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立武

宋亡，他不願與元貴族合作，潛回新余，在蒙山建“蒙峰書院”收徒講學，因他學識淵博，品行又好，前來受業者甚多，書院常有人滿之患。文天祥很敬佩他，說自黎立武的大名“震蕩以來，吾江西一佛出世，引領願拜”。元朝的達官顯貴也很尊重他，美稱他為“蠻子狀元”（源於南蠻北狄之說），時有前來拜謁、請教者。

黎立武著述甚多，積稿如山，或抒情懷，或釋舊聞。主要有《大易元通說》、《大學本旨》、《中庸指歸》、《中庸分章》、《大學發微》等。

黎立武學術派系：

黎立武屬於兼山學派[1]，為程門支流。師從謝諤[2]。

“兼山以將家子，知慕程門，卒死王事。白雲高蹈終身，和靖所記黨錮後事，恐未然也。郭門之學雖孤行，然自謝艮齋至黎立武，綿綿不絕。”

黎立武的學說在當時也有一定的影響，著名學者臨川吳澄為他寫墓誌銘，並自稱是其門人。考試臨川得吳澄，時稱其知人。

→袁俊翁

程頤→郭忠孝→郭雍→謝諤→黎立武 |

→吳澄

黎立武學術主要觀點：

《中庸》

【黎立武】：著《中庸指歸》中，黎立武以《周易》說《中庸》，並認為：“蓋二書皆盡性之道，程門惟兼山深於易，故得中庸之義焉。”

郭忠孝認為“中”為體，“庸”為用。“極天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至變謂之庸。”黎立武認為這是程頤晚年定論。

郭忠孝對《中庸》的解釋和《伊川易傳》是一脈相承的。所以，黎立武說：“兼山登程門，終始中庸之道，體用之說，實得於心傳面命者也。……蓋二書皆盡性之道，程門惟兼山深於《易》，故得《中庸》之義焉。”

黎立武還說：“程子嘗為《中庸》作注，至是焚稿而囑兼山以書傳之。”

黎立武對中庸的評價

【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時也對中庸作了極高的評價。他說：“中庸之德至矣，而其義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義；以戒懼謹獨，明執中之道；以中和，明體用之一貫；以位育，明仁誠之極功。”

黎立武對《中庸》的“誠明合一”說作出了自己的論述。

從《尚書》到《論語》到《中庸》再到《孟子》等，中國思想家對“中”這一重要範疇開始了不懈的闡釋和拓展，不斷延伸著中庸思維論和中國思想史。正是看到這一點，宋代黎立武在《中庸指歸》中斷言：“《中庸》者，群經之統會樞要也。”

《大學》

【黎立武】：通徹研究《大學》所述的事物內容：“物有本末，指心、身、家、國、天下而言。事有終始，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言。由心身而推之天下，自本而末也。由賓士而溯至格物，終必有始也。”

“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通徹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知用力之先後耳。夫物，孰有出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外哉！”

【黎立武】：在《大學發微》中說：“《大學》其曾子之書乎?”

其他文章

黎立武,〈謝臨江李總管建狀元坊啟〉

進不得陳箕子之〈洪範〉 ,退而發揮郭氏之《中庸》。辟山學仿嘉眉之規，借時文明孔孟之意。松間喝道，豈無考德問業之人；花外小車，亦有事親從兄之樂

袁俊翁，書前首有黎立武之序，序作於大德庚子(四年，1300)

結屋蒙巔,山靜日長,每於陰陽造化之機，性命道德之蘊，經史義理之會，有未合，共同志商之。投卷所得，縷析脈分，如老吏斷案，輒手之不釋。而袁之袁氏為多。一則雋(俊)翁，二則雋(俊)翁，余亦昆弟子侄。其文溫膩,其語詳縝，其引類曲而暢，其立論超而詣，余甚愛之。雋(俊)翁曾不是足，錄前後所得為若干帙，袖以見過，若將猶有所是正者。余曰：子亦疑吾言乎凡吾所以藉子文重吾榜者，為其道之合也，義之明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求一幸吾選，不可得也。凡吾所以嘉子文者，千言非多，一言非

《道德玄經原旨》，書前還有大德九年黎立武、張與材的序。

黎立武學術地位：

趙秉文為黎立武作〈中庸指歸序〉亦云：先生既開山學，以來四方學問之士；又建鳳洲精舍，彷佛河汾。

黎立武《中庸》、《大學》思想之考辯

黎立武關於《中庸》、《大學》的闡釋與正統朱子學有著頗不一致的地方，從版本編次到經典體系的建構以及詮釋都表現出了諸多分歧。這大概是其因師承關係刻意迴避了朱子之學。然而通過朱熹與黎立武對“庸”字的闡釋，我們則不難發現兩人在理學體用之學（即內聖外王）的內在思路上具有一致性。但其中不同的一點是，面對由宋入元的政治變化，黎立武通過對郭忠孝“性、道、教”一貫性思路的汲取，把體用之學具體操作的興趣點從政治、教化的雙層面轉移到了教化的單一層面。

兼山是宋代學者郭忠孝（字立之）的別號，他是程門高足，其中庸之學不同於楊時、李侗為代表的道南一系，而道南一系的中庸學為朱熹所取，成為後世正統，而郭忠孝的中庸學為黎立武所取。如果說，道南朱熹一系的正統中庸學，偏重於“心－性－理”，那麼，郭忠孝與黎立武的中庸學則強調“性－道－教”，並通過“性－道－教”所開啟的文化境域打開在心性學的宋代取向中業已被遮蔽的“天下”或“天下之間”這一視域總體。

如果上下通達的事業僅僅發生在個人的內在體驗中，而不是展開在“教”的公共事業中，那麼，“中”就沒有抵達“庸”。朱熹之所以強烈地反對禪宗的內在隱修之風，其實正是身處道南一系中的他以自己的方式挽救修道（學）與立教（教）的分離，從而挽救那個即將從“庸”中分離開來，因而也不能持久的“中”。黎立武有云：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中者以此。曰庸徳之行，庸言之謹，所謂庸者以此。成性內存，寂然未發，正位居體是之謂中。發於言行，中節而和，日用常道是之謂庸。中以正位言，庸以常道言。蓋合全體大用而名之也。堯舜授受道用斯溥，掲執中以明其體；孔門講貫道體斯存，合中庸以該其用。”

立武之山學是否官化,史無明文。觀其「狀元及第，今為隔世之虛名；刺史表閭,又作他時之故事。未嘗忘我，何以報公」17 之對昔日榮耀之感懷，以及「潛心聖學，敬事二親」之意識，其書院似自行開設而未官化。立武〈謝啟〉 ,李彭序文及趙秉文皆不雲開「書院」而雲「開山學」 ,或深有寄意。明乎此而讀其「結屋蒙巔，山靜日長，每於陰陽造化之機，性命道德之蘊，經史義理之會，有未合，共同志商之」之序，怡然而彷佛其當時講學授徒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