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元良

學習經歷

孫元良，原籍浙江紹興，1904年生於四川成都華陽縣。早年在私塾就學；1922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與國立東南大學附屬中學（1928年改名中央大學附中、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附中，1952年改為南師附中）；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連長、營長，後任第一團團長，參加東征、北伐。

勤奮讀書

孫元良父親孫廷榮是晚清的一名知縣，67歲才生下孫元良。孫元良年少時，父親便去世，但他一心秉承祖訓，勤奮讀書，成績優異。

隊伍情況

1926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1期炮兵科，不久輟學回國，1932年，任第二五九旅旅長，參加一·二八事變，在廟行鎮擊退日軍，此役被當時國際間評為“國軍第一次擊敗日軍的戰役”；以此役獲寶鼎勳章，擢升為第八十八師師長。

軍旅生涯

1924年初，孫中山先生創辦的黃埔軍校在全國各地招生，正在北大讀預科的孫元良聞訊后馬上報名投考。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的招考非常嚴格，必須要有人引薦。孫元良的推薦人便是李大釗。1924年6月，在順利通過了初試和複試以後，孫元良成為了黃埔軍校一期學員，與關麟征、陳賡、杜聿明、侯鏡如等人一同被編在學生三隊一區隊。自此，不滿20周歲的孫元良開始了軍旅生涯。

頗得器重

在軍校的開學典禮上，孫元良作為儀仗隊隊員，有幸在大門口迎接名譽校長孫中山；在黃埔一期學生中，孫元良文化程度較高，加之儀錶堂堂、風度翩翩，頗得校長蔣介石的器重。

東征陳炯明

民國14年2月廣東國民政府第一次東征陳炯明，惠州守將楊坤如見堅守無望，不戰而降。

10月廣東國民政府第二次東征陳炯明。各種版本的戰史都記載，在攻打惠州城的戰鬥中，時任第4團3連連長的陳明仁在團長劉堯宸犧牲的情況下，高舉軍旗率領該連最先登上城頭。

升任炮兵營長

至於他吹噓的因“功”升任炮兵營長，那是1928年蔣介石資助孫元良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兵科鍍金深造回國后的事情（這是下面要介紹的段子）。其實用點腦子都能想出來，炮兵這種技術兵種，會隨隨便便讓衝鋒陷陣的步兵去干？還一干就是營長？東征時的炮兵連長是陳誠。

北伐孫傳芳

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蔣介石的嫡系第1軍第1師和程潛的第3軍攻打江西的孫傳芳。第1軍貪功冒進，貿然攻打南昌。僥倖得手后不思鞏固戰果，反而大肆尋歡作樂。結果孫傳芳部連夜反擊時，第1師師長王柏齡正在窯姐的床上，黨代表繆斌也臨陣脫逃。結果第1師一敗塗地，南昌得而復失，王柏齡和繆斌遁逃避禍。

戰鬥甫一打響

孫元良時任第1師第1團團長，算是嫡系中的嫡系了，當時負責駐守牛行車站。戰鬥甫一打響，由於缺乏警戒，孫元良驚慌失措之中率先逃跑。部隊群龍無首，尚未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已經紛紛作鳥獸散，致使戰略要地失守，南昌門戶洞開。事後，孫元良團被程潛派駐奉新，向東警戒，掩護主力部隊集結，但孫卻拒不執行命令，一聞敵訊，便繼續西撤。

氣急敗壞

蔣介石氣急敗壞，馬上趕到奉新前線，立即召集第1師訓話，聲色俱厲，殺氣騰騰：“這次打仗，第1團團長孫元良沒有得到命令便退卻，應照革命軍的連坐法來槍斃。這次失敗，是我們革命軍最不榮譽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恥辱的一頁，倘使第1師不退下來的時候，我們的戰事，一定不會失敗；所以孫團長沒有命令擅自退了下來，一定要按法槍斃。我們第1師，從前是最光榮最有名譽的軍隊；現在被孫團長個人毀壞，難道我們還能容忍這種敗類，不槍斃他嗎？”

蔣介石並不是噓聲恫嚇。第二天清晨，他又召集朱培德之第6軍及孫元良團再次訓話，重申了對孫元良的懲罰決定：“我們革命軍的歷史，是很光榮很名譽的。現在打下了南昌，又退回來，都是因為第1師第1團團長孫元良，沒有命令，怕死退下來了，所以有這一次的失敗。孫團長犯我們革命軍的連坐法，我要把他槍斃。你們各位官長士兵，可曉得軍法是不容情的，若是犯了連坐法，無論哪一個，都要依法槍斃的。”

頒布《革命軍連坐法》

自從“中山艦事件”后，共產黨員被迫退出第1軍，結果本是精銳的第1軍思想迅速下滑、軍紀敗壞，戰鬥力大不如前。蔣介石痛定思痛，頒布了嚴酷的《革命軍連坐法》，整頓軍紀。孫元良正好撞到槍口上，大家都以為他死定了。

很快，孫元良消失了。不料，1928年，孫元良突然重新出現在大家面前，氣宇軒昂，面有得色。他不僅躲過此劫，而且還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鍍了一層金。歸國后，即任國民政府警衛第1旅炮兵團團長。到了1931年，已升任警衛第1師第1旅旅長，可謂仕途坦蕩，風光無限。

原來蔣介石在薛岳、劉峙等人的勸說下，考慮到孫元良忠心耿耿，是黃埔軍校國民黨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幹成員。黃埔一期生本來人數有限，歷次戰鬥中戰死者、共產黨拉去者甚眾（要知道黃埔一期生中，共產黨員不在少數，赫赫有名的“黃埔三傑”中的兩個半都是共產黨員呢。其中陳賡、蔣先雲是共產黨員，賀衷寒早期是共產黨員，後退黨加入國民黨）。如今在軍中能挑大樑的人已是寥若晨星，彌足珍貴。作為此後爭權力、奪江山之資本，怎麼能為區區南昌失守而殺了自己的得意門生，寒了黃埔同學的心呢？）於是，蔣介石法外施恩，孫元良因禍得福。

轉戰南中國，飛將軍貪財好色

“一·二八”抗戰後，損失慘重的幾個德式師回到後方整編。當年秋天孫元良調任88師副師長，駐武昌。同年12月在上海迎娶吳懿輝。1933年88師開赴閩贛“剿共”前線，鎮壓“福建人民政府”，與昔日並肩抗日的19路軍兵戎相見。后又參加第五次“圍剿”，與紅軍作戰。1935年初，88師師長俞濟時調任蔣介石侍從室侍從武官長，孫元良接任88師師長。同年孫元良率部借追擊紅軍之機入川，駐萬縣。孫元良雖極愛錢財，亦甚好打獵，但極其厭賭，故88師在四川的軍紀尚可。

1936年，戰爭陰雲籠罩中國。孫元良的88師重新移防無錫、江陰。1937年8月12日，88師經過緊急鐵運抵達上海。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88師作為德式師主力之一，首當其衝沖在了最前面。國難當頭，孫元良倒也賣力，88師將士用命，奮力拚殺。可惜由於整個戰役戰術的失誤，遲遲未能攻下日軍陣地。反而是日軍依託火力優勢和堅固工事，固守待援。隨著日軍的增援，國軍不得不轉入防禦。

在這僵持狀態下，孫元良貪財好色的本性開始顯露。財政部為88師撥了26萬元國防工事費。不過閘北有的是倉庫、鋼鐵，以及老百姓逃亡后留下的空屋。孫部就地取材修築工事，未花分文。所撥經費基本落入孫元良的腰包。結果由於材料質量不合格，工事防禦效果低下，以至守軍士兵往往未見敵寇一面，就在這劣質工事中葬身於日寇炮火之下。

時任第88師軍械處主任兼南京通訊處主任的葛天回憶道：“（1937年）10月上旬我到上海，那天正好遇到上海學生代表在四行倉庫88師師部慰勞，這時孫元良看到一個女學生代表眉清目秀，就以花言巧語要該女生單獨在師部多玩一下，企圖強姦。這個情況被該師副師長馮聖法知道后，曾前往勸解無效。這時我到師部，馮要我再去一勸。我照馮意對孫勸說后，他竟說：‘英雄總是和美人聯繫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歡美人，尤其是我們在上海作戰有功，做這一點小事沒有什麼。’”

“在八·一三戰事發生后，上海人民同全國人民一樣，都是滿腔熱情，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擁護抗戰。有的直接參加戰鬥，有的節衣縮食集資慰勞軍隊，凡是軍隊需要的物品，應有盡有。孫元良曾派師少將參謀長張柏亭、上校師附張裕良和上海各團體接洽，將一部分慰勞物姿變為現金，孫元良就這樣從中漁利。……還令該師軍需主任宋尚魯（宋希濂的親兄弟）把上海搶劫來的棉紗等偷運武漢出售，所得的錢交我轉其妻吳懿輝。”

淞滬大轉進，飛將軍靈光突現

1937年11月5日，日軍第10軍登陸杭州灣金山衛，形成對淞滬前線中國第三戰區部隊的包抄之勢。國軍反擊未果，為避免全軍覆沒，不得不下令“轉進”。由於指揮混亂，通信手段低下，“轉進”變成了潰退。

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本來根據蔣介石的意思，命令88師作為堅守閘北，以期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和同情。孫元良此時倒還清醒，就戰場實際狀況具陳己見，不主張作無謂犧牲，而是選拔一支精幹部隊擇要固守一兩個據點，掩護大軍撤退。提議得到了顧祝同的認同。於是孫元良把守衛閘北最後陣地的重任託付給所部524團1營，這才有了該團團副謝晉元請纓率八百壯士（實為450人的加強營，對外號稱八百壯士）孤軍據守四行倉庫的驚世壯舉。

孫元良因功升為第72軍中將軍長，仍兼88師師長，后又得授國民政府雲麾勳章。

不過，孫部從上海撤退時，花了整整一夜沿著租界轉了半圈，由閘北至滬西新涇。恰好英軍守衛的日本豐田紗廠人去樓空，拋下幾千大包日本棉紗，自然成了孫部的戰利品。孫元良派出幾十輛卡車，還有小火輪，將其全部搶運到蘇錫常拋售，全師從上到下又是大大發了一筆。孫元良此時可謂既陞官又發財啊。

1937年11月9日，日軍突破蘇州河，國軍除104、105、106等師比較鎮靜外，余部皆潰不成軍。孫元良此時帶著幾個衛士與部隊失散，直到蘇州才將參謀部重新集結起來。

南京保衛戰，“飛將軍”本色再現

淞滬會戰失敗之後，鑒於部隊大多在潰退中，原本依靠滬寧之間“永備”工事進行梯次防禦的戰略部署難以實現，蔣介石本欲將南京設為不設防城市。後顧及國際影響，加上唐生智的“軍令狀”，國府決定政府內遷，成立南京衛戍軍，“死守”南京。

“孫元良到南京后，用全部精神到夫子廟聽戲嫖妓，很少在師部做打擊敵人的準備工作。”

1937年12月10日，南京保衛戰打響。88師未經休整，迅速投入到南京保衛戰中，負責守衛南京的制高點雨花台和南京城南。雖然浴血奮戰，終因兵力、武器、給養方面的全面劣勢，僅僅兩三天，外圍陣地即告失手，復廓陣地主要方向也被日軍突破。

1937年12月12日上午，雨花台陣地陷落，日軍居高臨下，攻擊中華門陣地。88師262旅官兵不顧日軍炮火，堅守城垣。此時的孫元良卻率師直屬隊和262旅一部擅自向下關撤退，企圖渡江北撤。在挹江門內被36師師長宋希濂的督戰隊用機槍“勸阻”，只得返回中華門繼續作戰。

中午，中華門被突破。孫元良飛將軍本色再現，不通知部隊，獨自逃跑，躲入南京外館。葛天回憶：“（吳求劍說）：‘在12月11日下午3時左右，我還同孫師長通電話一次，他告訴我見機行事，……就失了聯絡……’1938年5月中旬，孫元良到武昌珞珈山中央訓練團黨政班擔任副主任。這時候該班有一個秘書盧則文，他同孫在蘇州東吳大學同學，盧在抗戰初期曾在一個外國公館工作，有這個關係，孫就事先同他接頭，一到南京緊急時候就偷偷摸摸隻身逃躲盧為他接好頭的某國駐華公使館。”另外一說，孫元良用金條收買老鴇，躲入南京青樓之中。

後來在《拉貝日記》中，找到了飛將軍在南京躲藏的佐證：“對於國民黨第72軍軍長兼88師師長孫元良，拉貝更是關心入微。得知孫藏身在難民營中，拉貝親自將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頂層密室里居住……”

可是孫元良在其回憶錄中卻厚顏無恥地寫道：“我既然在江邊找不著船，只好鑽隙向東面的山地撤退。我們從棲霞山龍譚車站間跨越鐵路，南向進入山區。土族同胞殷情地供給食物，熱心地帶路，並代我們找船，給了我們不少方便，也添了我們無數傷心！這樣，我便帶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長兄弟，和一輩子的創痛與恥辱，從龍譚附近渡江，經泰興、淮陰、徐州、鄭州，於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漢。”

結果72軍包括88師群龍無首，在潰退中很多官兵無法渡過長江，在南京城內被日軍俘虜，成為日軍屠刀下的冤魂。可嘆一支精銳的德式虎賁，就這樣被葬送了。

不知道苟延殘喘至今的飛將軍，有何臉面去見九泉之下慘死的袍澤。

重振旗鼓

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國軍稱豫湘桂會戰。此間國軍除了在長衡作戰中還抵抗了一陣，基本就是一潰千里。日軍兵鋒甚至直指離陪都重慶近700公里的貴州獨山，一時重慶震動。

此時孫元良所部29軍91師在嚴令下正火速馳援（順便說一句，那個採訪記錄中孫部長途調動的里程自己加起來都對不上，不知道是飛將軍自己老糊塗呢，還是胡大作家算術沒學好）。11月30日夜，91師搜索部隊與日軍前鋒遭遇。1944年12月1日，91師在美機配合下，依託黑石關、白蠟坡等有利地形逐次阻擊日軍13師團步兵104聯隊（後有山炮兵19聯隊一部加強）。

日軍104聯隊於是以第1大隊迂迴，於次日進入獨山。獨山守軍放棄了大量的軍用物資，望風而逃。1944年12月2日，日軍步兵104聯隊“未料到第1大隊11時30分即已衝進獨山。海福聯隊長和野野山參謀一時真假難辨，直到再次來電證實，方始放心”。說日軍推進太快，還不如說國軍潰退太快。1944年12月3日中午，日軍104聯隊主力轉向進入獨山，工兵13聯隊也隨後進入。

當天日軍第11軍接到報告后，認為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戰略目的已經達到。而104聯隊孤軍深入，後援不繼；反之國軍增援部隊已經趕到，並佔有制空權。於是命令第3、第18師團按計劃“反轉”。日軍獨山部隊大隊長以下軍官申請拒絕反轉，主張挺進貴陽，后在野野山參謀說服下作罷。隨後日軍大肆燒殺搶掠，並破壞了獨山附近的所有設施、工廠和軍需物資，於1944年12月4日黃昏主動後撤。白崇禧在事後的總結中也承認日軍是主動撤退。

1944年12月8日拂曉，孫元良率部“克複”獨山，順便在滇緬路上截留了幾十輛商車。以此“功績”，孫元良獲得“青天白日”勳章。

1945年5月，日本已經日薄西山，孫元良的29軍在局部大反攻的浪潮中，“奮勇”向前，一路克複河池、德勝、宜山（還得而復失了一次）、中渡、永福等地。

抗戰勝利后，孫元良奉京滬衛戍司令湯恩伯之命出任常鎮地區警備司令，後任第三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為擴充力量，孫把周佛海、劉明夏等人所轄偽軍殘餘甚至一部分日軍改編成衛戍部隊，擔當“剿匪”任務。同時借收繳敵偽財產之名，大肆搜刮。1946年冬，孫元良調任重慶警備司令。任上嗜好跳舞，常與高級妓女出入舞廳。唯禁煙甚力。

淮海大戰，飛將軍全身而退

1948年初，蔣介石察覺出孫震有保存實力的企圖，便欲罷其兵權、擬另派人統轄孫部。孫震為避免軍隊被蔣吃掉，同時繼續保有對舊部的領導權，於是推薦侄子孫元良接替自己，以求兩全。蔣考慮到孫元良畢竟出身黃埔嫡系，與川軍原無大的瓜葛，於是順水推舟，諭准此事。久失兵權的孫元良青雲直上，就任第16兵團司令高位。接管叔父軍隊后，孫元良仗著蔣、孫兩大背景大肆貪污、冒領軍餉和勒索、套購黃金等，甚至把蔣介石下發給兵團官兵的數十萬大洋賞金也盡數裝入私囊。

曾經和孫元良在上海南京戰場並肩作戰的宋希濂在調任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前，一聽到孫元良在徐州當兵團司令，便明確表示堅決不去：“孫元良我是深知道的，是個把個人看得比什麼都高的人，我無法與他共事。”

淮海戰役（國軍稱“徐蚌會戰”）開始不久，孫元良16兵團第99軍被配屬在蚌埠布防，兵團主力奉調移師宿縣，防守徐州後方。隨即被迫再次北上救援黃伯韜兵團。結果宿縣也被中野三縱攻佔，津浦線被徹底切斷。黃伯韜兵團在碾庄被華野全殲。

此時黃維12兵團還在東進，妄圖奪取宿縣。黃維兵團擁有4個軍和一個快速縱隊，其中包括國軍五大主力中的18軍，是陳誠“土木系”的嫡系部隊。可是中野已經給他設下了大口袋，用幾乎同等兵力，將其包圍在雙堆集。

國軍在淮海完全陷入被動，杜聿明被迫率領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三個兵團向西南撤退，企圖依託淮河，會同蚌埠的李延年、劉汝明兵團解黃維之圍。未料在永城地區陳官莊就被華野主力團團包圍。杜聿明無奈下令三個兵團分三個方向突圍。

此時孫元良將“飛將軍”的本領發揮到了極至。孫元良指令16兵團所部分散突圍，令曾配屬過快速縱隊的125師掩護兵團部突圍。為防杜聿明變卦，孫元良還命令截斷電話線，囑咐指揮部電報一律不收。結果邱清泉和李彌部果然奉杜聿明之命取消突圍，孫元良部孤軍突圍，一萬多人在混亂中被殲，軍長、師長大多被擊斃，殘部只得重返包圍圈。

可是孫元良居然化妝成中尉副官，趁亂騙過盤查，隻身逃脫！后又化妝成農民，逃到信陽火車站。

1949年1月6日，華野發動總攻，杜聿明、邱清泉等人非死即降。孫元良卻已經回到南京，獲准重組16兵團了。對比之下，“長腿將軍”劉峙只能自愧不如，恐怕只有清末長跑名將葉志超才能比擬。

晚年定居台灣，不提當年勇

1949年底，孫元良來到台灣。背著戰敗喪師之責，加上國民黨高級將領間的內鬥，他精神鬱悶，最後選擇了退役從商。

上世紀70年代初，孫元良一度旅居日本，開了一家名為“天福園”的麵館。

1975年，他重返台灣定居高雄，在當地一家針織品公司當董事長，退休后，孫元良到台北定居，閑來無事時著書立傳，寫了回憶錄《億萬光年中的一瞬》等。

晚年的孫元良很少提及當年的風風雨雨，心境平和地專註養生；孫元良的第5個兒子孫祥鍾，即是影視雙棲的台灣資深藝人、偶像演員秦漢，他曾回憶說：“即便是對自己的兒女，他也很少說起過去參與的戰事。”

1985年，孫元良最後一次高調亮相。由於日本軍國主義否認1937年南京大屠殺的事實；當年大屠殺發生的時候孫將軍正好偷偷離開部隊，躲在妓院里避難；作為歷史的見證人，81歲高齡的孫元良在台灣高雄市發表了一份抗議書，義正詞嚴地駁斥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謊言。

2007年5月25日，孫元良在台灣逝世，享年103歲；在他過世前，是碩果僅存仍然在世的黃埔軍校一期校友，生前行事低調的他，身後事家屬也將力求精簡；他的後事家屬會依照其遺囑指示不發訃文，只在報紙登半版廣告告知親友，至於骨灰則暫厝林口，等待適當時機再遷葬回大陸南京。

孫元良早年在私塾就學，1922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與國立東南大學附屬中學；1924年，考入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連長、營長，後任第一團團長，東征期間，沒有命令率部畏敵後撤，並冒名頂替陳明仁的功勞，遭到何應欽的指責。此後又在北伐時草木皆兵望風而逃，被免職後於1926年被蔣介石保送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1期炮兵科。不久輟學回國，任第一師野炮營營長、陸軍第二師七團團長、警衛軍第一師一旅旅長等職。

1932年，任第二五九旅旅長，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然功勞實為87師517團團長張世希團長率所部官兵抱必死之心向蔣家村拚死發起衝擊而獲得，孫以此役獲寶鼎勳章，擢升為第八十八師師長是因為他乃是蔣校長嫡系中的嫡系之故。

升任第七十二軍軍長

1937年8月，參加八·一三淞滬會戰，率兵堅守閘北陣地七十六日。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1937年8月，率八十八師死守閘北陣地七十六日，以四行倉庫為據點駐守抗戰。此戰後獲雲麾勳章，升任第七十二軍軍長；1937年12月，參加南京保衛戰，駐守城南雨花台一帶，因軍餉與上海工事款項等問題，被蔣中正要求至軍法處辯明，於4月3日自行進入武昌銀元局街軍法執行總監部，孫元良提出辯白書後，蔣中正將此案交由康澤與戴笠調查后無罪獲釋，投監拘押42天。1937年12月，參加南京保衛戰，駐守城南雨花台一帶，曾經私自下令撤出南京城，被其後隊宋希濂舉機槍督戰逼迫下才不得不重回戰場。此戰後廖耀湘等上呈報告要求追查責任，因此被撤職查辦，投監拘押四十二天。1939年1月，以民生航運公司職員身份，取道香港遊歷考察英、法、德、意等歐洲諸國。回國后重返軍界，任第二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兼二十九軍軍長。

南京大屠殺期間，他成為屠殺目擊者，1985年曾發表抗議書，駁斥日本軍國主義者謊言。

1939年1月，以民生航運公司職員身份，取道香港遊歷考察英、法、德、意等歐洲諸國，回國后重返軍界，任第二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兼二十九軍軍長；1944年，率部將日軍趕出距重慶七百餘公里的貴州獨山縣，收復南丹等地，使日軍退出貴州；解陪都之危，獲青天白日勳章。

1944年，率部將日軍趕出距重慶近700公里的貴州獨山，於12月4日黃昏主動後撤以後才“收復”獨山、南丹等地，使日軍退出貴州；解陪都之危，獲青天白日勳章。

1946年，先後任南京附近常鎮地區警備司令、重慶警備司令。

1949年，到台灣任瑞祥針織公司董事長；1956年，旅居日本；1975年，返回台灣；著有《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回憶錄）、《世界軍事史》。

薩蘇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孫將軍的幾則軼事：

從新聞中看到，黃埔一期的最後一人孫元良將軍以103歲高齡往登他途。回想九十年代初到黃埔軍校舊址，所見黃埔軍校烈士墓上凝重的“親愛精誠”題字，這或許標誌著那一個時代的結束吧。

孫元良，在近代史上是個不時閃現的名字，北伐，抗日，反共……民間對其評價不一，蓋棺論定的事情是說不準的，薩也沒有興趣和資格去評定孫老將軍的一生。不過，“孫元良”這個名字對我來說並不陌生，早年間從國軍舊人口中，多少聽得一些此人傳聞，真實性不敢100%保證，但都有出處，且與大家作一共享。

剛剛聽到孫將軍西去之訊，曾給一個朋友寫到家族中有一長輩，曾專門去孫元良與龐炳勛離開大陸后合開的館子吃飯，以體會“孫龐鬥智”故事。寫了之後，與家人通電話，那邊就說老輩去吃“孫龐鬥智”不假，但裡面那個“孫”可不是孫元良，而是原國民黨軍第十一戰區司令官孫連仲，孫連仲是西北軍老將，龐炳勛的侄親家，與他合開餐館很正常，孫元良是黃埔嫡系，和老馮的西北軍是死對頭，開餐館大概也會找李良榮。此孫不同於彼孫也。

慚愧，原來搞錯了。但老薩思維短路有點道理。原因是知道兩則關於孫元良的軼事，都和吃飯有些關係。

其一，是曾給沈醉先生作過助手的一位親戚提到，抗戰時期沈醉在軍統作總務。當時前方將領回到重慶有時會到軍統局，招待吃飯自然不會少，都是沈醉的工作範圍。孫元良也來過，沈醉安排吃飯，因為孫元良是四川人，特別準備了麻辣火鍋招待。卻不料席間孫極少動筷。沈頗為奇怪，事後詢問孫的副官，答曰“軍長不吃辣。”身為四川人而不愛吃辣，可謂怪哉。不吃辣卻不明說，敷衍就餐了事，軍統局的驕橫，將軍們都不願輕易冒犯，也可見一斑。

其二，是北京一位編輯朋友的長輩，原是西北軍中人，談論歷史，提起馮玉祥的節儉，拿蔣介石所部對比，曾說南邊（北伐軍）也不是盡不可取。中原大戰後他所部的西北軍一團被收編，與第二師同住一城。地方宴請，席間士紳敬酒，第二師的長官居首席，淡然卻道：我輩新軍人，不吸煙，不飲酒。這個第二師的長官，就是時任團長的孫元良。孫固辭之下，滴酒不沾。以下軍中眾人即便想飲，也只好推卻了。西北軍軍規中原也有不吸煙、不飲酒的說法，但經過北伐以後，已成空文，不乏以豪飲著稱者，孫此舉令西北軍上下一時肅然。

其實，孫其人，作為軍人還是比較能打的，在日本的對華作戰紀錄中，往往可見孫元良的名字。南京戰役，孫的八十八師死守雨花台，是為南京城外最後屏障。日方記載，雨花台守軍陣容嚴整，軍紀森嚴。孫元良下令逃兵一律斃殺，另有一條命令戰鬥開始後任何人不得離開陣地上公路（有逃跑之嫌），公路上有人督戰隊即可開槍射殺。日文資料中這樣的描述本意在於說孫殘忍野蠻，但也說明孫元良當時對於死守陣地是有決心的。

不過，根據日軍紀錄，孫元良的一個失誤，也可能是南京最後城破的重要原因。1937年12月9日開始，日軍反覆攻擊雨花台，由於守軍頑強，雨花台後二十米高的南京城牆作為二線陣地可以提供火力支援，交叉火力猛擊之下日軍損失慘重（事後日軍統計雨花台之戰傷亡兩千餘人），三天沒能佔領這裡。但是，由於日軍士氣極高，各部隊紛紛搶奪攻佔南京之“武勛”——南京作為中國首都，這份功勞遠比攻佔其他地方為高，給守軍的殺傷也極大。11日，考慮到孫所部八十八師傷亡很大，唐生智下令孫收縮陣地。唐對前線情況不明，而孫竟然也未加詳查就遵照執行，這下子在八十八師與五十一師的陣地之間放開一個無人防守的大口子，日軍12日，就從這裡突破雨花台防線，直攻中華門。這個攻擊徹底動搖了唐生智的信心，當天下令南京棄守，各軍措手不及，多不及撤退，損失極大，而南京大屠殺也就此開始。因為八十八師倉促收縮陣地造成失守雨花台，同時見於中日史料，唐生智的亂命要負主要責任，孫元良的盲目執行，恐怕也難辭其咎。

孫元良將軍為黃埔出身，整個戰爭生涯中，出彩的戰例不少，估計1948年點評他戰績的文章會不少，就不多綴敘了。然而，打仗，常勝將軍是沒有的，孫也是一樣。若要論最讓他耿耿於懷的一戰，大概就是淮海（徐蚌）戰役了。那一戰，孫元良率領的整整一個16兵團從陳官莊突圍，結果跑到外邊一看，還剩四百多人。此戰解放軍說孫元良單身逃走，這倒是有點兒過分了，不過八萬多人的一個兵團，剩下四百和孤身脫出也實在差不多了。說來國軍和共軍打仗，開始損失以旅計，隨後以師計，淮海戰役前損失一個軍已經不算什麼，但這種隨便就丟一個兵團，還是太窩囊了。為此，孫元良一直耿耿於懷，曾在不同場合對自己辯護過，主要強調兩點，第一說明這是杜長官命令突圍的，不是他擅自決定放棄同僚。從所存的文字記載看，可能是這樣的，但孫隨後關閉了電台，因此沒有接到取消突圍的命令。第二，則是說明自己的部隊突圍是成功的，足有一半以上的部隊，四萬多人沖了出來（孫部八萬多人，在此前的戰鬥中損失一萬多，突圍中兩萬多被截留在圍中，這個數字也算可信），只是突圍後到達蕭縣時，又遭到解放軍的圍攻才全軍覆沒。

一個兵團怎麼會一夜之間全軍覆沒呢？按照某電影的說法趕鴨子也沒有這麼快。

這件事，我曾請教過幾位在國軍中任職過的老人，大多說不明白--甚至請教共軍的一些前輩，也是說不明白，甚至有親身參加過淮海戰役的老人，也不明白孫兵團怎麼會一下就被吃掉，因為吃其他幾個兵團都費了很大力氣。只有在奧馬哈遇到的一位國軍老人給了個比較能接受的解釋。說來這位也不是親歷者，但他的一個朋友正是孫兵團的成員，突圍出來后不久傷重而死。按照他這個朋友的說法，孫兵團的崩潰，是遇到了百年難一遇的事情，那就是-- “營嘯”。

“營嘯”，是古代軍中的說法，俗稱炸營，指的是過於緊張的軍隊完全喪失理智，北宋救援太原之戰，就因為有傳聞宗翰來了，引發二十萬大軍營嘯潰散。根據經歷人的說明，孫的部隊撤退到蕭縣不假，但遭到了解放軍部隊的夜襲。以夜襲而論，殲滅一個團，一個旅有可能，一個兵團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解放軍後來的文獻也證明當時和孫軍交戰的數量極少。可是孫軍的狀況非常不正常。當時他們突圍出來，經過一夜狂奔，凌晨時認為已經遠離了戰場，於是數萬人幾乎同時倒下酣睡，外圍部隊連崗哨都沒有放出。拂曉，解放軍少數部隊突然發動夜襲，突圍成功。孫兵團官兵被圍多日之強烈緊張后驟然放鬆，又突然被襲擊，神經頓時崩潰，於是全軍驚叫而起，甚至自相殘殺，激烈混戰起來，於是幾萬人的大軍就此潰散無法收拾……這可能是至今為止萬人大規模“營嘯”的最後一次。

假如這個現象被心理學家拿去，一定會作為課堂上的樣本，不過估計孫將軍肯定對作這樣的樣本沒有任何興趣。

上面提到的那位定居奧馬哈的國軍老人雖然不是孫兵團的，但任職當時的國防部，對淮海戰役很熟悉，他曾經對我講過自己的看法，認為此戰國民黨軍部隊比較精良，指揮官杜聿明深得軍心，又是在內線，平原作戰，本來比較有信心的，打到中間雖然失利也沒有想到會敗的那樣慘，但一場大雪使國民黨軍機動能力全失，重裝備反成累贅，最終全軍覆沒。我覺得他的看法依然是老國軍典型的思路，因為大雪下來之前，國民黨軍就已經開始敗了，只不過是個敗的程度不同而已，這樣分析成敗，未免有些片面。但是就如同孫將軍一生和共產黨對著干一樣，對一些老人，也沒有必要強迫他們改變自己的信仰或觀點吧。

這位老人提到孫元良，還提到一件事，說他講義氣。

他說孫家中供養一老婦，全家禮節恭謹。但這老婦於孫實際並沒有任何任何親屬關係。原來，南京陷落時，孫所部大部傷亡，孫作為師長在最後指揮，未能隨部隊突圍，其間一度被俘（現有文獻對孫從南京脫險語言不詳，但沒有文字提到他曾被俘，故存疑）。被俘是指他化妝隱藏被日軍搜出，和其他被俘官兵集中，要作為“便衣兵”拉出去槍決。這時南京大屠殺最殘酷的時間已過，有時日軍也允許百姓來認走抓住的青壯年。有老婦忽指孫是自己兒子，不是潰兵。孫元良當時柱一拐，口音與當地人迥然不同，日軍很是懷疑，讓翻譯詢問，稱如認了，就母子一起殺。但老婦始終不改口，恰好此時附近忽有槍聲，日軍急於去察看，隨手下令放掉，孫遂倖免於難。

此後才知道那老婦本是來尋自己兒子的，尋不到，看孫象是來打仗的外地兵，不忍他死在這裡，遂出言相救。

孫脫險后，遂視之如母，終生不渝。

事情真偽，大約只有孫家近人可作證明了。

抗日戰爭中，孫元良在國難當頭之際，貪財好色，不僅將國防工事費貪入自己的腰包，還令人髮指地強行佔有了上海學生慰問團的漂亮女學生，其惡劣行徑，遭到了其他正直的國民黨軍官的鄙夷和不齒。時任第八十八師軍械處主任兼南京通訊處主任的葛天回憶道：

“（1937年）10月上旬我到上海，那天正好遇到上海學生代表在四行倉庫八十八師師部慰勞，這時孫元良看到一個女學生代表眉清目秀，就以花言巧語要該女生單獨在師部多玩一下，企圖強姦。這個情況被該師副師長馮聖法知道后，曾前往勸解無效。這時我到師部，馮要我再去一勸。我照馮意對孫勸說后，他竟說：‘英雄總是和美人聯繫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歡美人，尤其是我們在上海作戰有功，做這一點小事沒有什麼。’”

“在‘八一三’戰事發生后，上海人民同全國人民一樣，都是滿腔熱情，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擁護抗戰。有的直接參加戰鬥，有的節衣縮食集資慰勞軍隊，凡是軍隊需要的物品，應有盡有。孫元良曾派師少將參謀長張柏亭、上校師附張裕良和上海各團體接洽，將一部分慰勞物資變為現金，孫元良就這樣從中漁利。……還令該師軍需主任宋尚魯（宋希濂的親兄弟）把上海搶劫來的棉紗等偷運武漢出售，所得的錢交我轉其妻吳懿輝。”