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

李白，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李俠”的原型。原名李華初，曾用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靜安。從小勤工儉學，但自從母親去世后，就擔負起了上山砍柴，帶弟弟妹妹的重擔，他也因此輟學。他那時13歲，在一位地主家裡打工，由於對地主浪費糧食、欺負奴役的不滿，他還曾用詩罵過地主，並且發誓要抓住時機好好學習，將來為人們做出貢獻，推翻地主。後來，他於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6月，李白調到瑞金中央軍委無線電學校（即紅軍通信學校，現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第二期電訊班學習無線電技術，結業後分配到紅五軍團任電台台長兼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

全國抗戰爆發后，1937年10月，李白受黨組織派遣，化名李霞，赴上海擔任黨的秘密電台的工作。在日寇與汪偽軍警特務等麇集，環境極其險惡的上海，李白克服各種困難，負責上海黨的地下組織與黨中央的秘密電台聯絡工作，用無線電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間的“空中橋樑”。

到1939年，工作環境更加險惡，黨組織安排女工出身的共產黨員裘慧英與李白假扮夫妻掩護電台，開展工作。兩人在共同的革命鬥爭中產生愛情，后經地下黨組織批准結婚，成為秘密鬥爭之家。

1942年9月，日軍在對秘密電台的偵測中，逮捕了李白夫婦。日寇對李白施以酷刑，但他堅不吐實，堅稱自己是私人電台。

1943年5月，經黨組織營救獲釋。出獄后，黨組織將李白夫婦調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所做報務員。他化名李靜安，往返於浙江的淳安、場口和江西的鉛山之間，利用國民黨的電台，為黨秘密傳送日偽和美蔣方面大量的戰略情報。

抗戰勝利后，李白回到上海，被捕后，李白經受了高官厚祿的利誘，遭受了酷刑的逼供，但他始終堅貞不屈、頑強抗敵，敵人始終沒有能夠從他口中得到一點想要的信息。

1949年5月7日，在上海解放前夕，李白被國民黨特務秘密殺害了，犧牲時年僅39歲。

2009年9月，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1958年，八一電影製片廠攝製的《永不消逝的電波》曾風靡一時，著名演員孫道臨在影片中扮演李俠的形象深入人心。影片中李俠被捕前鎮定地向戰友發出緊急信號：“同志們，永別了!”就在他將密電碼塞進嘴裡吞下去的時候，一個穿著黑色衣服的國民黨特務帶著一幫張牙舞爪的軍警出現在他的面前……為了尋找李俠背後的真實故事，也為了緬懷革命先烈，講述一個真實的李白和永不消逝的電波中真實而又鮮為人知的故事……

1910年5月，李白出生於湖南省瀏陽市張坊鎮板溪村（現“白石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因家境貧寒，李白8歲才入學，讀完四年初小就輟學了。

李恆勝說：“為了減輕爺爺的負擔，不滿13歲的父親，到一家名為‘乾源裕’的染布坊當了學徒。出師以後，父親告別師傅，離開‘乾源裕’，跟爺爺外出打工掙錢供他的弟弟、妹妹讀書。在跟隨爺爺外出打工的兩年裡，父親深深體會勞動人民的艱辛生活，感受到社會的種種不平等。”

1925年，李白的家鄉爆發了大革命，農民運動風起雲湧。農民協會、婦女會、兒童團等組織紛紛建立起來。李白是最早參加農民協會和兒童團的成員之一。15歲時，他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5月21日，國民黨反動派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了“馬日事變”，並派重兵血洗瀏陽東區鄉鎮。李白參加了以紙業工人為主體的中共地下游擊隊，他們晝伏夜出，打擊進犯之敵。由於李白在鬥爭中表現勇敢，游擊隊派他擔任了當地少年先鋒隊隊長。7月，李白帶領當地少先隊員們火燒了國民黨團防局的一個團部，成為張坊鎮家喻戶曉的少年英雄。9月，李白參加了毛澤東發動的秋收起義。

1930年，李白加入中國工農紅軍，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李白參加紅軍后被分配到紅軍第四軍做宣傳員。1931年6月，紅四軍黨委選送李白去總部參加第二期無線電訓練班。從此，李白和無線電通信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李白從訓練班畢業后，被調到五軍團十三軍任無線電隊政委。

1934年10月，李白跟隨紅軍隊伍踏上了艱苦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長征途中，任五軍團無線電隊政委的李白向全體無線電隊員發出了“電台重於生命”的號召，這也是李白終生的座右銘。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李白奉黨中央之命到上海從事與黨中央的秘密通信工作。1937年10月10日，李白化名李霞到達上海，並於第二年初春，設立了第一個秘密電台。從此，一座無形而堅固的“空中橋樑”架設在上海與延安之間。

為了應對十分險惡的環境，1939年中共黨組織決定派青年女工、優秀共產黨員裘蘭芬（后改名裘慧英）與李白假扮成夫妻以掩護電台工作。她除了擔任警戒工作外，還主動關心李白的生活，經過一年多的共同戰鬥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間產生了純潔的愛情。1940年，經中共黨組織批准，他們終於結為革命伴侶。

李白的兒子李恆勝，回憶時感慨地說：“父母在結婚之前，白天倆人在同一屋裡工作、生活，到晚上睡覺時，母親睡在床上，父親則睡在地板上，就跟電視連續劇《潛伏》裡面的情節一模一樣。” 

遵照中共黨組織的指示，1942年7月，李白夫婦臨時轉移到建國西路福祿村10號。當時日寇進佔租界，大肆搜捕共產黨人，鎮壓人民的抗日運動。雖然李白把電台功率從75瓦降低到只有15瓦，但仍被日軍偵測出來了。

李恆勝說：“這年中秋節的前夜，父親正在閣樓里發報，母親在三樓忽然聽到有雜亂的腳步聲，她急忙掀起窗帘一角向外張望，只見幾十個日本憲兵和便衣特務正在翻越圍牆。她快步上樓通知父親，父親快速把最後一段電文發完，最後又發了三遍‘再見’，暗示遠方的戰友。接著，父親迅速把發報機拆散，拉開一塊活絡地板，剛把它藏在下面，敵人就破門而入。他們翻箱倒櫃，把東西扔得遍地都是，然後又衝到閣樓上搜查。突然，‘咔嚓’一聲，一塊活絡地板被踩塌!敵人捧著一堆零件發瘋似的竄到父親面前說：‘這是什麼?’父親從容地答道：‘我是這家的客人，才住到這裡不久，這些東西我沒見過。’一個狡猾的日本人拉起父親的手看了又看：‘哼!你是老資格啦!’不由分說，父母就被押到位於四川路橋北的日本憲兵司令部。”

日本憲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分別關押在兩處進行刑訊逼供。他們受盡了種種酷刑，可始終不吐真情，嚴格保守了黨的秘密。一個月後，敵人不得不放了裘慧英，繼而又將李白秘密轉移到極司菲爾路（現萬航渡路）76號汪偽特工總部關押。1943年5月，經中共黨組織的營救，李白終於獲釋。

李恆勝指著一台老式“收音機”說：“這台‘收音機’平時放在家裡就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機，父親發報時，把它接上小線圈就成了收報機。日本特務好不容易才破獲父親的地下電台，怎麼會輕易放過呢？當時一直是個謎。近年來，檔案工作者在清理敵偽檔案材料時發現：在父親被捕期間，上海的侵華日本特務機構特地從日本調來了無線電專家，對父親的‘收音機’反覆檢驗。最後做出了技術鑒定：這台‘收音機’沒有收報功能。只有發報機而沒有收報機，無法作電台使用。其實，父親家中的‘收音機’恰恰就是收報機。就在日本特務破門而入的幾秒鐘內，父親從這台收報機的電子管插座上，用力拉掉了兩個臨時焊接的小線圈，把它們拉直揉亂，丟在一邊。這樣，他的收報機又復原成收音機。這樣一台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收音機’，難怪日本無線電專家無法測定其收報功能，而只能斷定為一台普通的收音機。這也是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一個沒有反映的真實故事。”

1944年秋，抗日戰爭正處在大反攻的前夜，形勢錯綜複雜，情報工作顯得尤為重要和艱巨。這時，潘漢年領導的中央華中局情報部與李白接上了關係。黨組織安排李白打入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所，利用敵人的電台為中國共產黨工作。於是，李白化名李靜安與裘慧英離開了上海。他們往返於浙江的淳安、場口和江西的鉛山之間，以公開的身份，用公開的電台，為我黨秘密傳送了日軍、美軍、蔣介石軍隊方面的大量情報。一天，李白帶著電台乘船到達淳安時，他藏在籮筐里的收發報機被國民黨查獲，他第二次陷入魔掌，后經中共黨組織營救，他又一次脫離虎口。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年10月，李白偕裘慧英回到上海，李白以國際問題研究所職員的身份偕夫人住進了黃渡路107弄6號，電台也設在這裡。李白白天工作，晚上做秘密電台工作，任務是負責上海秘密電台與黨中央通信聯繫。後來，國際問題研究所被撤銷，李白夫婦搬遷到107弄15號。為了避免敵人懷疑，也為了減輕組織上的經濟負擔，李白憑著精湛的無線電技術，取得了善後救濟總署漁業管理處電器設備修理工的公開職業。漁業管理處遠在復興島，李白每天一早出門，傍晚才能回家。深夜，他又一如既往地進行通信。為了使電台盡量不被敵人測出，他奇迹般地用僅有7瓦功率的電台保持著與黨中央的聯絡。

李恆勝說：“由於電台的功率小，上海和延安之間有1000多公里，電波經過關山阻隔和空中各種電波的干擾，傳到黨中央電台時就微弱到幾乎消失了。為了解決這個矛盾，父親就反覆琢磨、試驗，終於摸索出時間、波長、天線三者之間既互相聯繫又互相制約的規律，選擇在人們都已入睡、空中干擾和敵人偵查相對減少的零點至四點之間為通信時間。因此，每當人們酣然進入夢鄉的時候，父親就悄悄地起床，輕輕地安裝好機器，靜靜地坐在電台旁，把25瓦的燈泡擰下換上5瓦的燈泡，並在燈泡外面蒙一塊黑布，再取一張小紙片貼在電鍵觸點上，以避免光線透出窗外和聲音外揚。零點一到，父親立刻向黨中央發出呼號，巧妙的‘空中游擊戰’便開始了……

“父親發出的電報到底都是些什麼內容，新中國成立后，從保存下來的一些檔案資料來看，主要有國民黨飛行員飛往延安的投誠情報、國民黨某將領起義的情報、國民黨的長江江防計劃……”

1948年是解放戰爭形勢迅猛發展的一年。國民黨反動派預感到末日將臨，他們竭盡各種手段以採取分區停電、暗中抄收信號來偵測中共地下電台，李白處在危機四伏之中。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在發一份非常重要的情報，敵人突然包圍了他的住所，李白迅速採取了應急措施后被捕。國民黨特務把李白押到淞滬警備司令部刑訊室里，敵人發瘋似的對李白進行了長達30多個小時的連續審問，使用了30餘種刑具，把李白折磨得死去活來。他們用鉗子拔光李白的指甲，把竹籤釘入他的手指；老虎凳上的磚塊一直加到五塊，還灌辣椒水，用燒紅的木炭烙在他身上。李白每次昏死過去，又被冷水澆醒。這些都不能摧毀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李白拒不吐露半個字。

李恆勝沉靜地說：“父親被捕的經過，母親曾多次對我提起過。那是1948年12月30日凌晨2時左右，夜闌人靜，萬籟俱寂，當時我已入睡，母親聽到外面有動靜，料知事情不妙，就立即告知父親。父親很快地拆除了發報機，母親幫著他整理天線，收拾完畢，就把我抱下樓寄睡在鄰居家裡。父母重又上床，佯作入睡模樣，靜待敵人的到來。不出所料，匪特多人果然破門而入，露出猙獰面目，破壁翻箱，四處搜尋。不幸，藏在壁櫃里的收報機終被發現，機內熱氣還未消散。匪特既得真憑實據，為討好邀功，怎肯輕易放過，立即將父親挾持出門。父親臨去黯然，竟未有一語而別。父親離去，匪特數十人向母親包圍恐嚇，追根究底。母親為保守秘密，閉口不言。第二天早晨，母親也被匪特帶去審問，並帶母親去看已被刑訊過數次的父親。時值隆冬，北風凜冽，母親目睹父親身上衣服都被剝光，用繩子捆縛在老虎凳上，神情顯得十分疲憊。匪特要母親勸說父親，供出底蘊。母親對著父親只作會意的默視。母親曾向匪特們說：‘同是人類，這樣的大冷天，為什麼不給他衣服穿?’經此一說，他們就將父親放下老虎凳。當母親給父親穿衣服時，他的手、腿已動彈不得。匪特因對母親無計可施，也就將她釋放了。”

1949年4月初，國共和談的氣氛漸漸濃厚起來，國民黨反動政權在偽裝和平的情況下，對李白一家稍稍和緩。4月23日，裘慧英接到李白從南市蓬萊警察局看守所的來信：

“慧英：本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我由警備部解來南市蓬萊路警察局看守所寄押。這裡房間空氣比警備部看守所好，但離家路遠，接見比以前要困難。你若來看我，要和舅母一同來，坐車時好照顧小孩。聽說這裡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時，下午三至四時可以送東西，因路遠來時請買些咸蘿白（卜）干，或可久留不易壞的東西。帶點現鈔給我，以便用時便利。炒米粉亦請帶些來，此外肥皂一塊、熱水並（瓶）一隻。我在這裡一切自知保重，盡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並好好撫養小孩為頒祝好靜安字四月二十二晚。”李恆勝動情地說：“父親第三次被捕后被關押在蓬萊路警察局，家屬不能隨時探監。後來，父親偷偷寫了張條子，托出獄的同志帶給了母親，說：‘你站在對面老百姓家的陽台上，對著監獄的窗子，就可以看到我。’就這樣，母親偷偷地帶著我看了他幾次。從老百姓家的陽台上看到囚窗中的父親被敵人折磨得不能辨認，枯黃的面孔，蓬亂的頭髮，我目睹心傷，感到無限悲痛，不禁流下了淚水。

“5月7日，那是我和母親與父親的最後一次見面。父親對我母親說：‘以後你們不要來看我了。’母親急忙問：‘為什麼?是不是判決了?’父親說：‘不是，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於看到了（指上海即將解放）。今後我回來當然最好，萬一不能回來，你們和全國人民一樣，能過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最後，父親大聲地對我說：‘爸爸過幾天就回來抱你!’無知的我，哪裡知道這次會面竟成永訣。就在這天晚上，特務頭子毛森根據蔣介石‘堅不吐實，處以極刑’的批令，將父親押到浦東戚家廟秘密殺害。父親犧牲時，才39歲。這時，離上海解放僅有20天。”

1949年5月30日，上海解放第三天，剛上任的上海市市長陳毅接到一份電報。電報是中共中央情報部代部長李克農發來的，要求查找一位名叫“李靜安（即李白）”同志的下落。最終查明：李白已在5月7日晚，被敵人殺害了。陳毅接到報告后，給李克農回電並在電文最後寫道：“血債要用血來還！殘害李白烈士的反革命分子，我們定要向他們討還這筆血債！”

為此，上海市公安局專門成立了專案小組。1949年6月20日，經過專案組人員的努力，終於在浦東戚家廟後面挖掘出了12具烈士遺體，個個五花大綁，渾身彈痕累累，慘不忍睹，其中就有李白。1950年9月18日，曾任國民黨華北“剿總”北平電監科科長、中校督察官的葉丹秋被捕，在大量人證、物證面前，他交代了由其主持破壞李白、秦鴻鈞秘密電台的罪行。1951年1月13日，葉丹秋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