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應理

二十餘載在華傳教

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1623年5月31日出生於比利時的馬利納（Malines，今安特衛普）。

他自小在當地的耶穌會學校求學，並於17歲那年成為耶穌會的見習修士。1642－1644年在比利時魯汶大學學習過哲學和神學，1654年受剛從中國回來的傳教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的影響，要求去中國。1656年隨傳教士卜彌格(Michel Borm，1612-1659)來華。1656年3月30日在里斯本登船，途中歷盡艱辛困苦，歷時三年，1659年平安抵澳門，同行八人，五人逝於途中，時年，柏應理三十五歲。

柏應理到達中國后，並不急於傳教，而是首先了解熟悉中國文化，學習中國語言。他按照來華傳教士習慣，取了一個華名一一柏應理，字信未。他尊重中國文化及風俗習慣，以利瑪竇為榜樣，著中國服裝，與文人學士交友，努力學習中國語言文學，悉心研究中國的歷史、哲學、宗教及傳統的儒家思想，以便將天主教教理溶於其中。他刻苦努力，很快就掌握了中文，幾年後便能夠藉助中國傳統文化用中文著書宣傳天主教。一六七五年在北京印行的《四末真論》即為其一。

自1659年開始的20餘年間，柏應理始終在中國為傳教事業奔波忙碌。他先後在江西、福建、湖廣、浙江、江南等省傳教，尤以在江南省時間最長，主持過松江、上海、嘉定、蘇州、鎮江、淮安、崇明等地教務。在此期間，他一方面廣播福音，招收信徒，修繕教堂，教務賴以發達；另一方面，著書立說，潛心學問，貫通中西之學。他力求與中國士大夫結交朋友，通過他們擴大天主教影響，這個源於利瑪竇的傳教方法，後來成為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的公用策略。柏應理為人誠懇，博學多識，時人多願與之往來。

明清之際，中國的文化中心在南方，江南一帶各方人士薈萃，柏應理自一六六0年從澳門到浙江，至一六八一年返歐的二十餘年間，轉赴江南各省之間，蹤跡很廣，交往亦眾，三教九流，貴賤不拘。柏應理向他們介紹西方哲學思想，宣傳天主教以擴大影響，為傳教創造有利條件。如果說利瑪竇多與官宦結交，是為了取悅中國政府，為獲准在華傳教鋪平道路，那麼後繼者柏應理，沒有開拓道路的艱辛，只重於結識書香門第，學子文人，直接利用他們為傳教服務。吳漁山和許太夫人是與柏氏交友的華人中最著名的二位。

吳漁山((1632-1718)，名歷，號墨井道人，江蘇常熟人。他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畫家和文人。漁山幼年受洗，但后尚佛。柏應理、魯日滿曾先後到常熟傳教，他們有意結交當地名流，以擴大影響。吳漁山亦很敬慕這二位學識淵博的歐洲人，不久，吳與柏、魯即彼此相視莫逆。吳亦棄佛入教。吳漁山入教后，與柏應理的關係更加密切，他從柏應理學習拉丁文、神學和哲學等，後來又隨柏應理至澳門。

所有的中國朋友，都不同程度地在物質上或在輿論宣傳上幫助柏應理，而在這些人的之中，予柏應理助力最大者，首推松江許太夫人。許太夫人(1607-1680 )，明徐光啟孫女，自幼受洗，聖名甘第大(Candida)，受家學影響，知書達禮，十六歲時嫁松江許遠度為妻。夫人專心修德，篤信天主，子女均自幼受洗入教。柏應理來華后，在松江一帶傳教，太夫人即尊柏應理為其神學師。太夫人時常以錢財贊助柏氏及其他傳教士，柏氏曾著《許太夫人傳略》以頌夫人的美德。

與柏應理友善的還有陸希言、沈福宗等人，這些人均先後加入耶穌會，或為神父或為修士，這僅是據己有文獻而言，事實上，柏應理交友的文人學士遠不止這些。在華期間為傳教需要，柏應理還用中文撰寫了不少宗教方面的著作。

在柏應理以及耶穌會士的努力下，傳教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1681年，中國信徒人數約為20萬到30萬。三個教團共建各式教堂184座。

1681年受耶穌會中國傳教會的委派，柏應理回羅馬向教皇彙報中國傳教工作的狀況和一些請求。1682年，柏應理回到歐洲，赴羅馬朝見教皇英諾森十一世，獻上四百餘卷由傳教士編纂時中國文獻，這批書遂入藏梵蒂岡圖書館，成為該館早期漢籍藏本。

1684年9月柏應理赴凡爾賽宮晉見法王路易十四，向他陳述派遣傳教士去中國的必要性，說明此舉不僅有利於傳教，而且對從中國獲得科學知識也大有益處。

此間法國主管科學院的新任首相盧布瓦侯爵(MarquisdeLouvois 1641-1691年)馬上羅列了一張包括35個有關中國問題的清單給柏應理，向他請教答案。其中涵蓋的範圍甚廣,“包括中國的歷史、科學、植物、飲料、鳥類、家禽、武器、軍隊、節日、織物、瓷器、運輸、建築、礦產、婦女、奴隸、法律、刑罰制度、宗教、長城、要塞、國稅、氣候、地理”和澳門的情況。內容涉及中國歷史地理、法律宗教、軍隊武器、工藝科學、植物動物等，柏應理一一做了答覆，從而進一步堅定了法國政府向中國派遣傳教士的決心。結果法國於1685年派出白晉、張誠、李明、洪若翰、劉應等一批傳教士來華，後來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西傳起了重要作用。

此次柏氏回歐，有一隨行沈福宗，沈為一年輕的中國教徒，他的衣著打扮、言談舉止無不讓西人稱奇。在路易十四面前他向眾人展示聖人孔子的像，用毛筆表演了書法，當時的報道“稱讚中國有八萬宇，需費時三十年方能熟習，可見中國人記憶力強和想象力之富，並稱中國有很多學校和救濟院，不見有乞丐。也提到雙親故世后，即埋在平地上，禮節隆重，並須叩頭。”沈福宗的出現掀起了所到國對中國知識探求的熱潮，雖然有些認識仍不免幼稚甚至錯誤，但畢竟由陌生向熟悉邁出了一大步，讓所到之處的西人對東方有了一點真正的感性認識。

柏應理從1682年至1692年，在歐洲期間，柏應理先後發表多種拉丁文著作，向歐洲介紹中國，增進了西方對中國的了解。

柏應理不僅著書立說，傳播和介紹中國文化，而且教授漢語，並將有關資料、知識介紹和傳授給一些對研究中國問題感興趣的專家學者，為他們的研究提供幫助，如柏氏教授德國醫生曼策爾中文和中國歷史，在柏氏的悉心指導下，曼策爾編撰了:Syllogeminutiarum Lexici Latino-Sinico Characteristici(《拉漢小辭典》)及:Kurtze Chinesiche Chronologia Oder Zeit Register alter Chinesicher Rayrer (《中國年表》)，以上二書出版后，大受學者歡迎，極大地促進了當時歐洲興起的中國研究。曼策爾還編有:Clavis Sinica(《漢語初步》)及Lexicon Sinicum(《中國辭彙》)，惜未能出版。

另外，柏應理於一六八六年將卜彌格的:Clavis Medica(《醫論》)在歐洲刊布，卜彌格原是醫生出身，來華前曾任波蘭國王御醫，他對中醫非常感興趣，於是將王叔和的“脈訣”及一些中醫的診疾方法和二百八十九種藥方譯成拉丁文。中醫是千百年來中國醫學文化精髓，《醫論》是第一部系統地向歐洲介紹中醫的書，可見柏氏對中國醫學西傳也曾做出過一定貢獻。

1692年柏應理啟程重返中國，途經印度卧亞(果阿)附近，遇風浪，船體顛簸，重物擊中柏應理頭部，不幸身亡。

柏應理是一位對東西方文化交流做出傑出貢獻的歷史人物。他不僅親自往來於中國和歐洲，溝通東西方文化。重要的是他通過自己的著作，將西方宗教和哲學輸入中國，又將中國文化介紹給歐洲諸國。

柏氏著作主要分中文及拉丁文二類，其中文著作刊行於中國，拉丁文著作多版於歐洲。現對其學術活動與著述作一簡要介紹。

作為傳教士，柏應理通過其中文著作向中國人介紹宗教知識，其中以《天主聖教百問答》和《四末真論》影響最大。

《四末真論》是柏應理中文水平最高的一部著作，一六七五年在北京首版發行，至一九二五年上海土山灣慈母堂印書館再版重印，共發行四版。這部書通過對生死、審判、天堂和地獄四方面的論述，宣揚天主教，勸人皈依，故曰《四末真論》。書前有序和引，正文分“死候說”、“審判說”、“天堂說”、“地獄說”及“終末之記”五個章節，前四章每章附聖言十則。全書共三十八頁，八千餘字。

在《天主聖教百問答》中，柏氏採用自問自答的方式，簡明扼要地闡述了有關天主教教義、信仰、儀式等一百個問題。書前有序言，他在序言中寫道:“……引此問答百端，義蘊宏深，泰西諸儒格物究理，反覆申論時，見於累牘連篇，豈一二語可以闡厥奧旨。然習俗深者，嗜欲匪淺，雖千百言難以啟信；而習俗淺者，嗜理必深，雖一二語足以釋其疑……”書中包括了基本教理、教徒應常置於心上的要理六端以及天主經、聖母經、信經、申爾福經等。簡明扼要，實用性強。這本書對子宣傳天主教起了重要作用，作為必讀入門書一問世即受到歡迎，一再付梓印行，自一六七五年至一九三四年共發行七版，在中國天主教書籍中，發行量及印刷次數很少有超過該書的。

柏應理從1682年至1692年，在歐洲期間，為傳播中國文化做了許多重要工作，著述甚多，影響頗大，現擇其要者而述之：

《聖教信證》

1686年，柏應理在巴黎出版了:Catalogue Patrum Societatis Jesu(《聖教信證》)，這是一部譯著結合的著作。《聖教信證》原系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的中文傳記及譯著書目，韓霖、張賡暨合著，刊刻於一六四七年。柏氏根據原書體例，作了增補，譯成拉丁文出版。拉丁本所收起自一五八一年、止於一六八一年，凡百年，較中文原著延長了三十五年。

這是一部科學性很強的傳記集，對後人研究天主教傳教史大有裨益。該書介紹了自方濟各、沙勿略開始至1681年來華的耶穌會士的姓名、國籍、來華年月、傳教地點、卒年、墓地和中文著述等，頗為翔實。“這樣的著述常被認為是教團內部的著述。然而柏應理的目錄一書並非只是在回顧來華耶穌會過去的一個世紀，而是要提醒讀者注意目前與將來的需要。以此種方式，他再次強調了南懷仁神甫敦促耶穌會士來華的那封信。”它曾附載於南懷仁神甫《清帝國的歐洲天文學》一書之後，併產生了更為廣泛的影響。同時，該書對於修訂教史具有重要意義。無怪乎方豪評價該書是柏應理的“最大貢獻之一”。

柏應理的另一部著作《宣教師廣東流謫后的布教情形》(Relatio de Statu et qualitate missionis Sinica Post reditum Patrum Cantonensi exilio Subannum，1671)亦是研究天主教傳華史的重要文獻，尤其是研究中國南方宗教史的珍貴資料，這部著作無單行本，刊登在Acta Sanctorum第十三編中。

《中華帝國年表(公元前2952年――公元1683年)》

Tabula Chrbnologica TVIonarochia Sinica 2952B.C――1683A.D.(《中華帝國年表(公元前2952年――公元1683年)》)，於1686年及1687年刻有單行本，1687年附於《中國賢哲孔子》一書後發表。

該書分為三表，第一表自紀元前2952年迄紀元初，第二表自紀元元年迄1683年，第三表是三皇世系表，載2457年間皇帝以下88帝世系。柏應理在編纂時著重注意了兩個問題。

一是他認識到在歐洲人印象中，中國的歷史悠長而複雜，因此他們對中國史的起源遠比對其後的細節更為有興趣。於是在讀了《史記》等典籍后，柏氏把中國史的開端定為2952B.C.，即伏羲統治時期。他認為此前的神話故事是不足為信的，比如盤古開天闢地、三皇及其兄弟長達4900年的統治等。

二是他注意到由於中西曆法不同導致中西年代之間的差異。當時的歐洲人對這個遙遠國度的歷史是一知半解，將信將疑的。柏氏卻把中國歷史上的大洪水與《聖經》中的大洪水橫向聯繫起來，認為那是一次世界性的大洪水，從而把中西二歷連接起來了。儘管這樣的結論還存在著漏洞，但畢竟是提高了西人腦中中國史的可信度，為西人理解中國史做出了根本性的貢獻。如孟德衛(D.E.Mungello)所說，它是“17世紀歐洲出版的關於中國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的重要性即在於“到1687年為止，歐洲人通過衛匡國與柏應理的著作對整個中國歷史有了一個總體認識”。

1693年該年表在維也納另冊出版，1696年德譯本於柏林問世，這本年表是當時歐洲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必備工具書。柏應理在出版了《中華帝國年表》之後，還很注意有關中國歷史古老性的記述，他在1681年發現並加以收藏的安文思的手稿《中國新述》有關於中國歷史紀年的內容。

《中國賢哲孔子》譯介及其影響

1687年柏應理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中國賢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書，中文標題為《西文四書直解》(實際只有三書，尚缺《孟子》)。它是十七世紀歐洲介紹孔子及其著述的最完備的書籍。此書並非一人一時之作，而是幾名歐洲耶穌會士多年工作的結晶，其中出力最大的尚有殷鐸澤、郭納爵、魯日滿和恩理格。

殷鐸澤和郭納爵曾於1662年(康熙元年)在江西建昌出版有《中國之智慧》，包括孔子傳記及拉丁文的《大學》前五章和《論語》的前五章，共計102頁。1667年(康熙六年)殷鐸澤又在廣州刻印《中庸》，但未完成。過了兩年又續刻於果阿，書名為《中國政治道德學》，內有殷鐸澤寫的一篇短序，《中庸》的拉丁文譯文和孔子傳記。

此書的編者雖為殷鐸澤，但參予者還有柏應理、郭納爵等11名耶穌會士。殷鐸澤後來於1672年(康熙十一年)回到歐洲，在巴黎又以法文出版了《中國政治道德學》。此書僅是《中庸》的譯文，至於《大學》和《論語》的譯文尚未介紹到歐洲。柏應理編輯出版的《中國賢哲孔子》，完成了這一任務。

《中國賢哲孔子》為精裝對開本，共412頁，書的扉頁上列出了四位編著者姓名：殷恩理格、魯日滿、柏應理。

《中國哲學家孔子》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柏應理給法王路易十四的《獻辭》，表達了他對法王支持在華傳教事業的敬意。第二部分是106頁的“導言”。開宗明義便說明耶穌會士所以編著此書，並不是為了滿足歐洲人對中國的興趣，而是希望此書能為到中國去傳教的教士們提供一種可用的工具。“導言”對中國的道教、佛教做了介紹與批判，討論了佛、道和儒學的區別，指明哪些是中國的經典著作，這些著作有哪些重要的註疏書籍。

《導言》認為《四書》、《五經》是中國最古老的經典著作，其中“經”的地位要高於“書”的地位。《五經》之首是《書經》，《易經》是《五經》中最古老的“經”，但在重要意義方面，《易經》居第三，《詩經》居第二，《春秋》居第四，《禮》居第五。《導言》第44頁是64卦的卦圖，按照乾、坤、屯、蒙、訟、師……次序排列，顯然這是《周易》卦圖。在每個經卦之上標出拉丁文字，標明每個經卦的象徵意義，即8卦中每卦所代表的自然現象。

柏應理所介紹的易圖，內容系統，方面甚廣，它不僅包含伏羲八卦次序圖和伏羲八卦方點陣圖兩張圖，還有周文王六十四卦圖。引人關注的是柏應理在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點陣圖和周文王六十四卦圖中均標有阿拉伯數字1、2、3、4、5、6、7、8直至64。此外“導言”還介紹了宋代朱熹的理學和易學以及朱注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等書目以及“太極”、“理”等新儒學的範疇。柏應理效法他的前輩利瑪竇，一方面利用儒家學說來反對佛、道，另一方面又將儒家區別為先儒和后儒，即先秦儒學和宋明理學，他肯定前者，批判後者。

《中國賢哲孔子》的第三部分是8頁的孔子傳記，材料取自中國文獻，開卷便是孔子的全身像，這是歐洲出版物中最早的孔子畫像。孔子身穿儒服，頭戴儒冠，手持象笏的板子，站在一座廟宇式的書館之前。書館上端寫有“國學”二字，附拉丁注音和解釋，書館柱子上寫有“天下先師”字樣。孔子身後的兩旁是裝滿經書的大書架，書架上的書籍均標出書名，自上而下，一邊是《書經》、《春秋》、《大學》、《中庸》、《論語》；另一邊是《禮》、《易經》、《繫辭》、《詩經》、《孟子》，都附以拉丁文注音。

《中國賢哲孔子》的第四部分是《大學》、《中庸》、《論語》的譯文和註解，共288頁，總題目為《中國之智慧》(Scien-tiae Sinicae)。譯文的最大特點，並不止於借“譯”宣教，而是力圖證明中國先儒的經典著作中，早就有和天主教義一致的地方了。

例如：《大學》第一段的第一句原文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中國賢哲孔子》譯為:“偉人們做學問的目的，在於精鍊或改進我從上天汲取而來的理性(rationalemnaturam)，這就如同一面最明亮的鏡子，惟有掃除了蒙於其上的邪欲瑕疵，才必然會恢復它那無比的清澈。(偉人們做學問的目的)還在於使人民得到更新或再生(renovandoSeureparando)，當然，要依靠他們本身的榜樣和規勸。(偉人們做學問的目的)還在於立場堅定，保持最大的德行，我認為譯者以此希望所有偉大的行為都和真理相為一致”。

顯然，這不是簡單的翻譯，而是滲雜了譯者的說教。上天的“理性”是什麼？就是天主教。此詞的拉丁文是naturarationalis，是17世紀天主教神學經常使用的一個詞，也是赴華耶穌會士經常藉以發揮的一個詞，如《性理參證》、《超性學要》、《性理真詮》。耶穌會士對一些辭彙的譯法，亦極力染上宗教色彩。如《中庸》有“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這裡的“聖人”本指“品學高超”的大智之士，但卻被他們譯成僅具有天主教意義的“聖人”Sanctus，意義被局限在很小的範疇中。

《中國賢哲孔子》的最後，是柏應理編寫的《中華帝國年表》(Tabula Chrbnologica TVIonarochia Sinica 2952B.C――1683A.D.(《中華帝國年表(公元前2952年――公元1683年)》)及他所繪畫的中國15省省圖,115座大城市的位置、耶穌會士在華建立的近200處教堂的標誌。。

《中國賢哲孔子》是第一部比較完整的向西方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書籍，柏氏的這本書予歐洲人以較大影響，對中國文化的西傳具有啟蒙意義和先驅作用。以後，來華傳教士開始注重研究中國的文化典籍，“四書”、“五經”也多次被譯為西文出版，如比籍傳教士衛力濟(Francois Noel)將“四書”及“孝經”譯成拉丁文，一七一一年在巴加拉(Prague)出版，奧籍白乃心(Joannes Grueber)、法籍博聖譯(J，Franciscus Foucquet)等都曾深入研究中國文化典籍，並分別在歐洲出版有關譯著。

《中國賢哲孔子》的出版具有重大意義，它第一次把中國、孔子、政治道德三個不同的名詞聯在一起，孔子在歐洲因此被稱為道德與政治哲學上最偉大的學者與預言家。自由派人士歡呼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類最偉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國的蘇格拉底。此書最初的目的是給那些到東方傳教的人作參考用的。但發行后在社會各界引起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

1688年1月在巴黎出版的《學者雜誌》上有人發表書評，認為孔子是道德原則的老師，而這些原則也有點像基督徒的道德原則。書評在談到孔子的“仁”時說：“就目前的論題而言，我看不出中國人的博愛和基督徒的博愛有何區別……不論如何，他們與基督徒的理性並無二樣。”

1688年6月發表的另一篇《中國賢哲孔子》一書的讀後感寫道：“中國人在德行、智慧、謹慎、信義、誠篤、忠實、虔敬、慈愛、親善、正直、禮貌、莊重、謙遜以及順從天道諸方面，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總會感到興奮，他們所依靠的只是自然之光，你們對他們還能有更多的要求嗎?”1688年至1689年，法國出版了此書的兩個法文節譯本，一本叫《孔子的道德》，另一本叫《孔子與中國的道德》。1691年，英國出了一個英文節譯本，也叫《孔子的道德》。有了法英文本，普通的民眾就可以閱讀了。

當時及後來的一些名人如英國政治家、散文家坦普爾(William Tample，1628—1699)，英國著名的東方學家威廉·瓊斯(Willian Jones1746—1794)，德國偉大的哲學家、數學家、科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德國著名的古典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巴耶(T.S. Bayer)等都曾懷著濃厚的興趣讀過此書，並對自身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幫助。

坦普爾(William Temple,1628-1690年)在《中國賢哲孔子》一書讀後感中寫道：“孔子的著作，似乎是一部倫理學，講的是私人道德、公眾道德、經濟上的道德、政治上的道德，都是自治、治家、治國之道，尤其是治國之道。他的思想與推論，不外是說：沒有好的政府，百姓不能安居樂業，而沒有好的百姓，政府也不會使人滿意。所以為了人類的幸福，從王公貴族以至於最微賤的農民，凡屬國民，都應端正自己的思想，聽取人家的勸告，或遵從國家的法令，努力為善，並發展其智慧與德性。”

關於孔子的為人，坦普爾推崇備至，他說，孔子是一位極其傑出的天才，學間淵博，德行可佩，品性高超，既愛自己的國家，也愛整個人類。他也提到了孔子的文風，說孔子“詞句典雅，巧譬善喻”。此外，坦普爾在《討論古今的學術》一文中，把孔子的思想與希臘哲學相提並論，他說“希臘人注意個人或家庭的幸福；至於中國人則注重國家的康泰。”

威廉·瓊斯爵士在1770年間，還只23歲時，就讀過柏應理的書，讀了《大學》之後，寫了一篇教育論文，流傳下來的只有它的《大綱》。《大綱》的開頭就引了《大學》開頭的一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萊布尼茲在評論此書時說：“這部著作並非由孔子親手著成，而是由他的弟子將其言論加以收集、編輯而成。這位哲學家超越了我們所知道的幾乎全部希臘哲學家的時代，他總有著熠熠閃光的思想和格言。”萊布尼茲對柏應理《導言》中的易卦也進行了相當細微的觀察，在給白晉的一封信中，他還提到了《中國賢哲孔子》中的卦圖和白晉寄給他的卦圖之間的不同之處。

法國啟蒙思想家也大都讀過《中國哲學家孔子》，如伏爾泰在《風俗論》中介紹孔子學說時，就利用了柏應理的這本書。孟德斯鳩懷著巨大的興趣，認真閱讀了這部用艱澀的拉丁文撰寫的書，並作了詳細的筆記。在筆記中，他寫下了一些與作者不同的觀點，並將書中的許多段落譯成法文。

《許太夫人傳略》

《許太夫人傳略》(Historia nobilis femina Candida Hiu)是柏應理另一部有關中國的重要著作，1688年用拉丁文出版。原書不長，但內容十分豐富，從許太夫人的出生、出嫁、濟貧、宣教，一直寫到夫人壽七十三歲而逝為止。以許太夫人生平事迹為主要線索，兼顧中國民情、民俗等其他內容。在書中，柏氏以生動的筆墨著重刻畫了夫人的善良和虔誠:“太夫人性仁慈恆喜恤貧，每有所施，不為人知，故於宅后開一便門，使貧婦孤孩隨意出入”，又如:“時太夫人年近古稀，每日猶必進室誦經與祭，風雨無阻”。讀來令人感動。

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回國后，一般都留有關於中國的著述，然而其書大多是地理、歷史方面的，難以使歐洲人對勤勞、善良的中國人民獲得真正的認識，《許太夫人傳略》則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的缺陷。當然，柏應理寫此書的目的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在結語中寫道:“余作此篇，並無別意，只是要歐洲女士稍稍認識這位夫人的大功大德，仿效遺範，慨然相助中國傳教事務。”此舉在歐洲引起廣泛關注，女教友們紛紛慷慨解囊，如西班牙的雅凡意洛(亞未洛Areiro)公爵夫人、法國的洛美里尼(Lomelini)夫人、比利時盎凡爾斯的三姐妹等都曾為中國傳教事業添磚加瓦。

其它中文著作：

《天主聖教百問答》

《四末真論》

《永年占禮單》宗教萬年曆

《聖教鐸音》對教義的解釋

《聖波爾日亞行實》波爾日亞的生平

《周歲老人行略》抄本未刊　一年之中每天介紹一位聖人的事迹

《聖若瑟禱文》祈禱文

《徐光啟行略》1678年　抄本末刊　徐光啟傳

拉丁文著作：

Catalogue Patrum Societatis Jesu(《聖教信證》)

Tabula Chrbnologica TVIonarochia Sinica 2952B.C――1683A.D.(《中華帝國年表》)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中國賢哲孔子》)

Historia nobilis femina Candida Hiu (《許太夫人傳略》)

柏應理對歐洲漢學的發展做了重大貢獻，外國學者多有重視。歐洲著名的漢學家T·S巴耶爾在其1730年發表的漢學著作《中文教程》第一卷的序言中，將柏應理評價為歐洲漢學產生過程中第二階段(1552-1700年)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現代義大利學者利奧納洛·蘭喬蒂認為“當1687年出現《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時，對儒教的頌揚達到了最高峰。”類似的評述又見保羅·貝奧尼奧—布羅基耶里著的《論孔子和基督教》(都靈，1972-1973年版)。

柏應理傳播的儒學對啟蒙時代的法國和英國的學者發生了直接影響。法國思想家培爾(Bayle 1647-1700年)最早是通過閱讀柏應理的著作而洞悉中國的宗教特別是佛教，進而獲知中國存在有唯物主義思想與無神論。

法國思想家弗雷烈(Freret Nicolas,1688-1749年)在閱讀柏應理的著作時，也同培爾一樣得出了古代中國人存在無神論的看法，弗雷烈在評述孔子時說孔子的教義涉及到了哲學的四個部分：“倫理、邏輯、政治和雄辯術，但他既不接受玄學，又不接受博物學和神學，所以他本人也講一名賢士不應該對所有的事感到不安”，因此，其教理主要是倫理性的，風俗學在中國人中是所有科學中“最高和最受器重的一門科學”。因此，他從來既不講天主，又不講靈魂的不死性，更不講彼世。“他鼓勵道德是為了道德本身以及它由於自然後果而必然會導致的功利。”

現代美國學者孟德衛(Darid Mangello)在所著的《奇特的國土：耶穌會士的適應性和早期漢學的起源》一書中把柏應理同衛匡國、曾德昭、文安思、白晉一起，推崇為繼利瑪竇之後，發展歐洲漢學基礎的主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