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弗朗索瓦·富凱

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過程中，在攻讀和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餘，又將這些經典譯為西文出版，使之在歐洲國家得以廣為傳播。1593年，利瑪竇率先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翻譯成拉丁文，寄回義大利出版發行。1626年，比利時會士金尼閣（Nicolans Frigault）將《詩》、《書》、《易》、《禮》、《春秋》五經譯成拉丁文在杭州出版。1772年，法國會士傅聖澤（Joannes F.Fovicquet）回國時帶去中國古籍共3980種（本），全部捐獻給法國皇家圖書館，為法國以至歐洲國家法學者閱讀和翻譯中國古典經籍提供極大方便。

傅聖澤1698年隨同白晉（Joachim Bouvet）乘“海神號”船啟程，於1699年7月抵達中國廈門，初在福建和江西兩省傳教，1711年，他被康熙皇帝召至北京，協助白晉進行《易經》的研究翻譯工作，並參與了康熙年間《皇輿全覽圖》及各省分圖的測量過程。傅聖澤對中華文化異常傾心，他甚至想證明中國古籍中的“道”和“太極”就是基督信仰中所崇拜的真神，而《易經》即真神傳給中國人的玄秘經典。

傅聖澤未到北京之前，就已加入形象學派。正是通過這種學術接觸，他於1719年，寫了《論由堯至秦所謂統治中國的三代》（Memoire sur le systeme des 3. dynasties que I’on pretend avoir gouverne la Chine depuis Yao jusqu’aux Tcin）一書。在這部著作中，他堅持主張，中國文明起源於洪水或創世之前，約當公元前4000年左右。但他卻認為，三代均為虛構。他否認夏商周三代的存在。他的論證思路是，首先證明伏羲是一位真人，然後證明三個朝代既不能置於伏羲之前，也不能置於伏羲之後，只能是不存在。傅聖澤先在中國人普遍認為可信的《漢書·藝文志》中找到聲稱伏羲發明了“卦”，創建了漢字系統並撰寫了論及禹、夏、商、周之典籍的記載，這說明夏商周當在伏羲之前，而既然伏羲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在他之前的三朝顯然就不是中國人的帝國。他接著分別引用《列子·楊朱篇》、《荀子·榮辱篇》以及《中庸》里論及周初三王的字句，證明作者與作者所敘述的內容不可能並列於一個朝代，這表明如果確有周朝，它就不可能如中國人聲稱的在秦代之前，而只能是在伏羲之前，或者根本就沒有這個朝代。否認周朝的存在，夏和商就更不存在了。傅聖澤最後指出《中庸》不應是孔子所作。

那麼傅聖澤為中國歷史確定的起點在哪裡呢？在1729年所刊《中國歷史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Historiae Sinicae）的序言中，傅聖澤提出中國歷史的“真紀元”應始於公元前424年周威烈王統治時期。他的年表是對年希 《綱鑒甲子圖》的編譯，《綱鑒甲子圖》依據朱熹的《通鑒綱目》編定，而《通鑒綱目》則繼承司馬光《資治通鑒》中的年代體系。傅聖澤持公元前424年說的依據就是，司馬光主張從這一年開始華夏民族的歷史才有了可靠記載。另外他還提到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起源各有說法，所以他們的記載並非信史。就《年表》本身的價值而論，傅聖澤所提供的關於甲子紀年系統的材料並未超出柏應理的水平，唯一新鮮的是他盡量給出了皇帝的年號和名字。

傅聖澤在中國22 年（1699 —1721），可謂博覽群籍，儒、道、諸子，古代經典，近人註疏，都有涉獵，傅聖澤對歐洲漢學發展真正重大的貢獻是帶去數量巨大的中文書籍，而這些書籍與他後半生的命運相伴隨。

傅聖澤通過《易經》等典籍來了解中國古史。傅聖澤所徵引的書不限於《易經》，還包括道家的典籍《道德經》、《莊子》、《列子》。並一反過去耶穌會士排斥道家和道教的態度，他指出，道家思想並不違反“仁”、“義”，而《道德經》甚至比《易經》更能解釋中國之傳統。他認為道或太極就是神：“是否可以說在中國古經中唯一真實的道即代表著基督信仰的神？——答案是肯定的。道是神，是救世主。”“道是唯一，是宇宙之創造及保存者。在本質上與宇宙真主合而為一。”在談及《易》時，他說“‘易’字是耶穌基督的一個神秘的符號”。傅聖澤奇異而近乎怪誕的理論在教會內部遭到相當嚴厲的批判，甚至他本人也由此退出了耶穌會。傅聖澤的思想極富於洞察力，他和白晉的分歧，乃至與利瑪竇的分歧，也許在於他走得實在太遠了。他的徹底的思想在精神上更接近科學。因此，他晚年沉浸於學術，全心全意地投身於曆法的研究工作中去了。

傅聖澤為專心進行研究，曾幾度申請返國，但均未獲允。1720 年11 月，他遵耶穌會總會長之命離開北京準備返回法國，這是對他屢次不服從傳教區長上的一項懲罰，但也是他自己曾經要求的結果。由於時間緊迫，傅聖澤來不及將其豐富的私人藏書全數裝箱交運，但其帶上船的書籍仍有十一大箱，總數將近四千冊之多，他同時也協助法屬東印度公司在南京購買了七箱的書，以充實皇家圖書館中文方面的收藏。但由於船期耽誤，趕不上季節風，他被迫在廣州羈留了將近一年，其交運的書亦無法開箱使用。直到年底才乘法國東印度公司的船起程，次年秋天抵達法國。

由於耽擱廣州期間已接受傳信部主教的指示去羅馬陳述禮儀問題，故又在1723 年6 月4 日到達羅馬。他因反對同僚們對禮儀問題的立場，失去耶穌會總會長的歡心而無法在耶穌會士住院容身，但又得到教皇象徵性的獎勵，1725 年3 月被封為傳信部主教，一直賦閑於傳信部，直至1741 年3 月14 日逝世。他帶往歐洲的書籍正是在廣州時購置，隨他飄洋過海到法國海岸，其中大部分又一路輾轉陪他到羅馬落戶。確切而言，隨傅聖澤一起來到歐洲的有兩批書———他為自己購買的書籍和幫助法國皇家圖書館購買的書籍。

早期的歐洲傳教士一旦在《聖經》史與中國史之間找到任何一點具體的相似性，就力求將一種歷史納入另一種歷史之中，傅聖澤即為如此。他也熱衷於從早期中國經典著作中尋找基督教傳教的依據，後來，在他看來，中國的“四書五經”就成了一種比喻，彷彿每一座山都是耶穌受難處，早期的中國皇帝都是教皇；他在分析中國文字的過程中，甚至尋找到了與耶穌受難的十字架和一些其他工具。

儘管傅聖澤否認中國歷史起源於公元前2925年的伏羲時代、公元前2607年的黃帝時代、或公元前2357年的 時代等“比較溫和的觀點”，但事實上他對歐洲思想的發展左勢沒什麼影響力。這主要是由於，當他1722年返回巴黎時，法國啟蒙哲學家成為歐洲知識分子的旗手，而耶穌會士和教會的地位已經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