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與農民

全書圍繞中國歷史上平均地權運動、中國今日農民破產的趨勢、農民中最多數量困苦的階級——自耕農與佃農、耕地農有、農民的要求及我們怎樣在農村工作等五個重點問題進行了說明，論述了農民在中國的重要地位和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重大意義。

在這篇文章里，李大釗採用了自己的農村階級分析方法，將農民分為富農、中農、小自耕農和佃農四個階級。但是，中國的農業經營是小農的經濟，故以自耕農，佃農及自耕兼佃為最多。通過對屬於不同階級農戶所佔有的土地面積，人口勞力，農具，收入租稅額等進行了比較和分析后，李大釗提出：“農民中最多數量困苦的階級是自耕農和佃農，在這種情況下,‘耕地農有’便成了廣眾的貧農所急切要求的口號。”因此，國民革命必須將其作為一個重要內容加以解決。那麼，如何實現“耕地農有”呢？歷史證明，靠其他階級用和平方法是行不通的。“耕地農有”必須和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此他明確指出：“中國今日的土地問題……有待於中國現代廣大的工農階級依靠革命的力量以為之完成。”李大釗還滿懷熱情地為我們描繪出一幅未來農村的美好前景：“苟能按耕地農有的方針，建立一種新土地政策，使耕地盡歸農民，使小農場漸相連結而為了廣大農場，使經營方法漸由粗放的以向集約的，則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歷史上久久待決的農民問題，當能謀一解決。”

“耕地農有”是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核心。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也是發展農業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近代中國 社會問題，實際上是農民問題，農村問題的中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關鍵是土地問題，正如毛澤東對埃德加斯諾所說：“誰贏得農民就能贏得中國，解決了土地問題就能贏得農民。”中國自秦漢以來，一直都存在著土地問題。歷代統治者為緩和階級矛盾，也對土地佔有數量有所限定，如王莽時頒布的限田令，並對違法者處死刑。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本質，決定了他們不會也不可能解決土地兼并的問題，近代土地問題更加突出。為了從理論上對土地問題給予回答，李大釗於1925年12月30日在《政治生活》上發表了《土地與農民》。

李大釗（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 常，河北樂亭人，中國共產黨主要創立人之一，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之一，是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之一，也是在北伐時期推翻北洋軍閥政府的要角之一，同時為共產國際的成員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

李大釗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政治經濟。1913年冬，李大釗懷著憂國憂民的情懷，東渡日本，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當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后，他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鬥爭，他起草的《警告全國父老書》的通電迅速傳遍全國，他也因此成為舉國聞名的愛國志士。1916年李大釗回國后，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釗，他先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和演說。他宣稱：“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發表了《新紀元》、《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幾十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0月，在李大釗發起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建立。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李大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在黨的三大和四大，都當選為中央委員。

1926年3月，李大釗領導並親自參加了北京人民反對日、英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張作霖、吳佩孚的鬥爭。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製造了“三·一八”慘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釗在極端危險和困難的情況下，繼續領導黨的北方組織堅持革命鬥爭。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勾結帝國主義，闖進蘇聯大使館駐地，逮捕了李大釗等80餘人。

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勾結帝國主義，闖進蘇聯大使館駐地，逮捕了李大釗等80餘人。李大釗備受酷刑，在監獄中，在法庭上，始終大義凜然，堅貞不屈。4月28日，軍閥不顧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和譴責，悍然將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絞殺在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