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篇

本書是作者最晚出版的一本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柏拉圖以對話的形式，闡述了法律產生的條件、必要性、怎樣制定法律和如何執行法規等。內容還涉及城邦的建立、階層的劃分、制度的設立、罪犯的懲罰以及婚姻、繼承、道德、教育、文藝、宗教、地位等各種問題，讀者從中可以了解政治、法律、哲學等早期的發展與形成。

《法律篇》全書大致反映了古希臘，特別是雅典城邦的建立、地理位置、政府結構、選舉制度等情況。對話內容涉及法律、宗教、教育、歷史、哲學、藝術、倫理、外交、貿易、家庭、婚姻、技藝、公民生活等。在該書的12卷中，前3卷討論了理想的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以及如何建立一個新的城市；第4卷和第5卷討論了立法的前提和基礎；第6卷和第7卷的主要內容是法典立法，並提出第一位階的法律為憲法，即召開全民會議、選舉執政官和委員會的制度安排，以及相應的權力劃分；第8卷是對城市法律的細緻描述，對法律的討論從家庭和婚姻法開始，繼以教育、軍事訓練，以至農業和經濟問題立法；第9卷討論的是刑法的核心問題，包括盜竊、謀殺和傷害，有關懲罰和責任目的的討論等等；第10卷在理論上討論了不敬神的犯罪；第11卷和第12卷的開頭部分討論的是前面沒有討論過的立法問題，以及其他相關問題的細節。

《法律篇》的人物主要是雅典來客和兩個老人，一位是斯巴達的平民梅奇盧斯，另一位是克里特的政治家和立法者克列尼亞斯，而來自雅典的不知名客人，實際上是柏拉圖的代言人。對話主要集中於雅典和斯巴達的法律，主要的論題是：神意的發現，神法和法律的制定；智力在法律制定中的作用；哲學、宗教和政治的關係；音樂、鍛煉和舞蹈在教育中的地位；自然法則和自然權利。

柏拉圖的對話總共約150萬字，其中最長的就是本書，即《法律篇》，約30萬字。

柏拉圖關於政治、法律的對話，主要依次有這樣三篇：《理想國》（《國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這三篇對話反映了柏拉圖從“人治”過渡到“法治”的認識。“人治”即“哲學王之治”，但在林林總總的希臘城邦中，何處有所謂的、道德高超的“哲學王”？顯然只有依靠“法治”。柏拉圖從天上回到了人間。

據西方研究柏拉圖的專家考證，《法律篇》是柏拉圖的晚期作品。柏拉圖在74歲高齡時才著手寫《法律篇》第一卷。柏拉圖在去世時並沒有留下一部完整的稿子，至多只是有一個初稿。現在人們看到的《法律篇》是柏拉圖死後由他的學生、奧巴斯的腓力浦整理后出版。

《法律篇》共12卷，但有些作家把《伊壁諾米》也劃了進去，變成了13卷，但一般都認為是12卷。

《法律篇》大致全面地反映了古希臘，特別是雅典的城邦的建立、地理位置、政府結構、選舉制度等情況。對話內容涉及法律、宗教、教育、歷史、哲學、藝術、倫理、外交、貿易、家庭、婚姻、技藝、公民生活等。前三卷主要討論立法的宗旨和立法者必須具有的素養和條件。第四卷到第十二卷分別論述各種法律和法律制度。

我們兩位譯者是根據英、俄、日文的譯本（主要是Jowett的英譯本）來迄譯這部體大思精的古典名著的。為使譯文準確地表達出柏拉圖的思想、觀點，我們常常翻閱數種外文原版書，以求最精當的表述。在整部譯稿中，誤譯、欠順之處望讀者不吝指正。

最後，我們在寫這篇短序時，參考了幾位國內專家寫的介紹柏拉圖生平、思想和《法律篇》的論著，在此謹致謝意。

《法律篇》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生平所著《理想國》、《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三部曲中最後一部力作，可以說它集中反映了晚年柏拉圖對其生平思想軌跡的反思成果。無疑，通過研讀《法律篇》，挖掘其中所涵攝隱寓的各種法律思想，對於理解古希臘法哲學的基礎範疇與基本走向，對於正確評價柏拉圖在西方法哲學史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雖然《法律篇》是西方第一部以法律為名的著作，但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很難將《法律篇》當做一部純粹的法學著作來解讀，主要原因在於，在柏拉圖寫作視野中，《法律篇》應當和《理想國》、《政治家篇》一樣，是其關於理想國家政體模式探討軌跡的最後一環。

如果我們把《法律篇》放在古希臘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學術脈絡之中去理解其中的許多論斷，意義可能更加豐富，也似乎符合作為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的柏拉圖的寫作初衷。但是，《法律篇》對於什麼是正義和關於立法、審判和懲罰等方面的細緻探討，無疑具有深刻的法學意味，甚至可能在政治哲學的探討之中無意識地促進了古希臘法哲學的暗流涌動。我們知道，古代希臘的哲學沒有專門的法哲學的分支（這是我們現在的分類），因此，在古希臘，有意識的法哲學探討是不存在的。而大量的以法為關鍵詞的論題都是以正義的形式被探討著，比如什麼是合法的，在古希臘哲學家的論著之中，可能被轉化成了“什麼是正義”的命題的探討。這大概是理解《法律篇》的一個基本立場，否則，你會覺得你的閱讀陷入了一個極其豐富龐雜、範疇極廣的空間里不能自拔。因此，如果了解了古希臘的道德、政治、教育、法律與哲學的同構關係，將有助於我們在更廣闊的視野之下評價《法律篇》的本身的價值及其在古希臘思想史中的意義。

原文摘錄

一個人認為某物是完美和善的，但卻不喜歡它，憎惡它，與之相反，當他喜歡並歡迎某物時，他所深信的確實邪惡的和不正直的。我認為，他的苦樂感覺和他的理性判斷之間的不一致，是他的最大無知。這也就是最“極度”，因為它影響到靈魂中最廣泛的要素（這一要素感受著快樂和痛苦，與一個國家的最廣泛部分即一般人民相對應）。所以，當靈魂與知識或觀念或理性即它的自然的主導原則發生爭吵時，就有了我稱做“愚昧”的東西。這種情況既發生在一個人民不服從其統治者和法律的國家裡，也發生在個人身上，這個人確實相信的那些好的原則被證明不但是不起作用的，而且的的確確是有害的。我把所有這些無知的例子看作國家和個人最壞的一種不和諧，而不僅僅是一個工匠的職業上的無知。

柏拉圖從20歲起，跟隨蘇格拉底學習了8年。蘇格拉底的學識、品格和哲學思想都感染了柏拉圖，柏拉圖曾不止一次地稱蘇格拉底為“人類中最有智慧的人”。蘇格拉底死後，柏拉圖悲痛地離開雅典，開始了旅行生活，其間他學習、研究了愛利亞派和畢達哥拉斯派的哲學與數學。公元前387年，他回到雅典，創辦了一所學校，即“柏拉圖學園”，這是歐洲歷史上第一所正規的學校。柏拉圖主持學園40多年，培養了大批人才，包括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他一邊廣收門徒，培養人才，一邊著書立說，宣傳其哲學和政治主張。此後40多年，除了兩次短暫的敘拉古之行外，柏拉圖一直在雅典主持學園工作。其大部分著作均在這個時期完成。

柏拉圖不僅是哲學家，還是法學家。他繼承了蘇格拉底的法律思想，又含有亞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他提出的一系列法律思想，成為西方法律思想的淵源，奠定了西方法律思想的基礎。《法律篇》是柏拉圖晚年創作的一部作品，也是其最長的一部對話體著作。 

據西方研究柏拉圖的專家考證，柏拉圖在74歲時才著手寫《法律篇》第一卷。柏圖在去世時並沒有留下一部完整的稿子，至多只是有一個初稿，現代看到的《法律篇》是柏拉圖死後由他的學生、奧巴斯的腓力浦整理后出版。腓力浦在整理時加進了自己的東西，但限於水平，整理后的稿子缺少了柏拉圖的幽默，並且有些句子邏輯不夠嚴密。

《法律篇》主要圍繞著三個人在公元前4世紀中葉一個夏日的討論展開的。一共分為十二卷，對話內容極廣，涉及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無微不至。如果稍微留心的話，我們不難發現，在《法律篇》十二卷之間存在著一個論題上的遞進關係。

根據我的閱讀，這是一個從理論到實踐，從思想到制度的過程。非常精緻或者巧妙的是，柏拉圖的這個寫作過程恰恰體現了他在書中對於一個良好立法的論述，就是每一法律的開頭都應當要有一個序言，闡述立法的價值和宗旨（頁132、頁187、頁281等），做到以理服人，從而使法律的遵守能夠避免強制而得到自願遵守。無疑，柏拉圖的這個寫作順序客觀上包有了他對於良好立法的見解，這是否巧合，我們不得而知。

在《法律篇》的開頭部分，辯論者們主要是圍繞著關於立法的目的來展開辯論的。在論辯對手看來，一個國家立法的目的皆是圍繞備戰而來，法律和政治服務的目的在於戰爭的勝利，甚至各種美德的排列順序也根據戰爭需要來進行。在某種程度上，勝利即是正義。這種思想與斯巴達實際的政治、軍事現狀是相符合的。在他們看來，沒有戰爭的勝利就沒有財產和國家生存（頁3）。

對於這種觀點，柏拉圖通過一個精彩的法官的比喻對此進行了批駁（頁5），他認為一個好的立法者應當保持國內的和平與善，戰爭不過是實現和平的工具，最大的善才是立法者立法的目的（頁6）。同時，柏拉圖在該卷其後的論述甚至其後的幾卷中多次強調了一個鮮明的觀點，即立法者立法的時國外學者著作候，除了受最高的美德指導以外，不應考慮其他意見。

在許多古希臘哲學家的眼中，美德之間按照不同的標準也存在明顯的秩序劃分，這在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有著典型的論述。這種對於美德秩序的劃分，導致許多城邦的立法往往偏居一隅，著重強調某種美德，導致許多國家立法目的的差異和對立。對於這個問題，柏拉圖在《法律篇》中特彆強調：立法者考慮的美德應當是美德的整體，而不是部分。如果轉化成現代話語，就是立法應當關涉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關係到人民綜合美德的培養。他非常詳盡地列舉了一個立法者應當關心的各種情形，面面俱到，無微不至，比如立法對於人民各個年齡段的具體情況都要具體考慮，要監督公民花錢的方法等等。（頁11）

在柏拉圖看來，立法是一個極度需要理性的事業，一部法典的勝利應當是理性的勝利。（頁15）需要指出的是，在理性問題上，柏拉圖繼承了乃師蘇格拉底的觀點，認為知識即美德以及專家治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理性、神性和德性三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相互印證的關係。柏拉圖通過一個懂得航海知識但會暈船的人不適合做船長，以及一個有軍事才能但臨危而懼的人不適合指揮的例子，（頁21）證明了僅僅具有專業知識而不具有德性和實踐能力的人不適合做立法者。

柏拉圖的這個觀點，實際上是對蘇格拉底的一個潛在批判或者糾正，因為蘇格拉底的一生就是在為獲得純粹的知識而奮鬥，不斷與人辯論，念茲在茲，最後獲罪。柏拉圖通過乃師的教訓認識到了，認識真理和德性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實踐德性。在第四卷，柏拉圖談到對立法的目的時就指出：“我們始終在尋找哪些立法有助於美德，哪些立法無助於美德”（頁262），“我希望公民們非常樂意遵循美德的指引，顯然這是立法者試圖通過立法來取得的效果。”

法律思想

關於法律的本質和地位。在柏拉圖看來，法律不是只代表強者的利益，而是一種理性，它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統治者只是法律的奴僕。當法律缺乏最高的權威，受制於其他權威，城邦就遭殃。但如果法律在統治者之上，統治者成為法律的僕人，城邦就會安全。

有關立法的觀點。柏拉圖認為，立法最終目的應是為了獲得善或實現美德，實現正義，而善是人們之間的和平與善意，而美德則表現為節制或自製。這實際上表明和諧是立法追求的最終目的，是每個立法者追求的善。同時對城邦立法者來說，自由、智慧與和諧也是制定法律的目的和準則。“我們的立法的全部要害，是讓公民們在儘可能相互友好的環境中過最幸福的生活。”

柏拉圖強調了立法方法：法律的方法部分是說服，部分是強制和懲罰。

在立法內容方面，《法律篇》列出了繁多龐雜的法律，對很多方面都作了細緻的規定，包括國家政體、婚姻、繼承、財產、稅收、教育、刑法、訴訟、司法、軍事及外交等。這些法律大多是禁止性命令，有著濃厚的強制意義。

此外，柏拉圖將事物的秩序作為立法者立法的前提和基礎，同時也希望能夠通過這一程序上的正義達到實體的正義。柏拉圖在立法問題上有關程序正義的理念還體現在諸多方面，如：選舉市場管理員和城市管理員、審判程序等具體規定。

關於執法的論述。柏拉圖認為，僅有立法者是不夠的，必須要有法律的護衛者，其職責就是維護和執行法律。制定、執行法律必須為國家的整體利益服務，而不是為其他某種權威或黨派分子謀利。此外，他還指出，為城邦制訂良好的法規固然重要，如何防止制度變形也是不可忽視的問題。為此，柏拉圖在《法律篇》第十二卷設置了“夜間議事會”，期望城邦德高望重的長者肩負監督與維護法律的運行的職責。

關於守法的理念。柏拉圖認為，人們應當“以他對本國法律的尊重所取得的榮譽來擊敗每一個人。這種榮譽是因為他比其他任何人更出色地終身尊重法律而取得的。”談到立法者守法問題，他認為：如果立法者沒有先做一個僕人，就永遠不能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主人；一個人不應該以統治得好，而應該以服務得好而感到驕傲，並且首先是服務於法律。對於民眾守法問題，柏拉圖指出：城邦的穩定性要求公民尊重和遵守法律。他號召公民遵守法律，因為這種遵守是對人有益的。如果公民蔑視法律，就要承擔雙重懲罰，第一是出於眾神之手，第二是來自法律。柏拉圖在信神與守法之間建立了聯繫，在他看來，“善的理念”是城邦法律的靈魂；信神是守法的前提，世俗的法律只有具有神聖性才有可能被信仰，被信仰的法律才能很好地被遵守。

關於國際法的思想。其中包括：1、希臘城邦間應堅持主權平等和不以武力相威脅的國際法基本原則。2、國家只是大的還能保持統一的城邦，個人不能成為國際法主體；希臘世界要對外殖民；城邦間要講究外交禮儀、尊崇外交使節；實施外僑招待法，但限制外國人入籍。3、希臘城邦間的戰爭是“內訌”，戰爭目的是自衛，戰爭分為合法和不合法兩種，戰爭中要講究人道主義等。4、應根據不同情況，分別給予外國人、被釋放奴隸以及奴隸類似近代國際法產生以來常用的國民待遇、差別待遇等。

涉及城邦制度的以法治國設想

柏拉圖關於城邦制度的設想，涉及了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如：人口和疆域、政體、婚姻制度、財產制度、經濟生活制度、犯罪及司法制度、教育、對外關係及出入境制度等。在確定政體問題上，柏拉圖主張建立一種非極端的介於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間的中庸政體；在婚姻制度上，柏拉圖主張實行一夫一妻制，男女婚齡應由法律做出明確規定，逾期應予以罰款。從優生的角度出發，法律應禁止婚禮酒宴上醉酒，夫妻在10年內沒有生育則必須離婚，在離婚問題上採用調解制度；在財產制度上，允許公民擁有自己的土地，任何人不得擁有超過土地價值4倍的財產，私人不能擁有金銀，執行嚴格的財產申報制度，如果有人的財產超過登記數目，由國家沒收超出部分；在經濟生活方面，提出對侵犯他人土地及相關財物的處理、契約問題、市場及買賣問題，主張禁止市民的工商業活動，實行食品的供給與分配；在對外關係及出入境制度方面，他主張：國家應派遣信使、外交使節和各種觀察家去國外，吸收別國的經驗；要適當開展國際貿易，加強對貨幣、外匯及進出口貨物品種的管理，免征關稅；任何人不得因私出國，允許外國人入境，入境者須遵守國家法律，得設立外國人團體，對願意且能夠參加者開放，外國人須有技能。

社會觀

以神學觀為基礎的道德觀。柏拉圖在第十卷中幾乎用了一卷的篇幅來證明神的存在，就是要通過信仰、虔敬來保證至善的目標，保障法律的實體合理性。他在《法律篇》中有關神學、正義、“至善”及法律之間聯繫的闡釋，為法律治國找到了充足的道德依據。《法律篇》中所涉及的法律制度設計除了決定性因素“神的意志”外，還突出體現為一種節制觀，在《法律篇》里節制不僅是眾人，而且更重要的是統治者的美德。作為整個社會的政治美德，節制是以法治國的基礎。同時，柏拉圖認為正義應是立法者的美德，這種美德要達到的目標是追求整個國家的美好與幸福，即“至善”是立法的目的。

統治觀

柏拉圖把神視為善的化身，而國家的統治應秉承“神的意志”，他早期所倡導的“哲學王”式統治亦是如此。柏拉圖認識到，單靠人治（哲學王）是不能治理好國家的。在《法律篇》中，柏拉圖摒棄了過去純思辨的研究方法，轉而歷史地探討政治社會的起源和發展。在歷史的軌道上，法律或者說社會的行為規範成為柏拉圖理想中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

法律觀

柏拉圖強調法律的首要功能是教育融合融合教育於法律之中，這是柏拉圖後期法律觀的核心思想。他在書中明確指出，人們關於痛苦、快樂、較好等看法“成為城邦之共同觀念時，被稱為法律。”同時，他認為法的平等就是法的正義，政府權力不應給予強者或富有的人，而應給予服從的人的人的人。法律沒有權威的國家易於毀滅，而法律高於統治者的國家則能得到神的祝福。簡言之，法治和平等是正義的；不依法辦事，為強者立法是不正義的。柏拉圖通過對正義的闡述，宣傳了他法律至上的思想，由此彰顯了其以法治國的理念。

國家觀。在《法律篇》中，柏拉圖探尋國家的起源及其原因。他認為，人類的政治社會——國家是與法律隨階級的產生而同時產生的。在共同的生活中，不同階層的所有人都要受到各種社會規範的制約，這是國家（政治社會）存在的前提。這種觀念為以法治國和實現社會平等提供了理論支撐。

政體觀。柏拉圖強調，無論是君主制還是民主制，專制或自由都應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兩者走向極端都沒有什麼優點可言。不管政府的形式怎樣，掌權者都應當把明智的判斷和自制力結合起來，這樣才可以看到出現與法律相配合的政治制度。他批判雅典民主的根本弱點在於允許無知的公眾來決定公共事務，民主的泛濫使法律失去了無限性的根基，現實生活失去了源於至善的統一規則，這是一種走向極端的體現。

財產觀。在《法律篇》中，柏拉圖從支持完全的財產公有制轉變到主張實行有限的私有制。他有限地肯定了私有制的存在價值，建議採用法律形式嚴格規定私有財產的性質、數量及各種限制條件。在設定的城邦國土範圍內，每個部落應儘可能平等地分得相同的土地和房屋，而每個公民將分得一定的土地。任何買賣不動產的行為都是犯罪，柏拉圖試圖用這種有限的私有制防止貧富分化。

正義論。《法律篇》中還飽含著正義論的光輝，在他看來，幸福的生活是符合美德的生活，而只有正義的人才能過一種美德的生活，即只有正義才能使人幸福，這體現了自然主義的倫理觀。

《法律篇》雖然是西方第一部以法律為名的著作，但很難將《法律篇》當做一部純粹的法學著作來解讀，主要原因在於，在柏拉圖寫作視野中，《法律篇》應當和《理想國》《政治家篇》一樣，是其關於理想國家政體模式探討軌跡的最後一環。如果把《法律篇》放在古希臘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學術脈絡之中去理解其中的許多論斷，意義可能更加豐富，也似乎符合作為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的柏拉圖的寫作初衷。

《法律篇》還充滿著辯證法的智慧和某種程度的反叛精神。柏拉圖對事物的分析通常採取從事實出發，先破后立的思維邏輯，最後對某種事物及狀況做出明確的概括。如：法的起源及定義、教育的內涵及方式等等。柏拉圖主張神只能是美好事物的創造者，反對將一些邪惡的品質與不端行為歸於神，這與當時盛行的神話傳統相悖。對欠缺倫理道德的傳統神祗的反叛，直接促成柏拉圖在《法律篇》中對傳統神話開戰，柏拉圖試圖通過反對舊的神話，開啟了自己的新的政治生活方式——“至善”神意下的法律治國。

《法律篇》是一部重要的法理學著作，書中強調以法治國，在理論法學（法理學）和應用法學（法典的編纂）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則，並對以後的羅馬法和自然法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法律篇》也是一部重要的政治學說著作，書中為馬格尼西亞理想國構擬了組建方案，所提出的混合制政體方案是政治領域的重要原則和重要制度；《法律篇》設計的城邦是一個教育城邦，書中提出的系統教育方案在西方教育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法律篇》對經濟、宗教、倫理道德以及家庭和婚姻等問題也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法律篇》是一部超於現實的著作，但它比《理想國》更接近現實。書中改變了《理想國》中的許多重要原則，提出了一系列對現實社會更具有指導意義的新原則。《法律篇》不僅影響著西方古代民主制度的產生，同時也影響著西方近代和現代法治文明的發展。《法律篇》是人類的文化遺產之一，在後來的許多西方法律思想家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借鑒和發展了《法律篇》中的觀點與思想，對西方法律思想體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法律篇》集中反映了柏拉圖晚年對其生平思想的反思成果，是柏拉圖成就古希臘城邦危機和避免民主政治走向極端的理論結晶。他對諸多法律問題的探討，對於現代法治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法律篇》在人類文明史上享有崇高的學術地位，這不僅在於它是柏拉圖從理性主義回歸到現實主義的理論結晶，而且更重要的還在於：一方面它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因為人們可以在這裡找到法學、經濟學、倫理學、教育學、政治學、文學理論、共產主義、女權主義和社會契約論的源頭；另一方面它又是柏拉圖一生中最為成熟的哲學著作。這是因為該書以法律為主線論述了法律、理性、和諧、理念等哲學問題，因此可以說它是柏拉圖一生中哲學思想的大成。

本書作者柏拉圖是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

柏拉圖生於公元前427年，死於公元前347年。“柏拉圖”大概是個雅號，古希臘文中的意思是“身體粗壯、結實”。他本名亞里斯托克勒斯。柏拉圖出身於雅典一個古老的名門貴族家庭，遠祖是雅典最後一個皇帝科德拉斯，他的母親派里克廷是梭倫的後裔。梭倫在歐洲法律史上是位大名人。他是雅典的執政官，屬工商奴隸主階級的民主派，在執政期間進行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動，史稱“梭倫立法”。這些立法推動了雅典的奴隸主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商品市場經濟的繁榮。柏拉圖的父親亞里斯頓是個民主派，在柏拉圖幼小的時候就去世了。柏拉圖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一個同母異父弟弟。

據西方研究柏拉圖的專家考證，《法律篇》是柏拉圖的晚期作品。柏拉圖在74歲高齡時才著手寫《法律篇》第一卷。柏拉圖在去世時並沒有留下一部完整的稿子，至多只是有一個初稿。現在人們看到的《法律篇》是柏拉圖死後由他的學生、奧巴斯的腓力浦整理后出版的。腓力浦在整理時加進了自己的東西，但限於水平，整理后的稿子缺少了柏拉圖的幽默，並且有些句子邏輯不夠嚴密。

柏拉圖青少年時期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過騎兵軍事訓練，喜愛運動，能繪畫，諳音律，寫過史詩和劇本。他的這些才能後來都充分顯現在他的全部著作中。

由於出身顯貴門庭，所以柏拉圖年輕時企望從事政治活動。雅典是古希臘哲學思想的搖籃，學派紛呈，名家輩出。在這種哲學氛圍中，柏拉圖無疑地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哲學動物”，耽於抽象思維。他在哲學上受到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派和蘇格拉底的影響。

石匠蘇格拉底是柏拉圖家的老友。他是個偉大的哲學家，後世人稱他作“西方的孔子”。他的哲學使柏拉圖傾倒、拜服。蘇格拉底對雅典的民主派不滿，民主派就通過法庭判蘇格拉底死刑。蘇格拉底是公民，公民處死的辦法是服毒自盡。蘇格拉底接受了這種死法。蘇格拉底之死傷透了柏拉圖的心。他再也不想從政。他要繼承蘇格拉底的遺志，傳布蘇格拉底的思想。有人說，柏拉圖的初期著作都是記述蘇格拉底的見解。

約在公元前387年，柏拉圖在雅典建立了一所學園，這所學園世稱柏拉圖學園。他在學園裡從事教學和寫作活動，寫出了一系列對話錄。

其樂融融的學園生活只維持了5年，一場戰爭結束，敘拉古國王又邀請了柏拉圖。不久，國王和柏拉圖兩人又起了衝突。柏拉圖被關在里長里長里長達達一年之久。最後釋放出釋放出釋放出來釋放出來。

柏拉圖回雅典后，重度教學、寫作生涯。80歲那年，有一天他參加一位朋友的婚宴，他悄悄地退到屋子的一個角落裡，默默地坐了下來，當人們再看到他時，他已離開了塵世。

柏拉圖一生留下了23篇對話和3件書札，其他以他的名義傳下來的作品或是偽作，或是可靠性不大。為什麼柏拉圖的著作都用“對話”這一體裁呢？一方面，對話是種辯論法即辯證法方方方話中的矛盾，來推求真理。辯論在當時希臘學者間蔚然成風，從而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另一方面，對話是一種文藝體裁，是一個很有文藝才華的人才能寫得出來，而柏拉圖在青少年時代就具有了這種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