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文化

爨[cuàn]文化

Cuan culture

東晉咸康五年（公元339年）—唐貞元十年(公元794年）

雲南曲靖陸良

自東晉經南北朝至唐天寶七年，爨氏統治南中地區長達400餘年間所造就的歷史文明。

文化的含義按《辭海》解釋，從廣義來說“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 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來說“文化是一定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基礎之上的精神財富的總和。”“文化既是一種社會現象本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每個社會都有與其相適應的文化，並隨著社會的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文化發展具有歷史連續性，社會物質生產發展的歷史連續性是文化發展連續性的基礎。”“隨著民族的產生和發展，文化還具有民族性，並通過民族形式的發展，形成民族的傳統。”

雲南古文化的創造者，均是當地土著民族，富有強烈的民族性與區域文化特徵。從現存文化遺址和出土文物的類型所確定的，存在於滇池區域和滇東地區的“滇文化”，便是由“椎結，耕田，有邑聚”的滇人創造的。其中尚有夜郎人創造的“夜郎文化”。與“滇文化”同時存在的還有哀牢人創造的“哀牢文化”等。

曲靖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人們稱它為‘爨地’或‘爨鄉’。一千多年前這裡曾生活著一個強大的民族——‘爨人’……滇東高原既有盤江便利的水利，又有烏蒙豐盛的牧草，這就使其在文明發展史上。形成了獨特的農、畜並存的地域文化特徵。這種文化特徵，也可以說就是爨文化的基本經濟特徵。

爨文化是自東晉經南北朝至唐天寶七年，爨氏統治南中地區長達400餘年間所造就的歷史文明。有禮樂、詩歌、習俗、典祀、服飾、飲食、醫藥、建築、工藝等。

諸葛亮平定南中后，為長期穩定蜀國後方，諸葛亮有意識地扶植南中大姓，收其俊傑(如建寧爨習、朱提孟琰和孟獲等)為官屬，結果，經過諸葛亮的扶植，以爨姓為代表的“四姓”(其餘三姓不詳或諸說不一)等大姓豪族，成為南中頗有勢力的統治集團，為後來爨氏最終取代其他三姓而獨霸雲南打下了基礎。一般認為，爨氏與南中其他大姓一樣，本為中原移民。他們分別在庄蹺人滇、秦開五尺道、漢武開滇、武侯定南中等不同時期，以戍軍、屯墾、商賈、流民等方式進入南中，並通過變服從俗和與當地土著民族通婚等方式而在一定程度上“夷化”，成為南中的渠帥豪族和實際統治者。有關爨氏的最早記述，可追溯到春秋時期《戰國策．魏策》中的爨襄，而史籍中關於南中爨氏活動的最早記錄可能要算是三國時期的爨習了。諸葛亮南征時，擢用擁蜀派南中大姓，爨習因協助平叛而功授官屬，爨氏成為南中有權勢的大姓之一。西晉初年，南中大姓隨都督霍弋降晉。泰始元年(256)，霍弋率南中大姓從吳國手中奪取了交趾，表爨谷為太守。西晉末年，隨著“八王之亂”和巴蜀李特、李雄踞地稱王，晉王朝已無暇顧及南中，加之晉朝先後任命的南夷校尉李毅、王遜均因實行分化離間南中大姓以及“太過誅除”等暴政，引起南中大姓的反抗，以致在公元337年巴蜀李雄派李壽進攻寧州時，刺史尹奉和太守霍彪都投降了李雄。李氏封霍彪為寧州刺史，爨琛為交州刺史，加上建寧太守孟彥，霍、爨、孟氏族便成為南中勢力最大的三大姓。公元339年，孟彥縛霍彪降晉，接著孟彥又被李雄所殺，霍、孟二氏火併而同歸於盡，南中大姓僅存爨氏一家。隨著東晉伐滅巴蜀李氏繼而偏安江左無所作為，爨琛“遂王蠻夷”。此後，雖歷經西晉、南北朝，中原王朝或“遙授刺史”實行名義上的統治，或官職任由爨氏自己任命，從西晉咸和八年(333)爨彪、爨琛任交州刺史起，直至唐天寶蒙詔滅爨，爨氏父子世襲相傳，實際統治雲南達400多年，成為研究雲南地方史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俗稱“兩爨碑”)為代表的爨文化，也成為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雲南獨特文化現象的重要內容。

公元405年前，爨氏雖沒有建號改元，但實質上是實行“閉關自守”，與中原王朝處於對立和分裂的狀態。爨寶子目睹“爨氏稱霸南中，雄據一方，恃遠擅命”，致使兵禍連年，“耕田狩獵之民日荷干戈，性命懸於鋒鏑之苦”的後果。在他“弱冠稱仁”之後，遂改革“恃遠擅命”的做法，親自入朝侍君，並與北魏道武皇帝拓跋珪開創了歷史上“一國兩制”的先河。在“奉正朔”的原則下，中原王朝實行封建君主制，爨地則實行封建領主制，也就是在一個國家的主體下，同時保留著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如爨寶子本人，既接受了朝廷任命的“建寧太守”，同時又保留著世襲的“振威將軍”的頭銜。使南中地區出現“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邑洛相望，民戶殷實”的太平景象，這在《爨寶子碑》的“抽簪侍駕，朝野詠歌，州主薄，治中、別駕、舉秀才，本郡太守。寧撫氓庶，物物所得。春秋廿三，寢疾喪官，莫不嗟痛，人百其躬”中作了明確的闡述。也可看到爨寶子開創的“一國兩制”深受人民的歡迎和愛戴，所以在他死後，百姓莫不悲痛，都願以百人、千人的死來換得寶子的不死。後來爨龍顏也曾“萬里歸闕”，兩次入仕中央王朝。更值得提及的是爨氏逐漸在很大範圍內革除了世襲制的弊端，採取較為開明的選官、任官制，出現選賢任能、唯才是舉的良好風尚，從而促進經濟、文化的發展，這怎能不說是爨文化的又一個重要的內容呢？明朝時期的詩人田雯曾題詩寫道：“爨僰女二萬戶，牝雞酋帥風流殊。九州之外環一島，四海之內名何區。天子聖賢今一統，白環銀甕入上都。”夜郎豈不知漢大，軍門納款非頑愚。

爨氏始終接受中原王朝的統治。在兩爨碑中，按其太守和刺史的官職身份不同，對碑主爨寶子和爨龍顏分別採用了“府君”和“使君”的稱呼，這是與當時中原地區的官制稱謂相吻合的。由於中原朝廷無力經營南中而導致爨氏雄長雲南數百年，但爨氏十數代中，從未出現過割據稱王或改元稱號的現象。這樣，就在中原紛亂的情況下和長達400餘年的時期內，始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多民族的團結。

爨文化與中原文化，有著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聯繫。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爨氏重視文化。爨寶子、爨龍顏均在20餘歲舉秀才，並以文人仕，憑學識和文治武功登上政治舞台。可見爨氏雄長南中，除通過與當地諸夷通婚聯姻加強氏族勢力外，爨氏憑藉自身與中原文化的淵源優勢而取勝，當不會是無稽之談。爨氏中原文化之雄厚功底，在兩爨碑中也得到充分的體現。兩爨碑中，其碑刻集中地體現出東晉、南北朝時期漢字從隸向楷過渡的特點，並大量使用廠北魏碑文中流行的古體字和俗(異)字。此外，兩爨碑為典型的漢碑風格，其碑文採取了前序后銘的漢碑格式，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原文化已深入到雲南腹地，成為邊疆主體文化之源。

“別具寶光異彩，給人一種樂樂不知倦，悠悠則博厚”的回味。每當爨鄉古樂的旋律奏響之後，“定會把您帶到歷史的那年那月，彷彿是來自遠古的聲音在時空中的深處迴響，悄然地撞擊著人們的心靈，而被這濃濃的歷史文化所折服。”

爨鄉古酒中的“陽春老窖”、“老窖子”、“八鮮醇”、“冷酒”、“松子酒”等，聞名遐邇。唐開元年間，爨歸王曾有“杯酒斗米”之稱譽。明嘉靖年間楊狀元(升庵)謫戍雲南時，就多次來曲靖痛飲爨鄉古酒，所以民間流傳著“楊狀元不愛妻室愛美酒”的佳話。

“雌者青顫包蓬者，兩耳金環垂擯珠。帷帽飄絲淺露面，綉裙拖地蓮花襦。九真藤杖紅珊瑚，女子氣概偉丈夫。雄者碧眼拳髭鬢，蠻布弓衣織梅株。戴笠跣足短膝褲，腰間斜掛雙湛鹿。修羅甲胄吹笙筍，只習刀箭無詩書”。

清代末最後一個狀元，雲南省石屏縣的袁嘉穀先生所說：“碑在大爨前，反而謂之小爨，以石形別之 也”。碑文的筆劃在清代咸豐二年後曾被人在原筆劃深刻和剜改過一部分。碑文為從右往左直讀的漢文化藝術特點的書刻格式。碑正文的散文體碑文共5行，有一行是7字，其餘4行都是30字，散文體碑文共127字；韻文體碑文共7行，有一行是16 字，其餘都是30 字，韻文體碑文共196 字；散文體碑文和韻文體碑文共323字；正文之下有職官題名13行，每行4字，除碑末左下角最後一字殘缺外，其餘都清楚，共51字；碑末落款13字；爨寶子23歲早死，事迹少，但碑上的銘文字數卻總計多達402字。

《爨寶子碑》碑末的東晉“大亨四年歲在乙巳四月上恂立”落款中的“大亨四年”乃誤用，因東晉“大亨”年號是桓玄篡晉時使用的，一年後桓玄失敗。“大亨”年號使用僅一年，次年即不實行，仍用原來“元興”年號。桓玄篡晉失敗后，安帝改元“元興”的第三年又改元為“義熙”。爨氏在邊遠的雲南曲靖（當時叫“味縣”和“建寧”及“寧州”，筆者注）竟未知，仍書刻“大亨”此中央王朝不用的舊年號。中原改元而爨氏竟不知，此乃是爨氏稱霸古代南中地區，獨踞一方，偏安南疆，閉關自守的結果和物證。所謂“大亨四年”，類推應是“義熙元年”，即公元405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了。

《爨寶子碑》左下角鐫刻有清代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七月，南寧（今曲靖市，筆者注）知府鄧爾恆所題跋文，記述《爨寶子碑》出土及移置經過和評述該碑乃罕見之寶物：“碑在郡南七十里楊旗田（今越州，筆者注），乾隆戊戌已出土，新通志載而不詳，近重修南寧縣誌，搜輯金石遺文始獲焉，遂移置城中武侯祠。孝晉安帝元興二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稱元興二年，乙巳改義熙，碑在大亨四年乙巳，殆不知大亨未行，故仍遵用之耳。儀征阮文達（雲、貴總督阮元，筆者注）師見《爨龍顏碑》訂為滇中第一石，此碑先出數十年而不為師所見，惜哉！抑物之顯晦固有，時與晉碑存世者已鮮，茲則字畫光完好，願與邑之人共寶貴之，咸豐二年秋七月金陵（今南京，筆者注）鄧爾恆識”。1927年，武侯祠毀於戰火，此碑曾一度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餐風飲露，受陽光曝晒，風雨剝蝕，險遭損壞。辛被一寒士張士元發現，搬回家中，以靠傳拓《爨寶子碑》的拓片賣錢為維持生活，“小爨碑”才得以保存下來。1937年，為迎接民國“京（今南京）滇公路周覽團”的到來，才由民國雲南省教育廳撥款在曲靖中學內建“爨碑亭”，並將“大理國段氏與三十七部石城（今曲靖，筆者注）盟誓碑”移置其內一同貯藏保護。1989年在爨碑亭東面10米處，另興建了一座圓形六角攢尖式頂，用以象徵民族團結的“大理國段氏與三十七部石城盟誓碑亭”，將兩通碑刻各置一亭，分開陳列和保管。爨碑亭（見照片）是採用中國古建築木結構技術中的“穿斗式”與“抬梁式”相結合，建築形式是四方形亭閣迴廊式的造形藝術，單檐歇山頂。爨碑亭門上方中間和門兩側楹柱上懸掛有清代“經濟特科狀元”、雲南省石屏縣的袁嘉穀先生親手所書“爨碑亭”三大個篆字和其撰書對聯：“奉東晉大亨瑰寶增輝三百字，稱南滇小爨 石碑永壽二千載年”。袁嘉穀先生高度讚譽了這通歷史文化藝術文物至寶——《爨寶子碑》極高的歷史文化藝術價值。袁嘉穀先生親手所書寫的爨碑亭名篆字圓潤飽滿而秀麗，圓勁而有古意。對聯的楷書筆力古厚豐腴，雄勁有力，書體的筆法酣暢流利，秀麗遒健而灑脫，也是難得的珍貴書法藝術遺物。

《爨寶子碑》碑文的書體藝術別緻且有趣致，筆劃結體在隸楷之間，還有篆書遺姿，極具剛健雄強的時代藝術特徵。其書體筆劃結體藝術變化無常，忽隸、忽楷、忽篆摻拌，可謂是“三體合一”的融合體，古樸渾厚而奇巧；書法藝術內剛而外柔，方筆遒勁，就象刀鑿斧擊而成，拙中帶巧；字體參差有趣致，同字異寫，無一字雷同；章法布局藝術大小錯落，彼此顧盼，首尾呼應，氣貫全篇，任其自然，和諧統一。《爨寶子碑》是兼有字體美、筆劃美、章法美、鐫刻精美的碑刻藝術珍品。其點畫、字形、行氣、篇韻都渾然天成，瀟灑且輕快。它問世后，即為世所重，為金石書法家所喜愛。國學大師康有為先生對《爨寶子碑》讚不絕口，在其所著《廣藝舟雙輯·碑品》中稱它：“樸厚古茂，奇姿百出，當為正書古石第一”。康評價《爨寶子碑》在書法藝術史上和漢文字的演變史中有：“上為漢分之別子，下為真書之鼻祖”此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又說：“吾愛古碑莫如《谷朗》、《郛休》、《爨寶子》……以其由隸變楷足考源流也”；還對它作了形式象化的具體比喻：“《爨寶子》端朴若古佛之容”。康有為先生對《爨寶子碑》稱讚不已，可謂是鍾愛有加了。清末有個詩人看了兩通“爨碑”后寫詩云：“法書二爨足珍奇，朴茂肅疏世幾知？邂逅偏逢嘉客至，挑燈逆旅對讀碑”。也是稱讚有加。

《爨寶子碑》書體藝術在近現代的讚詞則有李根源稱它時說是：“下筆剛健如鐵，姿媚如神女”。可見它質樸的外表怎麼也掩蓋不住《爨寶子碑》內在剛柔兼有的嫵媚誘人的秀麗氣質。周鍾岳則給它以“南碑瑰寶”之美譽。抗日戰爭欺間，一位專習“爨體”書法藝術達30年之久的書法家盧蔚乾，到雲南省昆明市舉辦他的個人書法藝術展覽期間，專程赴曲靖和陸良縣了卻他一覽《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的夙願。不巧，到曲靖時爨碑亭門上鎖緊閉，無可奈何只得隔窗窺視，后遺憾地留下了：“尋碑萬里曲州來，惆悵碑亭鎖末開。窗外共君窺寶子，綠蔭檐下幾徘徊”的詩句。他到陸良縣的貞元堡看到了《爨龍顏碑》后常說：“對於大小爨 碑，三十年來，始終弗解，故二爨不啻為余學書之津梁”。原廣東省書法家協會主席秦咢生先生撰七言絕句贊《爨寶子碑》曰：“大亨玉影吐芳甘，邈邈春風三月三。不守故常非放誕，故將流別振西南”。還有原上海書畫院副院長韓天衡寫詩讚它：“滇南乏古書，有書即奇出。一通爨寶子，羲之嘆勿如”。已顯書法家們對《爨寶子碑》的愛慕之深，都是稱讚不已的溢美之詞。可知《爨寶子碑》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和漢文字演變發展史上佔有獨特的重要地位，是珍稀難得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歷史文化藝術和漢文化藝相融合的結晶物。近現代海內外許多書法家和書法藝術愛好者躬身實踐，臨摹研習《爨寶子碑》的書體方法，從《爨寶子碑》碑文的筆劃結構中吸取精華后大筆創新，卓然成為書法藝術大家，令人讚賞不已。“爨碑”書體藝術在現今的文化藝術生活中用於書籍封面題籤，如《爨史》、《南詔野史會證》等，古樸可愛。用於電影片頭字幕也很好看，如電影《林則徐》的片頭，《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字幕等都別有風味。爨體書法藝術在廣州應用的最為廣泛。現在比較常見的爨體字為“招商銀行”四字，具體啟用年限不詳。

《爨寶子碑》蘊積1500多年的“歷史文化藝術營養”，滋養了中外許多代書法藝術家和漢文字學家及“爨學”研究者，令人感嘆不已。改革開放這此年以來，為摹寫和研究《爨寶子碑》而來雲南曲靖者絡繹不絕；連海外友人、專家、學者、書法藝術愛好者、僑居海外的炎黃子孫也不遠萬里，漂洋過海來到雲南省曲靖市第一中學校園內的爨碑亭中，觀賞《爨寶子碑》這一古老的少數民族地區歷史文化藝術遺物——碑中文物珍品，一睹它的風彩，領略其獨具魅力的少數民族地區歷史文化藝術風韻，尋求漢文字演變及書法藝術真諦和研究少數民族歷史文明，它是探尋研究爨氏在古代南中地區消失的諸多神秘歷史文化藝術奧秘真諦的寶貴實物史料。《爨寶子碑》在中外文化藝術的交流，發展國際友誼上起著橋樑作用和發揮著積極的影響，使人讚嘆不已而感慨萬端地曰：真中華國寶耶！

“爨寶子碑”，全稱為“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墓”碑，立於東晉“大亨四年”(405)，現存於曲靖一中。“爨龍顏碑”，全稱“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侯爨使君之碑”，立於南朝宋大明二年(458)，現存於陸良貞元堡小學旁。後人因其碑形大小，將爨寶子碑稱為“小爨碑”，而把爨龍顏碑稱為“大爨碑”。有人曾對兩爨碑進行比較研究。認為小爨碑的碑刻文字較充分地體現了碑刻書法從隸向楷過渡的轉折嬗變特點，所以爨寶子碑的碑刻書法藝術的研究價值較大。而大爨碑系統追溯了爨氏的族源及其遷徙路線，以及爨氏進入南中后從其始祖爨肅到爨龍顏九代世襲的歷史，為後人提供了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雲南歷史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因此爨龍顏碑的歷史研究價值要更大一些。從兩爨碑中，人們不僅可以找到魏晉南北朝時爨氏統治雲南的一些歷史線索，而且還可以探尋出許多有價值的文化現象。

兩爨碑具有重要文物價值。建安十年(205)，曹操以“天下凋敝”而下令禁立墓碑。咸寧四年(278)晉武帝司馬炎下詔：“碑表私美，興長虛偽，莫甚於此，一禁斷之”。南朝一仍舊制而禁碑甚嚴，故刻石寥寥，直至北魏後方才解除碑禁。故而在我國書法史上，出現了南(朝)碑少而帖多、北(朝)碑多而帖少的獨特現象，然而，兩爨碑，尤其是立於禁碑甚嚴的南朝劉宋時期的“爨龍顏碑”，便成為這一時期唯一現存的碑刻。惟其如此，後人將兩爨碑稱之為“南碑瑰寶”，這是恰如其分的。

爨龍顏碑文中稱其為顓頊、祝融氏和班彪、班固的後裔，因東漢末年班氏受封“采邑於爨”地(一說為今山西忻縣定襄一帶)而以爨為姓氏，並隨著氏族的興衰而不斷南遷，先後經庸、蜀即今湖北、四川而進入雲南，通過仿庄蹺“變服從其俗”和通婚聯姻等方式而與當地土著民族融為一體，成為中原移民中夷化了的南中大姓。爨氏稱雄雲南歷經數百年，統治時間之長，乃至於魏晉后的史籍將雲南土著民族統稱為“爨蠻”，從而取代了過去一度流行的“夷”(如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的稱謂。令人感興趣的是，就在爨氏統治後期，當時的雲南還真的出現了被稱之為“東爨烏蠻”和“西爨白蠻”的民族現象。因為爨氏統治時間長，爨由姓氏而成為族稱，這是一個值得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認真研究的課題。

儘管在爨龍顏碑中記載其身兼四種官職，但史籍中對其任的主要官職“刺史”卻了無記載。究其原委，就是當時朝廷無力治理雲南而“遙授刺史”，僅僅實行名義上的統治。“刺史”便成為爨氏自我封授的官職並祖孫世襲，是名副其實的“土官”。從諸葛亮扶植南中大姓收其俊傑為官屬，發展到爨氏土官祖孫世襲，可視為後來元朝在雲南實施土司制度之濫觴。研究雲南土司制度，爨氏土宮祖孫世襲的這一歷史現象，顯然是不能忽視的。

在1500多年前的漢末，在遠離封建中央王朝統治的西南邊陲，曾經出現過一個南中長達500多年的爨氏地方王朝，他的勢力範圍包括了今雲南全境、四川南部、貴州東部及越南北方部分地區。爨氏地方王朝統治南中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就在陸良，爨氏王朝也修德修文，創造了燦爛的地方文化——爨文化。歷史書籍對這段歷史少有記載，給南中爨氏蒙上了神秘的面紗。如今，只有保存完好的《爨龍顏碑》還在默默訴說著當年的輝煌。《爨龍顏碑》立於公元446年，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碑無論從形制到內容，還是從歷史到書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碑文記錄了爨氏的輝煌及漢文化在南中的傳播和雲南各民族的融合；文體具有魏晉風範，駢儷酣暢；碑文書法獨具一格，在中國書法史上絕無僅有，其書法形體被稱為爨體，頗受歷代書家所讚賞，康有為稱其為“楷隸極則”、“古今正書第一”，評為“神品第一”，是研究漢字書法演變的珍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