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路
太行路
《太行路》是唐朝詩人白居易創作的一首樂府詩，是《新樂府》五十首中的一首。此詩以夫婦之間的由相互恩愛到男子變心為喻，揭示出君心多變的普遍現象，並指出在君為絕對權威的社會，臣的地位難以得到保障的事實。全詩通篇運用比喻，結合對比、排比等手法，結構緊湊，首尾相應，充分展現了詩歌的批判力量，並具有較強的可讀性。
太行路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人心是坦途。
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
人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
與君結髮未五載，豈期牛女為參商。
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
何況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
為君熏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
為君盛容飾，君看金翠無顏色。
行路難，難重陳。
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
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
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
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
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⑵巫峽：長江三峽之一，水急浪高，舟行極險。
⑶安流：平靜的水流。
⑸牛女：即牛郎織女。雖然受到天帝的阻隔，只能在每年七月七日晚相會一次，但其恩愛之情歷來為世人所傳頌。參商：參星與商星，是兩個星宿，但兩星從不同時出現，此處借指人心相距很遠，水火不容。
⑹色衰相棄背：這句是指漢武帝的李夫人對她妹妹說的話：女人是拿色來侍奉男人的，所以色衰而愛弛。（《漢書·外戚列傳》）下句的“當時美人”即指李夫人。
⑺鸞鏡：梳妝用的鏡子。古代西域一個國王有一隻鸞鳥，三年不鳴。他的夫人說，鸞見到影就鳴，可以掛起鏡子來照它。鸞鳥見到自己的影子，真的悲鳴起來。
⑻盛容飾：著意加以打扮修飾。
⑼無顏色：即無光彩。
⑽陳：陳述。
⑾納言：隋唐時期門下省長官，是宰相一級的高官。
⑿納史：應作內史，隋唐時期中書省長官，是宰相一級的高官。
太行山的道路崎嶇不平，往往使得行走其間的車子損壞掉，但是和人心比較起來，太行山反而成為平坦的道路了。
巫峽的水能夠使行經其間的船隻翻覆，但是如果和人心比較起來，巫峽的水反而成了波瀾不起的川流了。
人的愛好與厭惡之心反覆不定，喜歡這個人的時候，可以喜歡上了天；厭惡這個人的時候，就說這個人滿身都長了瘡疤。
和夫君結褵不到五年，突然間，兩人就從原本恩愛的牛郎、織女星，成了難以相見的參星和商星。
古人說“色衰愛弛”，當時的美人還覺得很怨恨呢。
更何況是我的容貌還沒有改變，夫君的心卻早已改變了呢？
為了夫君，我把衣服薰得香噴氣四溢，夫君聞到蘭麝的香味卻不覺得香；
為了夫君，我努力的梳妝打扮，夫君看到我滿頭的金翠卻仍然覺得顏色如土。
人間路實在很難走啊，也很難陳述啊！
生在世間，最好不要生做女兒身，因為身為女人，百年的苦樂都要隨人而定。
人間路實在很難走啊，比登山難，比入水難。
不只人間的夫妻容易有反覆，近代的君臣關係也是如此。
你沒看到嗎？左邊“納言”，右邊“納史”；早上才承受皇上的恩典，晚上就被皇上賜了死。
人間路實在很難走啊，不在山之高，不在水之深，只在人心反反覆覆之間而已。
這是作於元和四年（813）的《新樂府》中的一首詩。詩人在長安做官，見到不少朝中重臣朝蒙恩寵而夕遭貶謫，深感“伴君如伴虎”，故“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據此有人認為此詩與唐憲宗嫌白居易對他不恭敬，要把詩人趕出翰林學士行列有關。
此詩首先用了兩個對比，以太行之路險能摧車和巫峽之水急能覆舟來與多變之人心相比，指出前者與後者相比實在是平坦之途，從而讀者可想見人心之險惡了。
接著詩人連用四個典故來進一步說明人心易變的具體表現。一個是趙壹所說的當別人說你好時彷彿羽毛能從你的皮下生長出來，而當他不喜歡你時，同是這一層皮他卻能說成是生瘡潰爛。另一個則是家喻戶曉的民間故事“牛郎織女”，牛郎織女雖然每年只能相聚一次，但卻非常恩愛，但沒有想到這樣看似非常牢固的情感關係也會反目成仇，就像參、商兩個星宿不能同時出現在天空一樣，變成了“有你沒我”勢不兩立的敵對關係。第三個典故也是古人非常熟悉的漢武帝與李夫人之事，是講女人取悅於自己的男人是因為其青春貌美，而隨著其年長色衰男人就不再寵幸她了，李夫人就是為自己這個遭遇而怨恨的。但這個典故還只是一個鋪墊，下面的第四個典故“鸞鏡”進一步說明，女人愛照鏡子，當她還在為自己依然充滿活力的形象而沾沾自喜之時，卻沒有想到她的男人就已經變心了。
接著詩人用了兩個排比句，講失去了男人恩寵的女人，無論她怎麼做，都無法讓其回心轉意了：為男人用香蘭、麝香熏衣服，但變了心的男人卻不聞其香；為男人盛妝打扮修飾，男人看著這些金玉飾品卻不見其色。
接下來詩人對上述表現進行總結，強調“行路難”，為女人的依附性地位及其遭遇發出了呼喊，並對詩一開頭就提到的山、水之險進行回應。但這還只是詩人表面的目的。此詩的深層目的在於為君臣關係中處於弱勢的臣子的遭遇而鳴不平。朝中的高官可以是早承恩而暮賜死的，可以說在朝做官是戰戰兢兢、朝不保夕的。詩人認為，行路難，其實不是說的那些平常的山水之路，而是那些君臣交往（當然也可以擴展為所有上下級交往甚至於一切人際交往）之中的難測的“聖心”。變化莫測的聖心就像上述典故中的男人一樣，隨時都有可能拋棄自己的臣子。
詩人在詩中毫不留情地對最高統治者展開了批判，其勇氣可嘉，但也讓人為其政治前途感到擔心。當然詩人敢於這樣寫的原因在於在他寫此詩時，與他想法相同的還大有人在，“法不責眾”的僥倖心理也促成他敢於放言。另外詩人指出這一點的目的是希望最高統治者能設法改善君臣關係，對臣下多一些寬容和尊重，這樣對唐王朝本身也是有利的。
這是一首在寫作上很有特色的詩歌，詩人靈活地運用了對比、比喻、排比等手法，並且通篇運用比喻，結構緊湊、首尾相應，使全詩在展現批判力量的同時，還具有較強的可讀性。可以想見此詩發表的當時，是頗能引起廣大士紳的強烈共鳴的，但這也為其他不滿詩人的一些保守官僚提供了最好的攻擊借口。後來詩人遭到貶謫此詩可能就是一個導火索。
明末清初戲曲家黃周星《唐詩快》：此等詩可謂極顯淺矣。然一字一句，何非名理？即不作詩觀，亦當作格言觀。
近代古典文學研究家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楊炎以文學器用，竇參以吏識強幹，俱為德宗所寵任，擢登相位，而並於罷相后不旋踵之間，遂遭賜死，此誠可致慨者也。……劉晏為代宗朝舊相，最有賢名，而德宗以疑似殺之，斯為失政之尤。此當時後世所以咸致冤痛也。……韋執誼流貶於憲宗即位之年，距樂天作詩之時甚近。樂天始終同情於牛僧孺，而牛僧孺曾受韋執誼之知獎。復考《白氏長慶集》二七有《為人上宰相書》一篇，據其中所言此宰相拜相之日，知必為執誼無疑。然則執誼雖未賜死，但其進退榮辱，易致樂天之感觸，自甚明也。樂天此篇之作，或竟為近慨崖州之沉淪，追刺德宗之猜刻，遂取以諷諫元和天子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