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運算元·詠梅

卜運算元·詠梅1935年

寂寞此人間，且喜身無主。

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

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

梅花孤單寂寞地在人間綻開了花，無人過問。美好的開花時節如過眼雲煙一般，花落時也正得逍遙，等到花落的時候就知道春天即將到來了，對風雨的摧殘毫不在乎。因為它知道等到明年春天再到來的時候，依然會和往常一樣散發出縷縷清香。

1935年，瞿秋白同志在中央紅軍長征后留在敵後堅持鬥爭，不幸被俘，囚於福建長汀監獄。身陷魔窟，面對屠刀，備受屈辱，自知來日無多，寫了些詩詞以自遣，《卜運算元·詠梅》一詞被確認為其遺稿之一。

記得有人說，在黨的領袖人物中，如果說毛澤東是一個具有文學氣質的革命家，那麼，瞿秋白則是一個具有革命精神的文學家（吳小龍《瞿秋白與毛澤東》）。乍一聽，覺得這樣的評價稍嫌偏頗，讓人覺得有些貶低瞿秋白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然而，仔細琢磨，這個斷語也許更適合秋白先生。當閱讀秋白先生早期的文字時，還不曾這樣想。尤其讀他的《餓鄉紀程》時，那些文字中沒有了傳統文人的感喟，對於當時的國人而言，那些文字彷彿就是普洛米修斯帶給人類的火種，那些文字便是“人類的曙光”，那些文字便激勵著無數有志之士去踐行自己的信仰。也只有讀了他的《多餘的話》、他的《浣溪沙》、他的《卜運算元》，才能體會他最終的“心憂”。

讀秋白先生的《卜運算元》，首先會想到南宋愛國詩人陸遊，然後便是毛澤東主席。先生即便是因五月榴花而賦，但是與陸遊的《卜運算元·詠梅》有太多相似。因此，我是把先生的《卜運算元》當作詠梅詩詞來品味的。

在文人墨客的眼中，梅是凌霜傲雪、冰清玉潔的，在中國傳統文人的筆下，梅往往是人格的象徵或意趣的指向。林和靖是厭倦塵世的喧囂的，他筆下的梅便有了“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清麗淡雅；文天祥是不愧於民族英雄稱謂的，在他筆下，梅花不但耐寒白如玉，而且始終是清香難滅。

有著文學氣質的革命家——毛澤東主席也愛梅，他眼中的梅即便是面對著“懸崖百丈冰”，也依然俏麗地綻放，從詩詞中很容易感受到主席樂觀、豪邁、無私的情懷。有學者仔細探究了主席寫這首詞的背景，從中讀出了政治寓意。認為“已是懸崖百丈冰”正是當時政治環境的象徵，主席寫這首詞則是托梅寄志，表明中國共產黨人的決心，在險惡的環境下決不屈服，勇敢地迎接挑戰，直到取得最後勝利。對於此詞的結尾，學者認為“從自喻的角度看，內含是他的人格志趣的外化物；再進一步引申，則表現了共產黨人鬥爭在前，享受在後的崇高美德和奉獻精神”。

與毛澤東主席不同，秋白先生作《卜運算元》一詞時，已經身陷獄中了。據載，關押秋白先生的長汀監所位於汀州試院的偏僻角落，那個小院的牆角倒是有一株石榴樹（馬卡丹《又到榴花似血時》）。正是在這裡，先生以近似殘酷的方式剖析著自己的思想，拷問著自己的靈魂。也許，正是在他仰望著雲捲雲舒之時，慨嘆著花開花落之際，他完成了一個革命者與中國傳統文人信念的完全交融，更為確切的說也許是完成了向具有*精神的文學家的回歸。至於個人的榮辱得失以及人生歸宿在先生看來，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對一切美好事物的眷戀，重要的是他依然有著對於人類終極理想的憧憬。於是，在69年前的今夜，他終於完成了引起無數爭論，引出太多是非榮辱的《多餘的話》。同樣，在最後的日子裡，秋白先生也用詩詞委婉的道出了自己的心聲。

“寂寞此人間，且喜身無主。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此為秋白先生所作《卜運算元》一詞；“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此為陸遊的《卜運算元·詠梅》原詞。以兩首詞作比，很容易發現兩位詩人相似的心境，而這種心境、旨趣與毛澤東主席乃至其他詩人是迥異的。“寂寞、無主、風和雨、花落（零落）、香如故”是兩位詩人共用的詞語，這簡單的幾組詞語恰恰概括了兩位詩人相似的經歷以及相似的情懷。

陸遊誕生和成長的年代，正是宋王朝屢遭金國進犯之時。年幼的陸遊早早就經歷了逃亡的的苦難與艱辛，可以說，飽經戰亂的生活感受，給童年時代的陸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影響。成年後的陸遊念念不忘的是國恥，他渴望著抗敵復國。然而，他的一片丹心、他的愛國熱忱卻始終無法得以實現，於是憂國、愛民、誓死抗戰成為了陸遊詩詞的主旋律。當然，由於心情的抑鬱，陸遊也常常“脫巾漉酒,拄笏看山”，他將他的一腔愁緒融入酒中，獨自品飲。縱然報國無望，縱然自號“放翁”，然而，他內心中追求的依然是如梅一般的高潔，梅一般的清芬。這一點與秋白先生極為相似。

儘管秋白先生是看淡死後聲名的人，然而他同樣注重個人名譽。他曾說，人愛惜自己的歷史比鳥愛惜自己的羽毛更甚，只不過他看重的是建立在真實、坦誠基礎上的名譽。他曾經歷的種種*****，他曾遭受的種種傷害，歷史已經給予了澄清。然而在當時，他卻沉默著，獨自忍受著。“他其實不是被國民黨殺的，是為左傾路線所殺。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讓敵人的屠刀來砍。而他先是仔細地獨白，然後就去從容就義”（梁衡《覓渡，覓渡，渡何處？》）。也只有到了生命即將終結之時，秋白才終於在精神上回歸於真實自我。也只有在這時，我才感受到了秋白先生真實的道白。然而這樣的述懷讓我感到悲哀，我似乎聽到了先生的嘆息。

梁衡先生為了走近秋白，多次來到常州，他試圖與秋白有一次靈魂的對話。然而，“瞿秋白實在是一個謎，他太博大深邃，讓你看不清摸不透，無從寫起但又放不下筆”。也只有在六年的思索后，梁衡先生聯想到自秋白家門口緩緩流過的覓渡河，終於從中悟出了秋白不尋常的一生，梁衡先生嘆曰：覓渡，覓渡，渡何處？

如秋白先生所言，他的人生是寂寞的。因為無論是作為領袖也罷，普通黨員也罷，秋白的黨性原則和組織原則極強，加之他那趨於內斂的性格，秋白自認為朋友不多，對於自己的愛人，秋白也是“只露一點口風”（瞿秋白《多餘的話·告別》）。被關押在獄中之後，這樣的感受便更加明顯了。通過對心路歷程的回顧與總結，秋白先生反而更加坦然，“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對於先生而言，既然無法為他所遵循的主義再增光輝，生命的終結也許是最好的歸宿。

對於秋白先生《卜運算元》一詞的下半闋，在我看來，也許有兩點暗示。其一，秋白先生個人自喻；其二，暗指黨的前途命運。因為“風和雨”，才導致了“春殘花落”，無論是黨也罷，秋白個人也罷，萬里長征前夕是坎坷的，那時的黨和中國革命是遇到了挫折的。縱然秋白先生沒有在所有遺作中直接剖析黨與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困境，也沒有指出中國革命應該堅持的具體措施，然而，他對於自身的總結，對於錯誤認識以及缺點的認真剖析，是否就是留給黨乃至後人們的良方呢？萬里長征的最終勝利，七大的勝利召開，是否能成為“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的佐證呢？！

徠今夜，明月如霜；今夜，花香依舊。我在月夜的花香中聆聽秋白，同樣，我也在秋白先生的道白中思忖，在人生的歷程中，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無論是個人還是一個政黨，究竟怎樣才能永葆清芬、永遠香如故？！撇開人為的光環，撇開盲目的附和，如果把握了求真務實的精髓，那是否就是秋白先生那並不多餘的話中給出的答案呢？！

瞿秋白（1899—1935），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的革命文學事業的奠基者之一。

1899年1月29日出生於江蘇常州；1919年參加“五四”愛國運動；1920年以記者身份赴蘇俄採訪，是最早向中國人民真實報道十月革命后蘇俄情況的新聞先驅；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3年1月回國后，負責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前鋒》、《嚮導》的編輯工作。

1923年參加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起草黨綱。同年參與籌辦上海大學；這時和以後多年間，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研究工作，為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作出了開創性的 貢獻。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間，為促成國共合作、發動北伐戰爭、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進攻和黨內的右傾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25年參加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成員。

1927年參加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的危急關頭主持召開“八七”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的統治、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革命統治的總方針會後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

此後雖曾犯過短期“左”傾盲動錯誤，但他和戰友們一道，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恢復黨的戰鬥力，開闢革命的新時期建立了巨大的功勛。

1928年參加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隨後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及政治書記處成員。

1930年9月回國，主持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當時黨的領導人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遭王明等人打擊，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此後在上海同魯迅一道領導左翼文化運動，為中國革命文化事業作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魯迅先生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聯贈之；1934年到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員。

1935年2月26日，在福建長汀縣水口鎮小徑村被國民黨軍隊逮捕，同年6月18日在長汀縣羅漢嶺英勇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