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草書

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於希孔、顏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怠倦焉。於是後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為秘玩。余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嗤沮，故為說草書本末，以慰羅、趙，息梁、姜焉。

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正氣可以消邪，人無其釁，妖不自作，誠可謂通道抱真，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羅、趙，欣欣有自臧之意者，無乃近於矜忮，賤彼貴我哉！

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復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贊曰：「臨事從宜」。而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為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其蠻扶拄挃，詰屈犮乙，不可失也。齔齒以上，苟任涉學，皆廢蒼頡、史籀，競以杜、崔為楷；私書相興：「庶獨就書，雲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

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興手，可強為哉？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顰，眾愚效之，只增其丑；趙女善舞，行步媚蠱，學者弗獲，失節匍匐。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游手於斯。後世慕焉，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眾座，不惶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角思)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為字，無益於工拙，亦如效顰者之增丑，學步者之失節也。

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正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善既不達於政，而拙無損於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

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仰而貫針，不暇見天；俯而捫虱，不暇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銳精於針虱，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銳精，豈若用之於彼七；稽歷協律，推步期程；探賾釣深，幽贊神明。覽天地之心，推聖人之情；折疑論之中，理俗儒之諍；依正道於邪說，儕「雅」樂於鄭聲；興至德之和睦，宏大倫之玄清。窮可以守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以茲命世，永鑒後生，不以淵乎？

與我同郡（今甘肅天水縣）有兩個讀書人梁孔達（名宣）、姜孟穎（名詡），都是當代的碩彥賢晢，然而他們仰慕張芝的草書卻超過了對孔子、顏淵的仰慕。梁孔達寫信給姜孟穎時，都還口裡誦念著張芝的文章，手裡效法著張芝的書法，毫無倦怠。於是許多有志向學的晚輩競相仰慕這兩位賢者，其書寫創作后，每人拿走一卷，當做是珍貴不輕易示人的珍藏。我害怕他們背離正統，趨於流俗，這不是弘揚大道、振興風俗的作法；又想到當日羅暉、趙襲曾經受到張芝的譏笑、貶低（張芝〈與太僕朱賜書〉曾自謂：『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因此特地為大家說明草書的來源始末，以此來安忍羅暉、趙襲，停息梁孔達、姜孟穎所帶起來的不良風氣。

我私下曾觀覽過張有道（芝）寫給朱使君（賜）的信，信上說「正氣可以化除邪惡，人若自身沒有疏失（釁，音信，即『釁』，指瑕隙）則妖妄邪惡的事情是不會自己發作的。」這真可以說是篤信正道，抱持真性，知曉天命，樂天行理的人了。至於他褒揚杜度（本名操，字伯度，光武至和帝時人，魏時因避曹操名諱而改）、崔瑗（明帝至靈帝時人，字子王，亦章草名家，為今草啟蒙者之一），貶低羅暉、趙襲，欣然自得，自以為善，這豈不近乎於誇耀自己，看輕他人，貴重自己了嗎？

草書的興起，難道是接近傳統的嗎？對上來說，它既非天象所垂示的自然現象；對下來說，它也不同於水裡湧現的河圖洛書；對中來說，更不是聖人所創造的。大致說來，是因秦代末年，刑罰嚴峻，法網嚴密，官方文書繁瑣冗長，戰端齊發，軍事文書來往迅速，緊急公文又急又多，到處飛送，所以才產生潦草的隸書「隸草」，純是為了應付急速的需求，簡便容易的傳達指令，並不是聖人的功業。它只是貴於能夠刪省煩難，減少繁複更加簡潔，一心只求能容易書寫，容易認知，並非正規的書寫方式。所以古書對此稱讚道：「遇到事情的時候，可以便宜行事。」然而現在學草書的人，沒考慮它走向「簡易」的用意，徑自認為杜度、崔瑗的書法，等於上古龍馬所負的圖、洛水之龜所顯示的象（指河圖&S231;洛書），且以為其草書中牽連縈繞、轉折勺趯的筆法，是不可拋棄的。七、八歲以上的人，如果任由他們涉獵學習，都拋棄了倉頡、史籀所造的正規文字，而爭相以杜度、崔瑗的草書為楷模。張芝在他私人書信互相往來時，還寫道：「幾乎是個人一想到就寫，時間正好很緊迫倉促，所以來不及用草書寫。」寫草書本來是為求簡易而迅速，現在反而變得既困難又緩慢，真是大大地失去它的意義了。

每個人的氣血、筋骨都不相同。心思有粗、精密之別，運筆技巧也有巧妙、鈍拙之異。因此書跡的美與丑，端賴作者心思與運筆技巧的不同，怎能勉強得來？就像人的容顏有美醜之分，怎能因為學習而使其相像呢？以前西施心痛時，捧著胸口皺著眉頭，許人愚人效法她，只有增加他們的醜陋罷了；趙國的美女善於舞蹈，走起路來真是漂亮迷人，而學習她們的人不得要領，反而失去原來走路的步法，變得只會在地上爬行。你看那杜度、崔瑗、張芝，他們都有超越凡俗，無人可繼的才華，以博學之餘的一點點休閑時間，放手在草書中遊樂創作，後世的人仰慕他們，卻專心致志地學習草書，鑽研艱難，仰望高度，忘了疲勞。天都晚了還警掦自己不肯休息，太陽偏西了都還沒空吃午飯。平均每人十天就寫壞一支筆，一個月就用掉數丸的墨；衣服的領袖子都像墨布一樣；嘴唇和齒也常常是黑的；即使和大家群坐在一堂，也沒時間談天、博戲，只顧著伸出手指在地上畫來畫去，以草書在牆上刮來颳去，以至於手臂都破皮了、刮傷了，指甲都斷了，甚至指甲都外露、出血了，也還不肯休息、停止。然而他們所寫出來的字（指草書），對寫字的工巧也沒什麼幫助，就像那些效法西施皺眉的人更加醜陋，學習趙女美姿的人失其故步那般啊！

而且草書對人來說，大致只是瑣細才藝罷了：地方不以之考較才能；朝廷不以之科試取吏；博士（教授官）不以之講考核學生；察舉孝廉的四科（儒學、文吏、孝悌、能從政者）不要求它寫得完善；中央徵聘賢者，不問他此中的道理；考核績效升遷時，也不察核他字體的才藝。就算寫得好，也不能通曉政情；寫得不好，也無損於治事。由此說來，草書難道不是瑣細的才藝嗎？

專註於的一定會外部有所缺漏；用心在小地方的一定會疏忽了大地方。抬頭穿針，便無暇看天空；低頭抓虱，便無暇看地面。天地那麼廣大，卻寫草費盡心思、用盡精神，不如將心力放在七種經書上：用來稽考曆法、協調律呂、一步步走向預期目標；探討釣勒其中幽微深奧的道理，暗中助行聖光明的旨意。觀覽天地的本心，推究聖人的情懷；分析疑義使歸於平正恰當，清理俗儒的爭議；在邪說之中能依止於正道之上，在鄭聲（淫聲）之中能向雅樂看齊；興起和睦的至大德行，宏揚玄妙清和的偉大倫常。如此則失意時可以明哲保身，留名後世，得意時可以尊崇明君、賓士天下，以此著名於當世，永為後代借鑒，影響不是很深遠嗎？

在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統一下，漢代人的學習主要限於儒家經術。“黜罷百家，獨尊儒術”，經術作為官方一種公開的思想，是朝廷用以取仕的重要依據，在社會中佔據著十分煊赫的位置，士人趨之若鶩，為學篤甚。當然，在經術之外，還是允許別有所習的。只不過是有所節制的，是不能背離儒學之大要的。其他的術道只能是作為輔政的一種手段，其功能也無法遊離出“政”這一核心。諸如天文、曆數、陰陽占候、醫術卜噬等。

後漢的這種“重儒術、輕藝道”的思想是十分普遍而公開的。

《後漢書·竇融傳》載：竇融上疏曰：“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其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

王充稱巧習、技能諸事為“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

仲長統在《昌言》中輕蔑地說：“故知天道而無人事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恥之民也。”

針對草書風氣熾盛這一現象，趙壹的看法是承緒傳統的儒家觀點的，士大夫的使命在於精通聖人經典，“窮則守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這才是士大夫的大業。對草書的痴迷無疑是與儒家重經、興世弘道思想相叛離的，只是一種世俗之人所追求的雕蟲小技而已。

這應該是趙壹所處時代的大的社會、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世人所習的草書，也只是“技藝之末”，是無益於“治”的俗學小道。是與現實的、重大的政治功用相背離的，是不值得人們朝夕操持、用精緻力的。“齊國治天下”，經術之於政治、功業是士人應該去且值得花畢生之精力去學習的。於此，趙壹認為“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捫虱，不暇見天。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銳精於蟣虱，乃不暇焉。”

針對這種因小失大、務內闕外、不務正業的肖小之道，充其量只能是政事之餘的業餘消遣，而不應該成為士大夫之族成就功業的障礙，不應該在他們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公開地佔據地位。明經善政、匡國賓士是士大夫的第一要務，而是否符合經術，是否有益於政道成為判定一切事物的尊卑、大小、高下的唯一標準。

在現實的社會面前，對那些通過辭賦書畫這條終南捷徑入仕的，根本不具備明經善政之才，相反只會搬弄是非、殘害忠良，卻位居廟堂之上的屑小之徒，趙壹是嗤之以鼻、深惡痛絕之的；同樣，對那些企圖通過此捷徑而在勞神費思、竭智盡慮的人們也給予了當頭棒喝，曉之以大義，明之以要理，在國家衰微、漢室傾頹的危急存亡之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是一個文化人必須肩負的，“家事”、“國事”，孰輕孰重，不辯自明。

從文字的普及和文化的傳播上看，書體的使用一直是依附於文字的功用的而貫穿於文字的發展和演化的。文字的廣泛使用促成了書體的分化與演進，可以說正是基於“文字之為用”的這種文字本身與生俱來的民俗基因，推動了書法藝術的形成。

書體演化的最為劇烈和徹底的時期正是趙壹所處的這一特殊時期，書法正以一種藝術的形式從早期的交織發展，逐漸從日常的書寫應用當中剝離開來，並一直與文字的書寫相互補充、相互約束而交相發展。這使得書法的藝術性表現因其獨特的藝術表現力，在純藝術的理論思想指導下得以提升，而文字的書寫應用也因其功用的不同融入了不同的、或多或少的藝術因素，並從中獲得穩定的藝術審美元素，從而達到雅俗共賞，但又不失去其實用性的社會功用。二者完全是一種共生的聯合體，一方面，文字的藝術性是與生俱來的，在長期的演化與應用中，由於文字的民俗因素和中華民族延綿不絕的、強大的民族生命力，以及華夏民族天生的一雙審美的眼睛，賦予了文字超強的藝術生命力和豐富的藝術表現力。這種藝術性在文字的發展、演變過程中，通過不斷的承續與積澱，升華、發散而形成異彩紛呈的藝術表現形式。對於浩瀚如煙的古人書寫遺跡，我們很難通過它所蘊涵的藝術表現來界定它到底是屬於藝術創作，還是實用書寫。

另一方面，從書寫到書法藝術的表現，都具有一種與其他文化藝術特殊的、堅韌的親和力。從藝術創作的觀念上來看，創作與實用性的書寫相互揉雜、生髮，反映出書法藝術的獨特的、廣泛的、複雜的文化因素。這也是為什麼中外學者一直認同“書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的核心”的根源之所在。

從趙壹的《非草書》中考察，從草書的技巧的複雜化到對名人草書的仰慕與摹習，雖然有漢賦的誇張成份在，但從“匆匆不暇草書”與“今反遲而難”“其扶拄挃，詰屈乙”正是書法從實用性走向藝術化的一個顯著時期。這種漢文字本身所具有的較強的普及性和親和力的民俗性基因，是漢文字所獨有的並賴以持續發展，呈現出豐富多彩的藝術特質的生命本原。

其中書寫材料改變是催生作為藝術形式的草書又一重要因素。

從秦八書到漢六書，從甲骨文到金文、籀文，再到小篆、隸書，書體的演變無不與書寫（或類書寫）的材料和文字的功用密切相關。書寫工具與書寫材料，加上文字的民俗基因，決定了文字的表現具有豐富的可塑性與延展性。在以實用性為基調的文字演化過程中，從書寫到識記整體上始終是貫穿著由繁到簡、由難到易的發展規律的。其中，書寫材料的更替與廣泛的介入直接影響著、推進著書體的嬗變。

從戰國末期到西漢末期簡牘縑帛作為主要的書寫材料催生出字體扁寬、書寫便捷的隸書書體的產生。形扁，在單行書寫的簡牘上，因簡與簡之間形成自然的間隔，故既醒目又容量大，滿足了較大量的文字書寫要求，又能達到閱讀者清楚易識的目的。

碑刻作為書寫媒介的引入，使得以單行主要表現形式的簡牘式的書寫一下變得開闊起來，(這裡我們還可以從西漢到東漢早期簡牘式的碑刻向東漢)行與行的聯繫給書法藝術的表現提供了新的形式。儘管我們看到的所有碑刻的銘石書體還只是局限在隸書上，但隸書（銘石書體）的字距大、行距小的行與行的痛癢相關(包括行間字與字的收放、穿插、揖讓等技巧的運用)便足以說明了大的書寫空間給書寫整體所帶來的刺激與思考。這也是草書得以滋生和發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如果說碑刻作為一種整體空間形式，激發了書寫者對書寫章法的探索。那麼題壁書法的盛行與紙張的產生，則是草書得以發展並與實用性的書寫逐步分離的催化劑。題壁書法的目的十分明確——展示藝術個性與藝術魅力，(關於題壁書法，可以參閱侯開嘉先生的《書法史新論》一書)從師宜官、陳遵等人的題壁行為和影響來看，題壁書似乎已深入人心，有著極大的群眾基礎。況且這種大塊面的題壁書寫，其最適宜表現的書體就草書。

草書從產生與發展，其最初只是作為快捷書寫的，運用於下層官吏的一種便捷的書寫形體，到逐步的演化成為藝術技巧豐富細膩，表現形式複雜多變，最能體現書家書寫情趣和書寫情感的一種書體，這可能是趙壹怎麼也沒有想到的。

藝術之與政治，書法作為藝術的特殊形式的一種，由於其天生的與實用書寫共生式的交互影響，又因為其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因政治的功用性的干預使得書法藝術在其發展過程中無論是字體和書體，甚至書法的審美取向等影響應該是十分巨大的。在我們藝術發展相對自由的今天，書法藝術應該說與實用性的書寫也早已呈相離之勢，書法藝術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可喜局面，書法藝術的學科化、科學化也勢必會促進書法藝術健康、穩定的向前發展。當然這正是我們大家所共同企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