行》學說給出了答案。思孟學派比照數術論五行（金木水火土），提出了仁、義、禮、智、聖五行。所謂“聖”不是指“誠”，而是指會同天道、人道的本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認為：“思孟學派這種將數術引入儒門的努力，高揚‘人道’主義旗幟的表現，是企圖把儒家的道德條目加以自然哲學和生命哲學化的明證。其理論勇氣是巨大的，對國人思維方式影響也是深遠的，甚至可以說其對我國古代社會發展進程影響都是深刻的。自此，易學真正走上了醫國、醫人、醫病的光輝歷程。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隱含著終始交替的意蘊。由此看來，應是思孟學派開‘五德始終說’之先河。”

思孟學派講善道和德道。就個體而言，就是講仁義禮智善道；就社會講，就是弘揚由易經而來的德道：博愛、厚生，公平、正義，誠實、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諧，民主、法治。此正可謂今日我們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