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
武漢大學中文系教師
於是，原名於可訓，湖北黃梅人，中共黨員。
198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
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
著有專著《小說的新變》《文學風雨四十年》(合作)《批評的視界》《新詩體藝術論》《新詩史論與小說批評》《八十年代中國通俗文學》(合作)《中國當代文學概論》等。
於可訓對奚永吉的《文學翻譯比較美學》的評價：
奚永吉的《文學翻譯比較美學》，是湖北教育出版社策劃出版的一套“中華翻譯研究叢書”之一種，這本長達1100多頁80多萬字的專著，確實是一本內容厚重的大書。我雖不涉翻譯，於翻譯研究更屬外道，但抱著一種學習的態度讀過此書之後，卻深感獲益良多。從一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的角度來看，我感到這本書最大的好處就在於，它從美學的高度，通過具體深入的個案分析，提出了一個長期以來為我們所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的一個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問題，即翻譯的媒介問題。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和發展，毫無疑問，是得益於外國文學尤其是西方文學的影響。在研究這種影響的過程中，我們常常會發現一種普遍存在的然而又是十分奇特的現象，即一個中國現當代作家學習、借鑒某個或某些外國作家的創作，與其說是從這些外國作家的原作學習和借鑒，不如說更多地是從這些外國作家的中文譯作學習和借鑒，即使是一些精通外語，甚至同時又兼作翻譯的作家，他們學習、借鑒外國作家有時也要通過自己的翻譯（至少是“心譯”或“默譯”）為中介。這樣，這些譯者（包括自己也是譯者的作家）就不免要把各自的主體素質、主觀傾向（思想和美學傾向）和客觀環境的因素帶進譯作，從而對譯作的學習和借鑒者產生直接的影響。筆者在20世紀80年代曾聽一位資深的法國文學翻譯家（也是著名作家）說過，巴爾扎克是經過了兩度翻譯的“美化”，才以現在的面目出現在中國讀者面前的。我也曾把李金髮當年譯過的波特萊爾的詩，與今天的翻譯家重譯的同題詩作了一個比較（奚著中也有許多這樣的比較），結果發現，李金髮的那種為時人所詬病的“象徵體”，如其說是來自波特萊爾的影響，不如說是來自他本人對波氏詩歌的獨特的翻譯。所有這些，都是奚永吉先生在本書中所說的文學翻譯的跨文化、跨時代、跨地域所產生的影響問題。這種影響如果算上如嚴復譯《天演論》、林紓譯英法小說之類的“創造性”的誤譯，則毫不誇張地說，整個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學所受外來影響都是由這種翻譯的效果造成的，是這種翻譯的文化、時代和地域的差異（當然是經過了翻譯家的個體作用），造成了這期間的文學接受外來影響所產生的不同的美學效果，由此也影響了這期間的文學的整體發展和因外來影響而形成的不同的美學風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奚永吉先生所言雖然是文學的翻譯問題，但所接觸到的卻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也應包括古典文學的一部分）研究中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大問題。
奚先生通過文學翻譯的比較研究闡發這個帶普遍性的文學研究的大問題，並沒有停留在一般性的抽象的理論思辨的層面，而是深入到一些具體的作家作品的個案中去，通過對同一作家作品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個性的翻譯家筆下所產生的譯文的異變，來探討其中所包藏的美學奧秘，因此本書在寫作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個案分析的深刻獨到和精細入微。這些個案分析，不但涉？暗？一些具體的翻譯技巧和創作手法的比較，而且還涉及到作品的思想和藝術特色的辨析。因此這種個案分析，雖未及作品的全豹，但本身卻值得反覆咀嚼和品味，從中也可見作者的心力和智慧。許多精彩之處，實在令人禁不住要擊節讚歎。作者心儀錢（錢鍾書）氏治學之法，“踵繼比較美學名著《管錐篇》的研究之風”，期於細微處見真精神，雖因研習語種之限，所涉多為英美文學，未遑顧及其他語種的作品，但就其探幽入微的整體收穫而言，仍不失為一部深得譯心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