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奐午
畢奐午
徠畢奐午,河北井陘人,中國詩人、學者;生於1902年,去世時間不詳;曾任天津南開中學教師,清華大學中文系教員,武漢華中大學中文系講師、副授,1949年後歷任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湖北省文聯副主席,武漢市文聯副主席;1928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詩集《掘金記》、散文集《雨夕》、詩文集《金雨集》等。
目錄
人物簡介
徠畢奐午(1909—2000)先生,原名恆武,后改奐午;曾用筆名畢篥、李福、李慶、魯牛等。
1909年12月出生於河北井陘縣賈庄——這是太行山東麓的一個礦區小山村,他在這兒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時代。他的祖母知書識字,他很小起便跟著祖母讀些《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及《聊齋志異》、《封神演義》之類的文學書籍。這幾乎是他接受中國文學熏陶的啟蒙課程。所以他在念小學前便能背誦《陋室銘》和《為徐敬業討武曌檄》等。與此同時,家鄉的礦工們的苦難與悲慘的生活,也深深地刻鑿在他幼小的心靈里,使他明白了這個社會的貧富不均和許多不公平。
1925年秋天,他由村小學而考入北京師範學校。這是當時極有名氣的一所中等師範學校,設備好,課程齊全,而且經常延聘名師任教。同時這所學校也有著良好的文學藝術環境,文學家老舍,就是這所學校較早的畢業生。在北師的各門學科中,畢奐午尤其喜歡文學和音樂。他在國文老師於澄宇、王西徵、高滔等人的影響下,開始了文學習作,並漸漸地顯露了他的創作才華。後來收入《掘金記》里的部分詩文,便是此時創作的。其中一些詩作如《春城》、《村莊》、《田園》等,原是國文教師在課堂上出的作文題。當時教他美術課的老師有李苦禪、趙望雲、汪采白等,音樂和美術也為他的詩歌風格的形成起了不少的作用。
1928年,正當青春年華的畢奐午,為嚮往光明的發源地,與同學王榮庭(即後來的被稱為“西部歌王”的音樂大師王洛賓)一起結伴到了哈爾濱,打算從哈爾濱奔往紅色莫斯科。
畢奐午(後排左1)與蕭乾、何其芳等合影
這一時期,他的創作也一躍而上了一個高峰。其原因之一是他的一位好友李威深從太行山礦區來到北京,對他的思想觸動很大。李威深以前也在北師讀書,后因思想激進而被校方開除,繼之到了畢奐午的家鄉一帶參與了礦工運動,下過煤礦,當過井下工。李威深把太行山礦區的工運情景描述給畢奐午聽,引起了他童年時代的有關礦山、煤窯、高聳的煙囪的許多回憶,也喚醒了那潛伏在他心靈深處的創作的礦區。於是,他揮筆創作了《人市》、《下班后》、《幸運》等一組描寫礦山生活的散文和小說。用畢奐午自己的話說,“在那裡,我看見不知有多少的人遭遇著像外國小說裡面所描述的濱海漁民的同樣命運——濱海居住的壯丁們的生活是都被大海吞噬了。河泊山下的居民的幸福也多半在那懷抱著煤塊的岩石上撞碎。於是我便描了這樣幾幅小畫。”(《掘金記題記》)
他們不僅在教學上給予了畢奐午直接的幫助,同時也成了創作上的摯友。那時正在北京編《文學季刊》的巴金和靳以,主編《水星》的卞之琳,編輯《大公報》文藝副刊的蕭乾,以及在天津女子師範學院任教的曹禺等,也都相繼成了畢奐午的師長和摯友。師友間的切磋幫助,使他的創作日臻成熟。
1935年,巴金先生把畢奐午的十首新詩和四篇散文編成一集,題為《掘金記》,列入了“文學叢刊”第二集的十六種書中。這是該集中唯一標明“詩集”的一種。後來據聞一多先生的遺札記載,他準備編選的《現代詩鈔》中,《掘金記》也是一部擬選進的重要詩集。稍後,巴金又將畢奐午新創作的另一些小說和新詩編成一本《雨夕》,列為“文學叢書”之一種出版了。巴金親自為這本集子寫了“後記”。
這兩本詩文集在思想內容上緊扣時代和民族的脈搏,直面現實和人生,與當時的“革命文學”取同一的步調。詩人的目光緊緊地注視著苦難深重的中國大地。而在藝術上,它們也迥異於當時正泛濫於詩壇的、帶有嚴重的“唯美主義”傾向的“新月派”詩歌作品。
有一個細節頗能說明問題。何其芳當時和畢奐午在感情上親如兄弟,創作上也互相提攜。何其芳在《夢中的道路》中曾寫到:有一次我指著溫庭筠的四句詩給一位朋友看:楚水悠悠流如馬,恨紫愁紅滿平野。野火千年怨不平,至今燒作鴛鴦瓦。
我說我喜歡,他卻說沒有什麼好。當時我很覺寂寞。後來我才明白我和那位朋友實在有一點分歧。他是一個深思的人,他要在那空幻的光影里尋一分意義;我呢,我從童時……以來便墜入了文學魔障。我喜歡那種錘,那種色彩的配合,那種鏡花水月。
何文中說的“一位朋友”即是畢奐午。何其芳的話是坦誠而中肯的。他此後在思想上和藝術風格上的質的飛躍,固然還有許多別的原因,但畢奐午對他的影響,使其有時“厭棄自己的精緻”而從“夢中的道路”上逐漸醒悟過來,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雨夕》集中有一首《火燒的城》,其中有這麼幾句:是誰被拋棄於腐朽,熟睡如沉卧於發賣毒液的酒家,在那裡享受著夢境無涯?歡樂的甜蜜,吻的溫柔誰不期待?但那帶著枷鎖的苦痛的手指將推你醒來……
畢奐午的這首詩不是寫贈何其芳的,但詩中的寓意卻深深打動了何其芳的心。讀後,他曾感慨地對畢奐午說道,是的,我們不能再做夢了,而應該如詩中所言,讓帶著枷鎖的苦痛的手,把我們推醒、搖醒了……
詩人艾青在《抗戰以來的中國新詩》一文中,大篇幅引錄了《火燒的城》這首詩,並且如是評價道:“畢奐午,保持了《滅亡》的情感的深沉和語言的樸素與有力,寫了一些刻畫土地淪亡的痛苦的詩篇……”
還需提及的是,《雨夕》中目錄所列《繳械》和《藝術的劫運》兩篇,有目而無文。巴金先生的《後記》里未說原稿缺佚,而印本里剛好空了兩文所佔的頁碼,可見是被當時的書報檢查官們強行抽禁了。由此也可見這作品其時是不能見容於當局的,其原因正是它們所蘊含的激憤與悲愴的聲息。半個世紀后,艾青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1927—1937)時,就收入了《掘金記》和《雨夕》中的幾篇作品,並加以讚賞。
可是,就在這顆詩壇新星剛剛升起的時候,抗日戰爭爆發了,中華民族進入了空前劫難和艱苦的歷程。作為一介書生的畢奐午也在劫難逃,被日本法西斯投入了監獄,受盡了屈辱和非人的摧殘。有一段時期,他的精神和肉體都受到極大的損傷,幾乎喪失了記憶力。——這也正是艾青在他的文章里說到畢奐午的詩時所寫的,“詩人似乎就一直生活在已經淪陷了的城市裡,除了讀到他這樣痛苦的詩之外,從來沒有得到他的消息”的原因了。是的,日軍的黑牢當然不是歌吟的場所,他被迫放下了詩筆,停止了歌唱。也許就是從那時起,他與心中的詩神默默暌離了。這當然是中國現代文壇的一個損失。
在這期間,全國的解放戰爭開始,“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的民主風潮此起彼伏。畢奐午先生堅定地站在正義的一邊,追求光明,嚮往民主與自由,全力地支持青年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與當時的清華大學、華中大學兩校的從事地下活動的中共黨員學生,保持著極其密切的關係,他的家也成了學生地下黨員的活動場所和掩護所。
不僅如此,他的塵封了多年的詩心也因學生的高漲的情緒而復活。他除了把剛剛領到的幾十塊銀元的“應變費”全數捐贈給了地下黨支部,編印了《毛澤東文選》等宣傳文件,而且還重操詩筆,寫了《罷課》、《小溪》等詩傳單和唱詞,曾在校園中傳誦一時。這些篇什可惜都散失了。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畢奐午先生出席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並先後擔任中南文聯、第一屆湖北省文聯、武漢市文聯、湖北省文化局等機構的領導職務。1950年調武漢大學任中文系教授。
十年浩劫期間,他作為一個從舊時代過來的老知識分子,也在劫難逃,先是被迫離開教學崗位,接著是下放到農場,整整當了十年的“放牛娃”。“教授”頭銜早就沒有了,工資被扣發,書籍也被查抄殆盡,還被勒令住進了“牛棚”,可以說是喪失了一切做一個最普通的人的權利。為此,他曾哭笑著把自己的名字“奐午”戲稱“喚牛”。
所幸他從這漫長的災難中倖存下來了。當他放下放牛鞭,重新拿起粉筆和教鞭時,他已經年近古稀了。為了回報和答謝四面八方的老朋友的尋找和關切,他又重新拿起詩筆,寫下了《初出牛棚告白》等幾首新詩。從這幾首詩中,我們不僅可以了解一位老詩人、老教授十年中所受的苦難和屈辱,以及他對那場噩夢般的浩劫的憤怒與控訴。更為難得的是,這幾首詩也坦露了這位飽經風霜的、正直而且善良的文學老人眷戀人生、樂觀向上的襟懷。
此後,他便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教學和科研上了。帶研究生,為中青年教師提供資料、審讀論文著作,為慕名求助的文學青年看習作,解答各式各樣的問題,真正是有求必應,有問必答,有勞必效,“俯首甘為孺子牛”了。
老人自己有言:“站在講台上講課,我是體力不支了。但我可以像珞珈山上的拾柴人,多撿一些枯枝落葉,供中青年教師們燒火煮飯,做出美味佳肴來。
”這也正如他的《初出牛棚告白(二)》中所寫的:我願為成熟了的果實,懷抱著充溢的甜蜜的漿汁,在枝頭唱著豐收的歌曲,隨著園丁的手沉重的落地。或如田間的稻粱,長熟了再運往田場。讓連枷、打穀機去撿選、簸揚,把飽滿的穀粒填進糧倉。像一片綠葉也可以,承受雨露陽光,日日夜夜,養育樹榦枝條的成長。工程完了,綠葉轉成紅葉的深秋也來了,那時,我這衰竭、枯焦,裸露著葉脈的軀體,將坦然地隨風飄去。
2000年在珞珈山下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