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樹勛

8歲時，入私塾讀書，讀了4年，家道中落，回鄉務農。

1914年，到天津、北京等地學徒謀生。后又投奔在四川綿陽馮玉祥部當兵的舅舅。

1917年，馮玉祥率領第16混成旅官兵討逆，高樹勛因作戰勇敢被升為馮玉祥的手槍連班長。

1918年，馮玉祥在鄂東重鎮武穴通電全國，反對段祺瑞，段祺瑞約馮玉祥到漢口談判。高樹勛率手槍班隨馮玉祥赴漢口，當馮玉祥的貼身警衛，終使馮玉祥安全歸來。

徠馮玉祥將他送進學兵營學習測繪、軍事操典、射擊常識。結業后被任命為機槍營司務長。

1920年，升任排長，受馮玉祥的影響，加入基督教。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高樹勛升任直屬隊機槍營營長。

1925年8月，又升任團長，軍銜為陸軍上校。

1926年9月17日，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宣布全軍加入國民黨，高樹勛成為國民黨員。此後，隨馮玉祥四處征戰，官職也一路高升，一直到官居青海省代省長的要職。

1930年中原大戰，西北軍失敗，高樹勛部縮編為27師，列入孫連仲的27路軍，投靠蔣介石。

1931年，參加了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圍剿”，被紅軍擊敗。

1933年5月，馮玉祥將軍在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高樹勛又到該部當騎兵師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高樹勛出任河北省保安處副處長。直到河北省保安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6師。

1938年2月19日，日軍佔領了新鄉市。根據國民黨最高統帥部不準高部南渡黃河的指示，高樹勛指揮所部新8軍，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地交替掩護撤退。

1940年4月，石友三在冀南戰鬥中遭到八路軍的毀滅性打擊，遂轉而投靠日軍，在開封與日本駐軍司令佐佐木簽訂互不侵犯協議，並準備在聯合消滅八路軍後向日軍投降。石的結義兄弟、部下高樹勛不願做漢奸，遂密謀暗殺石友三。石友三率1連騎兵隨孫良誠到高樹勛部駐地河南濮陽柳下屯。高樹勛率旅長以上軍官將他們迎進會議室，大家談笑風生，共敘往事。不一會兒，有一勤務兵入內對高樹勛說：“太太有事相請”。高樹勛即離室而去，突然，四名衛兵進入會議室，將石友三架走。當天夜裡，高樹勛命士兵將石友三活埋於黃河岸邊。

1945年9至10月，國民黨發動了進攻解放區的上黨戰役和平漢戰役（又稱邯鄲戰役）。劉伯承、鄧小平在進行平漢戰役的同時，開展了秘密爭取高樹勛率部起義的政治攻勢。高樹勛對蔣介石在國民黨軍隊內部排斥異己、挑起內戰的行動表示不滿和反感。

1945年9月上旬，高樹勛派人秘密來到上黨戰役前線指揮部面見劉伯承、鄧小平，商談和平事宜。同年10月，孫連仲率高樹勛、馬法五、魯崇志等三個軍沿平漢路北上。大軍走到邯鄲、磁縣一帶，被我軍圍阻，我軍發起了平漢戰役。我軍區參謀長李達冒險穿過火線親自到高樹勛軍營面談，這使高樹勛很感動，終於下定了決心起義。10月30日，高樹勛率新8軍及河北民軍萬餘人在馬頭鎮正式宣布起義，以通電形式向全國發出了《停止內戰團結建國的起義宣言》，聲明脫離國民黨陣營。高樹勛率部起義后，使敵軍受到很大震動，喪失了固守的信心。劉伯承將解放軍主力調至漳河以北敵退路兩側，於運動戰中殲敵孫連仲部兩個軍計2.3萬餘人，生俘敵40軍軍長馬法五，副軍長劉世榮等高級將領，取得了平漢戰役的勝利。

1945年11月2日，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給高樹勛發來了賀電。11月10日，起義部隊改稱民主建國軍。中共中央軍委任命高樹勛為民主建國軍總司令，王定南為總政治部主任、范龍章為第1軍軍長、喬明禮為第2軍軍長。高樹勛由鄧小平、薄一波介紹，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於1945年11月13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高樹勛起義對於蔣介石及其統帥部引起較大的震動，使其感到“兵心不固，民心不歸”，發動內戰的時機還不夠成熟。高樹勛起義及平漢戰役結束后，蔣介石陰謀部署發動內戰的大量文件被繳獲，延安新華社選其重要密令7件公開發表，使全國人民認清了國民黨挑動內戰的真相。

高樹勛起義及隨後開展的“高樹勛運動”，成為國民黨軍隊中有愛國心、厭惡內戰的廣大官兵的一面旗幟，他們在此後的國民黨內戰前線大批倒戈起義，加速了全國解放戰爭勝利的進程。但當時八路軍過急地收整編了高樹勛的起義部隊，也造成了不好影響，劉鄧大軍主力出擊外線后，晉冀魯豫根據地一度非常緊張。

新中國建立前夕，高樹勛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工作。新中國成立以後，他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員、河北省民革副主委，並長期擔任河北省副省長職務。1955年，毛主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2次會議決定，授予高樹勛一級解放勳章。

1972年1月19日，高樹勛在北京逝世，終年74歲。

率軍起義

1944年，高樹勛被任命為冀察戰區總司令，1945年又被任命為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任新八軍軍長，此時中共黨員王定南已經在他身邊工作。日本投降后，高樹勛奉命率軍以受降為名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他不願打內戰，聯繫劉伯承、鄧小平醞釀起義。1945年10月30日，高樹勛率國民黨一個軍和一個縱隊在邯鄲附近的內戰前線起義。

對正在準備發動全面內戰的蔣介石來說，高樹勛起義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靂，蔣不惜歪曲事實來封鎖起義消息。國民黨中央社於1945年11月8日以軍委會發言人的名義造謠：“10月31日夜高樹勛在磁縣以北馬頭鎮為共軍所俘，高樹勛已完全失去自由。”

高樹勛起義過來的部隊叫什麼名字？毛澤東建議用“人民建國軍”或“民主建國軍”或仍用新八軍舊名。河北武安縣舉行了慶祝“民主建國軍”成立大會。起義后，高樹勛三次申請入黨，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高樹勛成為中共黨員。

毛主席命名“高樹勛運動”

高樹勛起義后，還託人帶口信給其他國民黨將領，希望這些國民黨軍將領效法自己，脫離反動派。

1945年12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指示中寫道：“須從國民黨軍內部去準備和組織起義，開展高樹勛運動，使大量的國民黨軍隊在戰爭緊急關頭，依照高樹勛榜樣，站到人民方面來，反對內戰，主張和平。”

1946年11月1日，晉冀魯豫版《人民日報》上登載了朱德總司令的文章《祝高樹勛起義一周年》，文中寫道：“在過去的一年中，除了高樹勛將軍的起義之外，還有其他無數次的同類事件，形成了一個潮流。起義軍隊達到蔣介石總兵力的百分之二十。高樹勛運動已經成為國民黨陸、海、空軍中一切有愛國心有良心的廣大官兵的旗幟，成為人民在自衛戰爭中戰勝反動派而實現獨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

鄧小平說：他的功勞很大。1989年11月20日，鄧小平回憶說：“平漢戰役應該說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爭取了高樹勛起義。如果硬斗硬，我們傷亡會很大。我一直遺憾的是，後來我們對高樹勛處理不公道。他的功勞很大。”

鄧小平所說的“後來我們對高樹勛處理不公道”，指的是1947年6月14日所謂民主建國軍“陰謀暴動”事件。當時晉冀魯豫軍隊的某些領導，輕信該軍將要叛變投敵的“情報”，竟然派兵抓捕時任民主建國軍總司令的高樹勛，扣押了時任民主建國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王定南（王定南曾策動高樹勛起義），取消了民主建國軍的番號。所謂“陰謀暴動案”，查了近一年，沒有發現證據，被關押人員在1948年春開始分配工作，高樹勛也被任命為華北軍區副司令員。此後，中共中央長期沒有為這一案件正式平反。

1949年9月23日，高樹勛與張治中、傅作義等26名起義將軍出席了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在北平的宴會。1953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高樹勛，說：“樹勛同志，你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幫了我們的大忙，黨和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新中國成立后，高樹勛曾任全國政協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河北省交通廳長、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副省長等職務。1972年，高樹勛逝世，華國鋒等領導參加了追悼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所謂民主建國軍“陰謀暴動”的冤案最終平反，高樹勛將軍終能含笑九泉。

高樹勛運動

意義

1945年10月在邯鄲戰役（又稱平漢戰役）中，我黨做好統戰工作，促使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勛率部戰場起義。這次起義是抗戰勝利后、全國內戰未爆發前，國民黨軍隊內部發生的第一起反對打內戰的大規模起義。

1945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在《關於擴大邯鄲起義宣傳的指示》中提出：“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擴大邯鄲起義的宣傳，從國民黨在內戰中的致命弱點上來痛擊國民黨，瓦解國民黨軍隊，促成第二個、第三個邯鄲起義的爆發”。同年12月15日毛澤東明確地把“開展高樹勛運動”，確立為1946年我黨我軍解放區十項工作的第二項工作。

1946年10月30日，朱德又發表《祝高樹勛將軍起義一周年》一文，從理論高度對“高樹勛運動”作出兩點精闢概括。朱德指出：反動“軍隊的很多官兵在覺悟以後，就必然脫離帝國主義與封建獨裁者，拒絕做他們的工具，而站到人民方面來。這個規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護國討袁的戰爭中是如此，在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敗后的十年內戰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戰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獨立、和平、民主與賣國、內戰、獨裁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更是如此。去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高樹勛將軍在冀南前線舉行反內戰起義而成立民主建國軍，就證明了這個真理。”他科學地預見，“我相信高樹勛運動今後必然會得到更大的發展”。

朱德作出的“高樹勛運動”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真理、“高樹勛運動”必然會得到更大發展兩點精闢結論，完全被解放戰爭的實踐證明。統戰工作是戰爭年代我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解放戰爭時期我軍通過開展“高樹勛運動”，促使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被我軍俘虜的達636萬人。

1945年10月，鄧小平在指揮平漢戰役（又稱邯鄲戰役）時，深入做好爭取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勛的統戰工作，促使高樹勛率部起義。高樹勛起義后，善於抓典型的毛澤東號召我軍廣泛開展“高樹勛運動”。“高樹勛運動”興起后產生了“一石激起千重浪”的重大影響，解放戰爭時期我軍殲敵807萬人，其中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的就有177萬人，占我軍殲敵總數的21.9%。若加上被我軍俘虜的459萬國民黨軍隊（國民黨軍隊停止軍事抵抗、甘做我軍俘虜人員），則起義、投誠、接受改編及被俘虜的總數達636萬人，占被我軍殲敵總數的78.8%。

鄧小平回憶平漢戰役時說：“平漢戰役應該說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爭取了高樹勛起義。”“這個政治仗，我們下的本錢也不小。”鄧小平當年為打好爭取高樹勛起義“這個政治仗”，深入做了兩方面工作。

起因

一是全面調研高樹勛的歷史。

鄧小平深入調研后了解到，高樹勛出生於佃農家庭，曾給我黨軍事家劉伯承當過副官，還跟隨馮玉祥參加過反對蔣介石的“蔣馮閻中原大戰”，是國民黨軍隊中受蔣介石排擠的非嫡系部隊。抗日戰爭時期，高樹勛與我軍領導人彭德懷、肖華多次接觸，1939年7月，高樹勛率領的抗日部隊在山東樂陵縣寧家寨被日偽軍包圍后，高樹勛向八路軍求援，冀魯邊區司令員肖華率領部隊於萬分危機之中救出高樹勛部隊。此後高樹勛心懷知恩圖報之情，準備尋機回報共產黨和八路軍救命之情。據此鄧小平得出結論：高樹勛歷史上“就同我們有聯繫”，是國民黨軍隊中受蔣介石排擠的非嫡系部隊，是我們擬首先爭取的統戰對象。

二是關注高樹勛的現實傾向。

1945年9月，高樹勛派其親信王定南（系中共地下黨員）主動來找鄧小平和劉伯承，希望與我黨我軍建立聯繫。根據高樹勛上述現實政治傾向，鄧小平指示王定南，要爭取像高樹勛這樣受蔣介石排擠的非嫡系部隊將領站到人民陣營來，同時囑咐王定南轉告高樹勛，我黨我軍願意與其繼續保持聯繫。此後鄧小平又增派申伯純、靖任秋等協助王定南做爭取高樹勛的統戰工作，在河南新鄉建立與高樹勛的秘密聯絡站。特別是當鄧小平了解到高樹勛部隊高級軍官家眷住在徐州，高樹勛擔心起義后國民黨會迫害他本人及部隊高級軍官家眷的情況后，鄧小平請新四軍陳毅軍長設法把高樹勛部隊高級軍官家眷從徐州轉移到安全地方。

經過鄧小平周密慎重地做好各項工作，高樹勛率領其部隊於1945年10月30日宣布起義。高樹勛走起義之路的過程表明，鄧小平既是指引高樹勛走起義之路的引路人，同時又是“高樹勛運動”興起的實踐創造者。

毛澤東抗戰時期兩次指出，我軍政治工作的三個基本原則之一是“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抗戰勝利后的1945年10月20日，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指示各地，“推行瓦解偽頑的政治工作”。此後又發出《關於成立國軍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及軍隊各戰略區建立專職做瓦解國民黨軍隊的“國軍工作部”。）高樹勛起義后，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於1945年11月12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擴大邯鄲起義宣傳的指示》，明確提出，“在全國範圍內擴大邯鄲起義的宣傳，從國民黨在內戰中的致命弱點上來痛擊國民黨軍隊，促成第二個、第三個邯鄲起義的爆發”。

毛澤東在1945年12月15日親筆撰寫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一文中又明確指出：“開展高樹勛運動，使大量國民黨軍隊在戰爭緊急關頭，仿照高樹勛榜樣，站到人民方面來，反對內戰，主張和平。為使此項工作切實進行和迅速生效起見，各地必須依照中央指示，設置專門部門，調派大批幹部，專心致志，從事此項工作。各級領導機關，則要給以密切指導。”“高樹勛運動”興起后，1946年5月22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迅速積極開展國軍工作》的文件，再次強調：“各地應根據中央指示，迅速積極開展國軍工作，開展高樹勛運動。”正是在毛澤東的多次親自指示和大力號召下，“高樹勛運動”在全軍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高樹勛運動”興起后，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祝高樹勛將軍起義一周年》一文，對“高樹勛運動”作出兩點精闢闡述。

作用

一是把“高樹勛運動”提高到符合歷史規律的高度予以肯定。歷史唯物論認為，一項社會運動能否在社會實踐中發展起來，取決於該項社會運動是否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符合者則必然興起，不符合者則難以興起，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那麼“高樹勛運動”在當時出現，是否符合歷史發展規律？能否得到更大發展？朱德作出如下精闢回答：一切反動派“軍隊的很多官兵在覺悟以後，就必然脫離帝國主義與封建獨裁者，拒絕做他們的工具，站到人民方面來。這個規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在護國討袁的戰爭中，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中，在十年內戰中，在八年抗戰中，在今天的獨立、和平、民主與賣國、內戰、獨裁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去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高樹勛將軍在冀南前線舉行反內戰起義而成立民主建國軍，就證明了這個真理”。二是朱德高瞻遠矚地指出：“我相信高樹勛運動今後必然會得到更大的發展，必然會與解放區軍民的抵抗，蔣管區人民的民主運動鼎足而三，這三個潮流匯合一起，必然會直接造成反動派的軍事失敗，有效地恢復全國的和平。”朱德高瞻遠矚地作出的“高樹勛運動今後必然會得到更大的發展”的結論，此後完全被解放戰爭4年的實踐所證明，下面一組權威統計數字充分說明這一點:

解放戰爭第一年，國民黨軍隊起義及被我軍俘虜（該年度無國民黨軍隊投誠及接受改編統計數字）人數是69.4萬，占該年度我軍殲敵總數62.0%。

解放戰爭第二年，國民黨軍隊起義及被我軍俘虜（該年度無國民黨軍隊投誠及接受改編統計數字）人數是98.1萬，占該年度我軍殲敵總數64.4%。

解放戰爭第三年，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及被我軍俘虜的人數是247.8萬，占該年度我軍殲敵總數81.2%。

解放戰爭第四年，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及被我軍俘虜的人數為220.6萬，占該年度我軍殲敵總數92.7%（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3卷，《戰績統計表四》，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簡言之，解放戰爭4年期間，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及被我軍俘虜的人數呈逐年增長之勢。

活埋石友三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高樹勛的新六師被改編為國民黨十軍團第八軍，高樹勛任軍長，受大漢奸石友三的節制。石友三，與韓復榘、劉汝明、孫連仲、孫良誠等被稱為馮玉祥的“十三太保”。石友三與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拉上關係，藉助日本勢力，勾結失意的軍人政客，組織隊伍在冀東活動，為日本侵略軍開闢道路。

石友三與日偽軍勾結，其部屬十分不滿。師長米文和、張雨亭等不願當漢奸，準備伺機除去石友三。高樹勛因不願進攻八路軍，石友三便挑動日軍襲擊高部。這樣，石、高之間的矛盾就進一步加深了。石友三第六十九軍政治部主任臧伯風及總參議畢廣垣，利用這些矛盾，與高樹勛策劃，尋機殺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與日方開始商談投降條件。臧伯風、畢廣垣、高樹勛等感到形勢緊迫，決心趕快下手。他們請出原西北軍將領、時任魯西行署主任兼游擊主任的孫良誠，由他出面請石友三到高樹勛部面談，說是要消除兩人的隔閡。石友三見是老長官出面邀請，便表示同意。

石友三率一連騎兵隨孫良誠到高樹勛部駐地河南濮陽柳下屯。高樹勛率旅長以上軍官將他們迎進會議室。不一會兒，一勤務兵入內對高樹勛說：“太太有事相請。”高樹勛即離室而去。突然，4名衛兵進入會議室，將石友三架走。孫良誠這時才知受了利用，但已無可奈何，只得獨自離去。當天夜裡，高樹勛命士兵將石友三活埋於黃河岸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