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汝明

劉汝明（1895年——1975年），字子亮，人稱“劉善人”，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馮玉祥十三太保、西北軍中五虎之一。

1895年生於河北省獻縣拋庄，先人世代務農，中等人家。至其祖父時家道中落，僅有薄田五畝、土屋三間。所幸其父懂些醫道，為人治病小補家中生活，後來聽他人勸告，去東北謀求發展，不久患傳染病客死哈爾濱。當時劉汝明13歲，有一姐一妹一弟，弟弟劉汝珍年幼。母親帶著姐姐紡紗織布，含辛茹苦上侍公公下養四個兒女，艱難度日。劉汝明跟從族人劉連璧老人讀私塾很刻苦，有學而優則仕的想法，以圖改變家庭面貌。然而科舉制度已廢止，官路不通。母親欲送他去學商，他認為自己的性格不近此道，無可奈何，只好去當兵。劉汝明曾說：“假使有人為我寫傳，一定說我‘幼懷大志，投筆從戎’，其實不然，我不過是為了謀求一個職業，用來減輕母親的負擔，並希望進而能養親撫幼而已。”

1912年元月，劉汝明離開了生活十七年的故土，到景縣去投軍。向母親叩別時，母親噙著眼淚，仍不停地搖著紡車，低頭默無一語。姐姐哽咽著手領著妹妹弟弟，送他到大門口，不禁嚎啕痛哭。劉汝明強忍著酸楚，放開腳步一口氣跑出了村子，從此便踏上了四十年的軍旅征途。

投軍前他對於軍隊一無所知，只聽說九十里之外的景縣有人招新兵。等到報了名之後，才知道所參加的部隊是陸建章新成立的“左路備補軍”，營管帶就是以後的著名將領馮玉祥。入伍不久，哨官知道劉讀過書，便叫他當文案。劉了解到文案就是造花名冊或寫個普通公文而已，心想：既然來當兵，就得一刀一槍地得個正途出身，便向哨官苦苦哀求改為列兵。很快管帶得知劉讀過四書五經，便將他叫去問話，果然對答如流，於是和哨官商量把劉安排為什長（班長）。可是劉剛入伍不會下操，便下苦功晚上跟哨長學，經常獨自練到深夜，白天再去教新兵。

1913年，軍隊的管帶、哨官、哨長、什長改稱為營長、連長、排長、班長，劉汝明就在這一年當了排長。8月奉命到河南新鄉圍剿白郎齋領導的農民起義軍。

1914年任連長。

1916年任副營長。

1917年劉隨馮玉祥挫敗張勳復辟陰謀，因有功而陞官，成為馮部的骨幹。

1918年2月調任第3團（團長張樹聲）少校團附。

1919年4月調任第3團（團長李鳴鐘）第1營少校營長。

1920年7月調任第4團（團長劉郁芬）第1營少校營長。

1921年8月所部改稱第11師（師長馮玉祥）第22旅（旅長鹿鍾麟）第44團（團長劉郁芬）第1營，升任中校營長。

1922年10月調升第25混成旅（旅長宋哲元）上校團長。

1924年9月馮發動北京政變，劉升任警衛旅第一旅長，負責北京社會治安。

1925年12月警1旅改稱西北邊防軍第10師（師長門致中）第31旅（轄兩團），仍任旅長。

1926年4月，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閻錫山等各派軍閥，組成了“討赤聯軍”，向國民軍大舉進攻，國民軍被迫放棄天津、北京，撤至南口預設陣地防守，劉汝明的第十師和佟麟閣的第十一師擔任南口正面防禦，其他部隊則部署在察東和晉北各地，對奉軍和普軍作戰。當時南口方面是主要戰場，張作霖和吳佩孚的主力部隊都集中在這一方面，並集中大炮和飛機輪番轟擊。劉汝明指揮所部浴血奮戰，巋然不動。激戰約四個月之久，國民軍因傷亡過半，彈盡糧絕，乃於8月15日下令向綏遠、包頭一帶撤退。劉部在撤退時，估計到路途遙遠，行軍困難，將輜重車輛和笨重物品盡行遺棄，騰出騾馬交由士兵輪流乘騎，所以他的部隊走失最少，行動最快，只用了半月左右，就到達包頭附近。

馮玉祥“五原誓師”以後，劉汝明就率部到了五原，馮看到他的部隊在苦戰數月之後，仍然人強馬壯，甚為高興，對他慰勉有加。當時國民第二、第三軍的楊虎城、李虎臣等部，被劉鎮華的鎮嵩軍圍困於西安城內，已有六七月之久，待援甚急。馮乃令劉汝明立即率部援陝，會同孫良誠、孫連仲、方振武、馬鴻逵等部，速解西安之圍。由於劉汝明部騾馬較多，行軍較快，十一月下旬就趕到咸陽前線。經與孫良誠、孫連仲等會商，決定由劉汝明部繞至韓森寨一帶，向敵後猛攻。劉鎮華部倉皇潰退，西安之危乃解。在“北伐”戰爭結束后，馮玉祥在發給劉汝明的“獎狀”中，有“孤軍當南口之險，走馬解西安之圍”等語，對他這在兩次戰爭中的功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西安解圍之後，劉汝明被馮玉祥提升為國民聯軍第二軍軍長，這時劉鎮華的鎮嵩軍主力退至潼關以東的陝州一帶，不久就接受了國民聯軍第八方面軍的番號。只有麻振武（綽號麻老九）部佔據渭河以北的同州（大荔），拒不投降。馮玉祥令劉汝明率部圍攻，因為同州城池堅固，而劉部又缺乏炮兵，所以屢攻不克，乃改用圍困辦法，相持數月之久。

1927年7月馮玉祥又增派張維璽部協助攻擊，終於將城攻破，麻振武被擊斃，所部全被殲滅。10月，當國民軍與張宗昌部在豫東進行激戰時，劉汝明又率部趕至隴海路前線。這時韓復榘率部乘勝窮追，孤軍深入徐州附近，遭到張宗昌、孫傳芳等部包圍，劉汝明率部及時趕到，將敵軍打退，使韓部轉危為安。

1928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參事。北伐戰爭結束后，國民政府整頓軍隊，馮玉祥第2集團軍縮編為12個師，劉汝明任第10師師長。馮玉祥到南京就軍政部長職，劉汝明隨馮玉祥任軍政部參議。一次，劉汝明隨馮玉祥謁見了蔣介石，蔣說：“你就是當年守南口的劉師長么？哦，很好，年青有為！”

1929年春天隨同馮玉祥離開南京，回到第2集團軍總部，任特務師師長，駐紮鄭州。蔣桂戰爭爆發后，韓復榘、石友三等反對馮玉祥西撤計劃，叛馮附蔣。韓復榘曾勸劉汝明一起行動，遭到劉汝明拒絕。韓、石叛變后，劉汝明奉馮玉祥命令收容不願隨韓、石投蔣的官兵，整編為第10軍，劉汝明任軍長。

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劉汝明任第5路軍總指揮，率領3個軍鎮守陝西。8月，馮玉祥在隴海線的進攻受挫，電令劉汝明率第5路軍出陝，準備投入主戰場作戰。當時劉汝明能調動的只有第10軍的幾千人，他認為陝甘空虛，萬一有失，西北軍就會失去後方根據地，再則數千人投入主戰場也起不了什麼作用，他再三向總部陳述自己堅守陝西、屏障西安的想法，無奈馮玉祥執意不允。劉汝明只好率部入豫西，孤軍赴援，不僅未能挽回馮軍的頹勢，反而被蔣軍包圍在魯山地區。不久楊虎城趁虛進入陝西，切斷西北軍的退路。在進退兩難之際，劉汝明沉著指揮，頑強抵抗。9月20日，蔣介石派飛機向劉汝明投下勸降文書，劉峙也派人給劉汝明送來親筆信，勸他反正，並保證讓他繼續擔任總指揮。劉的部下也勸他早作打算。但劉汝明對馮玉祥忠誠不衰，他說，我投軍18年，馮先生一手把我從一名小卒提拔成總指揮，恩重如山，背馮投蔣不仁不義。戰至10月，蔣介石加緊策反，馮部將領紛紛投誠，邵力子也來信勸降，劉汝明仍矢志不移，忠誠主帥，他在拒降信中說：大丈夫寧作斷頭將軍，決不作降將軍，他立志要帶部隊突圍出去，后終於在豫西澠池一帶突圍，北渡黃河進入山西，全軍尚有8000人。馮玉祥下野后，敗退到山西的馮軍殘部被張學良收編，后整編為第29軍，宋哲元任軍長，劉汝明任副軍長。

1931年1月所部編入東北邊防軍第3軍（軍長宋哲元），改任中將副軍長。6月邊3軍改稱國民革命軍第29軍（軍長宋哲元），仍任中將副軍長。

1933年二十九軍暫時增編第二師，劉汝明調為暫二師師長。此時日軍大舉進犯長城，二十九軍前往援助張學良部，接替喜峰口和羅文峪的防務。侵華日軍在喜峰口戰役中遭到國民黨二十九軍將士的頑強抵抗，慘敗而歸。日軍在喜峰口方面損失慘重，無力再戰，一度只能派出小部隊騷擾，反遭我軍一擊即潰。於是日軍改變進攻方向，喜峰口以西的羅文峪首當其衝。

1933年3月中旬侵華日軍從承德方向調集早川、瀨谷義的第31、第8兩個聯隊，並附騎兵兩個團，裝甲車10餘輛，飛機20架，聯合蒙、鮮偽軍兩個旅，總計兵力過萬餘人，向長城羅文峪口挺進。3月15日夜，29軍探知敵先頭部隊抵達興隆半壁山時，設在遵化城的前線指揮所急命暫二師兩個團防守羅文峪一帶各口，同時將第37師一個旅、第38師兩個團統歸暫二師師長劉汝明指揮，總兵力約6000人，在遵化羅文峪一帶的長城線上迎戰來犯之敵。

3月16日凌晨3時左右日偽軍先頭騎兵部隊由興隆縣半壁山開始向遵化羅文峪發起正面進攻。我遵化城防司令祁光遠帶領一個團火速趕到三岔口截擊敵先頭部隊。經過5小時激戰，大敗敵先頭騎兵部隊，然後迅速撤回羅文峪陣地。上午8時左右，在長城羅文峪口一帶，敵我兩軍正面的陣地爭奪戰開始。29軍官兵以長城為陣地抗擊來犯之敵。由於我方炮火強度壓不住日偽軍，因而使敵軍的炮火越發集中和猛烈．日軍直接以山炮瞄準轟擊長城，把原來很完整的羅文峪段長城頓時炸得磚石橫飛，破敗不堪。而我軍官兵始終堅守陣地，幾經相持，各不退卻，敵我雙方損失均較大。正在僵持不下之時，劉汝明師長親臨火線督戰，29軍官兵群情激憤，一舉將進攻羅文峪口之敵擊潰。當晚8時，日偽軍以步兵、炮兵聯合的強大陣勢，向羅文峪口29軍陣地猛攻，仍遭到迎頭痛擊。隨後，戰場逐漸進入暫時休戰狀態。羅文峪激戰第一天，日偽軍損失兵力1000餘人，29軍傷亡僅700多名。

3月17日上午8時，日偽軍調集步炮兵五六千人，由半壁山向羅文峪口進攻再戰。敵人在進攻中，先以重炮火力集中於一點對29軍陣地猛轟，大批步兵衝鋒緊隨其後，同時派出20多架轟炸機低旋轟炸羅文峪口。因我方官兵對此早有準備，利用殘破的長城躲避敵人強烈炮火，以長短槍和刺刀與近敵相拼殺，依然拚死決戰數小時之久，把來犯之敵拒之羅文峪口外。到中午12時左右，日偽軍已向羅文峪口發射炮彈500餘發，整個山谷已經變形，但29軍防禦陣地依然故我。劉汝明師長身先士卒，親率一連手槍大刀隊埋伏在山口處，等待來犯敵步兵近到200米處時，則站出來揮刀督戰，並投擲手榴彈、揮舞大刀奮勇殺敵，使進犯我陣地的日偽軍倉促潰退。劉汝明率隊乘勝奮勇追擊。下午2時，29軍官兵將日偽軍第一道防線突破，隨後又將敵第二道防線突破，日軍少佐吉田被擊斃。當晚7時，敵軍在29軍猛烈反擊下全部向後撤退。當夜，由營長王合春帶領一營士兵，翻越五六座山嶺潛入敵營地，以手槍、大刀血戰5小時，殺敵500多人，迫使敵軍向北潰退。王合春營長在戰鬥中壯烈犧牲，全營僅有70人生還。17日激戰一晝夜，29軍官兵與日偽軍血戰20多次，生擒敵指揮官3人，殺敵1000餘人。29軍傷亡士兵400餘人。

3月18日凌晨2時日軍在猛烈的炮火的掩護下，向29軍駐守的羅文峪口實施新一輪猛攻。師長劉汝明親自督戰，指揮官兵佔據長城各隘口，以手榴彈、機槍沉著應戰，殺敵數百人，再次擊退敵軍進攻。天亮時分，敵軍又以集中炮火向我羅文峪守軍陣地攻擊。到中午時，敵軍派來30餘架飛機低空盤旋轟炸。同時，3000餘步兵乘機向我羅文峪口陣地發起衝鋒。29軍各部配合默契，士氣倍增，奮勇殺敵。經過5個小時的血戰肉搏，打退了敵軍30多次進攻，斃敵五六百人。當晚10時，日偽軍再次以全部兵力向我羅文峪陣地發起猛攻。師長劉汝明親沿各陣地督促官兵拚命抵抗，頑強地打擊進犯之敵。劉汝明還指派旅長李金田帶領一團兵力，趁夜繞翻7座山頭摸到敵機槍陣地，用大刀砍殺敵機槍手。團長祁光遠也率部由右翼陣地潛出，向敵陣背後襲擊。於是，劉汝明見勢急令發起全線反攻，將日偽軍趕出羅文峪以北10餘里。

羅文峪血戰三日，29軍官兵殺敵3000多人，自己傷亡1700餘人，大大挫傷日偽軍的元氣。至此日軍在羅文峪方向再無進攻能力，不得不敗兵撤退。

1935年被國民政府授予少將軍銜。

1936年4月升為中將，6月任察哈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劉汝明的暫二師番號改為143師，駐防張家口、宣化、懷來一帶。

1937年“七七”事變后平津失守，察哈爾位置突出，三面受敵。7月16日宋哲元自原籍返回北平，劉汝明17日由張家口前去看望。21日接到報告，約千餘日軍正由古北口向南口與北平間的沙河急進，似有截斷平綏鐵路的企圖。宋哲元當即命劉汝明速返張家口，準備作戰。下午5時劉汝明的火車過沙河站后約十分鐘，日軍就趕到沙河，強行拆除路軌500公尺，日軍這一行動顯然是阻止劉汝明回張家口，但他們晚了一步。在張家口戰役中，援軍傅作義、湯恩伯、高桂滋配合劉汝明部，經過十天的抵抗，終因沒有軍事設防、指揮失調、武器落後等原因，於8月29日夜撤退。

1937年9月二十九軍擴編為第一集團軍，143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六十八軍，劉汝明任軍長。根據國民政府的戰區序列。10月68軍調歸第二戰區序列，與35軍、61軍、17軍、13軍組成了以傅作義為總司令、劉汝明為副總司令的第7集團軍，之後又劃歸第2集團軍。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劉部在冀南豫北的道口、內黃、滑縣、清豐、大名一帶游擊敵人，斬獲頗多。在黃河以北山東的館陶、臨清、德州一帶戰果更豐碩。

1938年3月20日台兒庄會戰時，奉李宗仁令開往徐州一帶。在瓦子口處，率領六十八軍猛擊敵人，敵人猝受打擊，驚慌回竄。

1938年4月18日中國最高軍事當局令第五戰區集中兵力於徐州附近，準備再次聚殲日軍。日軍改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牽制對方，主力向西迂迴，企圖從側后包圍徐州，殲滅第五戰區主力。5月中旬,前方越來越慘烈的戰報不斷傳到武昌國民黨軍委會蔣介石的案前，徐州突然面臨的嚴重危機，使他那因台兒庄的勝利沖得有點暈乎乎的大腦一下冷靜下來。蔣介石突然意識到：日軍的意圖是要圍殲徐州中國軍隊主力。若徐州那50個精銳師被日軍吃掉，我還抗什麼戰？蔣介石立即叫來何應欽、白崇禧、陳誠等人一塊研究策劃。日軍的企圖已經暴露，再死守徐州已不現實，何應欽等人亦主張趕緊突圍，決定放棄徐州。蔣介石口授給李宗仁的十萬火急電令。接到命令后，率領六十八軍留守徐州城，掩護第五戰區主力轉移，在蕭縣一帶劉汝明伏擊日軍第9師團，使日軍造成重大傷亡。日軍見中國軍隊大部已走，企圖於徐州城圍殲劉汝明部。劉汝明部佯作死守狀，及見各路大軍撤盡，根據蔣介石的命令，放棄徐州城，巧妙地跳出日軍數十萬大軍的重圍，安全轉移。敵軍不但沒有擊潰劉汝明部，甚至連一個上尉也沒有捉到。日軍的華中派遣軍的13師團一路殺來，發現李宗仁唱了一出空城計，又令一心想爭功的華北方面軍大感挫折，日軍傷亡了萬餘人的代價，得到了一座空城。

1939年春信陽日軍以一個旅團北犯我明港陣地，工事全被日軍炮火擊毀，一一九旅退據明港西北地區。重慶軍委會電令確保距明港90里的確山，劉沒有死守命令，而是抽調駐防桐柏地區的兩個旅迅速向明港以南挺進，切斷敵軍後路，令一一九旅向明港之敵反攻，令軍部控制之預備隊獨立二十七旅星夜由泌陽的曾溝向鐵道線挺進，腰擊由明港向確山進犯之敵。翌早，日軍飛快回竄，我軍僅截擊其少數后尾部隊，俘虜日軍兩名，明港陣地收復。後來白崇禧、何應欽在軍事彙報中說，這8個月中第五戰區沒什麼重大軍情，只有六十八軍劉汝明大膽抽調兵力，集中使用，擊破日軍在攻佔明港後向確山進犯之企圖，恢復了明港。

1939年秋天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率30軍由葉縣移駐唐河，歸駐在老河口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這時，68軍被編入第二集團軍戰鬥序列，劉汝明兼任該第二集團軍副總司令。

1940年以後長期活躍於豫、鄂接壤處，多次戰鬥，給日軍很大打擊。

1943年3月孫連仲被調到第六戰區代理司令長官，劉汝明升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汝珍升任68軍軍長。這時孫連仲把30軍帶往第六戰區，第二集團軍下轄68軍（軍長劉汝珍）、55軍（軍長曹福林，原韓復榘舊部）、69軍（軍長米文和，原石友三舊部），總司令部仍駐南陽。另外，豫南遊擊總指揮田鎮南部和豫鄂邊區游擊總指揮何章海部，也歸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指揮。

1943年夏天蔣介石電令劉汝明到重慶陸軍大學學習，總司令職務由副總司令曹福林代理。

1944年春季敵軍又大舉向第一戰區進犯，湯恩伯的第31集團軍所屬部隊很快就被敵人擊潰，紛紛經伏牛山退向豫陝邊境，第一戰區長官部所在地的洛陽，也被敵人攻佔，司令長官蔣鼎文退往西安。這時劉汝明已在陸大將官班畢業，得知河南戰況后，迅速趕回南陽。敵人在第一戰區取得勝利后，以一部由魯山南下，企圖進攻南陽。劉汝明當時命令68軍暫編36師師長崔貢琛，率部開往南召（今雲陽鎮）以北地區截擊。崔師長利用有利地形，迎擊進犯之敵，激戰兩晝夜，敵人未能得逞，乃經由方城以北地區向信陽方面退去。同年授予劉汝明上將軍銜。

1945年4月日軍又對第五戰區發動了一次攻勢，敵人主力由南陽以北的大石橋渡過白河，劉汝明決定以143師黃樵松部固守南陽城，由119師和暫編36師掩護總司令部逐步向內鄉、淅川一帶後撤。固守南陽城143師黃樵松部受到敵人的猛烈攻擊，激戰約一星期後，劉汝明覺得南陽距我主力部隊數百里，補給困難，無法久守，乃電令黃樵松率部突圍，繞道撤回鄖陽附近。這次戰役，由於第二集團軍採取了節節抵抗，逐步後撤的戰術，所以損失不大，保存了實力。

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劉汝明奉令率部急行軍到許昌受降。

1946年6月國共內戰時期，部隊不斷遭受解放軍的打擊，淮海戰役中損失慘重，此後劉態度消極盡量避戰。廈門解放，劉全軍被殲。

1949年10月間僅帶少數人退到台灣。

1952年退役。解放后，其在津房產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代管。暮年，其弟汝珍及其長子劉鐵軍等家皆移居美國，他身邊親人極少，幾十年的袍澤們亦先他而去，孤寂凄楚之情時時縈繞心間，常使他沉湎於往事之中

1975年4月28日病故台北。5月10日追晉陸軍二級上將。

著有《劉汝明回憶錄》《七七憶戰友》《七七抗戰與二十九軍》等文章。在《七七憶戰友》中追憶往事，因絕大多數人都死在大陸，所以他心繫大陸，既懷念故人又懷戀故土。文章最後一句話是：“我們仍然人神有隔，我必一一到你們靈前去祭弔的。”

劉汝明是很有意思的一個人物，因為他在抗日戰場上戰功顯赫，但是在解放戰爭中卻表現平平，前後反差極大，讓人覺得好奇。在中原戰場上，集結了國共雙方一大批優秀的指戰員，解放軍有劉伯承元帥，陳賡、粟裕等優秀戰將，而國民黨方面也不差，如杜聿明、邱清泉、李彌、孫元良、區壽年等等。劉汝明，這位抗日戰爭中立過顯赫戰功的將領，在國共內戰中表現的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徐蚌會戰中，劉汝明認為單憑自己孤掌難鳴，根本無力回天，所以一直逃避，以免不必要的犧牲發生。朋友們稱他為“老兵油子”，他是國民黨的一位兵團司令，和劉伯承交手也不是一次兩次了，在國共內戰的頭一年劉汝明曾在劉伯承的指揮下遭受沉重打擊，被殲1萬6千人。1947年1月劉伯承發起了巨、金、魚戰役包圍了金鄉，劉汝明命其弟劉汝珍率部前去解圍，途中被殲4個團。3月蔣介石為了集中兵力，重點進攻山東和陝北兩個解放區，布置了一條黃河防線，劉汝明率2個師負責守備東阿到開封沿河陣地。6月30日劉鄧大軍在黃河沿線三百多里的正面一舉突破黃河防線，當時徐州聽說劉鄧過江了，急忙打電話問劉汝明是怎麼回事，劉汝明居然回答說只聽說共軍打了幾百發炮彈過來，至於過沒過江則不知道。後來劉汝明自知敵不過劉伯承，只好急電部隊撤退到鄆城、菏澤兩地，固守待援。7月10日鄆城被攻破，他的部隊全部被殲，只有他的師長曹福林隻身逃回。1948年徐蚌會戰中劉汝明率第八兵團，奉命與李延年兵團北上救援黃百韜、黃維，重新打通津浦路。受命后，他認為大勢已去，去救黃百韜和黃維是九死一生，所以選擇了按兵不動，以便保存實力。當受到解放軍阻擊時，則是避其鋒芒，部隊直接退到淮河以南。儘管有蔣介石的嚴令，和剿總司令劉峙親自督陣，劉汝明也全然不顧。蔣介石說劉汝明打的是“滑頭陣”，事實上他自己心裡明白當前的形勢，而不是不敢對陣，事實上是根本不能和解放軍打這一仗的。

劉汝明身軀魁梧，言行拘謹，知識不廣，思想保守，平日深居簡出，不喜交際應酬，好思慮，有心計，生活儉樸，事母至孝。同時性情溫和，愛護士兵，待人寬厚，雖違犯紀律，也很少責罰，因此在軍隊中被稱為“劉善人”，而部隊的紀律也較鬆弛，熱心教育事業，在軍隊駐紮地建立過學校。他指揮作戰沉著堅毅、善於防守，深受馮玉祥的信任。抗日戰爭期間，對於由馮玉祥左右來的人頗為依重，但國共內戰期間，對這些人逐漸疏遠，並陸續調離重要崗位，可能是怕蔣介石對他的懷疑，也可能是蔣本人或陳誠暗中給了他指示。淮海戰役后劉汝明的兵團兵源缺少了8個團，他的部下背著他拉夫補充，后經時任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駐南京辦事處主任、安徽省政府顧問，合肥和平解放的關鍵人物朱幼農先生向劉汝明和劉汝珍兄弟反映，劉汝明就立刻打電話下令把拉來的兵全部放走，果真如此，到第二天拉來的兵確實全部被放了。後來朱幼農先生在臨終前曾多次告訴後輩：“合肥解放前夕未遭破壞，百姓免受困難，合肥和平解放，劉汝明是做了好事的，我們不能忘記他，以後有機會，你們要多替我幫他講幾句公道話”。

1937年7月7日抗戰全面爆發后，劉汝明在張家口與日軍作戰、湯恩伯在南口與日軍作戰。但當時報紙及一般輿論異口同聲地只頌揚湯恩伯，而不提及劉汝明，甚至罵劉為漢奸。劉汝明對其參謀李誠一發牢騷說：我在張家口打了一個星期。一個師長受了傷，一個旅長陣亡，一個旅長受傷，一個團長(劉田)陣亡。劉田是你們湘鄉人，是我最好的團長，你能了解清楚的!我還有7個營長陣亡，好幾個受傷。還說我'一槍未放'，'漢奸'！難道這些人都是自殺的!自己打傷的嗎!劉田團長確實是李誠一的同鄉，離李誠一家僅20多里地。在張家口作戰時，劉田團長捆好9顆手榴彈去炸日軍坦克，英勇陣亡。後來李誠一把劉汝明這些話原原本本電告蔣介石，併發軍統一份。後來蔣介石在武昌召見劉汝明時，給他3萬銀元，他全部賞給士兵了。

即使做到這一步，仍然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在抗戰中，劉汝明的二兒子劉鐵軍在戰場上和大哥劉鐵山背著高射機槍，奔跑著打日本飛機。後來劉汝明將劉鐵山送往美國學習飛行技術。在海陸空三大軍種中，空軍被公認是最危險的軍種，尤其是中國空軍，基本都是有去無回。因此在當時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中，肯送子弟去參軍的不乏其人，但送去學空軍的則寥寥無幾。劉汝明卻是特例，他以軍長的身份，將在地面上打過仗的大兒子送去美國，不是踱金，而是學習飛行技術。大兒子學成歸國后服役於昆明機場，最後以身殉職。這事弄得與劉汝明素無私交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也感慨不已，親自去電安慰，還逢人就稱讚劉汝明此舉了不起，並對多人說過：高級將領只有兩人送子弟學空軍，劉汝明其一也。

到了江南后國民黨國防部認為劉汝明的第8兵團兵員充足，讓其防守長江防線。但是，劉汝明認為單憑自己難以扭轉局勢，所以沒有以卵擊石。當解放軍橫渡長江后劉汝明的部隊立刻全線撤退。湯恩伯知道劉汝明不戰而撤，大發雷霆，當即打電報給劉汝明，命令他務必堅守江防陣地，阻止共軍渡江。劉汝明看後置之不理，他想此時蔣介石已經引退，李宗仁沒有實權，湯恩伯自己沒有基本部隊，他們都不可怕，最可怕的要算解放軍了他們能把他徹底消滅，所以當務之急是迅速脫離解放軍的追擊，唯有如此才是保全自己之道。只不過他的部隊在撤退中不斷被殲或起義，到後來也剩不下什麼了，他只好孤身來到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