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沆

王伯沆先生由清末入民國，曾作過嶺南學者陳寅恪先生昆仲的家學業師，與當時的著名學者和社會名流均有往來。 1871年生於南京。幼聰穎，曾學於端木采、高子安。后入鐘山書院，師從文廷式、陳三立、俞明震等人，以才氣見長，博學洽聞。

肄業后，先任南京江南陸師學堂教習，后在上海書局編書。

1908年，受李瑞清之邀，和柳詒徵等人為兩江師範學堂文科教習。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兩江師範陷於停頓，遂在南京江南圖書館任事，后往蘇州以不惑之年學於黃葆年。

1915年，兩江師範學堂改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受江謙之邀教授國文，併兼首任國文系主任。南京高師1921年改為東南大學，1928年改為中央大學（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仍任教授。

1937年，抗戰爆發，因患中風，不能隨中大遷川，留寧。

1944年9月25日，因病與世長辭。

紀念館里有一枝紫毫毛筆，便是清末小說家、實業家劉鶚(1857—1909)先生所贈。更為難得的是，這隻紫毫筆的筆桿上還有劉鶚先生的親筆題辭，上曰：“象管愧無閑寫句，玉尖可捧笑求詩”。“象管”泛指毛筆，“玉尖”指的是美女之手。在劉鶚的小說《老殘遊記》第九回中，有姑痛斥宋儒的一段描寫，文中有“那女子伸出一隻白如玉、軟如綿的手來，隔著炕桌子，握著子平的手”這樣一段話。舊時文人多有這種用法。這兩句題辭表達了劉鶚與王伯沆先生共同的生活意趣以及劉鶚先生對王伯沆先生的美好祝願。

劉鶚何時向王伯沆先生贈送這隻紫毫筆，已無從考證，但從劉鶚的題辭內容以及兩人的年齡差別來看，應該是在王伯沆先生40歲之前。錢坤新先生撰有《冬飲先生行述》，(文載民國出版之《南京文獻》第21號)其中談到王伯沆先生治學的經歷時有言：“先生之學凡三變，弱冠肆力古文辭，壯歲兼治經世之學。四十以後出入於佛老，及見黃先生，益信古聖賢之道。”王伯沆先生“壯歲兼治經世之學”，應該說與劉鶚會有許多共同的語言。錢文中提到的“黃先生”為太谷學派三傳學者黃葆年。劉鶚亦為太谷學派的第三代傳人，黃、劉二人均為太谷學派主要二傳人物李光的得意弟子。後來王伯沆先生屢屢拜帖於黃葆年門下，應該會受到劉鶚的某些思想影響。

提起王伯沆與劉鶚之間的交往，還必須說一下王伯沆重金收甲骨的一段往事。劉鶚1909年蒙難辭世后，其家人生活發生困難。日本古董商人知其典藏甲骨，多次與劉家人接觸，表示願出重金購買。王伯沆先生得知這一消息后，急忙趕往劉家在南京的寓所進行勸說、洽談，並隨之召集自己的故舊門生商議此事，最後由王伯沆、柳徵、商承祚、束世、酈承銓、段熙仲等以優厚價格分別購入。有了王伯沆先生的壯舉，這部分珍貴的甲骨才沒有流向海外。如今，王伯沆先生所認購收藏的甲骨，一部分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歸入南京博物館，另一部分則隨愛婿周法高先生赴台灣后歸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劉鶚先生逝世時，王伯沆先生40歲，正專力研讀宋明諸儒的經典著作，並用宋明理學的要義，來了解佛門中的各個宗派。當時楊仁山居士在南京倡導佛學，影響很大。每次楊居士在金陵刻經處講學，王伯沆先生總是準時前往，並端坐在下面認真聽講，還不時與楊仁山居士交流學佛心得，究極佛學奧妙，兩人十分相得。楊仁山居士去世后，歐陽竟無先生接手金陵刻經處的工作，王伯沆先生卻漸漸疏遠了和歐陽先生的聯繫。箇中原因在於，王伯沆先生認為：楊仁山先生倡揚佛教諸宗，與儒家兼包百家相合；而歐陽竟無獨宗唯識，並詆貶天台諸學，這樣容易狹隘自己的研學之路。

王伯沆先生長期使用的幾方硯台，如今靜靜地躺在展櫃里。一方大硯台旁邊的兩方白礬石小硯台引起了許多參觀者的注意，因為當年王伯沆先生使用這兩方小硯台時所遺留下的紅、藍兩色顏料還一直保留在硯面上。據王綿女士介紹，為了紀念先德，她不僅多年珍藏著乃父使用過的這幾方硯台，同時也不忍心洗去硯上之墨跡。為了收藏好王伯沆先生使用過的硯台，王綿女士還向我談起了王駕吾(1900—1982)拜硯的一段往事。王駕吾先生名煥鑣，1921年在南京高等師範求學，很受王伯沆先生賞識。解放前後王駕吾先生先後在多所大學任教，曾任杭州大學中文系主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長等職。王伯沆先生終生嗜愛研讀《紅樓夢》，曾於1914—1938年這二十多年的時間裡，反覆閱讀自己收藏的王雪香評本百二十回《紅樓夢》，並先後用朱、藍、紫、黑、黃、綠六色筆進行評點。當時王伯沆先生使用的就是這方大硯台和幾方小硯台，並且每方小硯台固定使用一種顏料。這些硯台原先一直珍藏在王綿女士的身邊。1973年，王綿女士赴香港與周法高先生團聚，許多物件一時無法攜出，便將其中乃父生前使用過的一方澄泥硯、一方端硯以及一副拐杖交給王伯沆先生的首席弟子、杭州大學教授王駕吾先生留存。這兩方硯台之上王伯沆先生使用時的黃、綠兩色墨跡同樣保存在硯面之上。據王綿女士回憶，當時王駕吾先生在接受先師使用過的硯台和拐杖時，特地焚香跪拜，情景感人至深。

王伯沆先生用這幾方硯台上的不同墨色來評點《紅樓夢》，一共為我們留下了一萬二千餘條評語。第一次批註完成於1914年6月，最後一次批註時間是1938年11月，前後歷時25年。六次批註用不同的彩墨書寫，其中精闢見解屢屢可見。從時間上看，王伯沆先生研讀《紅樓夢》在胡適和俞平伯之前，從成果上來看，王伯沆先生也絕不遜色於早期的任何一位紅學家。南京師範大學前校長談風梁先生在《古典小說論叢》中有言：“《紅樓夢》從傳抄問世起，就有人對他進行評點。高鶚續補的百二十回本刊行后，評點的風氣更加盛行，其中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要算道光年間護花主人王雪香的《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辛亥革命以後，對《紅樓夢》繼續進行評點，用功最深、成就最大的要算王伯沆先生了。”

王伯沆之女王綿清楚記得，1937年12月中旬，日軍空襲護城河外一家兵工廠，飛機就從她家房頂掠過。中華門城樓上，日軍架起90多門高射炮，日夜不停轟炸城內。

當時年方10歲的王綿，如今已是古稀老人。她說，院子原先有五進，在家就可以看見中華門城樓。爆炸聲越來越近，人們蜂擁至防空洞。因中風未能隨學校撤往重慶的王伯沆，躺在床上不願離開。幾個學生欲用擔架把他抬進地下室，遭堅拒。王伯沆說：“動物植物都有一死，人對死亡也不要害怕，不要看得太重。”王伯沆說，沒想到“七·七”盧溝橋事變以後，日本人這麼快就打到南京。作為一個中國人，除了痛心疾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苟且偷生。

王綿的母親見拗不過丈夫，便也不進防空洞，並招呼女兒：“回家去！”防空警報尖叫起來，鄰家都已走空，只有母親搬來凳子，守在父親身邊。

13日南京淪陷以前，憲兵隊斷水電，強令中華門附近居民遷往難民區避禍。然而，日軍入城后，一路燒殺搶掠，難民區也非絕對安全。

“日本兵要殺你的時候，你把頭扭過去，不要看也不要哭，你一喊，我的心就亂了，請成全我，”王伯沆如此告誡女兒。王綿說，父親心腸軟，尤其捨不得骨肉之情，才會對10歲的女兒這樣說。父親準備從容赴死，決不在日本人面前畏縮。

日本兵果然闖進難民營中的家，一把抓起病榻上的王伯沆。伯沆怒目而視，日本兵眼露凶光。“亡國之人，居然如此傲氣，日本人當然火了，”王綿說，“那個日本兵立時拔出刀來。”說時遲，那時快，母親忽然張開雙臂，擋在丈夫前面沖日本兵喊：“你是武士，他是病人，要殺先殺我吧！”王綿說，當時日本軍人中，不少人懂得中文，那個士兵顯然聽懂了母親的話。雙方僵持數秒，日本人緩緩收刀，極其勉強，二目凶光不改。

“那個眼神真是凶啊！”幾十年過去了，王綿說，那眼神至今忘不掉。

王綿一直稱父親為“寒儒”，意指他專心學問，生活清貧。王伯沆任教東南大學，靠薪水過活。“父親一生口不言錢，”王綿說。王伯沆常常接濟朋友或借錢給人，以至於學生都替他操心，擔心剩餘的錢不夠他自己生活。戰亂時期，生計更加困難。日軍和汪精衛偽政府有心利用王伯沆名望，授予挂名領薪的虛職，卻一次次碰壁。對於那些上門遊說的偽政府官員，王伯沆一概怒罵出去。妻子怕他得罪人，乾脆不讓他見說客，自己擋架。一日，一名汪偽政府立法委員前來，說想給王伯沆在政府里掛個名，卻不讓他自己知道。母親從容一笑，問來人：“要用一個人的名，用他的印章，卻不讓他知道，這樣做合不合法我不知道，你是立法委員，自然清楚……”那人頓時面紅耳赤，連聲告退：“真不愧是王伯沆的夫人。”王綿印象中的難民營擁擠髒亂，冬天睡覺時須穿著棉衣，一有動靜大家就趕緊起身。營外池塘里漂浮著屍體。

王家日益貧困，竟至斷糧。但若有些好吃的，一定先端給病榻上的王伯沆。女兒每日用功讀書，討父親開心，更不會要這要那，免得父親難過。

母親瞞著父親靠典當度日，但從來沒有賣過王伯沆的至愛——書籍。但是，當一家三口在難民營居住數月後返回家中時，看到的是殘書滿地，連裝書的木箱也被劈來生火，只留下一堆灰燼殘留地上。“日本兵中也有識字畫的，”王綿說，日軍搶掠時去掉肩章，所以分不清是軍官還是士兵，“他們用刺刀挑開裝裱，拿走我家幾幅名畫。”

一天，一個書生模樣的人登門拜訪，欲高價收購王伯沆私藏古籍。王老先生想到災難當頭，誰會有錢買書，便警惕起來。經多方打聽，原來是漢奸替日本人購買。王伯沆十分氣憤，堅持寧肯餓死，也不能讓古籍流落到日本人手裡。

1938年，日軍令南京人重新辦理市民證。王伯沆不願見到街上的日本兵，拒絕到照相館拍攝證件用照，最後照相師只得上門拍攝。

至今，“王伯沆周法高紀念館”里唯一一張王伯沆的照片就拍攝於當時。照片上的他，手扶竹杖，臨松樹而坐，目光炯炯，絲毫看不出已經中風。若遇家人去世，南京人一般抬棺材至城外掩埋。日軍佔領期間，嚴把城門，過往行人須脫帽行禮。即便是死人，也可能遭到開棺檢查、拋屍街心的羞辱。1944年王伯沆病重難返，彌留之際他囑咐妻子，自己生不願見日寇，死了也不願在城門口碰到他們，死後棺材一定埋在後院。

王伯沆深受鄰里尊重，但在日軍統治之下，鄰人縱滿心悲憤也無處表達。噩耗傳到千里之外的重慶，朋友弟子無不賦詩撰文歌頌其民族氣節。1946年，東南大學遷回南京，為王伯沆舉行了追悼會。

客廳，木門敞開，光線照亮左上方一幅4米長、2米寬的捲軸畫。畫上是王伯沆之婿、語言文學家周法高等人讀書的姿態。

現年78歲的王綿坐在母親陪嫁的藤椅上。街巷嘈雜聲似乎隔斷在一道月亮門外。石碑“耆儒王冬飲先生之墓”就矗立在客廳中。二十世紀60年代，這塊石碑曾被抄走，拿去鋪馬路。後來，王伯沆的4名學生設法找到石碑，背扛肩挑，抬回原址。

父親的墓和墓碑，原先就在後院偏東，王綿每天都可以看見。至於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那天的情景，王綿低下頭，忽又仰頭望天：“當然是‘家祭無忘告乃翁’了！”再也不願多說什麼，眼角隱約有淚。

王伯沆遺物大多為手抄古籍。他一生述而不著，學術成就以注評為多。他曾精讀《紅樓夢》20遍，從讀第16遍起，先後用朱、綠、黃、墨、紫五色筆圈點批註。前後持續研究了24年，共做批語12387條。1985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伯沆紅樓夢批語彙錄》上下兩冊。王綿每年兩次從台灣來此，整理父親著作。她的願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把父親的130多種書籍全部重印出來。王綿指著一頁字跡略有不同的手抄頁說，那是父親中風之後所作，懸腕抄寫十多個小時。石碑已回，問及王伯沆遺骨是否安好？王綿頓時垂淚。墓地曾被強遷至花神廟，後人去收拾時，“棺材已經不見，只撿回幾根白骨，用小罈子裝著。”

王伯沆先生使用這幾方硯台不僅評點了《紅樓夢》，還批校了大量的書籍，抄寫了許多珍貴的典籍。經王綿女士彙編的《冬飲叢書》中，就收錄了王伯沆手抄、點校、點評的古代書籍235部。王伯沆先生還非常善於抄書，他的抄書準則有三：一是孤本抄，例如《倪文貞詩集》。二是難得一見的佳書抄，例如《詠懷堂詩》。三是難讀之書抄，例如《樊文匯錄》。正因為如此，王伯沆先生的大量藏書中，許多均為先生的手抄本，而不管是刻本還是抄本，先生所有的藏書幾乎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評點批校。伯沆先生曾任江蘇國學圖書館參議，主管古籍善本的真偽鑒別及甲、乙等級的評定工作，在古籍圖書的整理、鑒別方面有著深厚的功底。王伯沆先生還精於書法篆刻，長於吟詩填詞，勤於書信往來，所有這一切，都離不了這幾方硯台。可以說，這幾方硯台伴隨著王伯沆先生的日常生活，見證著王伯沆先生治學的一生。日本京都大學著名學者神田喜一郎先生有言：“敬讀冬飲先生遺稿，先生博識宏聞，於書無所不窺。藏書題記、讀書記二種，裨益學術尤巨，與義門紹弓可相伯仲，而其博過之，真令人景仰不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