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術士

起源於戰國時燕、齊一帶瀕海地區，從戰國末年，即齊威宣王時候，這些人便已經有了他們自己的傳授系統，《史記》中將他們叫做“方仙道”。同時還提到了其中的幾個典型人物，宋無忌、正伯僑、充尚和羨門子高。

秦漢后漸盛。如秦之徐福；漢文帝時“望氣取鼎”的新垣平；漢武帝時主張祠灶的李少君等。道教承襲了方士煉丹採藥之術，作為修鍊方法之一。《史記.秦始皇本紀》：“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葯。”《新唐書.李德裕傳》：“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出入禁中。”《元史。釋老志》：“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

方士的由來，事實上更早於此，如我國古代傳說的篯鏗、容成、西王母、素女等，也應當說是一些方士。篯鏗相傳是堯時人，是我國最早的養生家之一，《莊子·刻意篇》說：“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之所好也。”這裡所說彭祖，就是縫鏗。《楚辭·天問》中也說：“彭鏗斟雉帝何飧，受壽永多夫何長久?”孔子也曾經說：“竊比於我老彭，述而不作。”肯定我國古代是曾經有過這一號人物的。容成是黃帝時人，以研究房中術而得名。《後漢書·方術傳》說：“冷壽光行容成公……法。”《列仙傳》也說：“容成……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穀神不死，發白變黑，齒落更生。”關於西王母的傳說更多，相傳他和黃帝也曾經有過一些瓜葛，《山堂肆考》引《黃帝出軍訣》說：帝討蚩尤，西王母以符授之。帝寤，立壇而請，有玄龜銜符，從水而出。”他並認為這是道家符籙之始。素女也是黃帝時候的女方士，晉張衡詩：“明燈巾粉卸，設圖枕衾張，素女為我師，天教老軒皇。”《抱朴子》中也說：“黃帝論導養，而質之玄、素二女。”我國類似這樣的傳說，可以說是數不甚數；由於這些傳說甚囂塵上，還曾經深深引起了孔子的反感，所以他“不語怪力亂神。”但由此可以看出，方士和其神仙的思想，確乎是由來甚早的。

我國舊習，從來吳楚之人多信神鬼，《楚辭》中也經常談到什麼“雲中君”、“湘夫人”之類的神仙人物。《楚辭、遠遊章》說：“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澄清兮，精氣入而粗穢除。”更清楚地敘說了他們吐納服氣的思想。所以我們也應當認識到，某些地區的民族神仙思想也有可能給予這些方士們以一定的影響。

他們的中心思想就是講求長生，認為服食、淫祀可以成為神仙。司馬遷說他們是“形皆(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班固將他們叫做“神仙家”，《漢書·藝文志》說：“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蕩平心意，同生死之域，而無怵惕於心中。

他們這種神仙思想的根源，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但是在中國古籍上最早談到長生的是《老子》。《老子·守道篇》中說：“是謂根深蒂固，長生久視之道”。《韜光篇》中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外其身和后其身，則完全是為了取法天地，認為天地就是這樣取得長生的。因為必須后其身和外其身，也就是要不自生，然後才能一夠身先和身存，身先與身存就是長生之道。此外，他還談到不少有關長生的方法，如“守中、抱一、無為、不爭”等等。最早具體描繪神仙的，則是《莊子》，他所說的“藐姑仙人”和“列子御風”即都是有關神仙的故事。

但方士的神仙思想，我們不應當單純地認為是脫胎於老莊，根據史籍，我國最早的方士是和老子時代相仿的萇弘。《史記·封禪書》：”萇弘以方事周靈王(公元前571年——545年)，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諸侯不從，而晉入射殺萇弘。”這種設射狸首的方法和兩漢以來的魘勝之術頗多相似；和後來“喇瑪教中的咒人術，更如出一轍，顯然這是我國古代巫術中的把戲。這說明方士亦源於巫覡。《漢書·藝文志》陰陽家二十一家中有《萇弘》十五篇；《史記》和《漢書》中也都說過，著名的方士羨門則是陰陽五行家鄒衍的弟子，這又說明了方士和陰陽五行家的關係。

1、“方”就是“道”。這在前面已經談到，“方士”就是“道士”《莊子·天下篇》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唐成玄英疏說：“方，道也”。《秋水篇》說：“吾常見笑於大方之家。”成玄英疏又說：“方，道也”。所以“治方術者，”就是治道術者；“大方之家”指的就是“治道之士”。

2、“方”的另一涵義，就是“方冊”或“方策”的意思，唐韓愈《與孟尚書書》：“聖賢事業，具在方冊。”程大昌《演繁露》說：“方冊雲者，書之於版，亦或書之於竹簡者：通版為方，聯簡為策。”方冊就是方策，《禮記·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玄註：“方、版也；策，簡也。”所以方？就是古代的書，也就是秦漢間所流行的“竹簡”。所以廣義的說，方士的涵意，也可以說就是書生，當然也包括了儒生在內。秦始皇時，方士們欺騙了他；他卻遷怒於諸生，將四百六十餘人，盡坑之於咸陽。他兒子扶蘇向他解釋方士和儒士的不同。他盛怒之下，又將扶蘇遠謫於邊地，監軍上郡。這就說明了，當時的方士是包括了儒生在內的，所以我們也無妨概而言之，說方士就是書生。所謂方術，也就是書上曾經記載過的某些方法。

根據以上兩種涵義，我們可以領會到，“方”的內容，應當是非常廣泛的。《史記·孝武本紀》說：“齊人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後來劉向整理《鴻寶萬畢木》時，竟獲方兩萬有奇，其範圍之廣，我們可以想見。《太平經》中，將方叫做“訣”，其內涵之廣，更是無所不包了。

《漢書·藝文志》中，將方分為醫經、醫方、房中、神仙四類。《後漢書》華佗、左慈等三十五人的《方術列傳》中則包括了天文、醫學、神仙、占卜、相術、命相、遁甲、堪輿等等更多的方術。

其實，在我國古代除了六書：禮、樂、書、數、射、御而外，其它的一切都叫做百工技藝，它們也都可以叫做方術。

方士們的“方”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的，除了前面所說的求仙藥和淫祀而外，《史記》、《漢書》中也有不少其它的記載：

1.人主微行方 《史記·秦始皇本紀》盧生建議始皇，居處要不令人知，這樣才能得到長生之葯。他說：“方中、人主微行，以避惡鬼，惡鬼避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子神。”

2.祠灶穀道(道即方) 《漢書》、《史記·孝武本紀》：李少君對漢武帝說“祀灶、則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之。”

3.卻老方　這是李少君騙人的主要方術之一，他曾挾此方偏游於豪貴之門。《史記·孝武本紀》說：“少君者，故深澤。候人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嘗自謂年七十，能使物不郤老。其游，以方遍諸侯。”

4.斗旗方　這是漢武帝給與欒大的考驗。《史記·孝武本紀》說：“於是上使先驗小方，斗旗，旗自相觸擊。”欒大以此便取得了武帝的信任。

5.黃帝谷仙術　這是王莽時方士蘇樂的方術之一。《漢書·郊祀志》：“種五梁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髓、璃、瑁、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谷仙之術也”。

6.重道延命方　這是《漢書·劉向傳》所記載的鄒衍傳方。

以上都是《史記》、《漢書》中曾經著錄過的著名方術。其中還有一個頗饒趣味的有關“方”的故事，就是秦漢以來相傳修道之人忌食馬肝。漢武帝於殺死文成之後，又讓欒大替他效忠修方；為了掩飾文成的死，他向欒大說：“文成食馬肝死爾；子誠能修其方，吾何愛乎。”封建帝王和方士之間，互相以“方”愚弄，令人可發一噱。後人有詩云：“死為文成食馬肝”，就是譏諷漢武帝這一件事的詩。

此外許慎《說文》中說：“青蚨還錢”。鄭玄《周禮注》中也說：“陽燧取火、鑒鏡取水、莽草熏魚、牡蠣燒灰去蠣殼”，皆為漢人著述中所曾提到的方。

關於以上的方，谷永在上漢成帝書中說：“及此言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葯，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玄圃，浮遊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奸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將當時所謂的方，簡略地做了一個介紹與評價，從這裡，我們可以認識到，所謂方是些怎樣的內容了。

關於方的集大成著述，我們知道的有《淮南枕中鴻寶秘書》。《漢書·宣帝本紀》說：“大夫劉更生(向)獻淮南枕中鴻寶秘苑之術。”《劉向傳》中則說得更詳細，它說：“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據葛洪《神仙傳》說，《枕中鴻寶苑秘書》就是淮南王專言黃白之術中篇八章的第三章。《隋書·經笈志》中有《淮南萬畢經》及《淮南變化術》各一卷，《唐書·藝文志》中有《淮南萬畢術》一卷。相傳即為其書，這些書今並不傳。清人孫馮翼、茅泮林曾就古書中的引文鉤輯了一個輯本，名《淮南萬畢術》(見《叢書集成》初篇)。此外，葉德輝也有輯本(見《觀古堂》二集)。這些雖非全豹，但頗可看出當時所謂方的一鱗半爪。其中有談服食以致不老的方，“曾青為葯，令人不老”，涉水不沉的方，“取蜘蛛與山狗及豬脂置瓮中，密以新縑，仍懸室后；百日視之，蜘蛛肥，殺之以塗足，涉水不沒矣”。又一法“取蜘蛛二七枚，內瓮中，合肪百日以塗足，得行水上。故曰：“蜘蛛塗足，不用橋樑”。有避鬼疫方，”歲暮臘，埋園石於宅隅，雜以桃弧七枚，則無鬼疫”。類似這一類的方很多，其中有的是古代醫方，如“守官塗臍，婦人無子”，又“青泥殺鼇，得莧復生”，都是曾見於古代醫書中的陳方。也有些是頗合於近代物理的，如“首澤浮針”，注曰：“取頭中垢以塗塞其孔，置水即浮”。又“銅瓮雷鳴”，注曰：“取沸湯置瓮中，堅塞之；內於井中，則作雷鳴，聞數十里”。這都是物理的當然現象，本來不足為奇的事；不過古人缺乏科學知識，對此不能理解，於是即視為神奇了。但其中絕大多數則是荒誕不經的。

秦漢方士的沒落，主要是由於西漢文人的反對與打擊。正當西漢方士挾持方術，遨遊諸侯之門，風頭正健的時候；前面已經談過，張敞向成帝上書，規勸他不要接近方士，這是給予方士們的當頭棒喝。繼之而起是谷永，他更大聲疾聲，批判了方術的虛偽性。此外如黃憲、王充、揚碓等人也都是反對方士與方術的。當時的封建帝王們久受方士的欺騙，鑄方又多不驗，兼以處於多方面輿論的壓力下，日久天長，他們對於方士的信任，自然就會淡泊下去，方士們的登龍之術，也就無從施其伎倆了。

與此同時，和方仙道同源異流的黃老之學一時大興。據司馬談說，黃老之學系出於河上丈人。後來由於竇太后和景帝的提倡，進而興盛。西漢的顯宦和學者們，如曹參、陳平、田叔、黃生、鄧章、鄭當、司馬談、嚴君平等即都是治黃老之學的人。當時文人多喜愛黃老而厭惡方仙，黃憲《四難》即痛斥方士，說他們不是老莊流裔，不配和浮屠老子相提並論。王充是崇尚自然的老莊信徒，他在《論衡·道虛篇》中也痛斥方士和方術。揚碓著《太玄賦》深贊老子“直道不行，其次之曲”的道理，說“執太玄兮，不拘彎兮。”但也反對方士，說他們是“甘飴含毒，難數藏兮。”由於這些人們的攻擊，方士乃不得不予以匿跡，方仙道也就從此不為人所稱道了。

繼方仙而出現的就是黃老道。《後漢書·襄楷傳》說，桓帝事黃老道，還在宮中立黃老、浮屠祠。《皇甫嵩傳》說：“初巨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養畜弟子，跪拜首過。”他所奉持的經典則是《太平青領書》。”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

其實，方士跟普通人一樣，也可以類相分，也有貧富貴賤之別的。

“方士階層”的身分構成是極其複雜的，從“就業”情形來看，有“專職”和“兼職”之分；從格調情趣來說，有“高雅”、“卑俗”之別；從活動性質來講，有的是致力於命理研究的“學究派”，有的則是賣技斂財的“江湖派”。他們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萬別的，有的出身高貴之門，有的來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漢以來的方士進行分類，則可大致分為“學究”、“隱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術士”等不同類型。

“學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於知識階層，他們最擅長研究命理，探討方法，著書立說，算命術的產生、變革和流傳，都離不開他們的創作和整理。他們研究命理或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職”的，就其身分本質而言，大多屬於封建社會的“士”階層，即封建知識分子。像奠定命學理論基礎的王充，是東漢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術更加完善的李虛中，則是唐代進士出身;明代的萬民英，近代的袁樹珊，無不才思敏捷，文采橫溢。事實上沒有封建“士”人的參與和創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術數。這是因為，一方面，術數本身一開始就與陰陽五行、八卦易數、儒學道統、佛家意識等融匯貫通，因此中國方術自始至終都帶有極強的理性特點；另一方面，術數的內部機制也越來越趨向嚴謹而不失辯證，複雜而又有條理，這就必須要有深厚的天文曆象知識和清晰的邏輯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為人推測吉凶禍福和壽夭貴賤，還需要懂得社會的政治經濟和人情世故。術數自身的博大深奧，就決定了發明創造和具體推算的“術士”們必須具有高深的哲學理論、嚴謹的思辨素養、豐富的社會閱歷、極大的社會活動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頭及文字表達能力。於是具備這些客觀要求的封建“士”階層便自覺與不自覺地參與或擔當了算命術數的發明、改造及其不斷的整合了，以至術數中無處不流露出他們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來。

“隱士”型方士則又是一番特點，他們大都是些“異人”、“高人”，既具豐富而又極有理性的思想，卻又往往避開人世，尤其遠棄兇險黑暗的官場。好像傳統的社會結構本身就有製造“隱士”的功能似的，幾乎歷朝都有他們存在。沒有思想便不稱其為“隱士”，“隱士”往往都是滿腹經綸而沒有人生際遇，積極進取而看破仕途險惡的人。因此他們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與人寡合，重義輕財的特點，他們精通術數，但絕無商賈見錢眼開的銅臭心理；他們為人看命，絕不耍那套附會迎合的騙人把戲。漢代的司馬季主雖然於市中設肆賣卜，但正如賈誼所說：“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賈誼說尊官厚祿才是賢人所居，而司馬季主則慷慨陳辭：“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纖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開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對官僚的奸詐趨利，自私害人的“高賢”嘴臉，可謂鞭撻得痛快淋漓。

“僧道”類的方士，其身分則是和尚、道士，他們當中有的深諳術數，精通命理，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不過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為施主起課、抽籤，略表菩薩心腸而已。精通命學的“僧道”大師，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曆》說是他發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說沒有他不曉得的。宋代則有僧贊寧、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許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為他們看過三命。如《東軒筆錄》記載，熙寧八年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時，權傾天下，但僧化成則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長兄弟二人赴省試時，也曾上門求化成推命，“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退齋筆錄》也說，元豐中王安石乞罷機政，神宗拖了兩個月尚未批准，於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說：“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復何問？”

直到現在，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師道長算命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的。如蔣介石北伐南昌戰役時，即曾在牛行車站附近的一小廟求過簽，而他後來回老家雪竇寺求朗清大師看八字，更為他決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於平民百姓到寺廟道觀之中求籤燒香，起課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見慣了。在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師是遠離塵世的，既沒有士大夫官場上的爾虞我詐，也沒有商賈之輩唯利是圖的銅臭，由他們批命是最客觀最實際的，恐怕這也正是算命術士自產生之日起就日益與佛、道僧侶融會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國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風起於春秋戰國之際，“客”者依附於主人，主人則負責“養客”，養客多者達三千餘人。“食客”型的算命術士同樣也是依附於某個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貴族之家，或是周遊於士大夫官僚之間，為他們預卜前程，趨吉避凶，或者充當“謀士”、“軍師”。自隋唐以來，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這樣的術士，他們不僅是其家中貴客，還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會親友時也往往“預坐”其中。如《獨異志》記唐代貞元中李師古家中即有這麼一位術士，一次李師古設宴招待皇甫弼、賈直言十位從事，讓他也就座，並請他給每一位來客看命。他看后說：“十日之內，俱有重禍。”果然幾位在一次宴飲中，亭子摧塌，一人當場死，其餘傷。又據《續湘山野錄》，宋代蘇易簡家中也有這種“食客”，他不僅為主人推算，還為來往客人起課。明代此風就更盛了，皇帝身邊也每每有術士跟隨，制訂政策，行軍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們詢問，相命術士成了封建統治者的特殊謀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著效法，明英宗時重臣石亨的身邊就始終跟隨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術士。此類事例《明史·方伎傳》中都有記載，筆記小說等野史當中自不必說了。直到今天我們還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這種“食客”術士，所不同的是，的相命活動往往跟“預測學”、“氣功”等聯繫在一起了。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掛牌經營、開肆設鋪的“日者”、“卜士”。西漢的司馬季主就是在市場中開了門面掛牌賣卜的，此後各城市之中到處都有“卜肆”可見。他們或者書其門曰：“吳中名術，金鼓傳家”（《蘇州府志》），或者門上貼著“妙算先天易數，每命封金三錢”（《金瓶梅》）。宋代開封府相國寺前就有這種“卜肆”，當時還稱之為“相監”，而岳柯《史》記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還標其門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種店鋪、欄棚式的門面，有的則是比較固定的攤位、鋪席。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賣技做生意，靠給人占卜算命掙錢生活。此類相命術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術數的格式和要求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較准，因而名氣也很大，以至求其測算者接踵而至。然而設肆賣卜畢竟是為了營利，有些話如果按命理術數的本意說出來，那是勢必遭耳光並把客人嚇跑的。因此算命術一旦被作為營利的手段，就必然會出現曲迎附會從而偏離了命理本意的傾向，甚至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江湖”派的方士則就完全不同了。他們的特點是到處遊盪，正如《七修類稿》所說：“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而奔走閫台郡縣以糊口。”他們為人相命僅僅是為了賺錢，命學理論和算命方法不過是在形式上為他們所用而已，較好的“江湖術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術中的“訣”，如袁樹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說：“星命之學……積學之士不得其訣，遂厭其文：游食者流不講其文，專秘其訣。”但更多的“江湖術士”則完全是在相命術的幌子下巧言騙財，正如早在西漢時期賈誼所說：“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悅）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史記·日者列傳》）因此他們為人算命雖然也口中念念有詞，但那隻不過是用算命術專有名詞來嚇唬人罷了，其方法的實質已經與算命術大相徑庭了。如“江湖術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種解釋，一是母親健在父親已死，二是父親健在母親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親先死或母親先死，四是父母都已過世而父親或母親先死了。像這樣模稜兩可，故弄玄虛，可讓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詞，正是“江湖術士”巧口曲迎的絕技。

方士的身份類型雖然不同，但是他們為推斷吉凶預卜未來這一點卻是一致的，因此命理學家經過長期的經驗總結之後，凡從事方術，要求從學問、道德、方法等各個方面有整體素質，袁樹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謂“星家十要”，對我們了解術士們的心理面貌很有參考價值。現將“星家十要”依次簡介如下：

要想成為方士的人，首先必須得學術精湛，“學術不精則信者寡，信者寡則非分之營求愈熾，而安命者愈希。”怎樣才能學問精湛呢？關鍵是要多讀書，深究其理，“不僅宜多讀星命書，凡經、史、子、集有關於星命學者，亦宜選讀。”只有廣涉博覽，才能既增學問，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則吉凶瞭然，批談不俗；用之律己，則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樹珊特別重視學問，他說：“有心斯道者首當知此。”

方士不能刻板教條地死守命理，而應靈活辯證地看問題。祿命之說不一定都驗，一般能應驗十之七八，而不驗的原因，或是因為山川風土小異，或是由於門第世德懸殊，還有一行之善惡，一時之殃祥等，都可能改變造化和影響命運，因此星命術士若想事功圓滿，萬無一差，就必須注意這些“常變”因素，“參以人情物理，詢其山川風土，門第世德，以及生時之風雨晦明，而尤須鑒別其心術之善惡，處世之殃祥，然後定其富貴貧賤，壽夭窮通，乃可合法。”

方士應該善於用語言表達，或者具備雄辯之才，但不可信口開河，誇誇其談，應該忠實。雅馴、從容，切忌阿諛、卑陋、躁急，要抓住重點而又不漏細微，既表達明白而又不失繁瑣。

即心術要正，品行要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人的敦品關鍵是看他的視聽言動，衣服陳設則是次要的，如能做到這些，必然信用遠孚，聲名振大。

方士要以廉潔自勵，以貪污為戒。所謂廉潔，並不是不要錢財，盡到了自己的所長，忠言相告，勸善避凶，自己就應該獲得報酬，這叫做“順取”，凡是應該得到的順取，無論數額大小，都是廉潔的；反之，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或者是偽言欺人，如此得到報酬就屬於“逆取”，凡是逆取，無論多少，都屬於貪污。所以命士應該“見利思義”、“臨財毋苟得”。

方士要因事利導，不計個人恩怨，以國家民眾利益為重。為政客推命，要勸勉他們忠君愛民，顯祖流芳；為司法官測算，當勉以虛心聽訟，切勿意氣用事；為武職人員論命，應勸其身先士卒，捍衛國家；為有孩子的父親推算，可勸其教養兼施。此外，還要勸富貴者學寬，勸聰明者學厚，勸農者力田，勸工者精藝，勸商者誠信。這些都是星家應盡的天職，不可不知。

要鼓勵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為萬事之根本，人無生活則不能仰事父母，撫養妻子，甚至連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窮困潦倒失業之人，一定要鼓勵他們棄大就小，自營生活，讓他們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說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以及孟子說的“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的道理，勸人得意時不可揮霍，要多置恆產，勸紈絝子弟保守舊業，以免破敗。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議論。

方士要懂得言論關係的重要，為貧困難堪之人看命，雖然其一生真無好運，也不可直言說明，這樣說斷絕了他的希望。應該婉言勸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職業，節省消費，他日又得某運以補助之，不難發達。”這樣做並不是虛偽阿諛，只有這樣才能保全其性命。對這種人也不可索要錢財謝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錢，出點智識濟貧也是應該的。

方士為人推斷家庭、婚嫁之事，應勸人“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務使琴瑟調和，成人之美。對於納妾生子、孀婦改嫁，也要根據其生活情況和子息情況具體論斷。總之維持風化，也是星家應盡的天職。

以上十點，都是對方士素質提出的具體要求，可以說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個合格的方士的各個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會為之感動。然而這畢竟只是對術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夠做到這些的恐怕並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銘這一點，故當充分肯定。至於其中的某些觀點，如要求政客“忠君”，勸導有子的寡婦“茹苦含辛，撫孤守節”之類，其封建意識之濃似已不必置詞。

算命術士雖然有“星家十要”的標準約束，但因他們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從而呈現出千差萬別的生活遭遇。有些“隱士”型的方士大師，在他們生活的道路上並不缺乏飛黃騰達的人生際遇，然而他們卻對權力和金錢看得很淡，始終過著一種超然物外的逍遙生活。如前面介紹過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這樣一位耿介灑脫的命學先生。他“酒嗜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即與推算，醉筆如飛，略不構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為異人”。又據《金華府志》記載，元末明初也有這樣一位方士，名叫劉日新，朱元璋未當皇帝時曾經召他來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當“極富極貴”，身邊幾位將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後來登基當了皇帝，特召劉日新來，問他是否想當官，他說不想，又問他要多少錢財，他也說不要。朱元璋見他富、貴全不要，便問他要什麼，劉日新說，我只想得到一個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為憑據，題詩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橫行天下走。”署了名，識上御寶，劉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滿意足了。

有“退隱”的方士，也有“進取”的星家。據《邵氏聞見錄》記載，北宋時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隱居終南山豹林谷，他去見術士大師陳摶時說：“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似乎並不在意入仕陞官。然而由於他星命之學頗有名氣，真宗召見他，他還是去了，而且當上了諫議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職。像這種扭扭捏捏的“隱逸”術士，多少還掩蓋一下內心深處追求入仕“進取”心理，而那些遊說於皇帝和士大夫之間的“食客”、“謀士”類型的命學術士們，則就明顯“凡心未凈”，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裡哼著“式微式微，胡不歸”的小調，擺出一副棄官歸隱，不屑仕途的架勢，眼睛卻始終盯著烏紗帽，終日盤算著如何走“終南捷徑”一樣。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進取，方士則以“術”謀發達，可謂目標一致，殊途同歸。“文”顯了，自然有人賞識提擢，“術”精了，也同樣有人抬舉推崇。相比之下，方士還有其便利之處，因為以術士身份周遊於權貴之間，顯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況命學之士還可以仰仗主顧的發跡而發跡，即他們一旦瞄準一些有暴發可能的“潛龍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虛地斷言他們“貴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約下“他日富貴，切勿相忘”的許諾，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龍附鳳”、“沾光沾福”。

翻開史書，通過相命途徑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實不可勝數。上面所說的術士韋叟，宋武帝劉裕經他相命后即許下“若中，當為司馬”的諾言，劉裕當上皇帝后，韋叟果真找上門來說：“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足矣。”所謂“君無戲言”，宋武帝哪裡好賴賬，只好如約封了他的官。北齊時的魏寧，也是“以善推祿命征為館客”的。此類例證，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躋進仕途的機會就沒有那麼多了，但是他們一生中卻追求著一個“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說》記載：“予嘗汴之術士，善挾奇而以動人者，大抵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民。”又如當時有位術士名叫費孝先，《毗陵集》說他“名聞天下，王公大人不遠千里，皆以金錢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開封府相國寺，起課算命最是集中之處，有位方士公開張榜，“一封萬錢”（《耆舊續聞》卷七）。還有一四川方士也在這裡課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議命。”（《貴耳集》卷中）歷朝歷代，靠起課算命發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飾衣著方面也都別具一番講究，好像一眼就能認出來他們是干“術數”這一行的。史稱他們大都“皆具衣冠”，服飾素雅，陳設精緻，接人待物，文質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說中往往都有術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寫術士吳神仙時說：“那吳神仙頭戴青佈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黃絲雙穗絛，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雖然“星家十要”強調“當以視聽言動為本，衣服陳設為末”，但是畢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別是算命起課，術士的氣質、形象可能會對主顧直接產生心理影響，所以一般的星命術士對自己的“行頭”也就不得不講究一番了。

還有一些方士或是因為際遇不佳，或是由於術數不精，終生窮困潦倒，甚至因言語不慎而未得善終。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來了兩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說一位先生可官到極品，另一位先生命當觸刑棄市。後者一聽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給殺了，而他自己確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們常說命士精於他人而暗於自己。北宋還有一位最終貧困的命士。據《東齋記事》卷三記載，這位命士在開封府相國寺前設“卜肆”起課，有一天，四位青年舉子先後求他算命，他算后驚叫：“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這四人後來真的都成了宰相，可當時他們卻認為這位命士，是阿諛奉承，“相顧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從此“聲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問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這位命士，甚至想為他立傳的時候，為時已晚，命士早已“窮餓以死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窮困餓死，但是術士自身的命運，亦足以令人嘆息了。

黃帝開創了醫學時代。他重視發明創造，聚集了許多名醫，如僦貸季善方脈，岐伯嘗草藥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馬師皇長於獸醫，此外還有雷公、桐君、鬼臾區都懂得醫道。我國現存最早的、系統的醫學理論專著《黃帝內經》就是託名於黃帝，以黃帝與岐伯、雷公討論的方式撰寫。

進入階級社會後，巫的職守仍然主要從事醫術，巫道遍及於民間。《左傳·成公十年》記載有個叫桑田的巫預言晉景公很快會病死，醫緩前往會診，也認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與醫緩的診斷是一致的。

我國在周代已經開始擺脫巫醫時代。醫術漸漸從巫術中分離出來。《周禮》把巫祝列於《春官·大宗伯》，把醫師列於《天官·冢宰》，這條記載，表明了醫、巫分流，醫術進入了日益科學的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巫、醫出現對立。扁鵲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醫的不治。巫、醫分開后，從事醫術的稱為方士。當然，方士還包括其他職業。史書中多有“方士”一詞。如《素問·至真要大論》：“余賜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記·秦始皇本紀》：“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葯。”大多數方士是精通醫道之人。漢代，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仍然稱著名醫家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漢興有倉公。”

方術文獻中最多的是醫籍，上古的醫術是從巫術中分化出來的，從事醫術的多是方士，所以，把醫術列入方術是不足為怪的。

《黃帝內經》是我國中醫的奠基性的專著，至今還是權威性的典籍，《漢書·藝文志》把它載錄到《方技略》。

《漢書·藝文志》中的方技類有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說：“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湯火所施，調百葯齊和之所宜。”

經方有《湯液經法》、《神農黃帝食禁》等，班固說：“經方者，本草古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術家與醫家沒有絕然分開，扁鵲、華佗、葛宏、孫思邈等人既是著名醫家，也是方士。孫思邈撰寫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和《枕中書》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醫學書籍是民間方士撰寫。《宋史·方技傳》記載劉翰詣闕進獻《經用方書》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為翰林醫官。入宋后，又參與修訂醫籍。寵安時精研《靈樞》、《太素》、《甲己》諸秘書，作《本草補遺》。

方術文獻以五行學說為理論，醫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嚴密的科學性。《宋史·方技傳》記載名醫錢乙“始以《顱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這種“以土治水”的解釋，對於現代人看來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還有不少醫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藝術傳》記載江蘇人王維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寧通書》、《卜筮正宗》。

方術文獻中以醫學書籍的實用價值最大。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20多種醫書。如元人鄒鉉的《壽親養老新書》就是一部有利於民眾健康的書籍，它載錄了食治之方、醫藥之法、攝養之道，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點校註釋本。書目有補養葯法、種植、保養、服藥、貯葯、集方、食治方等。書中講究食療，介紹了蘿蔔，百合等物品的藥效，簡單易行。這些方法，實際上是勞動人民養生經驗的總結，有待於我們認真總結和推廣。

從兩漢以來，人們對方士就有一種歧視心理，因為在世人眼裡，比起陞官發財之類的“正當職業”,他們就免不了有“不務正業”之嫌。漢初宋忠、賈誼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場上說方士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賤簡也。”（《史記·日者列傳》）但同時人們對方士又有一種好奇的崇敬心理，總是用一種神秘的眼光來看待他們，好像貧富貴賤、禍福吉凶就操縱在他們手裡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