覓渡

常州城裡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紀念館我已經去過三次。從第一次看到那個黑舊的房舍，我就想寫篇文章。但是六個年頭過去了，還是沒有寫出。瞿秋白實在是一個謎，他太博大深邃，讓你看不清摸不透，無從寫起但又放不下筆。去年我第三次訪秋白故居時正值他犧牲六十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籌備關於他的討論會。他就義時才三十六歲，可人們已經紀念他六十年，而且還會永遠紀念下去。是因為他當過黨的領袖？是因為他的文學成就？是因為他的才氣？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遠讀不完的名畫。

我第一次到紀念館是一九九○年。紀念館本是一間瞿家的舊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條河，叫覓渡河。一聽這名字我就心中一驚，覓渡，覓渡，渡在何處？瞿秋白是以職業革命家自許的，但從這個渡口出發並沒有讓他走出一條路。“八七會議”他受命於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書生之肩，挑起了統帥全黨的重擔，發出武裝鬥爭的吼聲。但是他隨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後來在長征時又借口他有病，不帶他北上。而比他年紀大身體弱的徐特立、謝覺哉等都安然到達陝北，活到了新中國成立。他其實不是被國民黨殺的，是為“左”傾路線所殺。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讓敵人的屠刀來砍。而他先是仔細地獨白，然後就去從容就義。

如果秋白是一個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聲：“你朝爺爺砍吧，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也許人們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個書生啊，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麼秀氣但又有幾分蒼白的面容。他一開始就不是舞槍弄刀的人。他在黃埔軍校講課，在上海大學講課，他的才華熠熠閃光，聽課的人擠滿禮堂，爬上窗檯，甚至連學校的教師也擠進來聽。後來成為大作家的丁玲，這時也在台下瞪著一雙稚氣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樣折服了一代人。後來成為文化史專家、新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當時準備結婚，想求秋白刻一對印，秋白開的潤格是五十元。鄭付不起轉而求茅盾。婚禮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絹小包，說來送金五十，鄭不勝惶恐，打開一看卻是兩方石印。可想他當時的治印水平。秋白被排擠離開黨的領導崗位后，轉而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譯竟有五百萬字。魯迅與他之間的敬重和友誼，就像馬克思與恩格斯一樣地完美。秋白夫妻到上海住魯迅家中，魯迅和許廣平睡地板，而將床鋪讓給他們。秋白被捕后魯迅立即組織營救，他就義后魯迅又親自為他編文集，裝幀和用料在當時都是第一流的。秋白與魯迅、茅盾、鄭振鐸這些現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齊肩至頂的啊，他應該知道自己身軀內所含的文化價值，應該到書齋里去實現這個價值。但是他沒有，他目睹人民沉浮於水火，目睹黨瀕於滅頂，他振臂一呼，躍向黑暗。只要能為社會的前進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舉全身而自燃。他的俄文水平在當時的中國是數一數二了，他曾發宏願，要將俄國文學名著介紹到中國來，他犧牲后魯迅感嘆說，本來《死魂靈》由秋白來譯是最合適的。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時代的有一個人叫梁實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寫悠閑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評為“抗戰無關論”。他自我辯解說，人在情急時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殺人，但殺人畢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還是一直弄他的純文學，後來確實也成就很高，一人獨立譯完了《莎士比亞全集》。現在，當我們很大度地承認梁實秋的貢獻時，更不該忘記秋白這樣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國救民，甚至連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撲上去的人。如果他不這樣做，留把菜刀作後用，留得青山來養柴，在文壇上他也會成為一個、甚至十個梁實秋。但是他沒有。

如果秋白的骨頭像他的身體一樣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認罪，那麼歷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產黨總書記的向忠發、政治局委員的顧順章，都有一個工人階級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於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等高幹，還可以舉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軀演出一場泰山崩於前而不動的英雄戲。他剛被捕時敵人並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稱是一名醫生，在獄中讀書寫字，連監獄長也求他開方看病。其實，他實實在在是一個書生、畫家、醫生，除了名字是假的，這些身份對他來說一個都不假。這時上海的魯迅等正在設法營救他。但是一個聽過他講課的叛徒終於認出了他。特務乘其不備突然大喊一聲：“瞿秋白!”他卻木然無應。敵人無法，只好把叛徒拉出當面對質。這時他卻淡淡一笑說：“既然你們已認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過去我寫的那份供詞就權當小說去讀吧。”蔣介石聽說抓到了瞿秋白，急電宋希濂去處理此事，宋在黃埔時聽過他的課，執學生禮，想以師生之情勸其降，並派軍醫為之治病。他死意已決，說：“減輕一點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當一個人從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義之後，他就獲得了最大的堅強和最大的從容。這是靠肉體的耐力和感情的傾注所無法達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軌道的延伸一樣堅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向來是以理行事，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牆，唯求一死。魯迅受到恐嚇，出門都不帶鑰匙，以示不歸之志。毛澤東讚揚朱自清寧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粉。秋白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已達到自由階段的知識分子。蔣介石威脅利誘實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槍決。刑前，秋白唱《國際歌》，唱紅軍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場，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盤腿席地而坐，令敵開槍。從被捕到就義，這裡沒有一點死的畏懼。

如果秋白就這樣高呼口號為革命獻身，人們也許還不會這樣長久地懷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臨死前又搶著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在一般人看來真是多餘。我們看他短短一生鬥爭何等堅決，他在國共合作中對國民黨右派的批駁、在黨內對陳獨秀右傾路線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會議”，決定武裝鬥爭，永遠功彪史冊，他在監獄中從容斗敵，最後英勇就義，泣天地慟鬼神。這是一個多麼完整的句號。但是他不肯，他覺得自己實在藐小，實在愧對黨的領袖這個稱號，於是用解剖刀，將自己的靈魂仔仔細細地剖析了一遍。別人看到的他是一個光明的結論，他在這裡卻非要說一說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後面的陰影。這又是一種驚人的平靜。就像敵人要給他治病時，他說：不必了。他將生命看得很淡。現在，為了做人，他又將虛名看得很淡。他認為自己是從紳士家庭，從舊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與舊的鬥爭中受著煎熬，在文學愛好與政治責任的抉擇中受著煎熬。他說以後舊文人將再不會有了，他要將這個典型，這個痛苦的改造過程如實地錄下，獻給後人。他說過：“光明和火焰從地心裡鑽出來的時候，難免要經過好幾次的嘗試，試探自己的道路，鍛煉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靈魂，在這《多餘的話》里還囑咐死後請解剖他的屍體，因為他是一個得了多年肺病的人。這又是他的偉大，他的無私。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塗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歷史，極力隱惡揚善。特別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愛這樣做，別人也幫他這樣做，所謂為尊者諱。而他卻不肯。作為領袖，人們希望他內外都是徹底的鮮紅，而他卻固執地說：不，我是一個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實驗的一部分。當我們只看他的事業，看他從容赴死時，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當我們再看他對自己的解剖時，他更是一座下臨深谷的高峰，風鳴林吼，奇絕險峻，給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個內心既縱橫交錯，又坦蕩如一張白紙的人。

我在這間舊祠堂里，一年年地來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著當年門前的小河，河上來往覓渡的小舟。秋白就是從這裡出發，到上海辦學，後來又在上海會見魯迅；到廣州參與國共合作，去會孫中山；到蘇俄去當記者，去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到九江去主持“八七會議”，發起武裝鬥爭；到江西蘇區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門登舟之時一定想到“野渡無人舟自橫”，想到“輕解羅裙，獨上蘭舟”。那是一種多麼悠閑的生活，多麼美的詩句，是一個多麼寧靜的港灣。他在《多餘的話》里一再表達他對文學的熱愛。他多麼想靠上那個碼頭，但他沒有，直到臨死的前一刻他還在探究生命的歸宿。他一生都在覓渡，但是到最後也沒有傍到一個好的碼頭，這實在是一個悲劇。但正是這悲劇的遺憾，人們才這樣以其生命的一倍、兩倍、十倍的歲月去紀念他。如果他一開始就不鬧什麼革命，只要隨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會成為著名的作家、翻譯家、金石家、書法家或者名醫。梁實秋、徐志摩現在不是尚享後人之饗嗎？如果他革命之後，又撥轉船頭，退而治學呢，仍然可以成為一個文壇泰斗。與他同時代的陳望道，本來是和陳獨秀一起籌建共產黨的，後來退而研究修辭，著《修辭學發凡》，成了中國修辭第一人，人們也記住了他。可是秋白沒有這樣做。就像一個美女偏不肯去演戲，像一個高個兒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無獲，甚至被人誤會。一個人無才也就罷了，或者有一分才幹成了一件事也罷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沒有干成，這才叫後人惋惜。你看岳飛的詩詞寫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記住了他的武功。辛棄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輕時率一萬義軍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只能“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後人也只知他的詩才。瞿秋白以文人為政，又因政事之敗而返觀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義再不說什麼，也許他早已沒入歷史的年輪。但是他又說了一些看似多餘的話，他覺得探索比到達更可貴。當年項羽兵敗，雖前有渡船，卻拒不渡河。項羽如果為劉邦所殺，或者他失敗后再渡烏江，都不如臨江自刎這樣留給歷史永遠的回味。項羽面對生的希望卻舉起了一把自刎的劍，秋白在將要英名流芳時卻舉起了一把解剖刀，他們都將行將定格的生命的價值又推上了一層。哲人者，寧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覓渡》是一本語言優美，意味雋永的散言集。這裡面有政治歷史的咀嚼，有山川風景的感懷，有人生社會的思考。人為什麼要寫文章？要回答這個問題先得回答人為什麼要讀文章。說到底，寫作與閱讀是一種供求關係。閱讀是一種精神需求，如同吃飯是一種物質需求。這種需求由低到高可分為六個層次：刺激、休閑、信息、知識、思想和審美。人總是在精神上追求這六種東西。要不然他就會感到空虛如同沒有吃飯，會感到飢餓。由於閱讀者的文化修養、職業特點不同，閱讀的層次也不同。就是同一層次的人或者同一位讀者，在不同時空、不同心情下，閱讀的內容也有不同，比如在書房裡和在地鐵里讀的東西就不一樣。連毛澤東都說他喜歡豪放派，但讀一段后，又想讀婉約派，過一段，又反過來讀豪放派。閱讀是一個複雜的精神會餐，綜合充電。

閱讀複雜，寫作也就複雜。滿足刺激有黃色、武打讀物；滿足休閑有閑話、笑話等讀物；滿足信息有報紙；滿足知識有專業的或普及的讀物。而滿足思想和審美這兩個較高層次，可以是專門的思想理論和美學讀物，也可以體現在其他各類讀物中。散文是一種形式短小，但又旨趣高雅的文種，它不是應用文，不以求實，而專攻虛境，主要滿足人的思想和審美這兩個較高需求的。它可以敘述任何內容，但必須見美見理。文章為思想和美感而寫，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認為一篇散文，如果只是傳達了一些信息或知識，還不能叫文章，文者，紋也，要有花紋，要美。又因為文章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往來的方舟，其寫作主體和閱讀主體都是有思想的人，所以它一定要傳遞一些新的有個性的思想。這樣筆者才吐而後快，讀者才開卷有益。散文如專求刺激當然不可取，求休閑、信息和知識也不是它的專長，雖然它也可以描寫風景、事件，傳遞信息、知識等，但這都不是目的。因為，如果僅為了這個目的其他文體完全可以勝任。在散文中風景、事件、知識等只是一種載體，最終它還得落到自己追求的目標——思想和美感上。在同一篇文章中，也許這兩者兼有，也許各有側重，或者獨居其一。比如王勃的（滕王閣序），雖已沒有多少積極的思想，但美感猶存，選家就長選不衰。但是如果兩者皆無，就不是文章，不是文學，只是一篇平實的應用文，或者弄噱頭的巧文。

自從我悟得了這兩條標準，我就這樣去追求。照此目標選材、加工、打磨。我前期的散文主要寫山水，側重審美，挖掘山水之美；後期的散文側重寫理性，寫政治歷史、人生社會，重在挖掘人的思想和人格，都是循著這個認識。

勿平勿巧，求美求新，是為好文。在幾十年的散文創作中，我一直這樣追求著，實驗著，現在懷著忐忑不安之情編出第一本自選集，就教於讀者。

母親：

瞿秋白母親是一位偉大的母親，他的母親名叫金璇，愛好詩詞歌賦，寫得一手好字。她生育六子二女，瞿秋白為長子。夏夜納涼，母親常常給瞿秋白和鄰居小朋友講《聊齋》、《孔雀東南飛》、《木蘭辭》，還有太平天國故事。母親的教育對瞿秋白的成長有著深刻的影響。1915年下，瞿秋白將要讀完中學，但後來因負債纍纍，只好去無錫任教。瞿秋白走後沒幾天，農曆正月初五的夜晚，他母親在債主和貧困的逼迫下，覺得已走投無路，等孩子們入睡后，狠狠心 把火柴頭和著燒酒吞下，最後一次給孩子們蓋好被子，就離開了人間。瞿秋白聞訊趕到家時，母親已經去世。

關於《多餘的話》是否多餘——分析瞿秋白人物形象

1、在梁衡的眼中，瞿秋白是一個謎，是一幅永遠讀不完的名畫，他一生最大的謎團、最看不透的地方在哪裡？是他的第幾個選擇呢？明確：是第三個選擇——打破他原本可以完美的人生結局。

2、“他偏偏在臨死前搶著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在一般人看來真是多餘。”你覺得多餘嗎？為什麼？學生分組討論五分鐘，然後交流。

幻燈展示：課文中提到的《多餘的話》部分內容

（1）我們看他短短的一生鬥爭何等堅決：他在國共合作中對國民黨右派的批駁、在黨內對陳獨秀右傾路線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會議”，決定武裝鬥爭，永遠功彪史冊；他在監獄中從容斗敵，最後英勇就義，泣天地動鬼神。這是一個多麼完整的句號。但是他不肯，他覺得自己實在渺小，實在愧對黨的領袖這個稱號，於是用解剖刀，將自己的靈魂仔仔細細地剖析了一遍。別人看到的他是一個光明的結論，他在這裡卻非要說一說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後面的陰影。這又是一種驚人的平靜。

（2）為了做人，他又將虛名看得很淡。他認為自己是從紳士家庭，從舊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與舊的鬥爭中受著煎熬，在文學愛好與政治責任的抉擇中受著煎熬。他說以後舊文人將再不會有了，他要將這個典型，這個痛苦的改造過程如實地錄下，獻給後人。

（3）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塗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歷史，極力隱惡揚善。特別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愛這樣做，別人也幫他們這樣做，所謂為尊者諱。而他卻不肯。作為領袖，人們希望他內外都是徹底的鮮紅，而他卻固執地說：不，我是一個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實驗的一部分。

明確：學生髮表自己的意見

（1）、在《多餘的話》里，我想他最可貴的，首先是那純屬於革命家的殉道者的意志和求索的勇氣，古人說，丈夫立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在他這裡，何謂功名呢？是毀譽參半？還是永無定論？顯然很難說清。但是，作為革命家，他的一生既是用於求索，也就可能用於失敗。而他的失敗的人生之所以仍然值得後人尊敬，就是因為，一個人生命中的精神底蘊連及他的人格品質，會比之功名更深刻更有力地給歷史留下重重的印記。這正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其最終的意義不是軍事上政治上的，而是文化上的。

（2）、人生說到底，其最後的目的，是一個人的自我完成，很多人和瞿秋白其實是十分相象的。作為先驅者，他們的靈魂完整，至死都未改變自己孤高的學者品質和理想主義的革命家形象。在歷史的長河中，他們永遠都不會是一張端嚴無趣的臉，不會是一個單向度的人，他們對於人類社會的最大創造首先是創造了他們個人的豐富的自身，其次才是我們。

（3）、我覺得不多餘。具有獨立人格、把正義看得比生命更重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歷代都可以找到許多人。如魏晉時代的嵇康，不苟同於司馬昭集團，一篇《與山巨源之絕交書》寫得酣暢淋漓，最後招致殺身之禍，“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一曲《廣陵散》成為其千古悼音；明代的方孝儒，寧死不願為篡位的明成祖寫詔書，最後被誅十族，自己也慘遭腰斬；還有被明王朝視為異端的李贄，力排世人對孔教之迷信，倡言“童心說”，稱儒家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一生屢遭迫害而始終頑強不屈，最後在76歲高齡被朝廷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罪名逮捕入獄，自刎身死；還有清代的顧炎武，“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抗清失敗后，以死來抗命清朝廷徵召他赴博學鴻詞和參修國史；近代，則有作為古文化煞尾者的王國維，因不忍心看到祖國被蹂躪列強的鐵蹄下，身投昆明湖自盡。更有中國最硬脊樑的魯迅先生，“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以筆為匕首，一生堅韌地與專制和反動做鬥爭。在他們身上都顯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思想境界。

3、瞿秋白看淡虛名，真誠地袒露自我，一般人都希望別人看見自己的優點，隱惡揚善。他追求真實，不願做一個在別人眼裡的完美，而願意做一個多重色彩的人。他的身上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對真實自我的追求和獨立人格的探索。所以他的《多餘的話》並不多餘。

梁衡當代作家，1946年出生，山西霍州人。1968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歷任《內蒙古日報》記者、《光明日報》記者、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中國記協常務理事。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作品有科學史章回小說《數理化通俗演義》，新聞三部曲《沒有新聞的角落》、《新聞綠葉的脈絡》、《新聞原理的思考》、散文集《只求新去處》、《名山大川》、《人傑鬼雄》，政論集《繼承與超越》。有《梁衡文集》九卷。曾獲青年文學獎、趙樹理文學獎、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等。散文《晉祠》、《夏感》、《覓渡 覓渡 渡何處》、《跨越百年的美麗》、《追尋那遙遠的美麗》等入選中學、師範和大學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