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實證主義
反實證主義
反實證主義社會學,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歐洲大陸興起的一種與實證主義相對立的主觀主義社會學思潮。在自然科學迅速發展的推動下,關於人的生理和心理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科學中的機械決定論模式為新發現所衝破,這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自然科學中的唯心主義傾向。一些社會學家拋棄了以整體觀和進化觀為內容的實證主義模式,以個人行動的主觀根源說明人的活動、社會關係、社會結構和社會發展。
它反對實證主義社會學從自然科學中尋找可以運用於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提出了從個人的、主觀的動機或體驗的認識中尋找認識社會的方法,從而形成了反實證主義的主觀主義社會學思潮。
①強調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區別,反對把自然科學方法運用於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是探尋自然界的一般規律,而社會科學則是說明社會中的個別具體事物的聯繫,它具有不可重複性,也沒有一般規律。
②反對社會唯實論,主張社會唯名論。社會由個人組成,社會活動由個人行動所決定,個人行動由個人動機、行為規範和價值關係決定。社會科學首先要研究個人行為動機與社會規範,反對實證主義社會學把社會生活看成是一些無個性的社會事實或社會結構的相互作用。
③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應該著重於分析社會整體的因素,找出它的成分,說明整體與成分的關係。在分析各社會有機體時強調作分類研究,說明其個別的功能,反對實證主義把社會學研究歸結為只對各種社會現象作整體說明。
④社會科學的主要方法是以描述性的歷史方法說明社會現象,反對在社會科學中運用自然科學的概括性規律方法。
⑤考察主體的認識能力是主要的認識方法,而實證主義的所謂客觀事實是由主體的認識能力產生的,社會科學知識是主觀的和相對的。
實證主義與反實證主義的社會學理論由於研究立場和視角點不同,兩者概括的範圍也不同,形成兩種對立的理論。概括說來,實證主義偏重於主觀經驗現象的客觀事實方面,具有自然主義傾向;反實證主義偏重於構成主觀經驗現象的內在因素方面,具有人文主義傾向。
主要指受德國弗萊堡學派的價值哲學影響的由M.韋伯倡導的理解的社會學,受W.狄爾泰生命哲學觀點影響的G.齊美爾的形式社會學,以及在德國精神氛圍中發展起來的 A.韋伯的文化社會學和 K.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等。儘管上述幾人的研究重點有所不同,如M.韋伯強調社會學應研究決定人們社會行動的主觀意義即動機,齊美爾主張研究社會存在的本體論條件和認識論前提——人際互動的純粹形式,A.韋伯和曼海姆試圖通過考察文化和知識的生成、內容和功能來解釋社會過程,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反對實證主義的統一科學觀,主張在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即人文科學之間做出區分。他們在社會學研究中表達了新康德主義者W.文德爾班、H.李凱爾特等人的價值觀點,認為自然科學是關於“是什麼”的事實知識,而社會學則是關於“應該是什麼”的價值知識。在新康德主義社會學中,價值作為最廣義的善,誘發著人們的行為動機,是指引人們行動“應該如此”的普遍性規範原則,在社會行動中起到制定方向的作用。M.韋伯力主社會學通過“理解”隱藏在社會事實背後屬人的“主觀意義”來認識社會;齊美爾的社會學主要研究“社會交往的形式”,即通過社會行動相互聯結起來的個體以及由此產生的全部關係的過程;A.韋伯的文化社會學尤其注重歷史過程分析,但他把這一過程視為只能在其個別性中才能理解的文化積澱。新康德主義社會學一反實證主義的社會唯實論和集體主義傳統,倡導一種社會唯名論和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觀點,為社會學中反實證主義―人文主義路線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20世紀30~40年代,德國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理論家們創立了一種跨學科的社會政治觀點。他們借用馬克思的觀點,同時吸收G.盧卡奇的“物化”概念,形成了獨特的批判理論。人們把以該研究所成員為主體的持批判理論觀點的學者稱為法蘭克福學派。在社會學領域,法蘭克福學派把對實證主義的理論批判與對自由主義的政治批判結合起來,深刻地指出,實證主義社會學把人視為無主體的客觀結構和把人的精神物化,不僅扼殺人的精神價值,而且變成為現存制度的合法性提供辯護的政治工具。
現象學社會學是20世紀60年代后在美國興起的一種主觀主義社會學理論。其代表是A.舒茨所持的對自然主義社會學的“現象學批判”和H.加芬克爾的民俗學方法論。現象學社會學的理論來源於德國哲學家E.胡塞爾的現象學、M.舍勒的知識社會學和M.韋伯的理解的社會學觀點。
舒茨指出,實證主義社會學忽視了自然科學與社會學在研究對象上的本質區別,它用一套範疇、概念創造了一個有秩序的科學的人類行動的實在,但這個實在是不真實的。他從胡塞爾的現象學中借用了“生活世界”和“互為主觀性”概念,指出日常的生活世界是一個互為主觀性的世界,這個世界是由多重實在構成的,行動者與互動的他人都在共同參與和分享這個世界。他指出,對社會學來說,日常經驗的實在是最重要的。他主張對傳統社會學認為的“事實”、“實在”加以“懸置”,即暫停判斷,研究人們是怎樣賦予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經驗以意義的。這就是要從被研究者的角度來解釋經驗的實在。加芬克爾的民俗學方法論強調研究人的日常活動,尤其是社會互動中形成習慣性的方面,考察人們使用什麼手段賦予日常生活世界以意義,即怎樣構造實在。在現象學社會學家看來,他們探求的目的在於如何創造一種“社會學”,它雖然使用自然科學手法,但在主旨上卻不偏離目標,亦即選擇一種對社會現象的研究更富成效的新的視角。
符號互動論
源於心理學主義的美國社會學流派。其理論淵源可追溯到美國的W.詹姆斯、J.杜威等人的實用主義心理學著作。主要代表人物有G.H.米德和H.G.布魯默等人。符號互動論建立在以下幾個理論假設之上:人類以事物對他們所具有的意義為基礎對這一事物發生行動;意義產生在人際之間的互動過程中;通過解釋過程這些意義不斷得到修正。符號互動論反對實證主義社會學把社會事實作為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觀點,注重對社會由以構成的行動者主觀世界的分析。米德把實用主義與行為主義、達爾文主義相結合,探討了心靈、自我和社會是怎樣通過互動過程而產生和發展的。布魯默繼承了米德的傳統,進一步強調符號互動論關注對互動的解釋過程,而不是社會結構之類的對人起某種強製作用的外在力量。
以E.戈夫曼為代表的擬劇論,P.伯格和T.盧克曼的宗教社會學觀點,以及C.W.米爾斯、A.W.古爾德納和A.吉登斯等人批判傳統的實證主義社會學的觀點,對傳統實證主義社會學的一些根本弊病,從不同角度進行過批判,從這個意義上也可把他們歸入反實證主義社會學這一範疇。
他們的共同點是反對佔主導地位的傳統社會學在理論上的自然主義傾向和方法論上的實證主義(自然科學方法),而主張以理論上的人文主義和方法論上的主觀主義(理解和解釋方法)與之抗衡。
由於他們所處歷史時代、文化背景和社會思想上的明顯差異,各自在具體學術觀點上也存有諸多區別甚至對立。它們與實證主義社會學的關係,也由對立走上互相滲透和彼此吸收。
80年代以來,社會學在呈現理論多元局面的同時,出現了做出某種綜合的發展徵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