辻政信

1924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十六期畢業。

1931年陸軍大學畢業。

1932年在步兵第7聯隊任中隊長，聯隊長為林大八大佐。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后，步兵第7聯隊被派往中國上海參與作戰，辻政信在戰鬥中被中國軍隊擊傷。

1932年9月辻政信奉調到參謀本部總務部第一課（動員編製課），課長是東條英機大佐。次年又晉陞大尉，被調到作戰部第三課（要塞課）。

1933年8月參謀本部進行“蘇聯對新疆的滲透情況之調查”項目，辻政信在甘肅的蘭州、肅州等地活動了一個多月。

1935年因士官學校陰謀事件發配到駐水戶的步兵第2聯隊。

1937年任北支那方面軍參謀，主張擴大“盧溝橋事變”。

1939年任關東軍少佐作戰參謀，曾以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的名義起草下達一份《滿蘇國境處理綱要》，公開鼓勵前線部隊向蘇軍挑釁，結果引發“諾門坎事件”，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因日軍遭遇重大失敗而被撤職，而辻政信則以台灣軍研究部部員的身份被調往台灣，但是他始終認為再打下去的話，一定能勝利。中國過去書藉常稱諾門坎事件結束了日本北進南進之爭，但事實上日本的北進論抬頭反而是二戰爆發后受德國鼓舞而出現的。具體標誌是田中新一、土居明夫1940年完成的拿下東南亞後向北用兵的綱要。

太平洋戰爭時期

1943年3月在菲律賓下達了對菲律賓最高法官桑托斯一家老小的滅門令，並假借大本營命令將美菲軍投降者一律射殺；攻佔新加坡以後，下令嚴厲鎮壓當地華僑的反抗運動，製造“新加坡大屠殺”，屠殺在新華僑十餘萬人。

1943年作為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指揮官之一參加日本瓜達爾卡納爾島作戰。

1944年出任第33軍作戰參謀，參加緬甸戰役。

戰後行蹤及結局

日本投降時，正在曼谷的辻政信自知難逃法網，化名“青木憲信”冒死前往了國民黨當局設在當地的軍統機關。

結果軍統局第二天就派出包括兩名少將軍銜特派員在內的15人護送隊伍，一路護送辻政信由河內轉重慶，最後抵達南京。

辻政信抵達南京后被安排在在中華民國國防部二廳辦公，成為日本戰犯進入國民政府任職第一人，不久又歸撥國防部嚴格保密的第三研究組，先後編撰過《西伯利亞作戰綱要》《對三次大戰的預想》《共軍與國軍軍事形勢評判》、《冬季作戰的參考》《東北國軍與共軍作戰設想》。

1946年解放戰爭爆發，辻政信和另一位日本陸軍中將又被派去編製東北軍用地圖。

1948年被國民黨當局悄悄放回日本。

1950年1月佔領軍總部宣布對日本戰犯搜索結束的第二天，辻政信就在日本公開露面了。

回國后的辻政信又撰寫了一本描寫自己潛逃生涯的書叫做《潛行三千里》（“里”是日本舊計量單位，大約相當於4公里），成為1950年日本的最暢銷書。

1952年11月當選為眾議院議員。

1959年6月又當選為參議院議員。

1934年8月1日辻政信大尉被調去陸軍士官學校當學員中隊長（相當於連長）。實際上是東條英機作為統制派派辻政信去陸士壓制皇道派。辻政信在陸士啟用間諜學生監視皇道派學生的言論和活動。並派間諜學生打入皇道派學生內部結社研究右翼代表人物北一輝的“國家改造論”。

11月28日煽動皇道派學生在臨時議會開幕之前謀殺首相岡田啟介海軍大將，前首相齋藤實海軍大將，前首相西園寺公望，樹立以荒木貞夫陸軍大將，真崎甚三郎陸軍大將，林銑十郎陸軍大將為中心的軍政府的“政變計劃”。

1月20日深夜三點與憲兵司令部冢本誠大尉，參謀本部情報部片倉衷少佐向陸軍次官橋本虎之助中將要求鎮壓這次“政變”。后雖開除所有涉案學生（包括間諜學生）但查明“政變”為辻政信一手策劃。辻政信雖將皇道派勢力清除出陸士，但自己也得到停職一個月的處分。

1935年4月被趕出陸軍中央，發配到駐水戶的步兵第2聯隊。是為辻政信第一個事業低谷。

1939年5月11日幾十名外蒙騎兵渡過了哈拉哈河，和當地的偽滿軍隊發生了武裝衝突。小松原道太郎中將帶領第23師團作戰。

1939年5月27日日軍向蘇蒙軍發起攻擊，第23師團騎兵聯隊和重裝甲車部隊雖包抄奇襲蒙軍指揮部得手，但很快被蘇軍坦克包圍，日軍的重裝甲車根本不是蘇軍坦克的對手，蘇蒙軍1個噴火坦克連和裝甲車營輕而易舉地全殲了日軍這股快速部隊。正面進攻的日軍被蘇軍密集的炮火打得丟盔卸甲、損傷過半，撤回了海拉爾。

1939年6月20日第23師團全體出動，小松原帶著2萬多人浩浩蕩蕩地向諾門坎進發了，同時出動的還有作為戰略預備隊的第7師團主力。從7月1日起，第1坦克師團的多次衝鋒都無功而返，蘇軍頑強地把守著河東岸陣地。只有1939年7月3日晚，第4坦克聯隊利用大雨掩護和蘇軍的麻痹，奔襲蘇軍第36摩步師重炮陣地僥倖得手。

蘇軍總參謀部決定總攻時間為8月20日（星期天），因為按照慣例，日軍前沿部隊的軍官有半數要輪流到海拉爾去休假。進攻的命令20日凌晨2點45分傳達到一線連隊，對面日軍陣地一片沉寂，蘇軍反攻做到了最大的突然性。8月24日凌晨，反攻部隊紛紛從坍塌的工事中爬了出來，等日軍完全脫離了陣地之後，蘇軍的炮火鋪天蓋地般打了過去，無處躲藏的日軍傷亡慘重。關東軍的瘋狂反擊失敗后，防線全線崩潰，蘇軍追擊到將軍廟一線停了下來。

在陸士栽贓陷害事發后，辻政信被發配到第二聯隊。此後一年都在聯隊長橫山勇大佐的安排下負責給青年軍官進行戰術教育。後來去九州的久留米找了第二十四旅團長東條英機，但就東條也幫不上忙，因為東條當時也都要發配到滿洲去當憲兵司令了。不到一年，1936年2月26日，陸軍皇道派下級軍官帶領1400多名士兵發動政變，包圍了首相官邸，國會議事堂，陸軍省，參謀本部和警視廳。殺死了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大將。是為二二六事件。在裕仁天皇的堅持下，政變被迅速鎮壓了下去，同時統制派開始了對皇道派的大掃蕩，叫做“肅軍”運動。當時任關東軍憲兵司令的東條英機，一得知“二二六”事件的消息，立即出動憲兵抓了一千多人，把在滿洲的皇道派人物幾乎一掃而空。1936年4月辻政信被關東軍第三課主任參謀花谷正少佐調往關東軍兵站課補缺。辻政信花了一個月才看完“滿洲事變”的有關資料，深深被石原莞爾的“下克上”精神所征服，發出了這種感嘆：“先覺的導師（指石原莞爾）對物體的觀察方法，對中國，滿洲，東亞的思維方式，使我從權益思想到道義思想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見識的的不同，就有這麼可怕的力量”。從此以石原莞爾為偶像，以“大亞細亞主義”為終身信仰。而這個信仰也成為了他日後策劃馬來戰爭和戰後失蹤的重要原因之一。1937年6月3日，在辻政信的主張下關東軍為在1928年6月4日凌晨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當時的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密謀炸死的張作霖下葬，花費十萬大洋。後來做過“滿洲國”經濟大臣的韓雲階就半分吹捧，半分佩服地對辻政信說：“辻參謀真行，用十萬大洋就做到了關東軍花了上億大洋的宣傳費都沒有做到的事，一掃了9.18以後的沉悶空氣”。1937年9月在辻政信的多方奔走下，佔地20萬平方米的“滿洲建國大學”在“新京”（今長春）南郊的歡喜嶺成立。同時辻政信在滿洲的"剿匪"工作也十分出色，成功地招降了有5千多人的呂紹抗日武裝。

1937年7月7日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件爆發。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分裂為以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為首的不擴大派和作戰課長武藤章大佐為首的擴大派。關東軍和朝鮮軍主張擴大事態，並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天津軍遊說。此時的辻政信背棄了他的偶像石原莞爾（也可以看作是對石原“下克上”的模仿）極力主張關東軍從山海關機場出動轟炸機對盧溝橋附近進行轟炸。當時天津軍的作戰主任參謀池田純久中佐是反對擴大派，說：“好，你關東軍敢出動轟炸機，我就敢出動戰鬥機把它打下來！”由於和天津軍的矛盾，不到一個月辻政信就被北支那方面軍高級參謀下山琢磨大佐派往山西的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師團負責聯絡，到了山西以後突然接到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園田直三郎中將的聯絡，讓辻政信留在山西。在下山和園田的爭執下，辻政信最終被板垣征四郎送回關東軍任夢寐以求的作戰課參謀。

此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是原來辻政信呆過的金澤第九師團師團長，參謀長東條英機中將，也是辻政信呆過的參謀本部編製動員課課長，東條英機卸任以後接任的磯谷廉介中將，更是當過辻政信的步兵第七聯隊的聯隊長。參謀副長矢野音三郎少將是辻政信從陸軍中央幼年學校畢業時的第七聯隊長。所有的上級全是老上司。作戰課內部也一樣。高級參謀寺田雅雄大佐和辻政信一樣是從參謀本部編製課出來的，而且也是第九師團出身，只不過聯隊不一樣；作戰主任參謀是剛從參謀本部編製課來的服部卓四郎中佐；還有個島貫武治少佐是從參謀本部作戰課轉過來的，但他和辻政信是陸士，陸大的同期。辻政信如魚得水，左右逢源。

1968年07月20日去世，終年65歲。

與人合著了一本名叫《只要讀了就能贏》的關於南方作戰的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