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宗汾

河北省河間縣人，生於1901年。郭氏書香門第，雖因遭遇天災，家道中落，但仍設法使子弟讀書學習。幼年的郭宗汾依靠兄長務農和母親紡線所得，在勉強度日的同時，接受啟蒙教育，由私塾而縣立中學。

1915年冬，受生活所迫，郭宗汾於讀了一年中學之後，輟學務農。

1916年春，由於不甘現狀，郭宗汾投身軍旅，入同鄉、江蘇都督馮國璋主持的江蘇陸軍學兵營。

1917年，在入伍一年，具備了初步的軍事素養之後，郭宗汾考入清河陸軍中學。

1919年畢業，入邊防軍第二師第一工兵營當上等兵。

1920年，19歲的郭宗汾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步科，繼續深造。

智囊參謀

1923年，郭宗汾以優異的成績從保定軍校畢業。隨即，經保定府同鄉、時任晉軍第一混成旅旅長的商震介紹，進入閻錫山的督軍署，在參謀處任少尉參謀，負責軍事檔案的管理事宜。這時的郭宗汾雖然閱歷不淺，但卻仍是翩翩少年——年僅22歲；既年輕氣盛，又滿腹兵學。天賜良機，使他得以一出校門即踏進名震一時的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幕府之中，少年郭宗汾躊躇滿志，決心干出一番事業。很快，郭宗汾就憑藉他的勤勉、機敏和精於本職，得到了閻錫山的關注和重視。閻錫山習慣於突然索取檔案資料，郭宗汾每次都能準確無誤地找出來，即使是在夜間也不例外。郭宗汾成了閻錫山最能夠依靠的參謀之一。因此，在一年的時間裡連升幾級。

1924年已是督軍署參謀處的中校參謀兼作戰股長。

1925年，郭宗汾奉閻錫山之命負責調查山西省的兵要地理。接受任務后，他跋山涉水，進行實地考察，幾乎走遍了山西境內所有的險要關隘。在深入細緻進行考察的基礎上，郭宗汾理論聯繫實際，執筆編寫出了《山西兵要地誌》，及時地彌補了山西軍事的空白，為今後的作戰指導提供了科學可靠的依據。

郭宗汾的突出表現有力地證明這個年輕人是堪擔重任的，基於這樣的認識，閻錫山對他越來越放手。

1925年、1926年山西相繼發生兩次大的戰事，這就是抗擊樊鍾秀建國軍和“討馮”（國民軍之役）。這兩大戰事都是以晉軍的勝利宣告結束的，而其作戰方案的具體制定者就是年輕的作戰股長郭宗汾。在參與制定作戰方案的過程中，郭宗汾原來從書本上學到的軍事理論得到了實踐的檢驗，他的軍事才幹得到了初步的展示。兩次戰役下來，嶄露頭角的郭宗汾在晉軍中已經小有名氣。

1927年，郭宗汾再升一級，成為閻錫山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中校處長。兩次北伐討奉，郭宗汾都以參謀處長的身份，隨閻錫山在前線指揮作戰，出謀劃策，並因此而贏得“智囊參謀”的美名。

儒將師長

北伐結束后，中原大戰前，閻錫山將晉軍擴充為十個軍又四個保安縱隊。隨著編製的擴大，對帶兵官的需求也相應增加。適逢其時，郭宗汾終於如願以償，出任第七軍第十九師少將師長，駐紮河東運城。在郭宗汾兩進軍校、三次投軍的豐富閱歷中，作為領兵官這是第一次，這年他27歲。初次領兵即身居要職，郭宗汾不能不恪盡職守，全身心地投入。說到治軍，郭宗汾認為：“兵不斬不齊是嚴；視士兵如子弟是慈。也就是說軍事上要嚴格，生活上要關心，而後士兵方能用命，紀律才得整飭。”因此，他治軍主張寬嚴相濟，恩威並重。郭宗汾頗具口才，善於演講，兼之常年手不釋卷，讀經史研兵學，時有獨到的見解。久而久之，樹立起了眾口一詞的儒將形象。

中原大戰爆發前，有感於閻錫山在過去的作戰中常常輕於變更部署，致使將領無所適從，作戰計劃不能很好貫徹的不良影響，郭宗汾專程赴太原，面見閻錫山，犯顏直諫：在隨後可能發生的戰爭中，一定慎重選擇指揮官，建立健全幕僚機構，不要過多干預下級的指揮。令人遺憾的是，閻錫山根本沒有聽進郭宗汾的忠告，依然我行我素，並形成了嚴重的後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由加派張蔭梧為第二、四兩路聯軍總指揮，激化了傅、張矛盾，以致直接影響了戰局的發展。假如閻錫山能以郭宗汾的忠告為戒，輔之以用人不疑，那麼很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

1930年4月初，郭宗汾奉命率部作為閻錫山第三方面軍先遣師，開赴豫北前線，佔領陣地，構築工事。中原大戰打響，蓄勢待發的郭部負責進攻曹縣，與當面之敵陳調元部激戰，銳不可擋。正當郭宗汾準備強行攻城，擴大戰果之際，接到於次日黃昏撤退的命令。這時蔣介石的增援部隊已集結於曹縣十幾個村莊，惡戰在即。次日晨，戰鬥打響。在奉命負責掩護任務的晉軍彭毓斌騎兵師的配合下，郭宗汾指揮所部先以猛烈的炮火壓制住敵方的進攻，然後與騎兵兩面夾擊，打退了敵方從右翼發動的進攻。午後，戰況更趨激烈，雙方不惜以白刃相見。苦戰至黃昏，郭宗汾不敢戀戰，乃以總預備隊投入，全力拚殺，按照命令撤出陣地，輾轉抵達蘭封。在中原作戰的整個過程中，郭宗汾所部由於敢打硬仗，傷亡慘重。因閻錫山偏愛肯打仗的部隊，所以兵員總是從後方源源不斷地得到補充，部隊始終保持了高昂的鬥志。郭宗汾首次指揮一個建制師作戰，實實過了一把前線指揮官的癮。在實地指揮作戰中，郭宗汾臨危不懼，指揮若定，儒將、驍將的風範集於一身。

中原大戰後，郭宗汾一度兼任運城警備司令。

1934年，在廬山軍官訓練團受訓期間，蔣介石有意留他在南京任職，郭宗汾婉言謝絕。訓練結束后，他如期返回山西，在向閻錫山彙報訓練情況的同時，將蔣介石所贈之五千元現款及景德鎮瓷器一套悉數上交。閻錫山見他開誠布公，沒有絲毫的隱瞞，也就不加計較，一番撫慰之後，又囑他贈款贈物不必上繳，留下自用即可。受到閻錫山的禮遇，郭宗汾感念不已，自然是更加儘力地做事。

抗戰爆發，第二戰區部隊編成，郭宗汾仍任第七十一師師長，隸屬於孫楚第三十三軍，同時兼任閻錫山的司令長官部參謀處長。8月28日，閻錫山設長官部行營於代縣雁門關東太和嶺口，並親自坐鎮行營，部署大同、雁門關、平型關作戰。郭宗汾以參謀處長的身份率僚屬隨行，承擔“大同會戰”作戰計劃的擬定。閻錫山判斷：日軍進犯晉北有兩種可能：一是“以一部兵力由蔚縣向廣靈行佯攻。以主力沿平綏路西進奪取大同，以圖切斷我晉綏之聯絡線。”二是“以一部兵力向天鎮行牽制攻擊，以主力向廣靈進攻，企圖截斷我雁門後路”。據此，郭宗汾等制定出了具體的作戰方針，這就是“以利用山地殲滅敵人為目的。以主力配置於天鎮、陽高廣靈、靈丘、平型關各地區，以一部控制於大同、渾源、應縣附近，以策應各方之戰鬥相機移轉攻勢。”然而戰爭的發展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向山西方面攻擊的日本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除在偽蒙軍的配合下，繼續沿平綏線西進，其先頭部隊獨立混成第十五旅團推進至柴溝堡，直指天鎮外，又兵分三路向南向西挺進，對大同乃至晉北形成包圍之勢。由於敵情的變化，郭宗汾傾注了大量心血的大同會戰計劃，無法實施，化為泡影。

晉軍總參

放棄大同會戰計劃之後，郭宗汾離開行營，返回所部第七十一師，率部參加平型關戰役和忻口戰役。隨後，奉命在汾河以西策應負責守衛太原城的傅作義部隊。1937年11月15日，郭宗汾被授予中將軍銜。此後一個時期，郭宗汾一直率部駐於晉西北的臨縣、離石一帶。 1939年7月，郭宗汾在當了十一年的師長之後，升任第三十三軍軍長。同年12月，晉西事變發生，郭宗汾所部第三十三軍配合趙承綬的騎一軍與決死四縱隊作戰。事後，閻錫山為了平息輿論，郭宗汾代人受過，與趙承綬一起被處以撤職留任，其屬下六個師旅長一律撤換。郭宗汾後來在提到這件事時說：“閻錫山不信任外省人，一做到軍長，就要被卸去兵權。”儘管對此有著明確的認識，郭宗汾依然不改初衷，繼續追隨閻錫山。在此期間，不斷有人好言相勸，以其滿腹經綸，轉投蔣介石，何愁沒有前途，都被他以“追隨百公多年，不忍離去”回絕。他的忠誠感動了“上帝”，閻錫山終於得出結論：“載陽功大於過，是可以信任的”。司令長官的一句話，就等於特赦令，郭宗汾因此而得以走出低谷。1940年4月，被補進同志會高幹委員會，成為地位顯赫的軍政高幹。是年秋，又出任第二戰區長官部參謀長，常駐閻錫山的戰時首府山西吉縣克難坡，負責處理日常軍務和按照閻錫山的旨意起草修訂作戰計劃和作戰命令。地位提高的代價是，從此交出軍權。這也就應了“一做到軍長，就要被卸去軍權”的斷語。

抗戰勝利后，郭宗汾續任第二戰區長官部參謀長。1946年1月13日，國共停戰協定生效后，軍事調處執行部太原小組成立，小組由四人組成：美方代表和禮、國民黨中央代表鄒陸夫、共產黨代表許光達（后改為陳賡），以及閻錫山的代表郭宗汾。軍事調處工作本來就是國共之間的一種暫時的妥協，沒有成效是雙方都已料定的。在郭宗汾與其他三方面的代表進行周旋的時候，閻錫山就曾毫不掩飾地說：“調處的事讓參謀長一個人去應付吧，大家不要等待調處而失去自己應該努力的機會。”在調處工作的後期，郭宗汾隱約感覺到閻錫山軍隊實力過於薄弱，恐怕不足以與日漸強大的共產黨力量相抗衡。因此，在介紹共產黨代表陳賡與閻錫山會面的基礎上，大膽提出與中共談判，擺脫蔣介石的控制，實現局部和平的建議。閻錫山當時正積極進行內戰準備，為了爭取足夠的時間，默許他與陳賡秘密會談。不料，機密被國民黨代表鄒陸夫偵知，一下子被捅到了蔣介石那裡，只好不了了之。郭宗汾的建議落空，山西隨即捲入內戰的漩渦之中。

1947年6月，太原綏靖公署恢復，郭宗汾改任綏署參謀長。隨即，他奉閻錫山之命赴南京，向蔣介石求援，併兼辦理軍餉武器等項事宜。次年初，由寧返並，途經北平，與老朋友傅作義會晤，就時局交換意見，幻想著在華北與解放軍抗衡，以平津為中心，以山西、察綏為兩翼，西南、西北連成一片，保住津沽港口，擬戰能戰，擬和能和。說的興起，傅作義提議說：“載陽兄，你可以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冀中‘清剿’司令，統率新徵募的軍隊，專事冀中軍務，以與山西連成一片。有你做我的副手，一切可保無虞。”傅作義說話算話，等郭宗汾一走，即與曾經的山西同僚、時任河北省主席楚溪春通報情況，商定一起做閻錫山的工作。楚溪春對閻錫山說：“平津與山西唇齒相依，而今山西勢孤力單，絕非共軍對手。我們皆你多年袍澤，情誼深重，一旦山西危殆自可班師支援。郭附傅兩利，你失傅，則難全。”楚溪春的話很有說服力，閻錫山答應予以考慮，但正值用人之際，又不願馬上放手，所以遲遲沒有表示。郭宗汾見閻錫山不放手，也就不再說什麼，繼續留下來做閻錫山的參謀長。

離閻而去

郭宗汾自保定軍校畢業投身晉軍以後，二十餘年如一日，追隨閻錫山。雖然對閻錫山“不信任外省人”的做法心存不滿，卻沒有起過背離的念頭。上述與傅作義的約定也是主要從山西的前途考慮。郭宗汾的最終離閻而去，則另有原因。早在1945年秋冬，其母就在河北老家病故，當時郭宗汾正奉命主持作戰小組工作，又要兼顧接收受降日軍，閻錫山不願這些事情受到干擾，便把實情隱瞞了起來。三年以後，郭宗汾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認為是閻錫山使他陷於不孝的境地，並因此而情緒低落，不理軍務。閻錫山親自主持補辦了隆重的祭奠儀式，也無濟於事。閻錫山無奈，於1948年11月，調郭宗汾任新組建的第十五兵團司令。十五兵團只有番號，沒有兵卒，兵團司令只是個空頭司令。郭宗汾失望至極，遂以探望家人為由（其眷屬居於北平），請假到了北平，從此離開山西。

1948年底到1949年1月，郭宗汾出任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被任命為北平聯合辦事處副主任，協助主任葉劍英處理過渡期間的軍政事宜。

從1950年開始，先後任華北軍政大學高級軍事研究室主任、南京軍事學院教官。

1957年從軍隊轉業后，重回山西，任省體委主任。

1969年10月病逝太原，終年6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