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匡國

1614年，衛匡國（字濟泰）出生於義大利特倫托。衛匡國本名馬爾蒂諾·馬爾蒂尼(MartinoMartini)。

1631年，馬爾蒂尼加入耶穌會，1638年，他被派遣去中國傳教。同年12月，馬爾蒂尼從熱那亞啟程，由於旅途遭遇風暴，他不止一次被迫返回里斯本。

1640年到達印度果阿以後，又因為缺乏船隻，等待了一年多的時間才重新上路，先後換乘了三艘不同的船隻，最後於1642年越過重洋，來到澳門。這一次前往中國的旅行足足花了他四年時間。

1643年，29歲的馬爾蒂尼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到達杭州。已經開始系統學習中文的他給自己起了一個中文名字：姓“衛”，名“匡國”，為“匡救國家”之意，“國”指的就是中國，號“濟泰”，取“幫助、協助、救助”之意，以袒露自己匡扶、保衛大明國的心意。衛匡國的號“濟泰”，與利瑪竇的號“西泰”遙相呼應。到達中國后，衛匡國主要在浙江杭州、蘭溪、分水、紹興、金華、寧波一帶活動，又在南京、北京、山西、福建、江西、廣東等地留下了足跡，至少遊歷了中國內地15省（兩京、13布政司）中的六七個省，所以對中國山川地理、人物掌故詳熟於胸。同時，他又廣交江南名士、達官貴人，致力學習漢文華語，閱讀中華典籍輿志，對中國歷史文化極富造詣。這些經歷和知識，為他日後的漢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650年下半年偕米尼克入閩，經福州、泉州、漳州、廈門，同時衛匡國被委任為中國耶穌會傳教團代理人，赴羅馬教廷為中國禮儀辯護。1651年3月5日離華。途經德、法、英、比、挪威諸國，並將自己對於中國的地理、文化的認識灌輸給歐洲。

1654年底，衛匡國在羅馬參加了關於中國的禮儀之爭，同多明我派辯論多時，最後以他的見解獲勝，羅馬教廷事後頒布敕令稱，中國教徒的敬天祭祖尊孔等禮儀只要無礙於天主教的傳播均可照舊講行。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的障礙得以排除，天主教也逐漸中國化。

1657年，衛匡國再次赴華，曾覲見清順治帝，返杭州傳教，此時浙江巡撫余國器對衛匡國多方協助，使其得以在杭州重新建了一所新教堂，1661年竣工，其宏偉壯麗為當時中國西式教堂之首。

1661年6月，衛匡國因霍亂感染在杭州病逝，安葬在老東嶽大方井天主教墓地，享年47歲。

1614年9月20日生於特倫托

1632年10月7日進入耶穌會

1638年7月22日接到去中國的命令

1638年9月初被授予神甫聖職

1640年3月26日與21名耶穌會士一起從里斯本出發前往中國

1643年2——3月抵達中國

1643年10月衛匡國到達杭州

1645年8月清軍攻佔杭州

1646年初衛匡國參與反清復明活動

1646年7——8月衛匡國成為清朝的支持者

1648——1650年衛匡國成為杭州地區耶穌會會長

1650年3——4月衛匡國居北京

1651年1月從安海出發前往羅馬

1653年9月抵達挪威的卑爾根港，后先後在阿姆斯特丹，安特衛普，布魯塞爾，魯汶，杜塞爾多夫，維也納

1654年在安特衛普，出版商B·Moret出版《論韃靼之戰》

1654年10月衛匡國抵達羅馬

1654年12月在羅馬，出版商I.deLazzeris出版《在華教士人數和品德簡報》

1655年下半年宗教裁判所審議衛匡國提交的有關中國禮儀問題的陳情報告。同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商J.Blaeu出版《中國新地圖集》

1656年1月15日在馬賽附近與法國海盜交戰

1656年3月23日宗教裁判所批准了耶穌會士們提交的報告，教皇亞歷山大七世頒布新法令

1657年4月4日衛匡國和其他16位耶穌會士一起從里斯本出發前往中國。他們的旅程在孟加拉灣和印度尼西亞經歷了不少坎坷

1658年底在慕尼黑，出版商L.Straub印刷《中國歷史》十卷

1659年6月11日衛匡國返回杭州

1661年夏不幸染上霍亂，醫治無效，於6月6日與世長辭，卒於杭州。同年中文版《逑友篇》在衛匡國去世后出版

1877年拉扎熱修會的教士們決定火化衛匡國的遺體，狂熱的俗眾朝拜至此告一段落

衛匡國被稱之為大漢學家，是因為他在歐洲遊說期間，用拉丁文撰寫了4部介紹中國歷史、地理和文化的著作。這4部書是《中國上古史》、《中國新圖志》、《論韃靼之戰》和《漢語語法》，《論韃靼之戰》已有中譯本，收錄在杜文凱所編、人民大學出版的《清季西人聞見錄》中。

《中國上古史》

衛匡國的編年體歷史著作《中國上古史》首版於慕尼黑，時為1658年，4開本，共362頁。第二年又以拉丁文在阿姆斯特丹再版。書的全名為《中國歷史初編十卷，從人類誕生到基督降世的遠方亞洲，或中華大帝國周鄰記事》。從這一冗長的標題我們可以知道，衛匡國的這部書上自遠古，下至公元前一年，即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全書共分十卷，內容大致為：首卷介紹了中國的神話和中國人的世界起源觀，如“混沌說”所謂“兩儀未開，其氣混沌如雞子，盤古氏出，則天地之道，達陰陽之理”。還提到了伏羲、神農、黃帝等三皇五帝；第2卷為夏代史，自禹至桀；第3卷為商代卷，自湯至紂；第4、第5卷為周代史，包括西周東周，自公元前1022年的周武王至赧王亡國（公元前255年）；第6卷為秦代史，自秦昭王五十三年（公元前254年）至子嬰降劉（公元前206年）；第7、8、9、10卷均為西漢史，自高祖劉邦（公元前206年）到哀帝劉欣（公元前1年）。衛匡國想把傳統的中國歷史引入到歐洲史學體系中去，引入到《聖經》的編年史中。這其中既有科學的成份，也有宗教的動機，兩者調和在一起，產生了衛匡國本不想看到的結果，這就是由於他確認中國遠古皇帝伏羲即位的年代較之《舊約聖經》所記述的挪亞洪水發生時間早了600年，從而引發了歐洲思想界對於《聖經》記載的可靠性和中國紀年的長期爭論，使歐洲奉為經典的《聖經》創世說陷於窘態之中，動搖了《聖經》和基督教會的權威，並直接為歐洲啟蒙思想家進行歷史批判提供了依據。衛匡國的《中國上古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另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它最早向歐洲介紹了中國的《易經》及其卦圖。關於《易經》西傳之始，中國學者過去認為，最早向西方介紹《易經》的應推柏應理。但實際上，早在柏應理之前的29年，即1658年，衛匡國就在慕尼黑出版的《中國上古史》中，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最早經書《易經》。他根據中國“河圖洛書”的傳說，介紹伏羲是第一個看到龍負卦圖出於水的人，因而能據此作易卦。衛匡國認為，既然伏羲是中國的第一個皇帝，所以中國的第一門科學就是數學，因為易卦是反映天人之間的一種數學模式。卦圖中最基本的符號是陰和陽，“陰”代表著隱蔽的、不完全的事物；“陽”代表著公開的、完全的事物，兩者相生相滅，可以組成8種卦圖，分別代表著天、地、水、火、雷、山、澤、風8種自然現象。

《中國新圖志》

用西式方法繪撰的《中國新圖志》初版為1655年的阿姆斯特版，是衛匡國的又一拉丁文著作，也是一部完整的中國地理著述。全書內有17幅地圖，中國總圖一幅，直隸、山西、陝西、山東、河南、四川、湘廣、江西、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各省一幅，此外，含日本地圖一幅。該書雙面印刷，還有171面志文，19面目錄，可以查明中國各地城關的經緯度，均按照省份和城市大小排列。在具體內容上，該書不同於中國官私地理志書偏重政治建置的限制，更好地體現了歐洲地理學所主張的綜合性學科的性質。如衛匡國在新圖志的前言中，敘述了中國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居民、城鄉狀況、手工技藝、建築、科學、宗教、王朝紀年表、中國長度單位等內容。最後還介紹了女真族的歷史、語言、習俗、宗教及與漢族的關係。而在有關各省的記載中，內容則包括地理位置、名稱來源、建置沿革、面積方位、氣候物產、名山大川、城鎮交通、戶口租賦、風俗習慣、人文古迹、掌故逸聞等。為了使書中的中國地名所指的地理位置更為準確，並使該書成為一本準確的地理指南，衛匡國沒有用拉丁文標註這些中國地名。這與他在《中國上古史》中系統地使用拉丁文標註地名有所不同。《中國新圖志》出版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史料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他將自己在旅行中的所見所聞，與他在當時西方文獻中讀到的有關中國的內容，融合在一起。《中國新圖志》為當時歐洲了解中國地理的必讀之書，引起歐洲地理學界的重視，曾被譯成幾種歐洲文字出版。繼1655年阿姆斯特丹版后，1656年又出版了西班牙文版，1672年再版於布拉格，在歐洲影響甚廣，衛匡國也因此被稱為“西方研究中國地理之父”。衛匡國作為第一個將中國的自然面貌、經濟和人文地理的現狀系統地介紹給歐洲的人，為歐洲在19世紀對中國先後進行的文化和商業開拓鋪平了道路。事實上，在1735年法國人杜赫德出版《中華帝國全志》之前，衛匡國的這部圖集一直是歐洲地理學界關於中國輿地的權威參考書。而且，就是對於中國的歷史地理研究者來說，衛匡國的圖集亦是彌足珍貴的域外史料。

《論韃靼之戰》

1650年，衛匡國赴歐向羅馬教廷彙報中國的傳教情況，為耶穌會士在華的傳教事業辯護。1653年他輾轉從海路到達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在路上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記錄明清易代歷史的著作：《論韃靼之戰》 。該書第一版1654年出版於安特衛普，嗣後在德國科隆（1654）、英國倫敦（1654）、義大利的羅馬（1654、1655）和荷蘭的阿姆斯特丹（1655）等地出版。據統計，1654——1706年間共用九種不同的語言發行211版，在當時曾經廣泛流傳。該書記載涉及三個方面的內容：反映了明清之際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基本狀況；真實地記錄了在戰亂中各地傳教士的遭遇；證實了如孫元化、霍式耜、丁魁楚、龐天壽等明末政壇上重要人物的基督教徒身份，及其不平常的經歷，為研究和評價他們的政治軍事活動，提供了一個過去不曾為人所注意的新的視角。《論韃靼之戰》在寫作風格上與歐洲傳統的遊記有所不同，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域外採風，而是重大事件的“事記”，但這並不妨礙作者對中國歷史地理民情風俗的介紹。該書首先提到長城背面的北方民族即所謂韃靼，介紹明朝自朱元璋開國以來與女真的關係。作者記述萬曆以來明代遼東的戰事，並且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天啟、崇禎朝的政治與國內形勢，把遼東戰事、李自成等流民起義和宦官魏忠賢專政稱為使明帝國毀滅的三個因素。書中對李自成進京、崇禎自殺以及吳三桂在父親被李自成執為人質，仍然率領清兵入關等，都有細緻的描述。《論韃靼之戰》為人稱道之處，首先在於它是反映明清嬗替之際歷史的最早和最原始的記載之一，且因採取了頗為冷靜和客觀的態度，從而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論韃靼之戰》另一為人稱道之處，是不僅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扼要而較為客觀地介紹明清戰亂的具體史實，而且力圖通過作者的觀察，評論和引述他人的意見，從理論上探討引起戰爭勝敗的深層次的原因，顯示了作者相當敏銳的洞察力。《論韃靼之戰》還有一個為人稱道之處，就是真實地記錄和保存了明清戰亂之際耶穌會士和中國基督教皈依者的活動情況，從中可窺見基督教在中國各地的活躍程度。《論韃靼之戰》記載的是韃靼人入關並揮師南下的戰事，“所記至詳，直言不隱，足補我國正史之闕略”（方豪語），因此，被稱為“17世紀的中國現代史”。

《漢語語法》

1653——1657年，義大利傳教士衛匡國因向羅馬教廷報告“禮儀之爭”問題返回歐洲，在歐洲各國遊歷期間，在德國科隆出版《漢語語法》，這本書是歐洲學者深入研究中國語言不可缺少的參考書，很可能是西方人學習漢語文法最早的工具書之一。

衛匡國曾兩次入閩：1646年春，他由浙江金華入閩。衛匡國在《中國新地圖集》中介紹泉州洛陽橋：“兩個橋墩之間鋪放五塊同樣的巨石，巨石長約18步，這是我以慢步行走時的步幅測得的。”衛匡國還說，在漳州“發現了許多很清楚的基督教徒的遺跡，在城牆上就有不少石塊刻有救世十字架的標記；還有聖母瑪利亞的像，並有天使在地上跪拜；還有兩個小掛燈。在一位官員的官邸中，發現一個非常漂亮的大理石十字架，後來基督教徒們得到許可搬走，十分虔誠而慎重地置於我們在該城的一個教堂。我和我的同伴在這裡的一位學者家中還看到一本古書，是用哥特文寫的，字體非常工整，寫在最薄的羊皮紙上，內容包括大部分拉丁文聖經。”正如英國學者穆爾在《155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所指出的，“他把刺桐和漳州兩個地方混同起來了。”這裡所說的在一位官員的官邸中發現一個非常漂亮的十字架，是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大司寇蘇茂相之太翁在泉州水陸寺發現的十字架，後由基督教徒奉入教堂。

衛匡國從1643年到1653年，對中國的歷史、地理進行了深入調查研究，寫出了三部名著。《中國歷史七卷》，又稱《中國歷史概要》、《中國上古史》，內容從盤古開天到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公元前一年），全書分10卷，卷末附編年表。這是西方學者寫的第一部系統向歐洲介紹中國的歷史著作。取材豐富，分析比較科學，富有神學色彩，但有獨到見解。《韃靼戰紀》是衛匡國以親身經歷和儒生、傳教士、官員等提供大量清軍入關和下江南戰事的實況而撰述的明清戰爭史。《中國新地圖集》是衛匡國在實地精密測量的基礎上，依據明·陸應?《廣輿記》等有關中國方輿志的文獻和圖書資料，綜合明代利瑪竇、艾儒略等耶穌會士長期觀測研究的成果，繪製出大量的手稿，最後於1654年完成。德國、法國學者稱衛匡國是西方“研究中國地理之父”。

1650年，中國天主教內部發生了禮儀之爭，衛匡國寫了《中國耶穌會教士紀略》，敘述傳教士活動的歷史。他始終堅持中國敬孔禮節是民間的禮節，是可以為天主教徒所接受的。教皇亞歷山大七世在聽取耶穌會士的意見后，於1656年頒布一道法令，規定：“如祀孔和祭祖的禮儀，真像衛匡國所說的，屬於社會禮儀，教皇准許中國教徒可以舉行。”衛匡國捍衛了中國的禮儀，使天主教中國化。

為使歐洲各國能迅速掌握漢語中文，衛匡國對中國的文字學和漢語語法下過一番苦功，撰寫了《中國文法》一書，這是歐洲第一部中國語法書。

為了建立睦鄰友好的人際關係，他撰寫了《逑友篇》專著。這部書對中意兩國人民的相互學習、了解曾起過很大作用。

1651年衛匡國重返歐洲時，第一個發起和遣送中國學生鄭瑪諾赴歐洲留學，開闢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途徑。

德爾馬奇教授：衛匡國是繼利瑪竇之後的又一位將畢生精力和智慧奉獻給中西文化交流的義大利人，他的歷史性貢獻在於，17世紀中後期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他在維護和推動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首先，他通過用中文撰述的《逑友篇》、《真主靈性理證》等著作，以及對孔子和儒家學說的推崇，進一步確定和發展了利瑪竇接近並適應中國傳統文化的策略。特別是他在17世紀中葉親赴羅馬，為贏得天主教廷對這種策略的默許和贊同，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其次，這一時期衛匡國在歐洲用拉丁文出版的有關中國的著作，即《中國上古史》、《中國新圖志》、《論韃靼之戰》，是自1615年利瑪竇的著作《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問世之後，及17世紀晚期有關中國的較多作品出版以前，歐洲讀者所可能見到的關於中國最新、最全面的報導和評論，這使他成為歐洲早期漢學有數的幾位奠基人之一，同時也是歐洲漢學研究中心從義大利轉移到法國之前的最後一位著名的義大利學者。

衛匡國往返於歐洲和中國之間的三次航行耗費了他48年生命中寶貴的11年時光。傳教士南懷仁這樣回憶衛匡國：“他個子很高，很健壯，濃密的鬍鬚令人肅然起敬。他性格開朗，常常面帶笑容，給在戰爭廢墟中的人們以鼓舞，他在瀕臨解體的船甲板上的非凡勇氣已經成為一個傳奇……”另外，歐塞比奧·奇尼是衛匡國的表弟，受到衛匡國的影響決定追隨衛匡國的足跡到中國傳教，向西航行的歐塞比奧·奇尼還沒來到亞洲，卻先到了美洲，就留了下來，並成為當地富於傳奇色彩的傳教士。經過十多年查找塵封已久的歷史檔案的艱苦工作，波羅尼亞尼於1977年完成了關於衛匡國的著作《歷史上歐洲對中國的發現》，他給予衛匡國高度的評價：奇尼將歐洲文明和基督教帶到了美洲，而衛匡國則將有著數千年歷史的中國文明引入了歐洲。

特倫託大學創始人德爾馬奇教授對衛匡國產生了巨大的興趣，在他的倡議下，1981年在特倫托成功舉辦了“衛匡國：地理學家、製圖學家、歷史學家和神學家”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包括中國社科院兩位學者在內的十八位學者遞交了論文。衛匡國的墓地也在杭州被找到，1985年，在原墓址上重建。特倫託大學成立了衛匡國研究中心，從拉丁文翻譯的《衛匡國全集》的義大利文版和中文版也相繼出版。

（一）

1656年1月，衛匡國第二次前來中國，與他同行的有9位去中國的傳教士和3位去印度的傳教士，出發不久就遭遇險情，衛匡國一行被法國海盜監禁，經過衛匡國與海盜頭目的談判，全部傳教士一起獲釋，安全返回熱那亞。一年後，衛匡國帶領17名傳教士從里斯本出發，1658年7月到達澳門，同行的傳教士中只有6人到達目的地。艱苦漫長的旅途並沒有讓衛匡國退縮，在航行至望加錫時，遭遇暴風雨，舵手嚇得不敢繼續開船，儘管衛匡國腹痛難忍，幾乎半身癱瘓，他還是挺身而出，手不離舵，挽救了全船人的性命。

（二）

1646年6月，衛匡國受南明隆武帝的委託，前往溫州附近的分水。不久，清軍來襲。衛匡國在住所門外貼上一張大紅紙，上面寫著：“泰西天學修士寓”，並把自己保存的科學儀器、書籍和聖像等擺放在客廳。這一舉動引起了一名清軍軍官的注意，這名軍官立刻護送衛匡國回杭州的教堂內，張貼布告保護，後來還讓他穿上清軍士兵的衣服，並把頭髮梳向腦後，使他看上去更像新政權的支持者。

（三）

1661年6月，衛匡國因霍亂感染在杭州病逝，安葬在老東嶽大方井天主教墓地。1678年，由於大方井墓地過於潮濕，教會準備將傳教士們的遺體移葬到新墓地中，衛匡國的棺材打開后，人們驚奇地發現，他的衣服保持原樣，遺體也依然完好無損，只是缺了一隻耳朵。衛匡國的遺體被移到新墓地的小教堂以後，被教徒們奉為聖物，“年中屢有人為之剪髮修指甲，盥面整容，卧於木椅上，置於上層堂角，作共同祈禱狀者”。直到1877年，由於屍體的腐爛加劇，教會才將遺體放入棺材，葬入墓地的教堂之內。

【衛匡國墓】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杭州西湖區留下老東嶽大方井（今西溪路新涼亭西湖啤酒廠西側，青春寶東側）天主教司鐸公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