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命

《淮南子·泛論訓》：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原文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眾（2）。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3）？”以上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4），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

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5），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6）。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7），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8），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尚觀於聖王之（9）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10）、布施百姓者，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

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數天下之良書（11），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12）。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13）？

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誶也（14）。說百姓之誶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15），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

昔者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16）。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17），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鄉者言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

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

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而饑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塗之辟（18），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19）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20）。”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21）：“紂夷處（22），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23），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24），天亦縱棄之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

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25），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註釋

（1）本篇的主題為反對命定思想。墨子認為命定論使人不能努力治理國家，從事生產；反而容易放縱自己，走向壞的一面。命定論是那些暴君、壞人為自己辯護的根據。關於檢驗言論，墨子提出了“三表”法，即通過考察歷史、社會實情，並在實踐中檢驗言論，堅決反對誤國誤民的命定論。

（2）有命：即命定思想。

（3）此句中“命”，按劉昶說當為“力”。

（4）駔：同“阻”。

（5）鈞：制陶用的轉輪。

（6）表：此句中用為原則。

（7）原：推斷、考察。

（8）廢：通“發”。

（9）蓋：通“盍”，何不之意。

（10）出：此字恐有誤。

（11）鹽：為“■”之誤，意為“暇”。

（12）五者：疑為“三者”。

（13）錯：為“措”之假借字。

（14）誶：依俞樾說讀為“悴”，憂愁之意。

（15）移：為“利”之誤。

（16）本句“則”當為“利則分”之漏。

（17）罷：通“疲”。

（18）塗：當為“途”。心途，即心計。辟：通“僻”。

（19）《仲虺之告》：《尚書》篇名。

（20）龔：依孫星衍說，當為“用”之音近假借字，因此意。

（21）《泰誓》：《尚書》篇名。

（22）處：當為“虐”。

（23）禔：“祇”之誤。

（24）此句有誤，“排漏”疑作“兵備”。

（25）忠：通“中”。

譯文

墨子說過：“古時候治理國家的王公大人，都想使國家富裕，人民眾多，法律政事有條理；然而求富不得反而貧困，求人口眾多不得反而使人口減少，求治理不得反而得到混亂，則是從根本上失去了所想的，得到了所憎惡的，這是什麼原因呢？

墨子說過：“主張‘有命’的人，雜處於民間太多了。”主張“有命”的人說：“命里富裕則富裕，命里貧困則貧困，命里人口眾多則人口眾多；命里人口少則人口少，命里治理得好則治理得好；命里混亂則混亂；命里長壽則長壽，命里短命則短命，雖然使出很強的力氣，有什麼用呢？”用這話對上遊說王公大人，對下阻礙百姓的生產。所以主張“有命”的人是不仁義的。所以對主張“有命”的人的話，不能不明加辨析。

然而如何去明加辨析這些話呢？墨子說道：“必須訂立準則。”說話沒有準則，好比在陶輪之上，放立測量時間的儀器，就不可能弄明白是非利害之分了。所以言論有三條標準，哪三條標準呢？墨子說：“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實踐的。”如何考察本原？要向上本原於古時聖王事迹。如何推究呢？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實。如何實踐呢？把它用作刑法政令，從中看看國家百姓人民的利益。這就是言論有三條標準的說法。

然而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認為有命。為什麼不朝上看看聖王的事迹呢？古時候，夏桀亂國，商湯接過國家並治理它；商紂亂國，周武王接過國家並治理它。社會沒有改變，人民沒有變化，桀紂時則天下混亂，湯武時則天下得到治理，它能說是有命嗎？

然而天下的士人君子，有人認為有命。為何不向上看看先代君王的書呢？先代君王的書籍中，用來治理國家、頒布給百姓的，是憲法。先代君王的憲法也曾說過“福不是請求來的，禍是不可避免的；恭敬沒有好處，凶暴沒有壞處”這樣的話嗎？所用來整治軍隊、指揮官兵的，是誓言。先代君王的誓言里也曾說過“福不是請求來的，禍是不可避免的；恭敬沒有好處，凶暴沒有壞處”這樣的話嗎？

所以墨子說：我還無暇來統計天下的好書，不可能統計完，大概說來，有這三種。雖然要從中尋找主張“有命”的人的話，必然得不到，不是可以放棄嗎？

要聽用主張“有命”的人的話，這是顛覆天下的道義。顛覆天下道義的人，就是那些確立“有命”的人，是百姓所傷心的。把百姓所傷心的事看作樂事，是毀滅天下的人。然而都想講道義的人在上位，是為什麼呢？答道：講道義的人在上位，天下必定能得到治理。上帝、山川、鬼神就有了主事的人，萬民都能得到他的好處。怎麼知道的呢？墨子說：“古時侯湯封於亳地，斷長接短，有百里之地。湯與百姓相互愛戴，相互謀利益，得利就分享。率領百姓向上尊奉天帝鬼神。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諸侯親附他，百姓親近他，賢士歸附他，沒死之前就已成為天下的君王，治理諸侯。古時候文王封於岐周，斷長接短，有百里之地，與他的百姓相互愛戴、相互謀利益，得利就分享。所以近處的人安心受他管理，遠處的人嚮往他的德行。聽說過文王的人，都趕快投奔他。疲憊無力、四肢不便的人，聚在一起盼望他，說：‘怎樣才能使文王的領地伸到我們這裡，我們也得到好處，豈不是也和文王的國民一樣了嗎？’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前文所說：‘講道義的人在上位，我因此認識到這點。”

所以古時候的聖王頒布憲法和律令，設立賞罰制度以鼓勵賢人。因此賢人在家對雙親孝順慈愛，在外能尊敬鄉里的長輩。舉止有節度，出入有規矩，能區別地對待男女。因此使他們治理官府，則沒有盜竊，守城則沒有叛亂。君有難則可以殉職，君逃亡則會護送。這些人都是上司所讚賞，百姓所稱譽的。主張“有命”的人說：“上司所讚賞，是命里本來就該讚賞，並不是因為賢良才讚賞的；上司所懲罰，是命里本來就該懲罰的，不是因為凶暴才懲罰的。”所以在家對雙親不孝順慈愛，在外對鄉里長輩不尊敬。舉止沒有節度，出入沒有規矩，不能區別對待男女。所以治理官府則會盜竊，守城則會叛亂。君有難而不殉職，君逃亡則不會護送。這些人都是上司所懲罰，百姓所毀謗的。主張“有命”的人說：“上司所懲罰是命里本來就該懲罰，不是因為他凶暴才懲罰的；上司所讚賞，是命里本來該讚賞，不是因為賢良才讚賞的。”以這些話來做國君則不義，做臣下則不忠，做父親則不慈愛，做兒子則不孝順，做兄長則不良，做弟弟則不悌。而頑固主張這種觀點，則簡直是壞話的根源，是凶暴人的啟發。

然而怎麼知道“命”是凶暴人的啟發呢？對飲食很貪婪，而懶於勞動，因此衣食財物不足，而饑寒凍餓的憂慮就來了。不知道要說：“我疲憊無力，勞動不快疾。”一定要說：“我命里本來就要貧窮。”古時前代的暴君，不能忍住耳目的貪婪，心裡的邪僻，不聽從他的雙親，以至於國家滅亡，社稷絕滅。不知道要說：“我疲憊無力，管理不善。”一定要說：“我命里本來要亡國。”《仲虺之告》中說：“我聽說夏朝的人偽托天命，對下面的人傳播天命說：上帝討伐罪惡，因而消滅了他的軍隊。”這是說湯反對桀主張“有命”。《泰誓》中說：“紂的夷滅之法非常酷虐，不肯侍奉上帝鬼神，毀壞他的先人的神位、地祇而不祭祀。並說：‘我有天命！’不努力防備，天帝也就拋棄了他而不予保佑。”這是說武王所以反對紂主張“有命”的原因。

要聽用主張“有命”的人的話，則在上位的人不聽獄治國，下面的人不勞作。在上位的人不聽獄治國則法律政事就要混亂，下面的人不勞作則財物日用不足。對上沒有粢、酒來供奉上帝鬼神，對下沒有東西可以安撫天下賢人士子；對外沒有東西可以接待諸侯的賓客；對內則不能給飢者以食，給寒者以衣，撫養老弱。所以“命”，上對天帝不利，中對鬼神不利，下對人不利。而頑固堅持它，則簡直是壞話的根源，凶暴人的啟發。

所以墨子說：“現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內心想使天下富裕而怕它貧困，想使天下得到治理而怕它混亂，主張‘有命’的人的話，不能不反對。這是天下的大害啊！”

原文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2），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3）。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偽，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4）？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為刑。此言之三法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眾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

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明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雲者，亦不然矣。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5）？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6），慎言知行（7），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居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驅騁田獵畢弋，內沉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8），身在刑僇之中，不肯曰我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眾愚朴人。

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式是惡，用闕師（9）。”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10），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11），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亦然：“且（12）！政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13）。”在於商、夏之《》、《書》曰：“命者，暴王作之。”

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註釋

（1）此篇與《非命上》意同。

（2）由：當作“為”。

（3）於：此處通“烏”，疑問詞。

（4）此句下失“或以命為有”一句。

（5）故：依孫詒讓說作“胡”。對：即懟，憤恨意。

（6）桀：通傑。

（7）知：當作“疾”。

（8）厲：即絕滅後代意。

（9）用：當作“厥”，喪滅意。

（10）居：疑為“虐”。

（11）不：疑作“百”。

（12）且：通“徂”，往、去意。

（13）此句當作：“吉不降自天，自我得之。”

譯文

墨子說：“凡發表談話、寫文章的原則，不可以不先樹立一個標準。如果言論沒有標準，就好象把測時儀器放在轉動的陶輪上。即使工匠很聰明，也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然而現在世上的真假，不能得到辨識，所以言論有三種法則。”哪三種法則呢？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實踐的。怎樣求言論的本原呢？用天帝、鬼神的意志和聖王的事迹來考察它。怎樣推究言論呢？用先王的書來驗證它。怎樣把言語付之實踐呢？用它來作為標準。這就是言論的三條標準。

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認為命是有的，有的認為命是沒有的。我之所以知道命的有或沒有，是根據眾人所見所聞的實情才知道有或沒有。有聽過它，有見過它，才叫“有”，沒聽過，沒見過，就叫“沒有”。然而為什麼不試著用百姓的實際來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來，有曾見過命的形象，聽過命的聲音的人嗎？沒有過的。如果認為百姓愚蠢無能，所見所聞的實情不能當作準則，那麼為什麼不試著用諸侯所流傳的話來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來，有曾聽過命的聲音，見過命的形體的人嗎？沒有過的。

那麼為什麼不用聖王之事來考察呢？古時聖王，舉拔孝子，鼓勵他事奉雙親；尊重賢良，鼓勵他作善事，頒發憲令以教誨人民，嚴明賞罰以獎善止惡。這樣，則可以治理混亂，使危險轉為安寧。若認為不是這樣，古時侯，桀所搞亂的，湯治理了；紂所搞亂的，武王治理了。這個世界不變，人民不變，君王改變了政令，人民就容易教導了。在武王時就得到治理，在桀、紂時則變得混亂。安寧、危險、治理、混亂，原因在君王所發布的政令，怎能說是“有命”呢？那些說“有命”的，並不是這樣。

說“有命”的人說：“並不是我在後世說這種話的，自古時三代就有這種話流傳了。先生為什麼痛恨它呢？”答道：“說‘有命’的人，不知是三代的善人呢？還是三代的殘暴無能的人？”怎麼知道的呢？古時候有功之士和傑出的大夫，說話謹慎，行動敏捷，對上能規勸進諫君長，對下能教導百姓。所以上能得到君長的獎賞，下能得到百姓的讚譽。有功之士和傑出的大夫聲名不會廢止，流傳到今天。天下人都說：“是他們的努力啊！”必定不會說：“我見到了命。”所以古時三代的凶暴君王，不改正他們過多的聲色享受，不謹慎他們內心的邪僻，在外則驅車打獵射鳥，在內則耽於酒和音樂，而不顧國家和百姓的政事，大量從事無用的事，對百姓凶暴，使下位的人不敬重在上位的人。所以國家空虛，人民亡種，自己也受到刑戮的懲罰。不肯說：“我疲懶無能，我沒做好刑法政事。”必然要說：“我命中本來就要滅亡。”即使是古時三代的貧窮人，都是這樣說。對內不能好好地對待雙親，在外不能好好地對待君長。厭惡恭敬勤儉而喜好簡慢輕率，貪於飲食而懶於勞作。衣食財物不足，至使有饑寒凍餒的憂患。必不會說：“我疲懶無能，不能勤快地勞作。”一定說：“我命里本來就窮。”即使是三代虛偽的人，也都這樣說。粉飾“有命”之說，以教唆那些愚笨樸實的人。

聖王擔憂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所以把它寫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在先王的書《仲虺之告》中說：“我聽說夏代的人詐稱天命，宣布天命於世，所以天帝痛恨他，喪失了他的軍隊。”這是說夏朝的君王桀主張“有命”，湯與仲虺共同批駁他。先王的書《太誓》也這樣說，道：“紂很暴虐，不肯

侍奉上帝，拋棄他的先人的神靈而不祭祀。說：‘我有命！’不努力從事政事，天帝也拋棄了他而不去保佑。”這是說紂主張“有命”，武王作《太誓》反駁他。在三代百國書上也有這樣的話，說：“你們不要崇奉天是有命的。”三代百國也都說沒有命。召公的《執令》也是如此：“去吧！要虔敬！不要相信天命。只有我倆而不能相互誡勉嗎？吉利並不是上天降下的，而是我們自己得到的。”在商夏時的詩、書中說：“命是凶暴的君王捏造的。”

天下的士人君子，想要辨明是非利害的原因，對於主張“有命”的人，不能不趕快批駁。主張“有命”的人，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反對他們。

原文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2），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眾之耳目之請（3），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

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4），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驅騁田獵畢戈，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我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饑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5），此皆疑眾遲朴。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6），民不而葆。既防凶星（7），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增（8），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9）：“惡乎君子（10）！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鑒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11）。”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12），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13），下以持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14），傾覆其社稷者，此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註釋

（1）此篇與《非命上》意同。

（2）辯：通“辨”。

（3）請：通“情”。

（4）此句中“不而”當為“而不”。

（5）術：通“述”。

（6）允：誠實。惟：於。

（7）防：此處為“放”。星：當為“心”。

（8）增：此處當為“憎”。

（9）於去發：當為“太子發”。

（10）惡乎：發語詞。

（11）帝：當作“商”。

（12）雖毋：發語詞。蕢：當作“實”。

（13）使：依王念孫說為“從”意。

（14）共：依王念孫說當為“失”。抎：拋棄、墜落。

譯文

墨子說：“凡發表言論，則不能不先立標準再說。如不先立標準就說，就好象把測時儀器放在運轉的陶輪上。我認為雖有早、晚的區分，但必然終究得不到一個確定的時間。所以言論有三條標準。”

什麼是三條標準？答道：有考察的，有本原的，有實踐的。怎麼考察呢？考察先代聖王的事迹；怎麼推求本原呢？要推求眾人聽見所聞的實情；怎麼付諸實踐呢？於治國中當作政令，觀察萬民來評論它。這就是三條標準。

所以古時候三代的聖王禹、湯、文、武，剛主持天下政事時，說：必舉拔孝子而鼓勵侍奉雙親，尊重賢良而教導人們做善事。所以公布政令實施教育，獎賞善良懲罰凶暴。認為這樣，混亂的天下，將可以得到治理；危險的社稷將可得到安寧。如果認為不是這樣，古時桀時的混亂，湯治理了；紂時的混亂，武王治理了。那個時候，世界、人民都沒有改變，君王改變了政務而人民改變了風俗。在桀、紂那裡則天下混亂，在湯武那裡則天下治理。天下得到治理是湯武的功勞；天下的混亂是桀紂的罪過。如以此來看，所謂安、危、治理、混亂，在於君上的施政；那麼怎麼可以說是有命呢？所以古時禹湯文武剛開始在天下執政時，說：必須使飢餓的人能吃上飯，寒冷的人能穿上衣服，勞作的人能夠休息，混亂的得到治理。這樣他們獲得了天下人的讚譽和好評。怎能認為是命呢？應該認為是他們的努力啊。賢良的人，尊重賢人而喜好治國的啟發方法，所以上面得到王公大人的獎賞，下面得到萬民的稱譽，這就得到天下人的稱譽好評。怎能認為是他們的命呢？也是他們的努力啊！

然而今天主張“有命”的人，不知是根據從前三代的聖人善人呢？還是

從前三代的凶暴無能的人呢？如從他們的言論來看，則必定不是從前三代的聖人善人，一定是凶暴無能的人。

然而今天以為有命的人，從前三代暴君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於那時不改正聲色的慾望，而放縱他的內心的邪僻。在外驅車打獵射鳥，在內耽於酒和音樂，而不顧他的國家百姓的政事；過多地作無用的事，殘暴地對待百姓，於是失去了國家。他們不這樣說：“我疲沓無能，我不努力地聽獄治國。”一定說：“我命里本來就要失國。”即使是三代疲沓無能的百姓，也是這樣。不能好好地對待雙親君長，很嫌惡恭敬儉樸而喜好簡慢粗陋，貪於飲食而懶於勞作，衣食財物不足，所以自身有饑寒凍餒的憂患。他們不這樣說：“我疲沓無能，不能努力地勞作。”也說：“我命里本來就窮。”從前三代的虛偽的人也是這樣。

古時暴君編造這些話，窮人複述這些話。這些都是惑亂百姓、愚弄樸實的人，先代聖王對此感到憂慮，在前世就有了。所以寫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在盤盂上，流傳給後世子孫。說：哪些書有這些話？禹時《總德》上有，說：“誠信不到達天帝，就不會保佑下民。既然放縱自己的兇惡的心意，天帝將會懲罰的。不謹慎而喪失了德，天命怎會保佑呢？”《仲虺之告》說：“我聽說夏人假造天命頒布於世，上帝痛恨他，因此使他喪失了軍隊。”他無中生有，所以叫假造；如本來就有而說有，怎麼是假造呢？從前桀主張“有命”行事，湯作《仲虺之告》以批駁他。《太誓》中太子發說：“啊呀君子！天有大德，它的所為非常顯明。可以借鑒的不太遠，殷王就是：說人有命，說不必恭敬；說祭祀沒有好處，說凶暴沒有害處。上帝不保佑，九州都亡滅了。上帝不順心，給他降下滅亡的災難。只有我周朝，接受了商的天下。”從前紂主張“有命”而行事，武王作《太誓》太子發反駁他。說，你為什麼不向上考察商、周、虞、夏的史料，從十簡之篇以上都沒有命的記載，將怎麼樣呢？

所以墨子說：“現在天下君子寫文章。發表談話，並不是想要使其喉舌勤勞，使其嘴唇利索，內心實在是想為了國家、邑里、萬民的刑法政務。”王公大人之所以要早上朝，晚退朝，聽獄治政，整日分配職事而不敢倦怠，是為什麼呢？答道：他認為努力必能治理，不努力就要混亂；努力必能安寧，不努力就要危險，所以不敢倦怠。卿大夫之所以用盡全身的力氣，竭盡全部智慧，於內治理官府，於外徵收關市、山林、澤梁的稅，以充實官府，而不敢倦怠，是為什麼呢？答道：他以為努力必能高貴，不努力就會低賤；努力必能榮耀，不努力就會屈辱，所以不敢倦怠。農夫之所以早出晚歸，努力從事耕種、植樹、種菜，多聚豆子和粟，而不敢倦怠，為什麼呢？答道：他以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會貧窮；努力必能吃飽，不努力就要飢餓，所以不敢倦怠，婦人之所以早起夜睡，努力紡紗、績麻、織布，多多料理麻、絲、葛、薴麻，而不敢倦怠，為什麼呢？答道：她以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會貧窮；努力必能溫暖，不努力就會寒冷，所以不敢倦怠。王公大人若確信“有命”，並如此去做，則必懶於聽獄治政，卿大夫必懶於治理官府，農夫必懶於耕田、植樹、種菜，婦人必懶於紡紗、績麻、織布。王公大人懶於聽獄治國，卿大夫懶於治理官府，則我認為天下一定會混亂，農夫懶於耕田、植樹、種菜，婦人懶於紡紗、績麻、織布，則我認為天下衣食財物，一定會不足。如果以此來治理天下，向上侍奉天帝、鬼神，天帝、鬼神必不依從；對下以此來養育百姓，百姓沒有得到

利益，必定要離開不能被使用。這樣於內守國則不牢固，出去殺敵則不會勝利。所以從前三代暴君、桀、紂、幽、厲之所以國家滅亡，社稷傾覆的原因，就在這裡啊。

所以墨子說：天下的士人君子，內心確實希望為天下謀利，為天下除害，面對‘有命’論者的話，不可不努力批駁它。說道：命，是暴君所捏造，窮人所傳播，不是仁人的話。今天行仁義之道的人，將不可不仔細辨別而努力反對它，就是這個啟發啊。

墨子（前468 -前376），名翟(dí)，春秋末戰國初期宋國（今河南商丘）人，一說魯國（今山東滕州）人，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創立墨家學說，並有《墨子》一書傳世。

《墨子》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記載墨子言行，闡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稱作墨辯或墨經，著重闡述墨家的認識論和邏輯思想，還包含許多自然科學的內容，反映了後期墨家的思想。在邏輯史上被稱為後期墨家邏輯或墨辯邏輯（古代世界三大邏輯體系之一，另兩個為古希臘的邏輯體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學）；其中還包含許多自然科學的內容，特別是天文學、幾何光學和靜力學。

中國古代哲學中把天當作神，天能致命於人，決定人類命數。“天命”說早在殷周時期已流行。從古器物發掘中所見到的甲骨卜辭，彝器銘文，“受命於天”刻辭的不只一次出現，說明早在殷周時期，天命觀就已經在人們的頭腦里紮根了。

這用《易經》的話來說，叫做“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對於這裡的命，後人註釋道：“命者，人所稟受，若貴賤天壽之屬也。

在古人的思想觀念中，人們的富貴貧賤、吉凶禍福，以及死生壽夭、窮通得失，乃至科場中舉、貨殖營利，無一不取決於冥冥之中非人類自身所能把握的一種力量，即命運是也。

命運的觀點，在古代源遠流長。由夏經商曆周，至春秋時，孔子弟子子夏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可見孔門弟子是信奉命運的。孔子進一步指出：“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宋國的桓魑有一次想謀害他，孔子聲稱：“天生德於予，桓魑其如予何”(同上)!

總之，在孔子看來，一個人的生死存亡、富貴貧賤完全與高懸於天的命運有關，絕非塵世碌碌眾生的力量所能改變。故孔子又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日》)。

儒家祖師爺孔子是位極度信命的老夫子。按理說，孔子是個知識淵博的大儒，對於人類社會有著深刻的認識，怎麼就會信起命來呢？原來，他早年風塵僕僕，奔走列國，到處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很想干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可是到了後來，當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後，才深深地省悟到，命運之神竟是如此這般的厲害，然而這時他已是個五十左右的人了。“五十而知天命”，就是他從不知命到知命這一思想轉化過程的最好說明。與此同時，他不僅“知命”，他和他弟子還不遺餘力大肆宣揚“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君子屬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的思想。這裡他的說教是，一個人的生死貧富，都是命里早就註定了的，作為一個君子來說，非得知命不可，否則就夠不上做“君子修的資格。正因為君子是“知命”的，所以他能安分守己，服從老天爺的安排，但是小人卻不這樣，他們不肯聽從天命，往往冒險強求，希望有幸，意得個好結果。

當然，看問題也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孔子袋語》記錄孔子的話說：“古聖人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我孔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這裡，他認為賢和不肖是根據才華來劃分的，乾和不幹是人們自己可以把握的，至於機遇好和不好，是時間的問題（既在對的時間遇到錯的人；或在錯的時間遇到錯的人；或在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或在錯的時間遇到對的人），而是死還是活，那就只得看老天的旨意了。

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的這種天命思想，又在後來大儒孟子身上得到了新的反映。《孟子·萬章》上篇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思就是，沒有人叫他干，而他競幹了，這就是天意，沒有人叫他來，而他競來了，就是命運。同時他還舉例說明，堯、舜的兒子都不肖，是因為舜、禹為相的時間太長．所以堯、舜的兒子不有天下；禹的兒子啟賢能，而禹為相的時間義短，所以啟能得到天下。以上這些，都不是人力所為而自為，不是人力所致而自至。從理來說，這屬於天意，對人來說，這屬於命運。天和命。實在是一致的。在《孟子·盡心上》中，孟子還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說：“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年n會善不吉亞粵健'下 尺甘；首而而芒．幣會十h．坯地環老．非幣等待天命，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後者是說，天底下人的吉凶禍福。無一不是命運，只要順理而行，接著的就是正命。所以懂得命運的人不站立在有傾倒危險的牆壁下面。因此，儘力行道而死的人所受的是天的正命，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天的正命。這裡，孟子雖然認為天命的力量無可抗拒，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應該按照我的仁義而行，不能無緣無故地白白送死。無疑，這對孔子的天命觀來說，有著補充的一面。此外，先秦諸子信命的還很多，而以儒家的勢力為最大。

天命觀經過先秦學者的一陣鼓吹，其時從上到下。從統治者到平民百姓，信命的風氣一時很盛。早在殷商時期，當時的統治者們，就已習慣於在每做一件事之前，總要先佔卜一下天意如何，是凶是吉？後來，又由於人與天地相應觀念的影響，更使得人們普遍認為，整個天下的命運和每個個人的命運，都和天時星象有關。《周禮·春官》記載：“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這是說馮相氏和保章氏，是專管歲時星象，並從而窺探命運從而推測人間吉凶禍禍福的一種職官。

命數，這是一個複雜而重要的概念。郭志誠等對數有一段很好的論述：“人為自然界天與地作用的產物，人在天地間生存、運動；宇宙萬物都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人、天、地及宇宙萬物的運動無一不受著一種數的制約。古人認為，對這種數，人們可以通過卜筮等術數手段，得到神的指點和啟示，感知和認識它。”數是宇宙本質現象在度上的規定，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它是有形的，也是無形的，它是點和線，也是波和場。它是數字的學問，也是哲學的學問。它是清晰的，也是模糊的。

唐代大儒劉禹錫在《天論》中認為數是事物內部的聯繫，凡物必有數，由數可以得理，順乘其勢。他說：“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併，必有數存乎其問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傾。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又云：“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人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可見，數是考察事物的著眼點，通過數的分析，可以知道事物的發展趨勢。

在孔子的學說中，還保存有“天命”的觀點。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中，知道了樂天知命，才被稱為君子。夫子到五十歲明白這個道理，一切通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