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震

商震（1888年9月21日－1978年5月15日），字啟予，祖籍浙江紹興。生於河北保定，先後入保定陸軍建成學堂、東北講武堂、天津講武堂。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民國成立后，任山東第二混成旅旅長，陸軍部高等顧問。1914年在陝西陸建章部下任團長，同年投閻錫山。歷任團長、旅長、師長、軍長、晉軍前敵總指揮、山西省政府主席。1927年加入國民革命軍，任第三集團軍右路總指揮、國民黨軍第三十二軍軍長、第二軍團司令。1935年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天津市市長、北平政治分會委員、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日本人多次拉其合作，實行華北五省自治，均拒絕。1936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抗日戰爭爆發后，任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兼三十二軍軍長，為抗日救國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38年入江西，任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外事局局長等職。抗日戰爭勝利后，任聯合國軍事參謀處中國首席代表、蔣介石總統府參軍長、盟國管制委員會中國代表兼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等職。后辭職留居日本。新中國成立后，兩次回國參觀訪問。

商震，字啟予（亦作起予），1888年生於河北保定。出身寒微，自幼失怙，秉賦聰明，學習勤奮。少年時得其舅父所助就讀學塾。

1905年，17歲的商震考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先在普通科補習英文及文、理課程，後分發到步科學習。在陸軍速成學堂，商震加入同盟會，結識了一些邀進的民主主義者。

1906年，被校方以“煽動革命”罪開除學籍。同年夏，商震輾轉到瀋陽，先協助蔣慕譚同志創辦商業技術學校，後到遼陽與陳幹辦起了八旗小學堂。期間他一邊從事教學，一邊宣傳革命。不幸又被扣上“詆斥官府”的罪名逮捕。獲救后，東渡日本留學。

1909年，奉同盟會的指示回到長春，繼續以教書作掩護，從事革命的宣傳工作（主要是爭取綠林“馬賊”革命）。身份暴露后，逃至遼寧錦州。

1911年初，商震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駐錦州之新軍某部隨營學堂。隨即，被保送進瀋陽東三省陸軍講武堂，編入彭家珍（革命黨人）任隊官的學兵營前隊。通過彭家珍，商震認識了新軍第二十鎮統制、東北同盟會領袖之一的張紹曾，參加了馮玉祥、施從雲等創辦的“武學研究會”。武昌起義后，商震回到舊遊之地遼陽發動起義，因事不機密，走露風聲，無功而返。

1912年初，商震被公推為“關外民軍總司令”，率領民軍300餘人，在煙台登陸。不久，南北議和達成協議，袁世凱就臨時大總統職，24歲的商震被授予陸軍部“高級顧問”的虛職，“賦閑”於北平。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商震因參與而獲罪，被“京畿軍政執法處”扣押，成了陸建章的階下囚。這時的商震雖年僅25歲，卻已經歷過八個年頭的風風雨雨，成熟幹練，有勇有謀。並因此而引起執法官陸建章的注意。經馮玉祥等力保獲得自由后，急於尋求出路的商震改投於陸建章麾下。

1915年商震任營長，隨陸部赴陝西參與鎮壓“白朗起義”，后升任團長。陸部入陝，白朗被逐，陸建章取陝督自代。年末，國內紛紛舉兵討袁，胡景翼等醞釀起義。

1916年初舉事成功，擁陳樹藩為陝督，驅逐陸建章。商震時駐與山西一河之隔的綏德，因在陝難以立足，無奈之下，乃率本團大部人馬，東渡黃河，投靠山西。

商震到山西時，正值袁世凱帝制自為引起全國性的反袁風暴，閻錫山有望擺脫羈絆，重振旗鼓之際，因此，商震受到了歡迎和禮遇。原有一個團的建制原封未動，仍由商震任團長，另將楊愛源營補充了進去，以為充實，當然也有監視的成分。商震亦不負閻錫山之厚望，出手不凡。事有湊巧，1917年的7月間，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張勳復辟事件。6月，袁世凱死後，閻錫山權衡利弊選擇了擁護段祺瑞的立場。7月1日，復辟醜劇登台。7月3日，段祺瑞在馬廠誓師“討逆”。7月5日，閻錫山即派商震率領所部由石家莊北上，參與“討逆”軍事。“討逆”事關重大，商震部甫入晉軍，就奉派出兵，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閻錫山意在考驗，“是騾子是馬，拉出去遛遛”。商震無疑更清楚這一點，所以不敢有絲毫的含糊，接到命令便整裝出發，一路北上。在各路大軍的同力征討下，張勳節節敗退。7月8日，張勳所部大敗於京城外圍，張勳堅守城門不出。7月12日，討逆軍下令總攻。商震被委為討逆軍西路第五縱隊司令，奉命協作攻城。總攻發起后，各路軍次第攻入城內，並乘勝肅清各據點。惟天安門等處尚有復辟軍頑固抵抗，炮火甚烈。商震趕到后，急調山炮實施攻擊。在熾烈的炮火下，張勳殘部不得不繳械投降，討逆軍取得最後的勝利。商震也因此給閻錫山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完成討逆任務后，商震率部返省。8 月，閻錫山收回旁落的軍權之後，進行第一次擴軍，將原有的第十二混成旅和由山西巡防營改編的警備隊合併擴編為四個混成旅，每旅轄步兵兩團，炮兵一營。商震以自己的實力贏得了閻錫山的賞識，升任第一混成旅旅長。

就在閻錫山著手擴編軍隊的同時，孫中山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發動“護法戰爭”，領導滇軍、粵軍以及部分桂軍、黔軍、湘軍、川軍等抗擊北洋軍閥。1917年9月間，湖南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宣布獨立，聯合桂軍，倒傅良佐（湘督）。段祺瑞電報閻錫山，命其出兵湖南，援傅作戰。閻錫山接到電報后，立即召集緊急軍事會議，通報情況，徵求意見。當話題轉到“派哪一旅去最合適”的問題上時，閻錫山單刀直入，再一次點了商震的“將”：“依我看，啟予在外邊跑的地方很多，經驗豐富，聲氣也比較靈通，最好是啟予去。大家以為怎麼樣？”大家沒有表示反對意見，於是就這樣決定了。商震奉命率第一混成旅兩個團，外加周玳一個炮兵營，隨即開拔，兵發湖南。山西的軍隊遠徵到千里以外的湖南，是破天荒的大事。商震以下，所有軍官都是興緻勃勃，勁頭十足。全部人馬浩浩蕩蕩從太原出發。坐正太火車到石家莊，換京漢車，一直開到漢口大智門車站。商震率部入湘后，接受傅良佐的指揮，在永豐前線與桂軍馬濟、韋永昌部交火。商震曉諭全體官兵：“本旅奉命死守永豐陣地，有敢私言進退者，以軍法從事。”軍令如山倒，將士全力抗擊，堅守陣地十幾天不動搖。正當商震激戰前線堅守待援的時候，王汝賢、范國璋在長沙發表通電，主張停戰撤兵，傅良佐逃走。商震部孤懸永豐，形勢危急。在全局情況不明的情況下，商震率部撤出戰鬥，經湘鄉，退入湘潭縣城后，被湘軍包圍繳械。

商震所部第一混成旅，是閻錫山四分之一的家當，遠赴湖南后，閻錫山無日不在關注。聽到北洋軍失利的消息，閻錫山再也坐不住了，速派副官榮鴻臚、張汝蘋先後赴漢口、岳陽一帶打探究竟。不日，即有商部全軍覆滅的消息傳回。商震出發時曾向閻保證得勝回營，不料竟落了個“大將南征膽氣豪，繳槍沒有打收條”的下場，自覺“無顏見江東父老”；加上湖北督軍王占元有意延攬（在湘潭繳械后，商震以下各級軍官被解武岡，羈押於基督教青年會中。所幸商震諳熟英語，求得一西方牧師相助，逃至漢口，著手收容舊部），舉棋不定。榮鴻臚、張汝蘋探知這一切后，緊急電告山西。閻錫山再派副官長李德懋晝夜兼程，趕赴漢口，面見商震，婉言相勸。“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受閻錫山一片誠意的感召，商震毅然排除雜念，返回太原。見到閻錫山，商震面帶愧色，主動請罪。閻錫山則不迭聲地說：“勝敗乃兵家之常”，極力撫慰。並設專宴，接風洗塵。商震有感於閻錫山的知遇之恩，決心死心塌地地在晉軍中效力；閻錫山以一個混成旅的代價，換回了一員得力戰將。

征湘歸來，第一混成旅的番號保留，商震遵閻錫山所囑繼續收容舊部，建制漸次恢復。1920年3月，出於擴大軍工生產的需要，閻錫山將原來的“山西陸軍修械所”（建於1914年，以修理槍支炮械為主）與“銅元局”（1917年前後設立，以含銅量99.9%的舊式制錢為原料，用三文制錢改鑄可當20文制錢的銅元一枚，在全省範圍內流通）合併，組成“山西軍人工藝實習廠”。就學識和見識而言，商震在當時的晉軍將領中稱得上是鳳毛麟角。有鑒於此，閻錫山推舉商震以第一混成旅旅長兼山西軍人工藝實習廠總辦。閻錫山的進一步重用，使商震如魚得水，拳腳大展。實習廠在他的主持下，“改革制度，變更組織，增添設備，新建工廠，”軍事工業的規模一步步形成。實習廠成立之初，其16個分廠，職工500餘人，機器63部，已能著手製造槍彈和仿造重機槍。至1921年7月，職工增至900餘人，機器增至183部。1923年7月，職工增至1840餘人，機器增至320部，並新建了無煙葯、制酸、制殼三個分廠，其中前兩個廠的設備由德國雅利商行訂購，於同年9月相繼投產。這年7月，閻錫山再次改組軍人工藝實習廠，取消總辦制，商震雖然沒有了明確的職務，但是仍然過問軍工事務，直到1927年。在此期間，工藝實習廠繼續發展，職工增到11000人，設備增至2300部，月產火炮10餘門、衝鋒槍900枝、機關槍20挺、炸彈3000餘枚。初步形成了規模生產。

1924年冬，閻錫山為要出兵石家莊阻擊吳佩孚北上，故意虛張聲勢，將原有的十個團改編為十個旅，搭成一個空架子。軍隊返回太原后，又進一步充實擴編，增加了一個旅，總兵力達到十一個旅；並成立第一、第二兩師，分轄第一至四旅。商震升任第一師師長。擴編完畢，樊鍾秀來攻，大敗晉軍蔡榮壽部，經峻極嶺進入山西遼縣（今左權）。危急之中，閻錫山派商震率第二旅第三團全部、第四團兩個營，以及第三旅第五團、炮兵一營、手擲彈一營，向遼縣星夜馳援。商震從一位美國牧師處借來一部汽車，率先到達前線。鑒於形勢危急，他果斷地處決了十七名臨陣敗逃的官兵，使軍紀為之一振。然後揮師猛攻寒王鎮樊軍總部，樊軍全線潰敗，撤回河南。與樊鍾秀之役，一掃征湘失敗帶來的陰影，商震作為一員戰將，擅打硬仗的形象重新樹立了起來。

1925年夏，北京政變以後迅速發展起來的國民軍，為了進一步擴大地盤，圖謀向山西發展，山西被國民第一、第二、第三軍包圍的水泄不通，兵工廠用的材料也運不進來。面臨嚴重的威脅，閻錫山開始採取聯直吳、奉張，反馮的立場，戰事連續發生，商震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26年春，閻錫山答應吳佩孚配合掃除北上障礙。他交待商震：“山西究竟是和張吳合作倒馮，還是和馮合作，現在還不能決定。可是孔庚現在順德，他對山西始終野心不退。我們不如趁這當子，先把順德拿下。千萬不要放走孔庚，要把他俘獲解回省來。”奉閻錫山之命，商震率其第一師出兵，以抓孔庚為借口，攻佔順德。接著，又北上保定，收編了國民第四軍魏益三部（不久前剛被馮玉祥收編，列入國民軍序列），打通了京漢線北段。

4月，國民軍撤出北京，兵分兩路，東路軍以鹿鍾麟為總司令，駐於南口、多倫兩地；西路軍以宋哲元為總司令，陳兵山西北部邊境。為了準備直接與國民軍作戰，閻錫山調兵遣將，布防於大同一帶。商震被緊急從石家莊調回，出任前敵總指揮，駐大同指揮作戰。5月18日，國民軍西路軍分別從得勝口、殺虎口等處發動進攻。商震指揮晉軍各部拼力抗擊，激烈的戰鬥持續了七八個晝夜，雙方形成對峙，戰局呈現膠著狀態。這時，張作霖急電閻錫山：從南口仰攻居庸關傷亡很重，攻不下來。是否可將你的隊伍撤下來，開到雁門關一線，作好防禦工事，採取守勢。等候鄙處騎兵打到察北，佔領多倫，威脅張家口的時候，再行出擊。閻錫山遂命商震“暫撤至雁門關之線，集結兵力，先取守勢，待機進攻。”依照閻錫山的命令，商震放棄大同城郊及其外圍部分地區，扼守大同及雁門關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長城構築陣地，待機出擊。8月上旬，奉軍攻佔多倫；中旬，在奉直聯軍的緊逼下，國民軍從南口撤出。與此同時，晉軍轉守為攻，國民軍陷入被動，開始從晉北撤軍。8月24日，“晉省境內已無敵蹤”。商震乘勢指揮所部以三路追擊，先佔豐鎮、集寧，繼入平地泉，一直打到歸綏，從而把閻錫山的勢力擴展到綏遠地區。在此期間，國民軍敗軍之將韓復榘、石友三、鄭澤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勸誘下投晉。9月3日，閻錫山電報商震以前敵總指揮代理綏遠都統。

與商震率部打到歸綏幾乎同時，馮玉祥從蘇聯考察回國。9月17日，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就任國民聯軍總司令，宣布“與國民黨結合為一，實行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之後，國民軍舊部紛紛重歸於馮玉祥大旗之下，綏遠形勢變得嚴竣起來。為了不與國民軍再起衝突，商震向閻錫山轉達馮玉祥“望合作救國實行三民主義”的願望，並提議“避讓棄綏”。閻錫山權衡再三，聽取了商震的建議：“我方觀測大局，權衡利害，當讓奉方單獨解決。執事主張避讓棄綏，尤為明切。然奉方作法及大局變化頗有觀察之餘地。我方似不應取決絕主張，致失機宜。須本昨電意旨，先將第一期應撤之隊伍，速令開回；俟布置妥當后，該都統候令將軍民兩政，交屬僚代拆代行，回晉一次，以便面商一切可也。”於是，除留一師兩旅駐綏外，其餘在綏部隊陸續撤回山西。

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閻錫山易幟，商震被任命為第一軍軍長。隨即，奉命沿京綏路向奉軍發動進攻。在遭到截擊后，毅然捨棄大同、天鎮等地，全軍撤守雁門關，憑長城固守，奉軍屢攻不克，雙方長期對峙。1928年2月20日，商震被任命為第三集團軍第一軍團長，轄第一、四、五、六、七、十五各軍。戰事發動，他以前敵總指揮，統一指揮左、中兩路作戰主力，完成從側背進奉軍的任務，在配合右翼部隊正面進攻的同時，一舉攻佔察綏。北伐成功后，商震被任命為河北省主席，由統兵將領變成了方面政務大員。

商震早年走向社會，經過百般歷練，文韜武略不落人後。不得已而投靠閻錫山後，之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馬後奔走效力，只為沒齒難忘的知遇之恩。然而就其本性言之，事事受制於人又心有不甘，尋找機會謀求獨立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早在代理綏遠都統之時，商震就作過這方面的嘗試。針對晉軍久不作戰養成的素質低劣、意識陳舊的惡習，為今後的發展計，商震於短期內在歸綏創建綏遠軍事政治學校，自兼校長。學校首期招生200餘名。北伐完成後，他以為各派勢力均已統一於蔣介石的大旗之下，服從中央是問題的關鍵。因此，在河北省主席任上，商震開始表現出與閻錫山的離心傾向：先是把原綏遠軍事政治學校遷到北平黃寺，易名為河北軍事政治學校，高薪聘請學有專長者任教，擴大招生；又在南苑成立一個教導師，培訓軍隊中的骨幹力量；還開辦了黨務訓練所和訓政學院，進行幹部準備。同時，他還通過張學良秘密購買了一批槍械，積極準備在適當的時候自己成立一個師。然而，商震的做法相對於當時複雜的政治局面顯得有些幼稚。他沒有看到蔣介石的統一隻是表面上的，只是各派政治勢力在政治上互相妥協的結果，蔣介石不會也不可能徹底改變各勢力集團的相對獨立性。在這種局面下，他的河北省主席實質上是閻錫山在各集團的政治爭鬥中分得的一杯羹，也就是說仍然屬於閻錫山的勢力範圍，對於他的獨立企圖閻錫山是不會視而不見的。就在商震陶醉於擺脫閻錫山羈絆的美好前景之中的時候，1929年8月10日，一紙“調令”把他由河北省主席變成了山西省主席。

調商震改任山西省主席是閻錫山使出的一個撒手鐧，不動聲色地把商震置於自己的眼皮底下，使商震過去一個時期的努力完全化為泡影。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成為閻商關係的轉折點，最終導致了商震的離山西而去。在河北苦心經營一年有餘，政治、軍事、經濟均打下了一定的基礎，突如其來的調動，商震卻只有俯首就範的份，閻錫山的能量與影響，確實不可低估。回到山西后的商震雖然仍為省主席，但一開始就陷入有職無權的困境之中，所要做的只有“蓋蓋圖章陪陪客”。

中原大戰后，閻錫山出走大連之前，責成徐永昌、楊愛源以晉綏警備司令部正、副司令，負責山西善後，商震被晾在了一邊。山西軍隊整編，商震雖被任命為第三十二軍軍長，但卻日益處於孤立的境地。第三十二軍馮鵬翥師之高鴻文、黃光華兩旅為商震舊部，軍隊整編未竣張學良未予發餉前，各部隊均以貶值晉鈔維持。商震則竭盡省政府所能支配的財力，對該兩旅時以現金補助，各將領因此不平，王靖國、孫楚等閻的嫡系將領更是表示極大的不滿，情緒非常對立。商震自知矛盾難以調和，索性使問題表面化，先是提經省府委員會議通過裁撤閻錫山親定的村政處，隨即一次性撤換了25個縣長。這樣一來，輿情大嘩，終於演成了一次太原軍民的驅商大會，在文瀛湖畔，群起聲討；軍界也同時醞釀驅商。商震不能見容於山西軍政界的局面由此形成。歪打正著，早有獨立之意的商震就勢借口奉蔣介石中央之命，出兵攔截舉兵進攻奉張的石友三部，率舊部高、黃兩旅及軍校學員共9000餘人，出娘子關，東開河北，脫離了他賴以發跡的山西。蔣介石賞識商震的才幹，早有延攬之意。商震脫離晉系后，在蔣介石、張學良的支持下，仍領有第三十二軍軍長一職，並迅速將所部擴編為三個師，兩萬餘人。

1933年春，長城抗戰爆發。第三十二軍被編入第二軍團，商兼軍團總指揮。3月4日，日軍第十四混成旅團第二十八聯隊一部竄入冷口，到達姚家莊附近，並占建昌營。商即令第三十二軍第一三九師附騎兵一部由灤河西岸經松樹營、爪村兼程前進，驅逐建昌營及冷口之敵，同時令第五十七軍派騎兵一部於撫寧、盧龍、台頭營等處遙為呼應。3月21日，敵機10餘架猛轟建昌營及冷口各陣地，繼之發起進攻，戰鬥一直持續至23日夜，守軍傷亡頗重。24日，商鑒於情勢緊迫，於午後率第一四一、第一四二兩師長及炮兵指揮官親赴第一線，激勵前線士兵。愛國官兵士氣大振，與敵展開血戰，終迫敵退據肖家營子及以北地區。4月3日，敵機大肆轟炸冷口後方遷安縣城一帶，並連續派小股部隊偵察白羊峪、擦岩子口附近地形。商震判斷，敵有進擾左翼陣地企圖，乃急令第一四一師派有力部隊扼守此地，以防不測。4月9日晨，敵分兵三路，發起全面進攻。10日，敵突破櫻桃園、白梨山鞍部陣地，界嶺口方面亦請求增援。商震一面電請北平軍分會調豐潤之第四十軍向太平寨方面急進，一面令第八十四師率部增援冷口，並令駐古冶之第一四三師之1團向建昌營推進。至入暮時分，馬道溝、燕窩口等地相繼失守。商震以燕窩日關係全線安危，乃急令第一三九師於10日晚分兵三路向敵反攻。各部均受敵火力所阻，傷亡奇重，未能奏效。11日，敵沿長城向東席捲而來，而我增援部隊遠未到達，商震遂命守軍撤至冷口以南預備陣地。撤退中，遭日軍飛機轟炸，遂成潰軍。商震只好改令部隊撤至灤河右岸既設陣地。5月底，商震部調回北平。1935年4月3日，商震被授予二級上將。1935年6月商回任河北省主席，兼天津市警備司令。同年12月，出任河南省主席。

1936年2月，中國共產黨組織了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鋒隊，從陝北東渡黃河，準備開赴河北抗日前線，發表了《東征宣言》。蔣介石命商震率三十二軍入晉剿共。商震對南京政府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不滿，不願將實力消耗在對紅軍作戰上。他連夜乘車到南京，面向蔣介石申述自己當年脫離閻錫山之羈絆，並借口與閻不睦，無法合作，拒絕從命。

全面抗戰爆發后，商震任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指揮部隊在冀南豫北阻擊日軍。1940年，商震調往湖南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宮，長官部人員均系蔣介石嫡系。不久，跟隨商震多年的中將周思誠，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毅然奔赴延安。商震聽說后說：“人各有志，走就走吧。”

周恩來在重慶，通過王興綱向商震要求代為尋覓革命先烈共產黨員孫炳文與老革命家任銳所生的兒子任名世的下落。商震明知特務監視，但他得知是周恩來委託之事時，仍然冒著危險轉託宋肯堂，輾轉找到了任名世，並使之安抵延安。王興綱到重慶從事中共地下黨的工作，仍以商震為依託。后又為了王興綱的安全，派人護送他離開重慶。

1940年6月，商震調任重慶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兼外事局局長，從此也就結束了30餘年的戎馬生涯。1941年以後，商震主要從事外交活動。他如魚得水，盡展生平所志，成為那個時代盟軍中的外交幹才，蔣介石對他極為器重，歷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兼外事局長、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等職。

商震從陸軍上將調任外交戰線，一方面是由於他擅長英語，能和外國人直接對話；另一方面也因為他擅長交際，有外交天賦。商震的這些優點使其在兼任軍委會外事局長后，與英、美軍事人員接洽順利，頗受好評。

1941年初，當日軍危及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之時，中英兩國就共同保衛緬甸進行了具體討論。為制定出正確的作戰方案，中國派出了以商震為團長的“緬印馬軍事考察團”。考察團於1941年2月出發，先赴緬甸，在考察了緬甸的地形、交通、氣候、軍事設施、民情等情況並進行研究后，商震等人認為，日軍一旦與英國開戰，將首先在緬甸境內擊潰英軍，腰斬滇緬公路，而不會先在中國境內切斷滇緬公路。因此，中國軍隊應儘早以三至五個軍的兵力開赴緬甸，配合駐緬英軍布防。這些判斷和建議集中體現在考察團提出的中英緬共同防禦計劃中。這份計劃書得到軍委會認可后，立即轉送駐緬英軍。隨後，商震又率團赴印度、馬來西亞進行三個月的考察。回國后，考察團編寫了長達30萬字的《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報告書》。這份報告書連同前述計劃，無論對形勢的分析、敵情的判斷，還是應對的作戰部署，都是基本正確的。

然而遺憾的是，在報告書送交英方后的半年多時間裡，英方沒有做出積極回應，一是因為其自詡力量雄厚，認為日軍不敢輕易向他們挑釁，盲目相信即便日軍要切斷滇緬公路，也不會選擇在緬甸境內；二是英國擔心進入緬甸的中國軍隊人數超過英軍，將會形成喧賓奪主的局面，故不同意中國立即派兵去緬甸布防。英國的傲慢和無知最終使商震考察團的計劃及報告完全成了一紙空文，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1943年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的首腦會議，是戰時中國元首參加的最高級別的盟國會議。商震作為首席軍事代表同司法院院長王寵惠、空軍司令周至柔、國民黨中宣部長董顯光等陪同宋美齡，先蔣介石一天飛赴開羅。商震能以蔣介石首席隨員身份參加如此高級別的盟國首腦會議，充分說明蔣介石夫婦對他的信任和器重。

在出席開羅會議前，商震已奉蔣介石之命，與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一起，精心擬定了要求美國裝備訓練中國軍隊和要求英國協同配合反攻緬甸的提案。11月22日，中美英三國首腦在開羅舉行第一次會議，作為中方高級將領，商震同美方高級將領喬治·馬歇爾將軍、史迪威將軍和陳納德將軍，英方高級將領蒙巴頓將軍等一起就反攻緬甸問題進行了激烈討論。從開羅回國后，商震又根據開羅會議的決定，同史迪威制定了反攻緬甸的具體作戰計劃。

1944年8月，商震又奉命和顧維鈞、魏道明兩位大使一同出席了同盟國籌備設立聯合國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儘管由於蘇聯的反對，中國未能參加美、英、蘇第一階段會談，而只參加了美、英、中第二階段會談，但商震等人還是堅持在會議的第一階段提交了中國政府的立場文件，在會議的閑暇之時，也與美、英兩國代表保持聯繫，並就會議要旨進行了積極溝通。在會議的第二階段，中國代表團提出了七點補充建議，其中三點被提交給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最終全部被吸收到《聯合國憲章》中。英、美代表對包括商震在內的中國代表團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的出色表現給予高度評價：“中國代表團成員巧妙地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為會議的成功做出了貢獻。”

1944年3月，為促進中美諒解與合作，爭取美國擴大對華軍事援助，建立中美特殊軍事關係，蔣介石派遣商震出任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當時的《中央日報》報道稱，商震任團長的消息公布后，美國各界都表示滿意，認為這是中、美、英加強軍事合作之舉。該報還稱讚商震主持軍委會外事局多年，經驗豐富，必能勝任新職。

5月17日，商震一行抵達華盛頓，與美國政要就加強對華軍事援助進行了交涉。5月30日，蔣介石致電商震指出，日軍已開始向粵漢路進攻，請其轉告馬歇爾將軍，加強第十四航空隊的實力。5月31日，商震代表蔣介石向羅斯福總統表示，為挽救豫湘桂戰場危局，希望美國能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這一請求遭到美方拒絕。1945年3月，商震又與美國軍方要員李海會晤，就蘇聯對日作戰及美軍在中國沿岸登陸等問題進行晤談，並就雅爾塔會議是否有秘密協議之事進行探詢。李海委婉告知商震，蘇聯對日作戰一事已有規定，而美軍在中國沿岸登陸一事仍需時日，至於雅爾塔密約之事則未作表示。

儘管在爭取美國軍事援助的問題上，商震的工作成效有時不盡如人意，但在擔任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期間，商震充分顯示了其精力過人、處事勤勉的優點，他為爭取中國戰場急需的物資裝備奔走不息的敬業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表現甚至贏得了杜魯門總統在白宮的宴請。

抗戰勝利后，中國派遣軍事代表團去日本受降。1946年下半年，首任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因在東京私生活失檢而被撤職調回國內，商震奉派繼任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

1946年5月3日，舉世矚目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對在二戰中犯有彌天罪行的日本戰犯進行國際大審判。在此之前，由各同盟國家組成的軍事代表團已先期抵達日本，並圍繞是否追究日本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及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舉行軍事代表團辯論會，商震作為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參加了會議。期間，商震代表中國在辯論中以大量的事實和證據指出，不論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還是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及以後對中國長達八年的全面侵略，裕仁天皇都是首要決策者，作為日本惟一的最高統治者和軍隊的惟一最高統帥，天皇是日本所有侵略戰爭的罪惡之源！中國堅決主張廢除日本天皇制，追究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商震的慷慨陳詞，表達了中國政府和中國民眾的心聲。儘管由於種種原因，天皇制未被廢除，天皇也未被追究戰爭責任，但商震代表國家和民族所作的辯論不容忘卻！

1949年3月，商震辭去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的職務，定居日本。1974年和1975年商震曾兩次回國觀光，受到朱德、葉劍英的接見和宴請。1978年5月15日，商震病逝東京，享年90歲，商震一生不斷追求進步，晚年雖定居日本，身在異國他鄉卻念念不忘祖國。逝世后，其骨灰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