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俊

唐中宗第三子，於聖曆元年（698年，《新唐書》稱聖歷三年）被封為義興郡王。長安年間累授衛尉員外少卿。

神龍元年（705年）二月進封衛王，仍拜洛州牧，食實封一千戶，不久又改任左衛大將軍，遙領揚州大都督。

長安元年（701年）當時武則天步入晚年，政事大多委託給了張昌宗、張易之兄弟；長兄邵王李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魏王武延基私下裡議論張氏兄弟擅政之事，被武則天處死。

神龍元年（705年）二兄李重福遭韋皇后誣陷，貶任濮州員外刺史。

神龍二年（706年）七月被冊立為皇太子。不久，唐中宗任命女婿楊璬、武崇訓為太子賓客。當時，武三思在朝中握有大權，欲圖謀不軌，但對李重俊非常忌憚。

景龍元年（707年）七月聯合左金吾大將軍李千里、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沖以及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人，率左右羽林軍及千騎三百餘人發動兵變。先沖入武三思的府邸，殺死武三思、武崇訓父子及其黨羽十餘人。而後又命令左右金吾大將軍成王李千里，率軍闖入肅章門，在皇城內搜尋韋皇后、安樂公主與昭容上官婉兒。韋皇后聞變，簇擁著唐中宗奔向玄武門，並召左羽林軍將軍劉仁景護駕，率領留軍飛騎及百餘人在樓下列守。隨後李多祚等率軍趕至，想衝上玄武門樓，結果被宿衛士兵阻住。唐中宗趴在樓檻上，對千騎士卒喊話道：“你們都是我的衛士，為何要作亂？若能歸順，斬殺李多祚等，將長保富貴。”千騎軍官王歡喜等人當即倒戈，斬殺李多祚和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政變軍潰散，政變失敗。

政變失敗后，率領百餘騎兵奔出肅章門，逃往終南山。唐中宗令長上果毅趙思慎率輕騎追趕。到抵達雩縣西十餘里處，被左右親信殺害。唐中宗命將首級斬下，又獻於太廟，並以之祭奠武三思、武崇訓父子。死後，東宮僚屬沒有敢接近的，唯永和縣丞寧嘉勖解下衣服將太子首級收拾起來並痛哭，因此被貶興平丞。當年八月韋皇后及王公就上表將多次發生政變的玄武門改名為神武門。

景雲元年（710年）唐睿宗即位，追復太子名位，賜謚號節愍，並陪葬定陵。

景龍政變前，曾有流星出現，墜落於西南方。政變失敗后，逃奔終南山，正位於長安的西南，而他最終也死於西南。

《舊唐書·卷八十六·列傳第三十六》

《新唐書·卷八十一·列傳第六》

《資治通鑒·卷二百零八》

李重俊墓位於陝西省富平縣宮裡鄉南陵村北，由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發掘清理，1992年9月被定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被定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李重俊墓墓園由地面和地下兩部分構成，地面文物因年代久遠，倖存無幾，封土堆因雨水沖刷和人為的蝕食，現為覆斗形，高20餘米。陵園東西120米，南北150米，中有門闕一對，四個角闕有夯築城牆相連，門闕前有司馬道，寬約20米，司馬道兩側原有大量石刻，今僅存石人一尊，石蹲獅一座。地下部分由墓道，過洞、天井、甬道、壁龕、墓室等六部分組成，全長54.25米，在壁龕、天井、過洞、甬道、墓室出土大量的文物，有彩繪陶俑、三彩殘片、白瓷、哀冊、玉壁等文物200餘件以及山水、馬球圖、列戟、仕女、官吏、瑞禽、屏風等壁畫。

李旦：①朕聞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構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悲惋。（《贈太子重俊謚節愍制》）②故皇太子重俊，業隆繼體，才膺守器。辨日高視晉儲，防年遐吞漢兩。撫軍監國，皇基攸固，齒胄問安，聖圖惟永。頃以讒邪浸潤，恩禮疏薄，外迫伊戾之謀，中啟驪姬之譖。彼則凶計斯甚，搖動元良；爾乃誠心密運，掃除悖德。興晉陽之甲，以罪荀寅；擁漢闕之兵，而誅趙虜。嗚呼！逆首雖殄，凶黨未清，屬投杼生疑，亂兵旋及。……三年遂遠，上賓之馭不留；千載猶生，全節之名長在。（《節愍太子謚冊文》）

韋湊：節愍太子與李多祚等，擁北軍禁旅，上犯宸居，破扉斬關，突禁而入，兵指黃屋，騎騰紫微。孝和皇帝移御玄武門以避其銳，親降德音，諭以順逆，而太子據鞍自若，督眾不停。俄而其黨悔非，轉逆為順，或回兵討賊，或投狀自拘。多祚等伏誅，太子方自逃竄。向使同惡相濟，天道無徵，賊徒闕倒戈之人，侍臣虧陛戟之衛。其為禍也，胡可忍言？……太子稱兵宮內，跨馬御前，悖禮已甚矣，況將更甚乎？以其斬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然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可也。當解甲於朝以請罪，而乃欲因自取之，是競為逆。將廢韋氏而嘉之乎？然韋氏逆彰義絕，雖誅之亦可也。當此時也，韋氏未有逆彰，未為義絕。韋則母也，太子子也，豈有廢母之理乎？且既非中宗之命而廢之。是劫父廢母，亦悖逆也。（《論謚節愍太子疏》）

王夫之：重俊之惡，非但蒯瞶之比也。或曰：韋氏不誅，而中宗弒，禍深於南子；三思逸產、祿之誅，而亂天下，惡劇於宋朝；重俊誅之；視蒯瞶為愈矣。曰：非然也。君子之惡惡也，誅其意；而議刑也，必以其已成之罪，而不可先其未事早施以重辟。三思謀篡於武氏之世，既不成矣，韋氏之行弒，在重俊死後之二年，當其時，篡弒未形而億其必然，以稱兵響闕，欲加刃於君母，其可乎？且夫重俊之起，非果憂社稷之危，為君父除伏莽之賊也。韋氏以非其所出而惡之，三思、崇訓逢其惡而欲廢之，重俊不平，而快一朝之忿，恐不得立而持兵君父以爭之，據鞍不下，目無君父，更何有於嫡母？充其惡之所至，去商臣、劉劭也無幾，非但如蒯瞶之惡醜聲而逆行也。則重俊之惡，浮於蒯瞶，奚容以韋氏、三思之罪為之末減哉？……夫韋氏、三思之謀危宗社，重俊興兵之名也。苟有其名，子得以犯父而殺母，亂臣賊子誰則無名，而大逆安所幾乎？

蔡東藩：淫惡如武三思，驕慢如武崇訓，誰不曰可殺？太子殺之，宜也。但父在子不得自專，太子雖銳意誅逆，究犯專權之罪，況稱兵犯闕，索交后妃，為人子者，顧可如是脅父乎？竊謂三思父子，既已受誅，太子即當斂兵請罪，聽父取決，雖終難免一死，究之與入犯君父者，順逆不同，死於闕下，人猶諒之，死於山間，毋乃所謂死有餘辜乎？

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一文中所說的那樣，李重俊“所以舉兵之由，實以既受武三思父子及安樂公主等之陵忌，明知其皇位繼承權至不固定，遂出此冒險之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