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讎學

研究中國古代整理文獻的方法的學科。校讎本為比勘校對之意：“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冤家相對，為讎。”先秦古籍中便有有關校讎的記載。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在整理皇家藏書的校讎實踐中，第一次歸納總結了校讎規程。宋代以前所說的校讎，主要是以勘定傳本、審定篇次、校正文字為內容的工作方法，它依附於經書章名註疏而存在。至宋代，一方面校讎工作開始向理論化的方向發展，出現了獨立完整的專書校勘著作與總結歸納校勘原則、通例的著作，另一方面，鄭樵的《通志·校讎略》將校讎的內容拓展為論述收藏整理、經營管理圖書的理論與方法，奠定了傳統校讎學的基礎。至清代，伴隨著對傳統典籍的大規模清理總結，形成了以文字、音韻、訓詁為基礎，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特色，包括目錄、版本、校勘在內的校讎學學科體系，它涉及了版本考證、文字校勘、史實考訂、古籍分類、目錄編纂、內容提要等古籍整理工作的幾乎所有環節與方面。近代以來，校讎學中的目錄、版本、校勘等內容又走向分化與獨立。

"校讎"一詞是劉向等人在校理古籍時所用的一個詞。他在集中每一書的各種本子，用來比對異同、校正錯誤時使用了該詞，如在《晏子》一書的敘錄中說："臣向謹與長社尉臣（杜）參校 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臣參書十三篇";在《關尹子》一書的敘錄中說："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劉向在《別錄》中對"校讎"一詞的解釋是："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冤家相對，為讎。"(《太平御覽》卷618引）"讎"即今之"仇"字。《說文解字》云："仇，讐也。"又云："讐，從言、雔聲。"段玉裁注《說文》認為這個字的構造是"以聲苞意"，就是說它還是個"會意"字，"雔"是代表兩個人，"言"字則指這兩個仇人正在爭論不休。所以校書而用這個"讐"(今用"讎")字，是很恰當的。校讎工作實即現代的校對工作，不過校讎古籍，需要應付和解決各種繁複困難的問題，因而形成了校讎學的專業。同時，劉向主持的整理圖書的巨大工程，包括了單純的校讎工作及其前前後後的一系列工作，其整體也被稱為校讎學，所以今天只能用"廣義的校讎學"來稱之。

單純的校讎學，從北宋起，因為有了"校勘"的名詞而被稱為校勘學。如宋歐陽修《〈春秋繁露〉書後》："予在館閣下校勘群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歐陽文忠公集》卷73）證明自北宋起，館閣校書，用"校勘"字以代"校讎"。蘇軾《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后》亦云："予昔以西北留守推官為館閣校勘。"由於"校讎"一詞在字義上特別是字形上與單純的校讎學存在用字上的形象化的聯繫，所以無法硬性規定單純的校讎學只稱校勘學。

歷史與方法 書籍流傳廣泛與時間長久后，必然版本眾多，差異錯誤亦隨之產生。特別在雕版印刷盛行以前，圖書流布多依賴於手工抄寫，幾乎是一本不同於一本。所以校勘的工作，與書籍之流行相伴而生，歷史悠久。《詩·商頌譜》說∶"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孔穎達說："考父恐其舛誤，故就太師校之。"足以說明此句中的" 校"是指校正文字的錯誤。正考父是孔子的七世祖。孔子晚年刪定《詩》、《書》、 《禮》、 《樂》、述《易》，作《春秋》，是以個人的力量首次進行的文獻整理工作，其中當然也包括了訂正文字、釐定篇章的校勘學的工序。孔子的學生子夏（卜商）擅長文學，他繼承師學，善於校勘。《呂氏春秋·慎行論·察傳》說："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之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晉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子夏不但正確地校正了錯字，還指出了造成錯誤的原因，就是"形近之誤"(在篆文中"己"與"三","豕"與"亥"字形十分近似），提示了校誤的一種方法。

劉向校讎古籍，是大規模的國家文化工程，工序繁複，但前表中所列"勘正文句著其異詞"、"刪定重複釐定篇第"兩項（即個體工程的第二、三兩項）仍是整體工程中最為根本的工作。不把每一部書校成定本，則前道工作就沒有意義，后道的工作也無從開展。劉向所寫書錄中提到錯字的情況有："中書以天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 （《晏子》)；"以谷為進，以賢為行"(《列子》）；"本字多脫誤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戰國策》）；《 別錄 》中也提到："古文《尚書》或誤以見為典，以陶為陰"(《太平御覽》卷618引）。這些例子指出了三種致誤的原因：聲近之誤，如章誤為長；形近之誤，如陶誤為陰；脫缺半字，如齊誤為肖。

晉葛洪《抱朴子·遐覽篇》說："書三寫，魯為魚，虛為虎（《意林》引作"帝為虎")，七與士，但以倨勾長短之間為異耳。"指出了書經多次傳寫，多有錯誤。魯為魚屬脫缺半字例，虛為虎乃形近之誤，帝為虎由於虎字隸書作?，也屬形誤。

宋代雕版印刷盛行以後，作為封建時代教育經典的《九經》，刊本眾多，以建安余氏、興國於氏二本稱為善本。南宋刻書家廖瑩中認為"余氏不免誤舛，於氏未為的當"，乃以家塾所藏二十三本，聘請各經名士百餘人，反覆參訂，重加剞劂，成為世？堂本。廖氏在校刊過程中，總結了校勘時所遇的種種問題，諸如書本（版本） 、字畫、注文、音釋、句讀、脫簡、考異等，撰成《總例》一卷，附刊於《九經》。不久原版散落，相台岳氏搜集印本，重刻於荊溪家塾，此即"相台"本，岳氏附言："字畫、注文、釋音、句讀，悉循其舊，且與明經老儒，分卷校勘，而又證以許慎《說文》、毛晃《韻略》，視廖本加詳。舊有《總例》，存以為證。"明張萱誤以相台岳氏為岳珂，而廖瑩中的《九經總例》的單刻本易名為《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遂將《九經總例》冠以岳珂撰之名。廖氏此書，實為歸納校勘學亦即單純的校讎學方法的重要著作。

清代漢學家（樸學家）重視考核古籍，校勘事業益趨繁盛，工作縝密精細。王念孫（1744～1832）在其《讀〈淮南〉雜誌敘》中歸納校勘中所遇62 種致誤之由（在《王石曜先生遺文》卷三），對校勘學作出了重要貢獻。

近代學者陳垣校《元典章》，得謬誤1.2萬餘條，寫成校記，又舉其十分之一為例，成《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后又易名《校勘學釋例》刊行。《釋例》卷六首篇《校法四例》，總結了4 種校勘方法，最為精到，為校勘工作者奉為圭臬。

中國封建時代，凡文字上不得直書當代及本朝君主或所尊者之名，必須用改字或其他方法（例如缺筆）以避之，稱為"避諱"。由此亦使書文失其真，如漢石經殘碑《尚書》、《論語》中邦字多改為國，是避漢高祖劉邦諱；《漢書》稱莊子為嚴子，是避漢明帝諱；唐人稱《四民月令》為《四人月令》，是避唐太宗諱。校書者必須熟悉歷代諱字及其避諱方法，始能校正。陳垣著《史諱舉例》（1933）8卷示例，也是有關校勘方法的重要著作。

宋代學者鄭樵在他的巨著《通志》的《二十略》中寫有一篇《校讎略》 （見《通志·校讎略》），第一次高度評價了劉向大規模整理古典文獻工作的方向與成就，也嚴厲批評了後世奉行劉氏之法而欠嚴格措施所犯的種種疏失錯誤（特別是對北宋《崇文總目》的指責），成為總結劉學，發展劉學，指導古籍整理工作的第一部專著。因為這部專著以《校讎略》為名，由此確立了古籍整理工作全過程為"校讎學"這一學術名詞。後來清代章學誠著《校讎通義》，近人孫德謙（1873～1935）著《劉向校讎學發微》（1923），都是遵其旨而從其名。而且鄭樵所關心和討論的主要是部次條別、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等，而對"魚魯、豕亥"等校勘問題則略而不論，所以這也使得劉向的 "勘正文句著其異詞"、"刪定重複釐定篇第"兩道工序（即個體工程的第二、三兩項）成為單純的或狹義的校讎學亦即校勘學而自立門戶了。

鄭樵肯定了劉向的功績，也指出他的某些缺失，說他重文輕圖，"盡采語言，不存圖譜"，是因他乃"章句之儒，胸中元無倫類"之故。《校讎略》對求書之道（劉向"求遺書於天下")論之尤切，提出8種方法，廣開求書途徑，欲使"冊府之藏，不患無書";還提出對亡失之書可以搜集逸文的觀點（在《書有名亡實不亡論》一節中），這一理論後來在實踐中發展成" 輯佚學"(見中國古籍輯佚）。這是對於劉向整理古籍工序的發展與充實，使其工序從"審察疑偽著明依託" （個體工程第四項）以下改成下列流程：清乾隆時修《四庫全書》，除了遵行劉向的工序外，還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大量的逸書收入，就是受到鄭樵思想的影響。

校讎學

劉向、劉歆父子校理古籍的工作，最後落實到編著《別錄》、《七略》，從而開創了中國古典目錄學（即總體收束工程第一項）的先河。劉向在分類、著錄工作以後，還對每個門類也就是各個學科溯析其源流，究詳其得失，使其先後本末瞭若指掌，學術自明，並著《輯略》，以冠六略，建立了"流略學"(即總體收束工程第二項），實質上是今日所稱"學術史"，成為有中國古典目錄學的一個重要特色，也成為中國學術史研究的基礎。這是廣義的校讎學最顯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