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K ·馬克思在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旬為計劃中的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寫的“總的導言”，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方法論研究的重要文獻。研究對象規定最終是在這裡得到確定和初步完成的。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簡明邏輯是關於歷史對象和社會對象的相互鉗制規定的闡述。繪圖表示如右：它是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邏輯的結構化的表達。

形象地說，這是一個丫型財產關係生長道路（右圖）。

第一，在根部，生產關係、交換關係尚未分化，屬於財產關係創製階段——對應於抽象勞動成長的活動範圍；第二，在莖幹部，生產關係、交換關係彼此識別出對方，屬於財產關係快速生長階段——一定生產方式（勞動二重性）的成型；第三，在枝葉部，生產關係為交換關係所覆蓋，屬於財產關係取得“運動的實名”（法律用語）階段——社會經濟關係構造的成型。第一階段的抽象勞動生成指示：人類生產物質產品的同時，亦生產一定的主體自身的財產關係；在第二階段，整體概念的生產方式指示經濟運動關係的生成，並且很清楚，這時候，生產關係的生長運動開始居於主導地位；第三階段指示經濟關係的具象化，例如價值形式的生長運動。充分表明：馬克思始終是從處於生長運動狀態的統一財產關係出發的，從本身具有各種具體的實名關係的財產運動形式中取出財產關係的實存規定，限定為“經濟關係”，目的是排開孤立的實體和繁雜的形式之研究干擾，集中考察“生於無”“長於有”的實體－形式生長單元，考察從勞動中產生的價值關係和從價值關係產生的價值形式。丫型道路使我們明白了馬克思如何從勞動（形式）中工作取出使用價值（形式）和價值（形式）的，以及在辯證分開工藝學和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即在充分肯定具體勞動（形式）到使用價值和使用價值形式的過程當中，決定性地研究了抽象勞動（形式）到價值和價值形式的全部歷史過程。

1857年，爆發了席捲歐洲各國和美國的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這次危機，促使馬克思加快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寫作進程。馬克思利用過去積累的材料，在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間寫出了總標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手稿，即《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導言》是這部未完成手稿的一部分。1859年出版《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時，馬克思沒有利用這篇《導言》，另寫了一篇《序言》。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我把已經起草好的一篇總的導言壓下了，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著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 《導言》在馬克思生前未發表，1903年3月，K ·考茨基首次把它刊登在《新時代》雜誌上。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內容要點：馬克思在《導言》中集中論述了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方法。他指出：“擺在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馬克思批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孤立的個人出發研究物質生產和借研究“生產一般”把資產階級生產說成是永恆的錯誤觀點。提出了要社會地、歷史地考察物質生產。他指出：“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說到生產，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馬克思實際上指出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應是一定社會中的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相互關係，即生產關係。

《導言》認為，社會生產是一個整體，它是由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構成的。馬克思批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僅僅限於描述它們之間的表面聯繫，以及形而上學地割裂這四個環節內在聯繫的錯誤觀點，闡述了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係，提出了生產對其他環節居於首位的原理。他說：“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當然，生產也決定於其他要素”。他並認為在一切有機整體內部，不同要素之間都存在相互作用的辯證關係。

馬克思在《導言》中把唯物辯證法運用於政治經濟學，闡明了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一個渾沌的整體，因而在研究過程中必須在思維中把這個整體分解為各個部分、各個要素。但是，當這種研究工作一旦完成，則行程必須倒轉過來。在闡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時，必須從最簡單的關係和規定，即從抽象出發，然後上升到具體。馬克思也考察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時所經歷的兩條道路。“第一條道路是經濟學在它產生時期在歷史上走過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後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係，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這條道路在表面上似乎是正確的，而在實際上則不能說明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第二條道路是十八世紀經濟學家所走的道路。他們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這樣，各種經濟學體系就出現了。馬克思指出：“后一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但是，馬克思強調說：“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因此，完整的政治經濟學方法應當是：從具體到抽象，然後再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是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正確方法。

《導言》的最後部分內容在實質上（右圖），乃是一些提示要點和片斷論述，指出了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指導思想、方法論基礎的唯物史觀的一些重要思想。

概括地說，馬克思是打算在這裡以全體的生產關係概念來闡發《導言》第二、三節內容的。尤其第三節當中，試圖用一個根本是發展的生產關係規定（也就是後面指認的抽象勞動到以增殖為形式的社會勞動，或者說一般意義的勞動二重性到從發展角度看待的“特殊意義的勞動二重性”的歷史推理過程）引導出唯物主義範疇的生產問題。

馬克思習慣性地稱之為“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因為《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已經搞清楚經濟範疇即是生產關係的理論表現（所謂的“抽象”），所以這裡需要進一步整合生產關係運動（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構造（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釐清它們在範疇生產上的“同”與“不同”。整全概念的生產關係是如何產生的呢？在對古典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生產對象予以批判的基礎上，馬克思徹底提出生產關係對象。並且，從這一社會認識的形成與發展問題切入到對生產關係的為什麼問題的考察。此二者，馬克思認為是把握生產關係“是什麼”的基礎，而生產關係的是什麼問題和範疇批判的工作是直接呼應的。這些研究於是統一了生產關係的歷史和邏輯。從資產階級工作地基出發，馬克思第一次批判地揭明資本是有關於存在者的發展規定的產物，因而具有時間和空間規定性的雙重發展特徵。這可以概括為合類秩序的成長——類規定的成長性和存在性。歷史對象揭示前者，社會對象揭示後者。生產關係（空間）的成長性說明社會有機體在歷史上的“存放”，從而說清了它的時間延續性，即它的歷史時期的要點是揭明它的暫時性發展特徵。生產關係的空間的存在性，說明自身在社會空間上的“擺放”，展露的是發展方式的特殊性——特殊的經濟內涵和結構性質。不同歷史類型在成長性上具有互斥性，從而可能較大地遏制某一生產關係空間的具體成長，儘管如此，卻從來不意味著不可能存有該實體空間（右圖）。實際上，一個生產關係空間可以和多個生產關係運動並存，儘管它始終沒有成為主導的社會構造形式。各種社會對象在歷史空間上如此地並存，以致需要從構造方面有效區分它們。這是馬克思實際動手寫《資本論》之前重點考慮的一個問題，從側面泄露了《資本論》曲折的誕生過程。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是行文極其簡短的一篇經濟學論文，觀點簡潔而內涵豐富，論證簡約而容量浩瀚，以小小篇幅取得如此多的成就，在學術史上，實屬罕見。儘管學術界對《導言》邏輯位置的定位頗有爭議，但對其在馬克思經濟學體系中的地位的公認自不待言，其以理論邏輯方法的崇高性——歷史、生產的總體性和科學方法——與《資本論》相媲美！

以至於，人們習慣採用《導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視角審查《資本論》的邏輯，不能不說這是富有真知灼見的！然而單一的文獻學認知推進路徑，僅僅揭示了主觀批判的發展和成熟過程，尚不能鳥瞰客觀批判過程的全局。依據《資本論》的成熟文本，可以深入地透析到，與客觀批判有關的一切規定，在《導言》中已經萌生，並正在成長。為徹底揭示馬克思的這種寫作路徑，應該採取一種與以往習慣性論證邏輯不同的論證方式，即堅持探索《資本論》視角中的《導言》，並努力以此方式解密《導言》的主旨和精髓——從主觀批判中烘托客觀過程。在這個總把握下，人們進一步能夠理解，《大綱》文本實際上就是馬克思經濟學誕生的“原生地”。因此，正是藉助於《導言》和《大綱》，《資本論》才得以完成它的創作，並通過一個具體和系統性的孵化過程，在邏輯上獲得成功。

從邏輯上看，研究對象的結構就是“歷史對象+ 社會對象”。因此，《導言》前兩節可謂是完成了“研究對象”的確立，第三節是運用這個成果對資產階級經濟學進行批判和認識生產，在此基礎上提出和研究對象契合的“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最後一節則是基於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開展深一步的調查活動。

馬克思真正批評黑格爾的地方是概念的自我生產性。這驅使我們往深處思考。 《導言》是《資本論》誕生的邏輯秘密地，《資本論》在此地基上始獲成功！這個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認可的事實，幫助我們走出“概念邏輯”，因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最終目的並不是概念本身，而是邏輯的重歸歷史。既然如此，我們反過來用《資本論》的成熟構造觀察《導言》的邏輯，將會事半而功倍！

《資本論》在結構上主要分為四個層次：（1）歷史發生學（資本之道），即歷史生產到再生產過程（2）系統發生學（資本之德），即再生產到流通過程；（3）現象發生學（資本的道和德的生活形式），即流通到生活過程；（4）認識發生學（資本的道和德的認識形式），即生活到認識過程。

進一步回看《導言》，可驚奇地發現這些規定（結構和邏輯）原封不動地躺在那裡：歷史發生學【《導言》第一節，資本論第一卷】——系統發生學【《導言》第二節，資本論（第二卷）】——現象發生學【《導言》第三節，資本論·第三卷】——認識發生學【《導言》第四節，《剩餘價值理論》】。這是“總的導言”（結論）和“證明”（《資本論》）之間的聯繫。

儘管《導言》表述上有些許的凌亂，但馬克思那時的論證思路依然是十分清晰的。這使得它們的恰當關係應建立為一種“統一的結構”。據此來看，《道德經》和《資本論》似乎具有“結構的巧合”：道和德的規定的相互推動和彼此間的有機交融。這其實是歷史和邏輯統一（規定）架構下的邏輯發展的一個必然。兩者的“巧合”，說明它們的主旨都是“書寫歷史”。就《資本論》而言，其摹寫“以歷史生產為基礎的時間過程”、“以社會再生產為基礎的空間過程”、“以流通為基礎的現象過程”以及以經濟生活批判為基礎的認識過程（抽象上升為具體）”；歷史－ 邏輯－ 歷史的結構安排根本打破了認識運動的封閉循環，如此一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僅是隸屬於認識批判工作的程式，避免落入了“概念邏輯”窠臼。因此，從這方面來看，《資本論》邏輯的藝術高度是社會客觀批判，在於弘揚社會客觀批判和社會主觀批判的統一，此邏輯整體上與“科學抽象法”無涉。“科學抽象法”的說法既無根據，也是關於《導言》文本的一種誤讀。

總體看，這是對研究對象的內核結構的探索。與之契合的思路是對事的全體規定的研究：對象 → 研究對象，以及與之相適合的對相應的對象規定的“如何來”、“為什麼”以及“是什麼”的系統探究。它說明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始終是生產關係，只是在這個前提下通過貫徹“事的科學”，研究對象的結構得以鎖定。這表明一種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的認識原則，從而引致諸多的語言生產規範及必須引起注意的理論建構原則。例如，“出發點當然是自然規定性；主觀地和客觀地。”而“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係的概念的辯證法，這樣一種辯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並且，“這種見解表現為必然的發展。但承認偶然。怎樣。”以及注意，“歷來的觀念的歷史敘述同現實的歷史敘述的關係。” “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總之，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係。國際關係在這裡的影響。”等等。

“邏輯”重歸“歷史”，直接升華了人類語言生產的主題。這裡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它統一了產品形態社會和商品形態社會的邏輯，即“生產關係－ 依賴關係”和“生產關係－ 交換關係”的不同規定。後來馬克思描述，依賴關係和交換關係是歷史地互為補充的，並且，交換關係的發展其實是旨在造成一種人的依賴關係的發展的“普遍的基礎”。這種深度的考察全面確立了唯物史觀的語言生產標準，建立了它的恰當的理論外觀形式，從而也就使認識完全為歷史所生產了。

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寫作目的是使“歷史”落實為“邏輯”，產生行動科學和歷史科學統一、歷史和邏輯統一的科學敘述效果。這引起人們的誤解，即把《導言》第三節看作生產“從抽象上升到具體”規定的地點，進而誤作是對“唯物主義知識論”的闡發，遮掩了真正涵義的政治經濟學方法———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還原真相的路徑不單是重回文本（通過唯物史觀在文本中的闡釋和運用），系統梳理和剖解各種與文本相關的邏輯結構問題，更為主要的是把握整體的邏輯發展，找到“總的導言”和“證明”之間的有機聯繫。

另外，《導言》對“行動如何可能”的探求，事實上奠定了後來《資本論》結構的路向，即由客觀批判啟動的主觀過程。科學敘述的塵埃落定使新時代條件下重新理解《導言》的邏輯，並予以創造性地運用有了可能。整體看，這一把握是透視“開放的邏輯”且保持正確的必備鎖鑰。

總之，由《導言》啟動的《資本論》研究體系界定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總體性。包括的規定是：（1）生產方式作為歷史對象和基礎範疇；（2）生產關係作為社會對象和中心範疇；（3）交換關係作為生產關係的必然的社會實現形式和運行方式。這是研究對象上的“基礎論”與“中心論”的統一分析，即確立以一定生產力為基礎的社會生產關係。同時，這一總體性建構旨在建立經濟分析與歷史分析之間的內在聯繫，並基於唯物史觀開放結構實現政治經濟學的時代性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政治經濟學總體經濟結構的理論實踐。鑒於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能夠從對經濟事實和問題的分析與理論解決中，不斷升華出總體政治經濟學範式。

新世紀迎來保衛《資本論》時代，這必然驅使我們認真思考、反思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工作邏輯和學科工作方法，以多路徑的姿態重新演繹完整的人類歷史，特別是經濟史。同時，人們也不應當否認這一事實：《資本論》邏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工作地基上始獲成功。

《導言》中寫得最為豐富，同時也是難以把握的內容是第三節“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它的涵義是雙重的：完成了研究對象規定——包括歷史對象和社會對象——之後的“研究方法”，以及基於“本質研究”的生活過程的批判考察。關於后一涵義，要尤為多說一些。資本主義生活空間表現為“資本之道”和“資本之德”的結合現象，即生活過程規定的發生髮展。因此不是零碎的認識現象，而是系統的認識現象，在《資本論》中，我們知道就本質（運動）而言，它由資本的流通過程所啟動。這就要求對資本的生活過程採取一種系統的批判態度，但是，資產階級的方法是跳過歷史和系統的規定，一步躍入“現象”，致使“現象發生學”庸俗化。在其看來，“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不過，這種現象發生和認識發生合一的工作結構的意義在於，“例如，17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後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係，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這些個別要素一旦多少確定下來和抽象出來，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系就開始出現了。”“后一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

另外一點，確認雙重涵義的統一委實是深化對《導言》前兩節的工作內容的理解：客觀邏輯和主觀邏輯相統一。這種“夾敘夾議”論述方法繼續體現在第三節當中，並且更為深入。不清楚這一點，很可能就把這一節內容看作純粹的思想史批判了，而一步跨向“《資本論》第四卷”。我們必須確認：在本質上，無論《導言》前兩節還是第三節，其工作內容都是由“客觀邏輯”所統領的，儘管馬克思的表現手法在更多場合是“主觀批判的形式”。這就避免了馬克思對黑格爾進行批判的工作內容部分的誤解。因為，它的基礎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整體批判，而後者又建基於《導言》前兩節內容。馬克思真正批評黑格爾的地方是概念生產。其忽略了歷史發生學的規定：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因為，黑格爾並不研究真實歷史的發展進步和它們的否定過程，它造成了概念的自我生產性。“因此，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

因此在《導言》中，馬克思事實討論了的“勞動二重性”是以勞動本身的一定發展形態為前提的。抽象勞動隨著具體勞動形態而歷史成長，成為對“勞動形式”的一種抽象。“勞動似乎是一個十分簡單的範疇。它在這種一般性上——作為勞動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這也許會造成一種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論在哪種社會形式下——作為生產者在其中出現的那種最簡單、最原始的關係找到了一個抽象表現。從一方面看來這是對的。從另一方面看來就不是這樣。”“但是，在經濟學上從這種簡單性上來把握的‘勞動’，和產生這個簡單抽象的那些關係一樣，是現代的範疇。”資本主義再生產關係按本質來講，屬於勞動二重性進一步的發展形態。它的依據：“資產階級社會是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組織。”與此客觀過程相隨的主觀批判進程是：“貨幣主義把財富看成還是完全客觀的東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於貨幣中。同這個觀點相比，重工主義或重商主義把財富的源泉從對象轉到主體的活動——商業勞動和工業勞動，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但是，他們仍然只是把這種活動本身理解為局限於取得貨幣的活動。同這個主義相對立的重農主義把勞動的一定形式——農業——看作創造財富的勞動，不再把對象本身看作裹在貨幣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產品一般，看作勞動的一般成果了……亞當·斯密大大地前進了一步，他拋開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一切規定性，——乾脆就是勞動，既不是工業勞動，又不是商業勞動，也不是農業勞動，而既是這種勞動，又是那種勞動。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規定為財富的對象的一般性，這就是產品一般，或者說又是勞動一般，然而是作為過去的、對象化的勞動。這一步跨得多麼艱難，多麼巨大，只要看看連亞當·斯密本人還時時要回到重農主義，就可想見了。”

概括起來說，馬克思於此節中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務是：確立流通過程啟動的生活批判的現象發生學。任務分解為兩條：（1）資產階級的物象法產生了主觀過程的抽象－具體，必須循著這個路徑批判它。因為，“既然經濟學家無非是這些規律的代言人和辯護人，那麼，這種闡述同時也就是對全部經濟學文獻的批判。”（2）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不足之處在於沒有產生獨立意義的“認識發生學”，所以，通過徹底解決了黑格爾的思辨的思維發生學的“神秘性”，通過剝離黑格爾的思辨的認識發生學所“還原”的唯物主義的現象發生學，將恰恰呈現客觀過程的歷史發展。“后一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總的來說，這些闡述是針對“現象發生學”的整體工作狀態而言的，在後來，它對應於《資本論》第三卷，並且直接引出了定格在《剩餘價值理論》中的那些“工作內容”。因此，“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即所謂抽象，不過是歷史的尚未充分發展或現象展開，而所謂具體，乃是充分發展和社會實現了的生活過程的構造。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非歷史的現象分析，馬克思給出的糾正性意見是：“從這一方面看來，可以說，比較簡單的範疇可以表現一個比較不發展的整體的處於支配地位的關係或者一個比較發展的整體的從屬關係，這些關係在整體向著以一個比較具體的範疇表現出來的方面發展之前，在歷史上已經存在。在這個限度內，從最簡單上升到複雜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符合現實的歷史過程。”

總結：人們從思維中刻意抬高了馬克思所說的“抽象”，以為這是進行“唯物主義知識論”的理論生產，同時又嚴重背離歷史真實而將其概念化。於是，出現一幕幕的邏輯爭議，彼此之間難以苟同：“與有的《大綱》的評論者的看法相反，馬克思確認的‘科學上正確的方法’根本不意味著這就是他隨後要採用的方法。首先，他並不認可經濟學家們的這一信念：他們在觀念層次對具體進行的邏輯重構是對現實的可信的再現。的確，在《大綱》中綜合敘述的過程從黑格爾的方法那裡借用了各種要素，但是它也顯示出巨大的不同。再例如阿爾都塞，他勇敢地承認：“在馬克思的原文里尤其令我感興趣的東西，是他與經驗主義和與黑格爾的徹底的雙重對立關係。與經驗主義相對立，馬克思證明知識不是從具體到抽象，而是從抽象到具體……與黑格爾相對立，馬克思證明從抽象到具體的這種運動不是生產出現實的方式，而是得以認識現實的方式。而在這整個論證里讓我著迷的地方，就是我們必須從抽象出發。”日本學者內田弘則是這樣描述的：“馬克思在第三節‘經濟學的方法’中首先對比了在經濟學研究的歷史上不同的研究方法。他把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分為兩種：一種是從具體事物漸漸向抽象事物下降的方法，另一種是從抽象事物漸漸向具體事物上升的方法。”並且可以說，“斯密展開體系的方法繼承了歐洲學術史上的正統方法，馬克思對此做出了肯定，並繼承了這種方法，馬克思的經濟學敘述方式是斯密的上向法。”

認識神話製造者無視馬克思生產研究對象規定的事實，一味致力於把“研究方法”知識化，這就可能墜入敵人的陷阱——“三位一體公式”的精神現象學。他們炮製“認識神話”，目的只是進行“抽象辯證法”和“具體辯證法”的黑格爾《邏輯學》版本的佈道，卻反而把“康德的知識論”作為工作范型；但是，他們還是忘記補充一點：“根據馬克思的考察，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質性真理和古典國民經濟學的真理屬於同一類型：它們在一定的社會制度和生產制度之內是真理。作為這樣一種真理，而且只有作為這樣一種真理，它們才是無條件起作用的。但這一點並不排除出現這樣一些社會，在這些社會中，由於其社會結構的本質，其它一些範疇，其它一些真理體系也將起作用。”

關於這一點，列寧怎樣說呢？列寧的意見是：事實不是這個樣子的，“政治經濟學……不是根據抽象的思辨，而是根據對人類歷史發展的真實情況的精確研究。這樣，對歷史上特定的各個社會經濟結構所得的概念，就比較完整。”虛假的實證主義要求和虛有其表的批判的學理主義進路使人們漸漸遺忘了《導言》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真正的工作出場。具體表現在：（1）漸漸忘記了馬克思以“物質生產”為對象，乃是從中取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存在者規定，使“物”提升為“事”，這就可能摒除“物的科學”，相反地奠立“事的科學”；（2）忘記了馬克思從“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出發，是申明“對象的總體結構”規定性，進而申明“社會對象”，從中明確出“生產關係對象”的特殊類型；（3）進而漠視對象提升為“研究對象”的唯物主義路徑，試圖一步建立“研究對象的歷史=思想史批判”的工作規定，使馬克思的工作努力湮沒在“研究對象的結構=思維的結構=政治經濟學的方法”邏輯神話和認識神話的炮製當中了。但是按照列寧的認識，馬克思的理論認識和語言的生產是“根據對人類歷史發展的真實情況的精確研究”，這是大寫化的理論建構規定：批判=發展，以及批判=建構，從而創造性地統一了客觀邏輯和主觀邏輯。一言以蔽之，通過整合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歷史”和“結構”，馬克思從而找到了對“對象”進行有效研究的歷史路徑和科學路徑，最終確立“統一的歷史”作為理論認識形式和語言，總之，一切經濟範疇和理論範疇“生產”的客觀依據，以及確立“歷史唯物主義的發生學”作為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學科工作規定。

可見，把科學抽象法歸位——關於資產階級經濟認識論的批判邏輯和方法（它的重點內容在《資本論》第四卷），目的在於“糾偏”、“補漏”與“去神化”。另外一方面，把馬克思的所有觀點放在他的思想演變過程中來理解，就顯得格外清晰。

從《資本論》結構的源起、成型的過程看，《資本論》邏輯實際上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流變”的結果，因此，在二者之間客觀存在有必然性的“結構”的繼承和發展關係。這些結構形式的共同點是立足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把握“什麼是生產關係”。於是，《導言》文本構成對“歷史”和“邏輯”以及“歷史”和“認識”的統一規定性的“探源”。

總的來說，《導言》的貢獻是革命性的：既是理論方面的，也是方法論方面的；它釐清了對象和研究對象的不同規定性，鎖定對象轉化為研究對象的“事的邏輯”和“事的科學”。由《導言》定格的實質性的工作內容生產了“勞動二重性規定”，由此也就確立了“生產方式”（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和“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的內部聯繫。這種內在結構在於把握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客觀邏輯，或者說是它的一個客觀基礎，因此，不能把它直接說成主觀批判的工作產物或認識形式的工作程式，比如“科學抽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