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其益

1909年12月17日　出生於湖南長沙。 1929—1933年　南京中央大學畢業獲理學士學位，同時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1933—1934年　任中央大學助教。

1934—1937年　任中央棉產改進所技正，負責棉病室工作。

1937—1939年　在英國倫敦大學及洛桑斯特實驗站研究學習。

1993年獲倫敦大學博士學位。

1939—1940年　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名譽研究員。

1941—1948年　任南京中央大學生物系教授。

1949—1956年　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教務長。

1956年　由國務院任命為北京農業大學副校長。

1957年　兼任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所所長和院學術委員會委員。

1972年　兼任北京農業大學研究院院長。

1981年　兼任國家科委發明獎總評審委員會委員和農業生物學組組長。中國科協農函大名譽校長。

沈其益，1909年12月17日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市，幼年就學於革命先驅何叔衡任教的長沙

楚怡小學，1923年就讀於革命烈士柳直荀任教的長沙雅禮中學，1926年考入南京軍事交通技術學校，學習鐵道和汽車專業。蔣介石將該校併入中央軍校時，他即退學，而到茅以升教授辦的汽車修理工廠當汽車修理工。1929年經過自學，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從師於鄧叔群等著名教授，學習植物病理和真菌學課程。這為他終生從事植物病理學打下了深厚的業務和思想基礎。大學時代，適逢日寇入侵。當時東北淪陷，繼之日寇又進攻淞滬，全國危在旦夕。1932年，十九路軍奮起在淞滬抗戰，學生救亡運動風起雲湧。沈其益滿懷救國熱情參加了中央大學義勇軍，毅然奔趕淞滬前線營救傷病員，直到戰爭結束，因而獲得十九路軍的獎章和獎狀。他在青少年時期和大學時期的經歷，以及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使他深感只有民主和科學才能拯救中國，從而決心走“科學救國”之路。

1933年，沈其益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獲理學士學位，並留校任助教，講授植物病理學課程。受到鄧叔群教授熱情而悉心指導，他在大學時期，即進入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參與研究真菌學，並先後發表了《中國兩屬半知菌》及《中國黑粉菌志》論文。這是我國早期真菌研究的重要文獻。

1934年，因國內棉紡工業發展的需要成立了中央棉產改進所，由馮澤芳教授主持，沈其益則受聘負責棉病研究室工作。他深入全國棉區，調查研究，發表了《中國棉作病害》和《中國棉病調查報告》 ，對我國以後棉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有重要的指導作用。當時，棉“葉切病”嚴重為害棉花生產，而對其病原雖有多種猜測，但無科學論證。后經他精心觀察和周密研究，終於發現棉葉切病是由盲蝽象隱潛為害所致，並提出了防治措施。青年時代的沈其益以驚人的毅力，一面堅持教學科研工作，一面刻苦學習，並克服了疾病的困擾，終於在1937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中英庚款第五屆公費，被選送赴英國留學，在倫敦大學皇家學院和洛桑斯特農業研究試驗場，從師於著名植物病理學家布朗·格納特教授。兩年後，他完成小麥根腐病研究的博士論文（1939），經答辯認為研究具有創見，並獲得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赴美國入明尼蘇達大學，任名譽研究員。1940年正值中國處於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他深感國難深重，毅然束裝回國。雖然當時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都十分艱苦，但他以滿腔熱情投入工作，任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后又任中央大學生物系教授，先後教授植物生理學、真菌學和植物生態學等課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歷任北京農業大學教務長、副校長，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宣傳部長，全國科學普及協會副秘書長，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理事及該會英文刊物《科學世界》編委，第九屆國際植物保護會議常務委員、第十屆和第十一屆國際植物保護大會名譽副會長，同時還兼任過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所所長和中國農科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家科委農業組組員，國家科委植物保護農藥、機械組組長，中國農學會副會長，農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植物保護學會副理事長、理事長、名譽理事長。

沈其益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五屆代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六屆委員。曾多次率我國科學家代表團出國訪問，同外國簽訂合作協定。

沈其益在從事教學科研同時，還熱心組織團結我國科學界致力於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數十年如

一日。他認為“個人能力有限，而科學救國任務艱巨。只有科學界組織起來，齊心協力，才能有所作為”。從事科學界的團結組織工作，必須以無私奉獻的自我犧牲精神致力於共同奮鬥的目標，才能形成科學社團的凝聚力。在學生時代他就參加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進行科學研究，發表論文。在中央大學三年級時參加了中華自然科學社，並擔任該社常務理事和總幹事多年。他還團結同志、節衣縮食、艱苦奮鬥，長期致力於《科學世界》 、 《科學文匯》 （英文刊）、《中國科學建設通訊》（英文刊）等多種期刊，及《國防科學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舉辦科學展覽；並與各專門學會聯合召開年會，擴大理、工、農、醫多學科的團結合作。當時，中華自然科學社是一個朝氣蓬勃，人才薈集，團結進步的科學團體。參加者達四千餘人，全國各省市建立了分社，並在英、德、法、美成立了分社。其間，他要多方籌集經費、出版期刊、進行組織聯絡，工作極為繁重，但他以滿腔熱情，出色地完成任務。1946年他加入了由梁希、金善寶等發起的“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並任常務理事。此時，他接受了進步思想的影響，在重慶參加了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加入了民主救國運動的行列。

1948年，他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時，我國東北開始解放。黨中央決定在大連籌辦大連大學，為解放區培養建設人才。當時，沈其益接受了動員關內專家、教授赴東北參加革命的艱巨任務，秘密赴香港、南京、上海、廣州等地。以他的學術聲望和組織才能，曾動員著名專家教授王大珩等40餘人經香港、朝鮮奔赴解放區。這是科技界自願赴解放區參與建設事業的骨幹力量，對我國科技界投身革命事業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們受到了周恩來、陳雲、李富春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歡迎和親切接見。後來由統戰部決定沈其益留北京參與籌備由中國科學社、中華自然科學社、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和解放區東北自然科學社等發起的全國第一屆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被推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0年在抗美援朝反對美帝細菌戰中，他擔任反對美帝細菌戰調查團副秘書長，奔赴朝鮮和東北前線做實地調查研究，揭露美帝細菌戰罪行，提供了展覽材料，並向國際科學委員會作了報告，提供美帝進行細菌戰的佐證。他因此獲得我國衛生部的榮譽獎狀。

沈其益熱心致力於教育事業，為培養農業科技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1949年9月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華北大學三校農學院合併成立北京農業大學，沈其益被任命為教務長。他深感責任重大，必須兢兢業業培養大批具有社會主義覺悟和真才實學的人才。他認為三校合併應發揚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科學水平高的優勢，又要把老區華北大學密切聯繫生產實際的教育傳統融為一體，貫徹黨的理論聯繫實際的教育方針，以達到中央所要求的進行教育改革的目的。當時所招收的學生多來自城市，缺乏農業生產實踐和熱愛農民群眾的思想感情，學農的專業思想也不牢固。因此，他向校方建議把華北大學學生在春耕、秋收季節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改為從種到收去農場參加農耕學習。教師按農時講授相應的課程，使學生同時從事生產實踐和學習理論基礎，並參加農村工作，從中建立熱愛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這個建議得到領導和多數教師的支持，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沈其益認為，農場和實驗站是農業院校理論聯繫實際的重要基地。為此他曾多次向領導陳述意見，爭得上級領導對農場、實驗站人員的編製、土地和資金等各方面的支持，終於促使北京農業大學農場初具規模。

沈其益認為，我國華北黃淮海大平原是全國十分珍貴的土地資源，但由於受到旱、澇、鹽、鹼為害，產量很低，糧食不能自給，人民生活貧困。如能進行綜合治理，即可做到華北糧食自給有餘。此外，內蒙、河北廣漠草原的改良，對發展畜牧業潛力很大。這都是北京農業大學需研究解決的重大科研課題。1972年他即著手組織這些重大科研課題，他親赴邯鄲考察，並委派教師解決邯鄲、曲周縣的旱、澇、鹽、鹼災害。1978年他們和地委研究作出全面治理曲周北部23萬畝低產區的規劃，共需投入1300萬元，5—6年後即可收回，從而改變該地區二三千年來貧困落後的面貌。沈其益隨即向國家科委彙報並在中國科協常委會上，提出“綜合治理旱、澇、鹽、鹼地，把黃淮海變為大糧倉”的建議。為此當年中國科協把此方案編為“中國科協科學工作者建議”第一號文件，分送中央和各部、委、省市領導參考。受到農業部、河北省的重視，有關領導前往現場考察，認為建議切實可行。由農業部與河北省分擔所需經費和物資，支持這項綜合治理工作。經過四年的綜合治理，成效顯著。

沈其益堅持教學科研為生產服務的方向，同時也認識到加強基礎學科，引進先進技術，培養高級人才的重要意義。在他的領導下，北京農業大學率先成立了研究院，他多年任該院院長、學位評委主任，培養了一大批高級科技人才。他為北京農業大學創建了動植物生理、生化，微生物，農業氣象等專業，建立了農業遙感研究室；組織開展了赤霉素、抗菌素、遺傳工程的研究工作。

我國農業病蟲災害發生普遍，為害嚴重。沈其益兼任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所長時，在1963年得知小麥條鏽病越冬菌量大，而次年氣候條件可能使鏽病流行成災。他向科委反映，並受到中央的重視。周恩來總理批示對小麥鏽病的發生為害，要長期堅持調查研究，力求減少損失。他遵照批示精神，組織小麥鏽病綜合防治協作組，長期堅持實地考察研究，查明了條鏽病菌在西北、華北的越冬越夏基地，傳播流行規律及病原菌生理小種產生變異的地區和原因與小麥品種抗性喪失的關係。近十年來終於控制了小麥條鏽病的流行為害。

六七十年代，在全國普遍發生棉花枯、黃萎病，尤其以陝西關中棉區損失嚴重。1972年，沈其益從延安返回北京后，農業部請他主持這一重大科研課題。當時他已年逾花甲，但深感研究解決棉花重大病害問題是自己的專業和責任，因而勇挑重擔，重整舊業。他深入棉區了解情況，查閱了大量文獻，提出成立全國棉花枯、黃萎病防治研究協作組，由省負責就地調查發病情況；對從不同棉區分離到的76個枯萎病菌菌株，統一進行生理型鑒定的聯合試驗。他親自製定計劃，進行嚴格的科學實驗，確定了以抗病品種為主的防治策略措施。棉病協作組十餘年間一直堅持大力協作，總結經驗不斷創新，在實踐和理論研究方面都獲得良好成果，並促進了植病和育種學家的密切配合，培育出不少抗病、豐產、優質的新品種。

沈其益早年留學英國時就為中華自然科學社成立歐、美分社，促進了學術交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曾三次到蘇聯、東歐各國參加國際植保植檢會議，並任該會秘書長，組織在我國召開的會議。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他又任我國植保學會代表團團長先後三次分赴美、英、菲等國參加國際植物保護大會，介紹我國植保科學發展情況。在國際植物保護科學界，他享有很高的聲望，當選為國際植保大會的常務委員和名譽副會長。為提高我國植物保護科學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作出了貢獻。

在中國科協的國際學術交流中，他於1956年與李四光、周培源、華羅庚等同志籌備了世界科協在我國召開的世界科協十周年紀念會。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在我國召開的第一次科學盛會，國際著名科學家數十人參加，他當選為世界科協區域理事和該會機關刊物《科學世界》的中國編委。1959年他赴莫斯科和波蘭籌備召開世界科協華沙學術討論會，翌年與周培源等代表中國科協參加了大會。1963年他任中國科協代表團團長，出訪迦納、幾內亞、馬里、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國，邀請各國派科學代表團參加北京科學討論會。在訪問摩洛哥期間，他得知周總理訪摩時曾提出摩柑桔品種較我國為優，希望使館引進摩柑桔品種，他當即拜訪了在摩的法國專家，經商定后，摩方同意無償為我國嫁接良種苗木1000株，次年苗木如數運到。這次訪問為發展亞非拉國際科學事業，增進國際友誼，作出了貢獻。此外，他還帶領中國科協代表團訪問了西澳大利亞大學，簽訂了對乾旱地區土壤改良及發展草原和畜牧業合作協議，並接受日中農交、日本農業協同組織的邀請赴日本考察，推動了中日兩國農業科技界的交往和合作事業的發展。

1979年我國與美國建交伊始，他借率我國植物保護代表團訪美之便，邀請十餘位美國學者訪華，建立了中美兩國學術界的友好協作關係，並為北京農業大學與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加拿大圭爾夫大學的學者互訪簽訂了合作協定。他在推動北京農業大學與聯邦德國霍恩海姆大學兩校合作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由於他與該校校長萊施教授的友好關係，雙方實現了從兩校協作，發展為與巴登州際合作，直到促成聯邦德國政府與我國政府間合作的重大項目；從學者互訪講學、合作研究，發展為科研成果的推廣應用，並建立了中德農業發展中心。沈其益為推動國際科學技術交流，提高我國科技水平，培養高科技人才作了大量工作，其功績為廣大科學工作者所稱頌。

農業是基礎，科教事業對發展農業生產關係極大。1963年農業部門因忽視農業教育科研，大量裁減科研機 關，下放科技人員，壓縮經費，以至已經得到控制的水稻螟蟲，又暴發成災，當年損失稻穀50億公斤。沈其益和有關專家、教授聯名提出“加強植物保護，防治病蟲災害”的報告。這一報告受到中央的重視，經批發作為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文件。後來，周恩來總理召開會議，接見沈其益、丁穎等著名農學家，闡述了中央對農業科學的政策，加強了我國農業教育科研事業。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農業大學和許多其他著名大學被下放到不適於辦校的邊遠地區，教育科研事業損失慘重。北京農業大學面臨崩潰。沈其益多次請求中央予以關照。中央了解到農大的危機，周總理批示農大遷回，從而挽救了農業大學這支優秀的農業教學科研隊伍。

新中國成立初期，沈其益曾任“全國科普協會”秘書長，與梁希、竺可楨、夏康農、袁翰青等組織科學家大力開展科學普及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他任“中國科聯”宣傳部長時，還主編數理化及生物學四個學科通報，提高了中學教師的水平。此後，他任中國科協書記，仍為發展科普教育事業作出不懈的努力。

沈其益深感教育為立國之本，要提高全民科技文化素質，必須首先普及義務教育，加強中等職業教育，使初高中畢業生有就業能力，因而他對發展多層次的教育事業十分重視。在我國財力、師資缺乏情況下，他積極倡導以中國科協的省、地、市、鄉基層組織為依託，創辦和發展中國農村技術致富的函授大學。農業函授大學以實際、實用、實效作為社會辦學的方針，把大學所授的生產技術課程，融會貫通，編為通用和鄉土教材，形成函授、輔導、諮詢、服務的網路體系，在全國各省市興辦了200多所分校。沈其益不顧年邁體弱擔任該校名譽校長，經常到各地基層考察，盡心為培養農民技術員、促進廣大農民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和農業函授大學的茁壯成長努力工作，為農村的兩個文明建設作出了貢獻。

沈其益始終把教書育人看作是人民教師的天職。他一生艱苦樸素，治學嚴謹，平易近人，無私奉獻，深得廣大師生和同事的愛戴。在他80壽辰之際，棉病界親切稱他為棉病科學的一代宗師，北京農業大學領導和同事們集會慶賀，傳頌他為農業大學和中國農業作出的重大貢獻。

2006年05月31日報道

中國共產黨員，我國著名植物病理學家、農業教育家、全國人大第一、二、三、五屆代表，全國政協第一、六屆委員，中國科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書記處書記，中國科協榮譽委員，原中國科普協會副秘書長，中國農學會副會長，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長，原北京農業大學副校長沈其益教授，因病醫

治無效，於2006年5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沈其益教授遺體告別儀式5月31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中國科協名譽主席周光召，中國科協黨組成員苑鄭民出席遺體告別儀式。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協主席韓啟德，中國科協常務副主席、中國科協書記處第一書記鄧楠敬獻了花圈。

沈其益教授，湖南省長沙市人，生於1909年12月。1933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獲理學士學位。1937年赴英國留學，1939年獲倫敦大學皇家學哲學院博士學位。同年被聘為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名譽研究員。1940年回國後任中央農業實驗所技正，中央大學生物系教授。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北京農業大學一級教授、教務長、研究院院長、副校長、校學術委員會和學位委員會主任；1984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為博士研究生導師。曾任第一、二、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書記處書記，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所長，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長，中國農學會副理事長。

沈其益教授除著有《中國棉作病害》等專著外，還先後發表有《中國黑粉病菌志》、《中國棉葉切病的研究》、《小麥根腐病的研究》、《小麥條鏽病流行規律的商榷》、《棉花品種抗病性與同功酶相關性的研究》、《我國棉花枯萎病和黃萎病研究工作的進展》以及《我國植物保護事業的發展》、《世界糧食人口與國際植保的合作》等數十篇中、英文學術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