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羽

明弘治八年(1495)，張羽領南畿鄉薦，次年(1496)連第丙辰進士。初授淳安(今浙江淳安縣)知縣。上任途中，他順路回泰興省親，父親張黼教誨說：“仕罔擇中外，爾惟無負身心，無負於君親，以承先人斯可矣。”後來，張黼出任定興縣縣丞，還時常寄書信至淳安，“爾羽在杭州嚴州府淳安縣，當如吾在北京保定府定興縣，大要為縣在為民作福耳。”因此，張羽一直把“為民作福”作為自己為官的宗旨。在淳安縣令任內，“性仁愛，好教化，治政寬和，民聲頗佳”。及遭喪歸，“邑人懷之”，百姓特立“去思碑”以紀念，碑文由90歲的鐵翁(即淳安縣籍的尚書胡拱辰)所撰。守孝3年後，張羽因母親蔡氏夫人年高，想在家服侍老母，以盡孝道，擬“辭不欲仕”，但蔡氏夫人要他盡忠，勿以家累，“成而父之志，毋以予為洹”。張羽後任海寧知縣，再升江西道監察御史。按明制，監察御史為正七品官，隸都察院而分區掌管監察，糾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朝廷內，兩京刷卷，巡視京營，監臨鄉會試及武舉，巡視各衙門。在外，巡按、清軍、提督學政、巡鹽、茶馬、漕運、屯田諸事，皆其監察分內之事，故又被稱為“巡按御史”。因其是“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立斷，官位雖不高，但權勢頗重，能任此職者須是朝廷所信任重用者。因此，社會上都認為這是件很榮耀的事。幾年後，他的二弟張翀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蔡氏夫人復謂二人日：“少年登高科，且兄弟並為美官，古之人不以為幸，汝曹勉之。”張羽任職后，亦盡職盡責，耿介自守，簪筆觸邪，史書對張羽御史任內的評介是：“晉內台，伸威提法，風裁徵明，不為利疚，不以勢詘。”

正德初年，張羽與專權弄政的宦官劉瑾展開了一場鬥爭。劉瑾為人狡詐，精於搏鷹馴犬，走馬擊球。他誘惑15歲的小皇帝朱厚照，一天到晚尋歡作樂，並進一步竊取權柄，把持朝政達5年之久，號稱“立地皇帝”。對那些正直的大臣，劉瑾心狠手辣，必欲趕盡殺絕，置之死地而後快。在這種情況下，張羽不畏權勢，仗義直言，彈劾劉瑾罪狀。在張羽的名篇《劾劉瑾疏》中，張羽寫道：“司禮監太監劉瑾鬼蜮其形，虺蛇成性，剛愎自用，陰狠害人，挾主威以令群臣，任己私而亂成法。”在列數了劉瑾蒙蔽聖上不理朝政、貪贓枉法、橫徵暴斂、冒功領賞、任用私人的大量罪行后，他稱劉瑾“為國家天下之大蠹”。對上疏的後果，張羽也很清楚，“臣固知今日言之，明日必為劉瑾所中傷，禍不旋踵，然身為王臣，復有言質”，“死生輕重之間，臣籌之熟矣”。其剛正之氣表現得淋漓盡致。事後果然不出張羽所料，劉瑾一夥將他下錦衣衛獄，但後人卻給予他很高的評價。清《四庫全書》主編紀昀稱他：“抗疏劾劉瑾，直聲震朝野。”他不久被釋放，調任雲南巡按。

雲南舊有銀礦，太監私自開採，久為民害，張羽上書朝廷停止私人開採。此舉引起宦官的強烈反對，“中官張倫復力爭”，但“戶部尚書孫交持之竟如羽議”。

雲南安寧州是當時權傾一時的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的家鄉，楊的兒子在當地倚勢犯法，“怙勢殃民”，張羽照樣依法治罪，“撻而置之於法”。正德七年，有人推薦張羽任廣東督學。楊一清因張羽治過他兒子的罪，甚憎張羽，堅決不同意，並把張羽調任保定(今河北保定市)知府。保定地近京畿，豪門貴族較多，楊一清想藉手中傷張羽。“羽單騎赴郡治”，治理不到三月，“權豪斂跡，政治改觀”，“視先生敬憚之，無敢撓治"，豪門貴族皆收斂氣焰，不敢妄為。

正德十三年至十五年，張羽任邵武(今福建邵武縣)知府，再升河南按察使直至左布政使，為一省最高行政長官，從二品銜。

當時官府慣例，公款剩餘部分可人私囊，張羽嘆息說：“正供尚不堪負擔，況取有餘，我三十年節操，難道為此例所害嗎?”遂辭官還鄉。歸休時，“篋中惟圖書數卷”。

張羽秉性爽直，勤政廉潔，為官30多年，毫無餘財，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予為官三十年，家益以貧。”(《祭弟文舉》)“清白相傳，較之宗人，初無善田利產。”“雖叨厚祿，為貧為養，自給未周，略無贏餘，此在族黨鄉郡皆能知之。”(《遺楷采楨分單》)他也曾作詩自嘲：“鄉國虛傳甲第名”，“薄宦歸家笑弟兄”。(《示楷》，張楷，張羽長子)因為家貧，張羽和他的二弟張翀外出做官，雇不起車船挑夫，都是由三弟張翡趕著“跛驢”馱行李送行。對此，張羽對三弟特別感激，張翡先張羽去世后，張羽悲從心起，回憶起三弟送行時的情形說：“往送歸迎，實仗吾弟，予出為縣令，弟為予而南，予人為台郎，弟為予而北，舟車川陸之險，蓋不避也。若予與二弟之舉進士，千里移家，則又皆吾弟任其勞。”因為家貧，張羽無論在京做御史，還是在保定做知府，都未能帶家眷。他在《守保定有疾乞休》疏中寫道：“旅食異鄉，上無慈母之顧憐，下無妻孥之在側”，只好在詩中寄託對妻兒的思念。又如他在《客久夢中代內作》中寫道：“南去長河萬里程，清猿啼斷鷓鴣鳴。相思不識關山遠，夢裡隨郎一處行。”張羽70歲為三子(張楷、張采、張楨)分田地房產時，將先前所虧的400餘兩銀子載人分書，由三子分別償還。由此可見，張羽為官是何等廉潔。

張羽一生敬德修業，自覺地恪守傳統道德，努力做到言行一致，用他自己的話說：“縱人言之未及，亦內省之未安。”正是這浩然正氣和高尚品德，使張羽獲得了皇帝的信任、同僚的尊重、百姓的愛戴。儘管張羽和劉瑾、張倫等宦官以及楊一清等權臣關係惡劣，但皇帝仍然重用他。嘉靖八年，張羽被任命為河南右布政史，張羽還沒有動身上任，就改任河南左布政史。同僚也給予他很高的評價。史載，樞要諸公每云：“張東田直亮高潔，世鮮其儔，官不滿德，吾輩愧之，然海內誠不可無此等人也。”張羽離開淳安縣時，“徒步至舟次，寮寀士夫耆老生徒吏民各相向泣，以次再來拜”，“放舟東下，雖庸人孺子亦莫不拱而參差立吏民后，瞻望兩舟搖搖去，不復見，交口嘖嘖而退”。

張羽和兄弟們的關係一直很好，他雖是長子，而且父親去世后也盡了做長子的責任，撫養年幼的兄弟，承擔家庭的全部債務，但父親留下的“敝廬一區，薄田二處”均讓兄弟繼承。兄弟之間“五十年來，友愛篤至，父母安之，族黨稱之，家庭之間，怡怡如也”。張羽對族中的長輩也很尊重，他退休還鄉后，儘管已經60多歲，又曾為朝廷的二品大員，但每逢長輩壽辰，他都親率兄弟、子孫前往祝壽，並作文以記之。但對於兒子，張羽要求很嚴，不但要求他們“為孝義”，“圖仕進”，“凡子若孫，務令讀書”，“數百年詩禮家聲，謂宜世守”，要他們兄弟之間“承顏順志，無有異心，諸凡吉凶之事，須和同均一處之，毋多較量”；對一些生活常事也提出具體要求，“毋令飲博，凋敗身家”，即使是交友娶媳嫁女，張羽也明確指出：“交親必擇賢論世，若失之凶人匪類，或恐遺笑，抑有后憂。”

張羽退職后在泰興城東築“東田草堂”隱居，和其弟張翀的“北渚別業”、張hong(羽+旬)的“前江書屋”相望。平時，“非喪祭不至市廬，郡邑之長欲一見其面而不可得”。

張羽去世后，其季子張楨將父親的詩文編成二卷，詩、文各一卷，取名《東田遺稿》。集前有張羽門人、進士出身的奉政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兵部郎中儲洵所作的序，儲洵對張羽推崇備至，將他比作歐陽修和蘇軾。

張羽的詩“喜仿盛唐風格，又不落纖巧之習”，讀起來十分清新可誦，一些絕句別有風致，自成一格。陳田在《明詩紀事》中評論說：“其詩專講音節，錄其所作，固彬彬乎唐人之雅音也。”紀昀等人的評價是：“規摹盛唐，不落纖巧之習”，“淡靜峭直，肖心而出，在明作者中可以自為一隊矣”。

張羽的詩，抒寫情懷，情韻宛然，這和張羽所處的時代是息息相關的。

朱元璋在位時，極力壓制工商業，對工商業最發達的蘇州等地更進行了殘酷打擊，導致工商業的急劇衰落，其必然的結果就是市民意識的衰退。朱元璋還加強思想統治，用政治力量大力推廣儒家思想，並大量迫害、殺戮知識分子。他的兒子永樂皇帝又積極貫徹這種政策，猛烈地摧殘意識形態領域內的生機，導致意識形態的倒退。明初詩歌的主要代表，即以楊士奇、楊榮、楊溥為首的台閣體詩歌缺乏真情實感，對皇帝的阿諛奉承和道德說教成了詩歌的兩大特色。直到弘治、正德年間，隨著工商業經濟的復甦，李夢陽等人高舉反對“重理輕情”的大旗，要求以真情作為詩歌的根本。張羽也深受其影響，寫出的許多詩不僅具有真情實感，而且在藝術上經過精細的錘鍊，達到了優美的境界。如《宮怨》，“清秋宮月照窗紗，重卷珠簾望翠華。咫尺昭陽恩不到，鏡中容貌枉如花。”又如，“憔悴搗衣君莫念，砧聲應不到遼西”，寄託了對邊關將士妻子的同情。

張羽長期生活在民間，而且家貧，所以他也寫出了不少反映關心百姓疾苦的詩文。如弘治十四年(1501)，張羽因喪父在家守孝，時任泰興縣令的四川蓬溪人羅賢疏通了縣城西南30里的新河，工程結束時，羅賢邀請張羽和縣丞楊璋，以及主簿靳琪、蕭樊一同視察。張羽藉此機會寫詩8首，“呈同游諸公，寓規勸之意”，反映了百姓即使在豐收的秋天，自己養蠶種稻所得，還不夠交納賦稅的事實，勸泰興的父母官們關心百姓疾苦，少收苛捐雜稅：“今日民愁公賦急，晚絲新谷不勝求。”(《右呈蕭簿》)“猶有權聲傳道里，城中下令緩徵求。”(《縣令羅公初導新河詩》)對孔子的“苛政猛於虎”之說，張羽更是體會尤深，“三月連陰四月過，桑田無利有催科。行人莫訝深山虎，一入城中虎更多。”(《哀田家口號》)

弘治八年，鄉試中舉。次年登進士，授淳安縣知縣。后改海寧縣知縣，升江西道監察御史。正德年間，因彈劾劉瑾而被下詔獄。釋放后改為雲南道監察御史。正德十三年(1518年)，接替葛浩任邵武府知府一職，正德十六年(1521年)由潘旦接任。其升任河南按察使、河南左布政使。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進士，出任淳安(今浙江淳安縣)知縣，性仁愛，好教化，施行政務以寬大公平著稱；淳安縣人胡尚書拱辰為立去思碑。後任海寧知縣、江西道監察御史。武宗正德初年，張羽直言上書彈劾劉瑾罪狀，聲振朝廷，不久調任雲南巡撫。雲南舊有銀礦，太監私自開採，久為民害，他上書朝廷勒令停止。當朝宰相楊一清的親族犯法，他照樣捉來依法治罪。后出任保定府知府，到任不滿三個月，那些以權謀私的豪門貴族都不敢再胡作非為。後起任福建邵武知府，升任河南按察使直至布政使。歷官30多年，毫無餘財。70多歲時，為其三子(楷、采、植)分田地房產，還將先世所虧300多兩銀子載入分書，由三子分別償還。著有《東田遺稿》2卷。

《東田遺稿》的文學水平得到了世人的充分肯定，是泰興惟一一本收進《四庫全書》的文集。

《東田遺稿》(卷下)中收錄了部分疏札文，數量雖不多，卻能切中時弊，顯現其凜然、方正的風格，義正辭嚴，有一股浩然之氣充乎其間。除了《劾劉瑾疏》等為國為民的名篇外，尚有《地震疏》等。在《地震疏》中，張羽直言云南“山林郡邑之間，盜賊滋起”的原因是地方官員“橫斂益急”，致使“民竭其力，地竭其利，匹夫不獲，相率而為非”，對“當路不加憂，守臣不見恤，方物之求急於民”，“私門之橫斂倍於常賦”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後人的評價是“詞意壯烈，台閣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